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日子里》选摘三十七：最后里程 | 作者朱铮坤

根据约定，我回队参加春耕生产，赶上这十几天最紧张的农时。

因有了工资收入，手脚变得大方了一些，与人交往更加热络，日常生活也有改善，但生活环境注定无法改变，住还是住在那十多平方米的半间知青屋里。刚到村的几天，室内散发着一股霉味儿，农具上积起一层锈斑，床板上、灶台上蒙着灰尘，触景生情，徒生烦躁。身处狭小的空间、潮湿的泥地，与大城市的繁华，乡企工作的充实，家庭的温馨形成明显的反差。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思潮阵阵涌动。

此时的我虽然已有了手表，回到项家还是听着那高音喇叭的声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这样重复着。

毫无疑问，那十几天是春耕生产中最紧张的时段。由于长期脱离农村劳动，一旦突然投入春耕生产无疑又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考验。

到农村的头几年， 一门心思所追求的是三年内必须评到十折劳动力的目标， 经过几年的磨砺，对农活、农事已成行家里手。多年的社会阅历使自己日臻成熟，但长期脱离了生产队劳动，事实上已默默地放弃了队里的话语权，只有心安理得地跟随别人做全劳动力该做的农活。眼前回归农田劳作，亟待尽快调整心理压力和恢复繁重劳作所需的充沛体力。

眼前的一切又回到那熟悉的景象， 翠绿的春花作物耕田后被浸泡着，发酵后发出酸溜溜的气味；微风中摇曳的秧苗静静地等待着社员拔秧、插秧；三头牛忙碌地耙田，耖田；插秧高手们摆开一字长蛇阵，要把早稻秧按时插下去。

清晨，看着社员在冰冷的田水里有说有笑地拔秧，不知为什么，我面对早春刺骨的冷水有些犹豫了，虽然没有显现在脸上，但这种心理反映使我隐隐地感觉到：在不知不觉中，我与同甘共苦的社员似乎有了一些距离。

同水田、污泥打交道，是农民在春耕中最基本的劳动环境。整天一身泥巴、一头汗水，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骨架，社员安心于这样的劳动，从来没有产生过非分之想。我在劳动之余，容易想起那段脱离农村的生活，那时没有如此跌宕起伏的生活节奏。唉，谁叫我是农民阶层中的一员呢，顾名思义，要自己种粮食来养活自己！

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笃诚信念的小青年了，岁月抹去了激情，成长告别了青涩，对生活的理解变得复杂起来，注重的是现在和未来的趋向。多年的经历使自己更贴近现实。当面对简陋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劳作，超负荷的体力付出，而前途一片迷茫时，思想上总会产生一次又一次急剧波动。惆怅之余，会反问自己：“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现状？”

十几天的春耕觉得有点长，心里有一根弦一直牵动着那头厂里。担心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催促我回去处理， 这样的话对队里真难以交代，脚踏两只船也难呀！纠结着春耕结束后又有多少活等待着自己去忙碌，这些事常常萦绕在脑海里。十几天的紧张劳动是身体最难熬的时候，凭以往的经验，只要过了这十几天，身体就能适应农村的劳动强度，但那时春耕生产已进入尾声，又要匆匆返回大江。十几天后，我告别了阿志哥、队长、生产队的社员及叫“外公”的小伙伴。临行前，看着继续在田野里忙碌着的社员，感觉到自己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

75年的春耕生产结束后，克兄符合“家中无人照顾优先回城”的政策，于当 年 5 月回到了出发地——崧厦镇。他在上山下乡这条路上走了六年零三个月。

阿丰也符合这个政策，抽调回城；阿庚复员后在农村又待了四个月被安排工作；这一年阿洋被聘用为半脱产民办老师。政策有所松动，农村的知识青年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上调回城，意味着好歹有了一份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一个人到了工作年龄，需经上级部门下达招工指标才能进入工厂大门，中专以上毕业生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招工的对象基本上面对城镇居民，而城镇又有十分严格的户口政策，清晰的农与非农之分，人固定在户籍所在地，人员流动凝滞。返城指标的实质是一个农转非指标，是一块进入企业工作的敲门砖。那时企业招工和人事调动有一个极为繁复的手续，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产生一个不为被现代青年所理解的现象。

进入夏季，农村的抢收抢种使我体会到此双抢非彼双抢了。参加双抢，去掉头尾大约二十天时间。为了应对双抢，在家时有意识地多晒太阳，平时多穿薄裤短衫，做一些适应暑热的准备。这样的准备，当然难以达到农村“日光浴”锻炼的强度。突然投入双抢，肯定会使人狼狈不堪，倍感艰辛。还会经历一轮皮肤起泡，蜕皮，愈合的过程。整个过程夹入在气温最高，体力付出最多的时候，因缺少一个适应期，这二十多天的双抢已不同于往年，无论对体质或心理承受力，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挑战。

