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的学术道路 | 张治

1949年8月下旬，钱锺书携家人乘火车从上海搬回北京，入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时年未满40周岁。1952年，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大学筹建文学研究所，钱、杨夫妇参与其中，次年一同调至该所外国文学组工作，1955年钱锺书改入同所古典文学组，同年该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至1966年8月，钱、杨二人先后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学者”，停止了日常的学术工作。这段时间，钱锺书的著述和研究工作，与其40岁之前的表现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不再从事小说创作，或许是《围城》问世不久受到左翼批评家集中批判的缘故，也或许是进而预感到文学创作上山雨欲来的时代压力。其次，他逐渐不再直接从事其本色当行的外国文学研究，而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业，个人编《宋诗选注》，又参与集体编写的《唐诗选》（继而退出）和《中国文学史》。其三，主要以夫人杨绛的名义，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完成了一些翻译、编选和论文撰述。其四，作为共和国学术体制里的成员，受命参与了很多官方组织的活动，包括《毛泽东选集》英译定稿小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翻译处、党的八大翻译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等等。最后，钱锺书在这段时期发表了多篇具有现代学术形制的论文，也与此前创作的那些随笔文章或是诗话形式完成的《谈艺录》相去甚远。

与40岁前的钱锺书相比，这段时期的钱锺书减损了文学家的才子气，也主动改变了从前比较西化的随笔文风。他的论文、译笔，乃至为《宋诗选注》《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撰写的文字，也包括指导杨绛从事的翻译作品和外国文学评论，都是家常易懂的白话文，这当然与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时代风向有关。1957年初，钱锺书赴武汉省父，途中作诗五首，其二“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自注谓“《宋诗选注》脱稿付印”；又其五“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综合来看，“闲此手”“别清浑”云云，未必像很多研究者理解的那样，只是表达自负诗才而聊充选家之职的遗憾，更可能包含了他迫于外部压力和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收敛了在诸多方面发表著述的愿望。

不过，仍很容易从选目严重受干扰的《宋诗选注》甚至《唐诗选》的某些片段中，识别出钱锺书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进一步说，即便是应命所制的“官样文章”，其中也有闪躲腾挪的个人表现，为理性思考时代问题留有余地。王德威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到钱锺书学术著作，提出“钱先生的研究有这样的倾向：看起来像是用散漫无章的方式来看待文学，但却在和一个时代对话”。这正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许多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文字，尤其结合《钱锺书手稿集》里保存的其个人读书笔记资料来看，更能发现他在此时期于文学志趣上的变化，除了受时代风潮的裹挟不得已之处外，也有主动的应对和积极的思考，其中不乏锐利的批评见解和有益的进退方案。在此，不妨先从他进入古典文学组后的一些主要工作说起。

对于这段时间内钱锺书的文学研究事业，不免要提及《宋诗选注》。作为被“借调”至古代文学组后的一项主要工作，虽然选目上受到外部影响的干扰，但仍保有个人的学术特点。如刘永翔所说，“评第一，注第二，选第三。评虽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却能带（戴）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蹈；注则其意象探源并世无俦。选则受制于时代，不能自主，非先生之咎”。长期以来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和钱锺书在书中的柔性调整，研究者已有很多重要的结论，此不赘述。着眼于本文的主题，还需要再强调的是钱锺书本人积极面对时代环境之处。

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提到，宋诗散佚太多，主要缘于明代人尊唐黜宋，除少数大家别集传世，很多小家的诗集都不容易看到了。专门的宋诗选本在明代还很少，著名者如曹学佺《石仓宋诗选》等。到了清代大为增多，今人统计大概有八十余种，比较著名的如《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宋诗纪事》，从篇幅上看都偏大。钱锺书《宋诗选注》的选诗数量计二百九十多题，三百八十首上下。清人的宋诗选本里比较接近钱锺书《宋诗选注》规模的是《宋诗啜醨集》，由清初遗民诗人潘问奇编纂，共4卷，《谈艺录》补订本称“湮没数百年，《宋诗选注》始称引之”。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先有一部程千帆、缪琨编的《宋诗选》问世，非常注重政治观点正确，多选反映民间疾苦、写战事爱国之作，主要是从《宋诗钞》和《宋诗纪事》的范围里摘选，和《宋诗选注》所借重的主要文献大体相同。而在《宋诗选注序》发表以及《宋诗选注》出版之后，赶上批判“白专”路线。批判者称钱锺书此书为“古典文学选本里的一面白旗”，尤其是没有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不收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作品。钱锺书的选目初稿不知如何经过了文学所集体讨论，以及所长何其芳的删改，才得以出版。钱《序》最后说：“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批评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

为什么不选《正气歌》，王水照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所举最重要的证据见《容安馆札记》第615则，主要即原创性不足，用事和全诗内在逻辑也很有问题。钱锺书真正的批评标准，是结合了具体细节上的才能和通篇作品上的精神两个方面来看。他擅于从大家名作里发现名不符实之处，擅于从小家冷书中间找到可以天才灵光之点，全依赖于这种勤奋又谨慎的批评态度，其实说白了就是绝不从俗，绝不凑热闹，言必己出。

《宋诗选注》初版序文里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段内容，这是钱锺书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小组所负责翻译的那一篇。引文主要是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过去的文学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随后钱锺书批评宋诗的问题就是把“流”当作“源”，忽视生活，“资书以为诗”。这也合乎钱锺书一贯的看法，即强调文学创作不能只依赖于书本；古人腹笥充实，眼前所见的生活，也许可以参考书本，借鉴前人的写法来提高自己的创作，可是并不必就此认为这是诗歌的最高标准。正如序文说的那样：

