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石头搭起的牌坊，发挥了持久的功效。大概石匠用铁凿在牌坊上刻录时的每一记榔头，都刻进了管溪人的心中。据统计下管共出过进士25人，举人33人，征辟11人；监生、贡生184人，秀才748人。粗略计算，光是下管徐氏明清两代进士就占上虞文科进士的16%。正如现代文学家、下管人徐懋庸说过：“桥头的五经牌坊，是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光荣。我们村里的秀才多得可以打篱笆，举人、进士、翰林、状元都有。牌坊上‘五经科第’四个字，这就是说我们徐氏的祖宗通五经的都有，这是何等光荣。”
当读书成为山乡的风气，在这里形成集聚效应，大家互问互学、知识互通成了日常之事。下管男子在田间地头、春节走亲访友时，都不忘手捧书本，刻苦研读，甚至上茅房都手捧论语。雨天，其他地方麻将声此起彼伏，而下管溪畔则回荡着四书五经的琅琅书声。学业上有疑难问题，要是上虞别乡的学子，都得要坐牛车赶到丰惠城里询问高级教师解疑解惑，而这里如同镇海中学、衡水中学，已具备知识系统的一条龙服务体系了。就连村里的念佛老太，因为长年听孙子背诵诗经、论语，都能顺口念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了。
每过几年，下管的铜锣、鞭炮声总要响彻云天。下管人的求学欲望，像原子弹的链式反应在这块土地上中发生着能量震荡。奇怪的是，这个“反应釜”好似盖了一个金钟罩，辐射几乎不出下管。当然，这刺激的声音也偶有溢出的时候，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朝廷和地方衙役要将进士录取通知书送到下管徐人龙、徐宗儒家中，于是坐上竹排，敲锣打鼓沿着丁宅夏溪进入上流管溪，被正在丁宅溪边洗粪担桶的小后生丁进看到。这种光宗耀祖的刺激感，内化成了小后生每天竹篾点灯，在烟火熏罩下发奋努力的决心。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不负有心人，丁进与下管人徐景麟中了同科进士，一起享受了万人瞩目的高光时刻。下管的铜锣、鞭炮声一直要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乡人徐承宣作为上虞最后一位科举进士，才画上了历史的止息符。
下管人屡考屡中的情景，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现代社会的某些场景，以此借今喻古：张三考进清华，住金通华府20幢；李四考进北大，住金通华府20幢……，如此风水，物业公司天天都要出面拉横幅以示祝福，就连二手房房价都要高出一大截。可见，下管风水的加持，已然成为当时上虞乃至江南地区的文化重镇。
民国以降，风云变幻。下管先贤在这里办图书馆，藏书万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徐用宾、徐镜渠还在这里创办文学刊物《管溪声》，他们在乡间兴办平民夜校，对农民进行文化和思想教育。知识与革命的飓风刮过管溪，在这里走出了现代文学家徐懋庸、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等贤杰达士。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能杰像管溪中强健的鲤鱼纷纷越过管溪堤坝，流过丁宅夏溪，经过章镇，流向曹娥江、钱塘江、东海、大洋洲……在海外、全国各大城市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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