人的激情年代已经过去，信念支撑变得淡薄，厌倦情绪会陡然增长。中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忍耐着被太阳灼伤的痛楚，赶紧一边擦洗身子一边弄饭去填饱辘辘饥肠。伙食虽比过去好了，营养也有了提高，但体力素质和适应性已大打折扣。参加这样的双抢，怕的就是中暑，一旦中暑，身体软绵无力，不思饮食，如硬撑着下田劳动， 是对自己毅力的考验，对身体也是一种绝大的伤害。繁重的劳动，午休是恢复体力的最好方法，但同过去一样，只能蜷缩在这斗室里，闷热潮湿扰乱着人的心情。只有当有些社员需要你处理一些身体不适时，才暂时驱散了睡意，尽心地投入服务，我真不想砸了自己被广大社员认可的金字招牌，哪怕在项家待一天也不敢忘掉自己的初衷。正是这些朴素的感情基础，我与社员之间关系普遍融合，才有每次回项家受到像亲人一样的对待，这种情感可不能因时间流逝而失去。

炎夏的夜晚最难熬，地方小又不通风，蚊子还是肆无忌惮。刚到项家的几年，对待这种环境坦然自若，不因条件恶劣而影响到心情，此时感到信念的力量是何等重要！因为我很大程度上已脱离了农村生活，生活环境的改善导致了意志的衰退；生活阅历， 所见所闻，使自己对生活态度有了重新认识，但不管怎样变化，坚持同队里的社员共同完成双抢的信念没有丧失。

长时间的插秧，腰疼背酸又是一个周期的循环；挑着谷担战战兢兢从污田里拔一脚陷一脚地挑出来， 同样的谷担好像重了许多；特别是赤脚走上那铺着鹅卵石的小路，脚底传过来一阵一阵的痛楚使人难耐。这些活还是照样坚持着干，不能叫人看轻了我这个全劳动力！

当双抢进行得差不多时，大江胶木厂来人了，说厂里碰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事，催促我赶快回去。这个特殊的原因得到了队里理解，同意我提前几天离开生产队。走时与队长及队里相处较好的社员打个招呼，心中内疚，自己如同队里雇佣的“农忙短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仅走个过场而已。又一个双抢过去了，想着明年的双抢会是怎样？

回到厂里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又是一阵子忙碌。离厂的这段日子里，学徒应付了日常的维修工作，保证了厂里正常运作，但还是积压很多的活。为赶制模具，只有夜以继日地干了。这一类大队企业，对外来技工讲究的是效率，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证厂里生产运转正常，模具制作能按合同要求投入生产，有着责任承包的性质。

大江大队离家很近，是少年时经常去游泳的去处。走完崧厦西街，再沿百沥河岸往西走100 多米，大队胶木厂就在路边。

克兄抽调回城后被安排在三联公社的港口商店，大江胶木厂是他回家时的必经之路。回家时，如时间允许都会进厂坐坐，在闲聊中，永徐的情况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总要交流永徐熟人的情况或所发生的变化。

长期以来各种政策、舆论导向以及社会现状，农与工存在着一道障碍。从农村户口到城镇户口，再到谋求一个铁饭碗是我们这代人的最终追求，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克兄进入商店，转正后定为一级，月工资是 30 元，到一定的工龄后定为二级，好像月工资是 36 元，再要升上去就难了。在当时的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要拿到100 多元的月工资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在大江胶木厂拿到的工资，以经济收入来讲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思想简单些，有了这些收入糊里糊涂地成个家，日子也能不错地过下去。但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思想，父亲也有浓厚的正统观，认为由国家分配的单位、确定的工作是正道，哪怕是搞清卫工作，离开了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在大江胶木厂工作，仅是权宜之计，躲躲阵头雨。社会价值观如此，我们这代人的认知也如此，这是延续了二十几年根深蒂固的观念。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是读书、参军、当工人或回城。城乡的区别，意识形态的固执，深深地束缚着我们的手脚。

又经历了 1976 年的春耕和双抢，随着阅历的增长，有些事看得比较开了。农村艰苦的环境倒成了我坚持不成家的理由。虽然有时产生过动摇，但一想到全国农村还有那么多的知识青年，想到国家总会有一个解决的政策。以年龄告诫自己，还可以再坚持几年，如成了家，一切无从谈起，人生的规划要进入另一个模式。