其实，这段意思里表达出对于“旧社会”文化出版片面追求商业价值的不满，确实很真实地代表了一种追求客观事实标准的学术与文化态度。钱锺书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表达方式，既坚持了自己不从俗的一贯性，又合乎五十年代新社会的精神价值观念。而《宋诗选注》的编选标准，能有多大程度反映钱锺书自己的理念？1988年香港版前言收入了他几年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黄庭坚只选3题5首，绝非真心。陆游选得多达27题32首，可能也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其他在十首或十首以上的诗人，还有王安石（10首）、苏轼（21首）、杨万里（15首），陈与义沾了爱国题材的光，选了11首，再就是范成大，12题28首（其中《四时田园杂兴》一题选了16首之多），最后是汪元量，2题却有21首，主要是《湖州歌》选了17首，这个组诗原有98首，写南宋亡国经历，深受钱锺书欣赏，认为虽然根柢不厚，但是情真意切，远胜南宋后期那些名家之作。而作为同光诗学表彰的“陵谷山原”那几位，梅尧臣只有7首，陈师道5首，被钱锺书独具只眼所青睐的王令只有3首，比文同、秦观、姜夔、周密等人的选目还少。

钱锺书主要参考了《宋诗钞》《钞补》以及《宋诗纪事》和《宋百家诗存》（最后这部书恰好是《容安馆札记》第1则所论），74%的选目与此四书重复。但不可避免重复之处，以及不重复的26%部分还可以反映出什么价值来？将《钱锺书手稿集》与《宋诗选注》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线索。比如《宋诗钞》，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是在湖南蓝田国师时做的，抄了其中15家。从这里根本看不出和《宋诗选注》选目的对应关系。再看具体的例子，比如王令。我们在《中文笔记》第一册里看得到钱锺书对《广陵先生文集》的读书摘录情况。《宋诗选注》收王令3首诗，第一首《饿者行》见于《广陵先生文集》卷五，钱锺书抄录了本卷的《望花有感》（摘头四句）、《小雨》（全诗），时或在句末加双圈以示称赏，并对后一首略加点评，偏偏对紧接着这两首之后的《饿者行》不著一字。摘录卷九里的几首诗，也未道及入选的《渰渰》那首七绝。只有卷七的《暑旱苦热》在《札记》里有详论，而这些内容在《宋诗选注》中表现为渊博丰富的注释。所以虽然只选3首，却也可能只有一首是钱锺书欣赏的。

又比如周紫芝的《禽言》（当作《五禽言》），《宋诗选注》录其4首，并有一则较长的评注，介绍这一题材的历代名作，认为“周紫芝的《禽言》比他们的都写得好”，这出自钱锺书各处笔记心得的汇集整理。钱锺书读《太仓稊米集》的篇幅不小（共9页），关于卷九《五禽言》却只抄录了诗序。

刘永翔文章里还提到：

小家在诗歌选本里往往最难选。钱锺书读洪咨夔《平斋文集》三十二卷的笔记，抄了三页多的篇幅，却没有《宋诗选注》里这4首诗钱。《容安馆札记》第321则重读《平斋文集》，则论及《狐鼠》一篇，即《宋诗选注》称为宋代人讽刺朝政最猛烈的诗作；还补记从《泥溪》里面摘出的“晚花酣晕浅，平水笑窝轻”两句，引出的议论比《宋诗选注》这里的两个注更为丰富精彩。但另外两题三首诗，都没有摘录和评论的线索。选诗的注文只解释基本意思，不作任何发挥，显然属于钱锺书不想选的。而对洪咨夔的整体评价，《札记》和《宋诗选注》论调也不一致。《选注》强调诗人抨击时政、哀悯民人，这是容易过关的。但《札记》里则着重其擅于用典、好谈道学，都不是可以在当时拿出来谈的特点：

还有读高翥、罗与之等人别集的笔记，可以看到高翥两首选诗的线索；而罗与之是江湖派小家，钱锺书笔记中看不出和《宋诗选注》的关系。再去翻看《容安馆札记》第438则，读《南宋群贤小集》本的罗与之《雪坡小稿》，多了一首《寄衣曲》其三，是见于《宋诗选注》的，但只有其三。《宋诗选注》所收另两首，未见钱锺书提及。这说明，即使是罗与之《雪坡小稿》这样的小家冷集，钱锺书批评他“有笔力心思，欠妥帖”，也细细翻读过两遍，其实都未看中入选《宋诗选注》的另外两首。札记里还说，罗与之“好以七律为理语，如卷二之《动后》《文到》《卫生》《谈道》《默坐》《此悟》诸首，皆《击壤集》体之修饬者”，算是很有宋诗特点的诗人，但连邵雍的《击壤集》一首都没入选，怎么能选罗与之的仿作呢？而《宋诗选注》对罗与之的评价，只是肯定他写过抒情短诗，同辈没有赶得上的，这也不像是钱锺书想说的话。

《宋诗选注》最后选萧立之诗5首，《萧冰崖诗集拾遗》的读书笔记是抗战时在湖南作的（所读为《四部丛刊续编》本，蓝田国师藏有这套丛书），看重的是“惟宋亡后，感怀故国”的言语，比如《和寄罗涧谷韵》中的“东南文物古遗余，不料冠绅忽弃如。门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见番书”，钱锺书评“不啻为今日发”，是对时局的感受。《宋诗选注》所选全然不同。《容安馆札记》第530则相重者有4首，冷落的也是注释最简单的那首《茶陵道中》。

