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联合村汉墓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原载《东南文化》2024年第6期）

内容提要：2021 年4—9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联合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43 座。其中汉墓12 座，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形制主要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随葬品103 件（组），以高温釉陶和硬陶器为主。这批墓葬对研究两汉之交的墓葬特征、墓地布局以及汉代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寻找这一地区春秋以前的遗存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绍兴 汉代 墓葬 家族墓地

联合村墓群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联合村南侧，北临娄宫江，西南距印山越王陵约3 千米，东北距绍兴城区约5 千米（图一）。2021 年上半年因建设绍兴二院（康复医院）而被发现。经勘探，确认墓群分为两处，分别位于一座西南—东北向低矮小山的北坡和小山北侧约150米的一座土墩上。2021 年4—9 月，为配合项目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对该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43 座，其中战国墓9 座、汉墓12 座、六朝及以后墓葬22 座。现将12 座汉墓的发掘情况择要简报如下。

图一// 墓群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概况

墓群南靠小山，北临娄宫江，是一处背山面水的开阔之地。多数汉墓位于小山北坡，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大致可分为四排，排列整齐有序，未见打破关系，除M24 外，墓向均与山势呈直角相交（图二）。M20 西南角地理坐标为东经120°31′52″、北 纬29°57′17″，海 拔12.68米。仅M4 位于小山北侧土墩上，土墩底部为基岩，其上覆土成墩，分布有一批战国墓葬，M4 利用现成的土墩挖建墓坑，四壁及底部为熟土，未打破基岩。

图二// 小山北坡墓葬分布图（涂灰者为汉墓）

由于后期破坏，墓群保存状况较差，上部基本不存，不见封土，有的墓葬清理前还可见到暴露在断面上的随葬品。墓葬均开口于耕土层下，除M4 外，均打破基岩，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多为近南北向。根据葬具的不同还可分为木椁墓、木棺墓及砖椁墓，其中砖椁墓仅M18一座，少数墓葬底部发现横向或纵向的枕木沟。因山势影响，墓葬整体呈南高北低状。墓内填土较疏松，土色为红褐色，包含较多黄色山石碎块及植物根系。

12 座汉墓共出土随葬品103 件（组）（表一），由于墓葬多被破坏，实际数量应更多。随葬品以高温釉陶和硬陶器为主，器形多为鼎、壶、瓿、罐、罍等，出土时成排置于墓室一侧或成组置于一端，且各类器物往往大小配套，呈偶数出现。灶与釜、黛板与研磨器也成组出土，应具有器物组合关系。釉陶器仅在口沿内壁、肩部及内底中部施釉。

表一// 联合村墓群汉墓统计表

二、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

1.M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为157°。南部被破坏，残长3.38、宽2.32、现深0.78 米（图三）。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宽0.40、高0.24 米。墓室北部有一条横向枕木沟，宽0.19、深0.14 米。人骨及葬具不存。填土中发现1 件石镞和少量的印纹硬陶片、夹砂陶片，应是打破早期的战国墓而混入。随葬品22 件（组），器形主要有喇叭口釉陶壶、盘口釉陶壶、陶瓿、硬陶罐等，多数呈两排集中放置于墓室西部，铜盆、铜镜、铜钱等零散置于墓室东部。

釉陶瓿 2 件。高温釉陶，大小相近。小敛口，斜唇，弧肩，肩上安铺首，圆鼓腹，平底略内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铺首模印人面纹，上端贴菱角形堆纹。釉色青绿，灰胎。M4∶10，口径8.3、腹径37.2、底径16.6、通高30.2 厘米（图四∶1）。M4∶12，口径8.6、腹径37.4、底径16.4、通高31.8 厘米（图四∶2）。

盘口釉陶壶 4 件。高温釉陶，大小两两成对。深盘口，束颈，弧肩，圆鼓腹，圈足较高。肩上安双耳，口沿处、口与颈交界、颈部有多道内凹线，口沿外壁及颈下端各刻划一组水波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耳部模印叶脉纹，叶脉纹上端贴菱角形堆纹，下端衔环。釉色青绿，灰胎。M4∶15，口径13.3、腹径30.2、底径13.8、通高40 厘米（图四∶3）。M4∶18，口径13.6、腹径37.2、底径15.6、通高46.6厘米（图四∶4）。