1976 年的年初，我有事在项家。1月8日，农历腊月初八，天蒙蒙亮，晒场上的高音喇叭哀乐低回。我隔着墙对阿洋说：“今天国家什么伟人出事了？”“奇怪，哀乐播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播音员的声音。”话刚落音，传来了低沉、悲恸声音：“我们的好总理………”一个使人不敢相信的事实揪紧了人们的心。总理走了，“四人帮”少了忌惮，国家会被折腾到何种程度？中国这艘航船会驶向何处？我们知青的出路会怎样？这些平日少关心政治的青年，到这时也不禁忧心忡忡。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 10 月 6 日，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至此结束。

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但长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又积压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知青在农村成家，读工农兵大学和应征入伍外，游离在两者之间的人员占绝大多数。一些家庭的子女都上山下乡了，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需要有子女在身边照顾的年龄。所以某些方面的政策有了松动，出台了职工退休后由子女顶职的政策。这是解决知青出路的途径之一。

1977 年，上虞县也有了职工退休由子女顶职的政策。是年，我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并由我顶替父职。上山下乡之路走到了最后一程，人生又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照政策规定，顶替名额原则上落实在本单位，不能跨系统安排。领导告知父亲，我进单位后只能安排在后勤部门工作，顾名思义是一个打杂工。如果没有西安那次学艺，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安排，反正顶职的目的是图一份正式工作，理应谢天谢地了。

当时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父亲也因无休止的运动厌倦了自己的职业，想帮我跨系统找一个工厂落实。而我在机械技术方面毕竟付出过超乎寻常的精力，一路披荆斩棘过来至今，不想轻易放弃这门技术。世事就是那么巧，我的邻居是县二轻局的干部，同他商量一拍即合。他知道我去西安的经历，技术上有点小名气，而二轻系统下属企业需要这样的技工。在他的撮合下，我与二轻机械厂的工人对换了指标。他是一个牙医，能调到医院干本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我被调入了上虞锁厂，职业生涯定格在那一刻。

到底是铁饭碗换了个金饭碗，还是金饭碗换成了铁饭碗？不得而知。

我的招工通知书是 1977 年 6 月 7 日下达的。我去了一趟永徐公社，除了同相处七八年的民生大队社员告别，又去公社迁移了户粮关系和人事档案。回家的路上，梅雨季节晴雨交替，快到崧厦时天下起了雨，只有穿上雨衣继续骑行。到高小桥，因上桥坡度大只能下车推行，过了桥再次上车时发生了意外。由于穿的是军用长雨衣，上车的时候把雨衣垫在了屁股下，坐稳后想用左手把雨衣拉出来，三拽两拽，雨衣没拉出来倒把扶把手的右手牵过来了。路下就是百沥河，嘴里喊着“不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冲向河中。掉下去的瞬间，想到袋里装着户籍迁移证和个人档案资料，但已无济于事。水深齐胸，幸好衣服没有被车缠住，赶紧往岸边游，到浅水处掏出袋里的资料。还好，没有浸水。原来出门时，看天色不好，把资料用塑料纸缠了一层又一层，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这是上山下乡路上的最后一劫。

我继续在大江胶木厂上班，整理所有模具，办理交接手续，尽量做到善始善终。

六月初的一天，锁厂厂长等几人来我家走访。我们虽然没有打过交道，但厂长已经详细地掌握了我的情况，这次来算是见个面。他介绍了工厂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也把从西安到大江胶木厂的经历大致讲了一下，我们双方的印象都非常好。这次会面使我了解到，进入企业后的工资是普工级，每月人民币 15元；免去了大龄青年的三年学徒期，这些是政策规定的硬杠子。月工资一下子从 180 元跌到  15元，这用青春执着追求所得到的结果。如一瓢冷水刺激着人性的脆弱，心中五味杂陈。一个熟练技工每月去领这区区 15元工资，真的是脸面无存，特别对于我的年龄来说更难以面对亲友，以至于后来每次发工资时内心纠结，找个理由叫人代领。

由于我被安排在金工车间做钳工，车间主任也随同来了。谈话中，车间主任说话失了分寸：“其他都好，就是年龄大了点。想要令人信服，靠的不仅是过硬的技术，还要有好的群众关系。你半路出家，缺少基础，更需加倍努力。” 弦外之音，就是今后成不了什么气候，这算是车间主任对我的评价。厂长听了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表情。车间主任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一年多点的时间我替代了他的位置，而且以后一直干到技术科长、技术厂长，到最后的总公司副总。

我进厂工作的日子是 1977 年 6 月 7 日。从 1969 年 2月 6 日插队到 1977 年 6 月回城，在上山下乡的路上，我历时 8 年零 4 个月才走完了人生中那段最为艰辛的里程。

第二年 7 月，阿洋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教师职业，辞去了民办老师，顶替母职进入上虞毛纺织厂。不久，民办教师有了转正的政策，机会擦肩而过，命运又一次对他开了个玩笑。同年年底，启动了知识青年返城大潮，十几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