由此可见，某些能与时代主旋律一致的少数选诗，还是可以“幸存”下来的。合乎个人化文学批评标准的另外一些作品，则完全不能体现出来。不过，尽管选目很不如意，在不选什么作品上还算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需要非常的勇气和胆识才可以做到。比如文天祥诗不收《正气歌》《过零丁洋》，不收辛弃疾的诗，等等。钱锺书读《稼轩诗文钞》的札记开篇就说：“诗粗而尚未至犷，好说理每似邵尧夫……诗之较烹炼耐吟讽者甚少。”郑思肖也是著名爱国诗人，《宋诗选注》不收。其实读郑思肖诗集笔记就说：“所南《一百二十图诗》七绝，不见妙处；《锦钱余笑》二十四首，则酷似寒山、拾得，语意更诙诡耳”，都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谈的。

《宋诗选注》序最后提到两部比较流行的宋诗读本，一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一是厉鹗等的《宋诗纪事》。对于后者，钱锺书指出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引书写错题目，一是删改原诗，后人陆心源《补遗》更是错误百出。实际上，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钱锺书就计划修订《宋诗纪事》，主要着眼在相关文献的修补和订正。2005年，钱锺书在自藏原书上所作的批注得以影印出版。《宋诗选注》本身带有文学普及的意义，学术价值显得不大，更何况还要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制约；而补订《宋诗纪事》一书，其学术意义可能会大很多。钱锺书对自己的宋诗研究应该是期许非常大的，有个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邓之诚1959年8月11日日记云：“吴兴华来，言有钱锺书者，作《宋诗选注》，自谓过厉樊榭远甚。举世皆狂人，当食无肉，天所以罚之，我辈受其拖累耳！”所记钱锺书私下恃才傲物的言语，显然有一定真实性，也许在于他因补订《宋诗纪事》而自信能将《宋诗选注》做好。但在吴兴华转述之下，以一个选本来睥睨前朝文献家的传世名著，这就好像纯粹是狂言了。邓之诚有《清诗纪事初编》，自然嫌恶这种狂言；钱锺书后来在答谢苏州大学赠书《清诗纪事》的回信中，对邓书也有微词，言其“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总体来说，《宋诗选注》的评注，大多散见于钱锺书的著作和手稿，只不过他用通俗的白话完整清楚地又说了一遍。他在文学批评上的自信，更主要来自为补订《宋诗纪事》而对宋诗各家全貌所做整体细致的研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投入精力很大的一项工作，其成果假如能早日问世，也许可以树立钱锺书更高的学术名声，但一定不会有那么久远的影响。从外在的眼光看，致力于文献上精益求精和诗学批评上实事求是，似乎反倒是一种成全，从名山事业之文献家到普及本之选家的角度调整与身份转变，这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

钱锺书还参与了几项集体工作，编撰《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1962年7月问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里，第二卷“唐宋段由钱锺书主持，力扬、陈友琴、乔象钟、蒋荷生、吴庚舜、王水照参加”（《编写说明》）。通过现在所知的资料，可以看出有些段落显然出自钱锺书之手，比如所列“大历十才子”的名单，一般多依据姚合《极玄集》的说法。《中国文学史》的第六章“唐代文学”，“天宝、大历间诗人”，明确采用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的说法，列出是“卢纶、韩翃、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并言“此外戎昱、皇甫曾、戴叔伦等，也是一时之秀，和十才子的风格也比较接近”。1958年初，王伯祥与钱锺书二人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的成员，负责草拟历代诗文选本目录，钱锺书曾致信王伯祥，肯定的选目包括了一部“管韫山之《唐诗选》”，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一书。《中国文学史》在此后又言刘长卿，“他的时期应在盛唐”，这显然也是钱锺书的观点，他曾引过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的著名论断：“刘长卿之为盛唐也无可疑，而分刘为中。尝推其故，盖高棅误读《中兴间气集》，以中兴为中唐，于是所选钱起、刘长卿等二十六人，除孟云卿外，尽从而中之。”钱锺书在读书笔记中赞赏过顾况“《上古十三章》质而切，古而达”，特别摘录《囝》一章中的“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囝》写当时闽中民人将家中男童“绝其阳”送入宫中充任宦官的风气，尤其谴责地方官吏以此牟利的行径，在文学所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里，介绍顾况诗歌代表作时也列出此章全文。近年出版的《钱锺书选唐诗》一书，其中选顾况诗共19首，第一首也正是《囝》。其他还有如戴叔伦的诗作《女耕田行》，《中国文学史》里也是列出全诗的，同样也是列于《钱锺书选唐诗》戴名下的第一首。《容安馆札记》第752则，论印度大学教授所著一部有关梵文诗学的英文书（Sushil Kumar De, Sanskrit Poetics as a Study of Aesthetics, 1963），钱锺书指出梵文诗学极擅条分缕析地整理修辞手法，竟能联想到《文镜秘府论》中保存的那些讨论“诗格”“诗式”“诗例”的唐人著作，随后说“参看我在《中国文学史》中论《宋代的诗话》那一章”。

除自己负责的部分外，钱锺书也为文学所同人提供了一些帮助。如《容安馆札记》第705则：

对照《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第五章“汉代乐府民歌”论《上山采蘼芜》一节：

显然，文辞风格虽然不同，却清楚传达了钱锺书提出的解释意见。而第719则开篇也说：“同人撰《文学史》稿，索予删订，因复取郭元釪《全金诗》翻一过”，然而翻检“宋代文学”结尾一章的“辽金文学”，似乎完全看不出和这则札记的关联来。想必属于最终定稿时对文学史枝蔓之处的删削所致。另外，1961年“硬皮本十三”笔记，结尾涂鸦页有一段文字：“友琴一章，我上周细看了，也细提了意见，我认为整个说来是不坏的。”

根据王水照等人回忆到的这类字条，可知是单位开会时与邻座的“笔谈”。“友琴”指陈友琴（19021996），1953年11月入北大文学所古典文学组，此时参加钱锺书所负责的《中国文学史》“唐宋段”撰写。他以研究白居易著称，1961年12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他撰写的《白居易》这本小册子，收入《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此处钱锺书所言可能即“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那一章。

1962年初，文学所开展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容安馆札记》第729则开篇曾记此事：“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有意思的是，为了参与《唐诗选》，钱锺书所做的事情却是从这则开始，共用了8则长篇札记，“复取《全唐文》温读一过，合之十年前评释，录于此”。初稿完成于1966年，1975年进行修订（重订选目、增补和修改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余冠英、王水照所作的前言（1977年10月）说：“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王水照晚年回忆：

数年前曾有人撰文猜测《唐诗选》约有30家为钱锺书所选、注、评，王水照予以否认，指出“大都与事实不符（杜审言为余先生所写，刘长卿、张蠙乃是本人拙笔）”。但实际上，还是可以从《钱锺书手稿集》里发掘出一些相关的痕迹。《唐诗选》的两首王绩诗都出现在《钱锺书选唐诗》一书中，特别是第一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是钱锺书所特别欣赏的，见引于《管锥编》和《中国诗与中国画》。并且他有一首《伦敦晤文武二弟》（1935年），其中有数句显然是受此诗的影响。又比如韩翃，钱锺书抄读其诗笔记最详的一遍，见于“大本”（六）的《全唐诗》摘录。其中有总评：“明秀典整，七律对仗尤工贴。然终乏微情，都是酬应体耳。亦惟流传《寒食》一绝‘春城无处不飞花’耐吟讽。”又每次《全唐诗》笔记必摘录《送客水路归陕》中“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见陕人家”二句，钱锺书称其立意“开后世法门”，比前人此类句法“弥见情理”。此外，《容安馆札记》第728则结尾，提及与文学所同人商谈《唐诗选》注释事：“今日为诸君说韩君平《送孙泼赴云中》诗（一作韦左司诗，题为《送孙征赴云中》）……谓其诗分三节，始则壮，继而悲，终而愈壮，即符辨（辩）证之道，因并书之。”文学所本《唐诗选》选韩翃诗3首，就是上面所提的这3首，同时也都见于《钱锺书选唐诗》的韩翃名下。从小传和对《送客水路归陕》的评价上，都可以看到钱锺书读书笔记手稿的影子。《送孙泼赴云中》一诗末注说：“全诗十二句，起四句‘壮’，中间四句‘悲’，结四句又回复到‘壮’，恰像交响曲的三个乐章，正反而合，首尾衔接”，也和钱锺书当年所言符合。另外，《唐诗选》的唐彦谦小传，很明显出自钱锺书之手，参看《容安馆札记》第794则便知。司空图名下选诗一首也许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注文风格并非钱作，“鹰马”一处，钱笔记非常详尽，此注显然未能深入。还有郑谷那里，也有钱锺书读书笔记的一部分影子，再就是方干的小传及其中两首选诗。此事需待进一步全面详细考索。不过，当年《唐诗选》小组会议，“说是五人开会，实际上主要是听取他的见解”，则就算是他人撰稿又如何呢？

钱锺书似乎甚不喜李颀诗，这与“常识”不合。殷璠《河岳英灵集》选李颀诗多达14首，却一首杜诗也不选，那也许是唐人选诗由近视而产生的偏差，但近世选本中，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选东川诗7首，更不必说《唐贤三昧集》。而《管锥编》引李颀七律《送魏万之京》的“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二句，不过是举例说明“跨句倒装”的特别格式；摘录“名篇”《送陈章甫》结句“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也只是为印证“慰人自慰，每强颜达观”之理；要展示唐之诗流误用“吹嘘”词义，有更高阶的杜甫为例，便只需列其姓名就够了。笔记里曾摘述《越缦堂日记》的苛评：

“东川诗仅七首”指的是收入《全唐诗》的李颀7首七律。钱锺书曾在晚年《全唐诗》笔记里摘录了其中的《寄司勋卢员外》和《寄綦毋三》，指出“明七子所模追者”。他对于李慈铭的批评未加驳难，也许就是赞同？尤其《送李回》题名旁密画四圈，“亦”字衍，把原本称道的话吞了回去。而读到方贞观（南堂）《辍锻录》声称自己“最喜李颀一篇”即《杂兴》（青青兰艾本殊香）时，作札记者忍不住评泊：“意庸调俗，议论为诗之恶劣者，南堂所赏者只此乎？然《白氏文集》卷一五《放言五首并序》，又王壬秋《王志》卷二皆甚称东川此首，故不可解。”文学所《唐诗选》收了李颀诗5首，原有《题卢五旧居》这首七律，后被删去，不知是否也因为钱锺书的意见？

1966年之前，钱锺书还曾与文学所青年吴庚舜合写论文《也论〈长生殿〉》（署名“吴庚舜、孙辛禹”），发表于《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并为另一位文学所青年王水照的论文《韦庄与他的〈秦妇吟〉》撰写审稿意见。《也论〈长生殿〉》是回应《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所载许可《论〈长生殿〉》而作的商榷文章。1954年全国发起洪昇逝世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后有一大批研究论文出现，围绕着戏剧主题和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进行讨论。许《论》对李、杨之爱情给予了全面肯定，而《也论》则提出《长生殿》描写的“理想爱情”并不符合史实，很多批评家认为洪昇借题发挥爱国情思的看法则显得迂回牵强，最后指出今天文艺作品不需要再着眼于描摹帝王后妃的悲欢离合了，以袁枚诗句“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巧妙地告诫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可再去“宣扬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看出，论文立意和主题是年轻一代追求进步的表现，但显然有钱锺书的总体把关和指引，整体论述上即便带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气息，也会使人感受到非常细腻周全。有些材料证据显然是钱锺书提供的，比如袁枚此诗“殿里”应作“殿上”，《容安馆札记》第624则论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及补记里的两次引文就都抄错了。又如文中提到唐明皇于天下选拔他后宫里的“花鸟使”，作者批评说：“难道他对待妇女的一贯态度不都是因色而宠，‘色衰爱弛’吗？”“色衰而爱弛”这句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话，后来成为《管锥编》里一个大书特书的论题。文中还说：“当时有个文人兼书法家吕向作了一篇《美人赋》来讽谏，大大触怒了这位好色的皇帝”，脚注引的参考文献，包括“《新唐书》卷二○二《吕向传》，《全唐文》卷三○一吕向《美人赋》。又卷四四七窦臮《述书赋》自注”，正可与《容安馆札记》第733则参看：

至于1965年4月为王水照论文《韦庄与他的〈秦妇吟〉》撰写审稿意见，已有当事人非常详尽的记述和分析。钱锺书对20世纪初才重见天日的韦庄《秦妇吟》一直评价不高，早就提出“韦端己《秦妇吟》……一千六百余字。今人推韦端己《秦妇吟》，只以其长”。《容安馆札记》第789则更进一步说明不看好此诗的理由：

唐人记叙之什，莫长于韦端己《秦妇吟》，絮烦不杀，支蔓失剪，起处只字不及秦妇身世，而妇自言乞浆逢翁，却转述是翁乡贯、家业甚备，详略失当。更可议者，通首尽记妇语，正津津颂赞周宝（见《观堂集林》卷二十一《秦妇吟跋》）德政，忽然便止（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几同曳白，与少陵取别、香山下泪之皆落到自身者大异。则端己与此妇陌路相逢，如何了局收场，令人闷损，殆类《文心雕龙·附会篇》引《周易》所谓“臀无肤”者。晚唐小家仅知求工字句，至谋篇章法之完概乎未知。

这番结论，自然就不能同意王水照文章原本将韦庄效仿杜甫写作“诗史”的观点，背后则指向陈寅恪“端己生平，心仪子美”的说法（《韦庄秦妇吟校笺》），遂引导青年学者在论文中以实际例证说明韦庄“一生崇杜”只是表象而已。至于王文另一重要时代论题，强调黄巢起义的“革命性”与“历史的正当性”，有一处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未注出处，也被审稿人一眼看出，毕竟他是抄读过马克思德文原著的。

总体看来，钱锺书在1949至1966年这段时间撰写读书笔记最为活跃和勤奋。目前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共计71卷影印本。其《中文笔记》20卷，收入了83册笔记本以及若干残页，而作于这段时间的笔记，至少有23册完整的笔记本，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外文笔记》共计48卷179册，另有32个文件夹，是打字稿散页的汇编收入，而作于1949-1972年间的读书笔记（姑以整理者所作分期为准）共82册；此外还有大量打字机稿散页和读西文报刊的笔记（1954-1992，共23册），合起来远超总数的三分之一。更何况另有《容安馆札记》三大厚卷，共2570页密密麻麻的中外文交叠混杂的手稿，其排序至于第802则，实际约780则；这些手稿除了页边的补记、批抹外，正文都作于1949-1974年间。其中至第769则论《周易正义》之前部分，可确定系这段时间中所作。这些札记不同于《中文笔记》《外文笔记》里单纯的读书摘录，多有纵横比较、总结心得之处。有些甚至带有著述草稿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几种形式：一是围绕某句引文所发，前期即短篇小札组成一则，后期则多段小札合为一则，称为“杂书”或是“jottings”；二是围绕一部专书所发；三是围绕某个话题所发；四是少量的钱诗定稿（共计14则）。第二种形式的专书札记，大多篇幅较长，更突出反映钱锺书的阅读史。札记中有些是专为补订《谈艺录》而作，一部分为《宋诗选注》备稿，一部分则与文学所的《唐诗选》和《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有关。其中的中国古典名家诗集专书札记，还是在延续《谈艺录》的思路，多针对已有注本，窥隙攻难而欲为“补注”。至于读总集类文献或是小家冷书，则多注意甄选佳句妙喻。时常有意将中外文札记均匀排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钱锺书的日常阅读习惯，但在全部札记中间一段很长时间里，明显都是针对中文古籍特别是宋代集部大下功夫。因此统计外文专书札记的数量，相较也就少很多。

本文重在讨论钱锺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780则《容安馆札记》里有一两百则是在逐部评论宋人别集，这些多与《宋诗选注》的工作有关，但显然远远超出了工作需要的范围。假如认真比对材料，也许可以挖掘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选评宋诗》（选目应远远超过《宋诗选注》的规模）。还有很多札记是与增改《谈艺录》一书的计划有关。早在1950年，周一良、周珏良所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就收入了钱锺书的一篇《黄山谷诗补注》，主要内容即三十年后《谈艺录》再版时对该书第二则的补订。《容安馆札记》第19则出现两处可以增补《谈艺录》的标示。此后如第35则读钟惺《隐秀轩集》，第36则读平步青《霞外捃屑》，第105则读郭麐笔记中论荆公、山谷两家诗，第220则读洛布本《古希腊长短、短长格诗家集》，第221则读钮琇《临野堂文集》，第242则读韩菼《有怀堂文稿》，以及后续几十处，都有明显的这类标示。至第601则开篇：“明季清初诗派，大致分为七子与钟、谭两体，牧斋未尝能摧陷廓清。《谈艺录》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及《日札》第二百九则已略考之，兹复补证数事。”还有第605则读荆公诗李壁注，篇幅较长，开篇也说“顷复披寻，于《谈艺录》所举外，复得数事”；第616则读《剑南诗稿》所云“余《谈艺录》中论放翁诗甚详，今偶披寻，颇少剩义，稍附益一二事”；另外，第794则也说“重阅李长吉诗，偶有会心，志之以补《谈艺录》。前人所论，足相辅佐者，亦附及焉”。显然，这些篇章都有明确的目的，是对《谈艺录》原刊本重要论题进行增补的草稿。此外，在有些札记中，钱锺书特别提及重读相关文献，但他并非简单的重复，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特别从前读时评价很高的有些书或作品，经重读却不再称许。比如第77则，读纳兰性德的《饮水诗集》二卷：“十年前读此颇赏其吐属高华，今复披寻，乃知徒矜亮节，实尟切响，不耐吟讽。”第101则读《四部丛刊续编》里的许月卿《先天集》，则是原来只见选本而觉得有点小瑕疵，如今则发现全貌所呈现的情况更糟：“向在吕晚村、吴孟举《宋诗钞》中睹月卿诗，只觉其纤薄。今观全集，乃知吊诡逞奇，破律坏度。还有像北宋文人徐积的《徐节孝先生文集》（第120则），钱锺书也失望地说：

这种情况还出现于读清人陈元禄《十二种兰亭精舍诗集》的感受（第176则），钱锺书谓“三十年前阅张祖廉《娟镜楼丛刊》中有《抱潜诗存》，因论之曰”云云，引少时日札的评述，即受晚清名家李慈铭对陈诗过度褒奖之词的影响，一直想读其全集，而“今之所见，亦无以远过”。又第284则，读南宋理学家薛季宣的《浪语集》时说：“《石遗诗话》谓散原诗似士龙，耳食之徒转相称述，余二十年前即不解其说，今再籀绎，益信为无稽之谈。”还有像第488则，读唐沙门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钱锺书更是感慨：“余十年前阅《大藏》至此经，厌其铺张排比，堆床叠架，未终卷即弃去。今勉为卒业，终有所得不偿劳之叹。”虽然苦于书斋事业某些不能依照他本人的乐趣和志向有所作为的功课，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较于十年前（当在抗战末期）上海岁月，此时毕竟是可以较为安心地勉力读完枯燥的大部头了。

又比如1960年五六月间，读阮大铖《咏怀堂诗》，用1928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印本（第697则）。篇幅近万字，开篇即言：

也许是有意，札记里特别提到重新“批寻”此书的时间是“端午”之后——一个纪念爱国诗人、表彰其气节的日子。钱锺书后将这段追忆和感慨拆成两段，写入《谈艺录》“补订”的不同部分，其中特别又批评当年随口赞美阮诗的陈、章、胡等人，“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云云。不仅如此，这则札记结尾还批评了“柳翼谋丈”即史学家柳诒徴为阮大铖“末减”的做法，由此钱锺书提出自己的看法：“窃谓大奸巨恶，千秋唾骂，而一艺偶长，亦易得赏音，正复如气节之士，文以人重耳。”指出陈、章、胡等人称许阮大铖诗集背后的心理原因，实际上还是不能客观地就诗论诗，这与过分表彰“气节之士”（比如文天祥、郑思肖或是陆游）的文学作品其实貌异而心同。在这则札记里，钱锺书仍不厌其烦地详尽摘录了阮诗“佳处偶遭”的若干片段，并未因他所持严苛的批判标准以及篇首针对前贤过誉之处所表达的不满而忽视其诗句里的光芒，这好比夏夜柔和的微风会将若干微不足道的萤火虫汇集成可爱的景色一样（即“风善定萤情”，乃所引《随园诗话》里称赞的阮氏诗句）。

在提出新见解和对旧说进行增补订正的过程中，钱锺书逐渐产生了新的著述想法，此即1972年3月他从河南干校返回北京后动笔、1979年8月后陆续出版的《管锥编》这部庞大著作。从该书所涉十种枢纽性质的经典看，《容安馆札记》皆有其草稿，可以下表说明：

作为一部书的草稿形态而言，上述所列诸则间还夹杂着许多篇幅很长的论及他书的札记。并且从规模上看大多也还不足：加上后来增补的内容和脚注，《管锥编》“《左传正义》”这一辑的文稿约7万字上下，《容安馆札记》第772则字数在3.7万左右；“《史记会注考证》”一辑的总字数至13万，《容安馆札记》第773、778两则合起来不到5万字；“《太平广记》”更有18万字，札记也不过5万字；至于篇幅最大、接近半部《管锥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字数当在60万上下，《容安馆札记》里的这部分草稿是没有完成的，到第425则才论到《全宋文》，此后的第774则只是前面部分做的很多补充。但无论如何，这些札记都已经呈现了较为全面完整的《管锥编》框架。

钱锺书抄读唐《五经正义》之三种经疏，见《中文笔记》里的“硬皮本二十三”和“硬皮本二十四”，这是《容安馆札记》第769772则展开讨论的文本基础。根据范旭仑赐阅的未刊稿《钱锺书著作考异（中文笔记部分）》，“硬皮本二十三”（即“《毛诗正义》册”）作于19671971年，“硬皮本二十四”（即“《左传正义》续册”）作于1972年。后一册中还有读《楞严经》的笔记，很难得看到某页眉简略批注了笔记的时间：“余今年亦62（明港，1972年1月12日）。”由此可知，《管锥编》头三种经部典籍的论题构思于干校时期，成稿于回京之后。

从《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其中存在一些研究焦点的变换，这使得钱锺书从《谈艺录》补订里的修辞和诗学问题，逐渐有意转向思想学术的层面。像第695则的《焦氏易林》札记，起初可能还是着眼于“赏其文词之妙”，以及杨慎摘其佳句而“竟陵派师其说，极口称赏，皆具眼人也”的这个判断，似乎还是和《谈艺录》里进行的竟陵派研究关系较多。至于《老子王弼注》，就是受到当时“学马列”风气所触动：钱锺书读了德文哲学原典，继而反过来研究《老子》。第755则开篇明确说：“阅《黑格尔著作选》，因温《道德经》一过。适见坊间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遂偶披寻。”朱书初版于1954年，1962年刊行补订本，钱读的应该是后者。《老子》在50年代后期突然流行开来，不仅出版了多部重要的注本，还有很多新时代哲学家参与讨论。1959年为纪念“五四”而举行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争论焦点之一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此后各地出现了许多争论文章，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这个时期连毛泽东出行携带的书籍里也总是有《老子》。朱谦之《老子校释》问世于1958年，随后被钱锺书注意到。他指出朱谦之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以碑本作底本，尊崇河上公本系统，背后的态度，相当于是在一个轻视古典传统的时代，批判王弼本系统参错历代文人己见，与老子本义相悖。钱锺书在札记中对朱著大加驳斥，相关意见也已收入到《管锥编》。刊行的著作以“时贤”代称批评对象，并仅说对于王弼本的感情乃是“从吾所好”，将实际上对学术风尚的忧虑全藏于纸背了。

《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虽为《周易正义》一编的总起，实则也是全书的总序。此处关于黑格尔“奥伏赫变”的讨论就是出现在读《老子》的札记里。黑格尔《逻辑学》可能是整个《管锥编》最初计划的推动力，1966年杨一之的中译本出版，中译者对黑格尔鄙夷中文无思辨能力的段落毫无申辩之词，钱锺书深感“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这个刺激使他进一步去清理读书心得。“夫辩证法精神命脉，不仅在正反之合，而在合而别生正反，生生不已，绵绵相续（Das fortreibende Prinzip des dialektischen Gedankenganges）。此乃黑智尔（即黑格尔——引者注）之所独窥，前人未之或知”，而正与《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说法相合。由此可见，钱锺书看重《老子》王弼注本的意义，主要在于其阐发了深刻的哲学思想，可与西方的“辩证法精神”较量高下，故并不另求一所谓《老子》的原始面目。王水照引1984年12月22日钱锺书信，提到“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即此道理。

1973年7月30日，吴忠匡写信给苏渊雷，提到钱锺书的消息：“来书谓正集旧所读《易》《诗》《左氏》《史记》《老》《庄》《墨》以下二十一种书笔记为《志林》，而将以西文属草评泊西方典籍之作为外篇别子云。”这段信息非常重要：一则显示起初的《管锥编》书稿拟题《志林》，只是摹仿《东坡志林》的题目，表明著作是对一些重要书籍的批注汇总，这自然不及后来成书的《管锥编》题名更为巧妙、自有个性。其二在于，钱锺书动笔时心里的计划竟然多达“二十一种书”，还包括了《庄子》和《墨子》。读《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一篇的总起部分，先有一大段落显得跑题，所叙实为《庄子》文辞的早期评价史，谓此书是逐渐提升而超拔诸子，终与司马迁、屈原并列，接下来才说后人对《列子》的评价史也是如此，而“余观张之注《列》，似胜王弼之注《老》，仅次郭象之注《庄》”。这和《容安馆札记》第759则（即《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草稿）所言“张处度注文尚在向、郭注《庄》之下”看法一致。又知1963年上半年时，钱锺书有详读《庄子集释》一书的笔记，密密麻麻达90页，其中颇注意摘录郭象注文，很可能就是与他原本著作计划有关系。

而在1965年上半年的读书笔记“硬皮本十五”里，谭戒甫《墨辩发微》夹在朱谦之《老子校释》、杨伯峻《列子集释》的笔记之间。此后还有“硬皮本十九”里的孙诒让《墨子间诂》笔记，其中《墨经》四篇（《上下经》《大小取》）空缺，钱锺书标示“见《摩诃止观》册”，指上面的《墨辩发微》笔记。范旭仑赐阅的未刊稿谓这册笔记作于1976年，有些内容已吸收进《管锥编》。由此可见，钱锺书著作计划早期蓝图里的《墨》主要可能就只是《墨经》，如《容安馆札记》第757则开篇所云：

可知也是对照西学而重温中华古典。这里对谭戒甫同样批评得十分严厉。札记论《经上》12条，论“难读”之“尤甚”的《经下》2条，又论《小取》1条，显得虎头蛇尾，当是未能完成。这则札记最后也说：“挥汗书至此，情怠意倦，目瞑手阑矣。”可以想见其心力之衰退，在这类思辨问题上逐渐不似青年时代那么敏捷活跃。几年后干校归来，又面临颠沛流离搬家之苦和身体上的疾病困扰，最终论《庄》《墨》部分未能成书，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从这条札记还是可以看出钱锺书的大体思路，基于所擅长的中西比较，多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各篇，如指出谭氏附会“或然率”（law of probability）一词的含义，以为是《墨子》文中用以指称揣度未见之事实的“亿”，“亚理斯多德早云：‘A probability is a generally approved proposition: what men know to happen or not to happen, to be or not to be, for the most part thus and thus, is a probability’”，盖只是习然、常然的意思而已。又，《经》上：“谓，移、举、加”，《经说》上：“狗犬，命也。犬吠，举也。叱狗，加也”。谭解：谓即谓词（Verb），移谓即“Noun used as verb”，举谓即“Intransitive verb”，加谓即“Transitive verb”。钱锺书评云：

客观地看，他对于谭氏解《墨》功绩的抹杀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列出在运用西方逻辑学经典时基本概念的认识错误，这些正本清源的指摘也是颇为切要的。

从1972年写定的《管锥编》自序看，目前的规模只是比较容易整理出来的一辑：“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其他部分将来再加以“赓扬”。此外有一个外篇，这和《谈艺录》以诗话为外篇意思不同，是用外文写成的，此“外”是“外文”之“外”了。1978年1月为自序的“又记”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券。”那么这个完整的“一辑”计划，至少应该是15种才对。1987年钱锺书致信厦大教授郑朝宗，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外一编”，过了十年说法又变了，谓前面就算完整一辑或一编，后面可再写另外一编，列出了7种的题目。《管锥编》各处偶尔提到的“参观”二字，涉及《全唐文》的内容很多，文中还出现“别详《杜少陵诗集》卷论《渼陂行》”（第2156页）、“详见《杜少陵诗集》卷论《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第696、2272页）、“别见《玉溪生诗》卷论《锦瑟》”（第1871页）、“详见《玉溪生诗注》卷论《夜雨寄北》”（第195页）等语。杨绛所撰《钱锺书手稿集》总序里也回忆：“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

而这些计划早在19491966年这段时间的最后几年也都开始准备了。《中文笔记》的“硬皮本二十一”（1963年上半年）里还有《全唐文》《唐文拾遗》的长篇抄录，《容安馆札记》第729、731、733、735、737、739、741、743则都是论《全唐文》的，第745则论《唐文拾遗》。第789、790则（补第708则的主题）专论仇兆鳌《杜诗详注》。这些札记篇幅都很长，且与先收入《管锥编》里各篇相毗邻，显然就是《管锥编》未完成部分的草稿。

《容安馆札记》第761则，钱锺书记重温《楚辞》的心得。难得之处，开篇先记述了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

这是1966年初，那年春节特别早，所记在元宵节第二天（2月5日）至二月初六（2月25日）。中山公园在天安门西侧，春季常有花展。据相关记载，到这年8月，园中的盆花1.7万盆，除了保证“政治用花”的2500盆外，其他将被全部处理。钱锺书自记出门受寒而卧病在床，笔触很生动，虽处处引经据典，但都历历在目。而直陈心事处，说得却特别简略，即思念女儿。1965年9月，钱瑗赴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是年11月，钱锺书也随郭沫若带队赴山西多地共11处生产大队参观“四清”运动，其间又患了感冒，回京后与同队的各位专家都提交了参观心得报告。

前文曾引《楞严经》笔记，标注着1972年1月12日身在明港干校的时空坐标。那时，他读到佛经里一位62岁老者自述年少至衰老，心念旋生旋灭，难以把握。钱锺书似在感慨自己与其同年，时代变幻的风向，影响到个人、家庭的命运，在他看来更加难以安心。《中国诗与中国画》里引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的话，云“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他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On touche encore a son temps, et très fort, même quand on le repousse）。书斋索居独处的人，也许没能力追赶时代脚步；读书求快贪多的人，也许感受不总是那么敏锐。但风潮当头，难免还是有深刻触动，案头有些声音唤醒了一部分思想。概而论之，就是坚持清醒而独立的个人读书志趣和言必己出的学术批评之真诚态度，同时直面时代的问题，这种独特的思考和论说方式，代表了钱锺书学术著作里看似遥不可及却又无处不在的现实关怀。30年前，身经外寇入侵的年代，钱锺书和从前熟悉但仍隔阂的杜甫、元好问产生了共鸣。而1966年之初，他在病榻卧床20天后，想从《楚辞》那里寻找的消遣或慰藉，未尝不包含着感应风暴将至而产生的忧思。逐渐不安稳的书斋生涯，引出千头万绪纷沓而来，那些熟悉亲切的“大经大典”，在钱锺书心头萌生新的篇章，等他数年后从远野归来，将一一诉诸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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