喇叭口釉陶壶 6 件。高温釉陶。1 件体型较大。M4∶7，圆唇，直颈，圆弧腹，平底内凹。颈下部刻划一组水波纹和弦纹，肩部划二组双线凹弦纹，耳部的叶脉纹上端贴菱角形堆纹。口径12.3、腹径24.6、底径13.6、通高30.2 厘米（图四∶5）。5 件体型较小。平唇，束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圆鼓腹，平底。肩部刻划两道弦纹，腹部饰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釉色青绿，多剥落无存。灰胎。M4∶9，口径4.9、腹径11.9、底径7.1、通高12.4 厘米（图四∶6）。M4∶11，口径5.1、腹径12.5、底径7、通高12.2厘米（图四∶7）。

硬陶罐 4 件。束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M4∶8，微侈口近直。器表呈褐色。口径8.8、腹径17.4、底径10.8、通高14 厘米（图五∶1）。M4∶17，侈口。胎呈砖红色。口径9.5、腹径17.8、底径9.7、通高14.3 厘米（图五∶2）。

灰陶井 1 件。M4∶4，泥质灰陶。敛口，宽平唇，斜肩，肩、腹相接处略折，平底内凹。口径10.1、腹径17.8、底径12.7、通高15.8厘米（图五∶3）。

灰陶釜 1 件。M4∶5，泥质灰陶。敛口，圆鼓腹，圜底。肩部有一道对称的竖向凸棱，腹部以下饰绳纹。口径12.7、腹径18.8、通高11 厘米（图五∶4）。

铜盆 1 件。M4∶1，敞口，宽平唇，弧腹，平底。口径23.7、底径14.3、通高8.4厘米（图五∶5）。

灰陶灶 1 件。M4∶14，夹砂灰陶，质地较硬。平面呈前端平齐、中部较宽、后端钝尖的船形，灶面前低后高，上设前小后大的两个圆形灶眼，大灶眼上置一釜。前端设长方形灶门，后端灶面上设一三角形出烟孔。底敞开，无底面。灶身饰绳纹。长36.6、宽22.8、通高17.2厘米（图五∶6）。

石镞 1 件。M4∶01，尾部残，背部有多道凸脊。残长3.6、宽2.2厘米（图五∶7）。

铜镜 1 件。M4∶2，圆钮，圆钮座。座外饰两周栉齿纹，纹饰间有一周铭文“见日月之夫光”，字间以间隔符相隔。直径6.5、通高0.7 厘米（图六∶1）。

铜钱 10 枚（M4∶3）。出土时粘结在一处，形制相同。圜钱，有外郭，中心有方孔，钱文为阳文“五铢”。M4∶3-1，钱径2.5、穿径1厘米（图六∶2）。

2.M10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为175°。墓坑北端及东部被破坏，残长2.9、残宽1.64、现深0.42 米（图七）。墓室西部有一条纵向枕木沟，宽0.16、深0.04 米。人骨及葬具不存。随葬品5 件，器形有釉陶瓿、瓿式硬陶罐、硬陶罐等，集中放置于墓室东部。

瓿式硬陶罐 1 件。M10∶1，口微侈，溜肩，肩上安双耳，深弧腹，腹最大径位于中部，平底微凹略呈圈足状。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弦纹间刻划变形鸟纹及锥刺纹，腹部以下饰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叶脉纹上端贴横S 纹。灰胎。口径8、腹径23.2、底径12.8、通高26.2厘米（图八∶1）。

釉陶瓿 1 件。M10∶2，高温釉陶。小敛口，斜平唇，弧肩，肩上安双耳，深弧腹，腹最大径位于中部，平底微内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腹部以下饰弦纹，耳面模印人面纹，人面模糊不清，上端饰菱角形堆纹。釉剥落殆尽，灰胎。口径8.1、腹径27.2、底径15.2、 通 高 26.4 厘 米（图八∶2）。

硬陶罐 2 件。直口，宽平唇，弧肩，肩上安双耳，圆鼓腹，平底微内凹。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M10∶3，灰胎，下腹部呈红褐色。口径9.6、腹径20.8、底径11.6、通高19.0 厘米（图八∶3）。M10∶4，胎呈砖红色。口径10.2、腹径21.4、底径9.2、通高11.2厘米（图八∶4）。

铁剑（残） 1 件。M10∶5，锈蚀严重，仅存一小部分。残 长5、宽1.8、厚0.4 厘 米（图八∶5）。

3.M12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为165°。墓坑上部及北端被后期破坏。残长3、宽1.65、现深1.2 米（图九）。在墓室中部偏东发现木棺痕迹，残存较浅，仅可辨识轮廓，长2.39、宽0.68 米。未见人骨。填土中发现1 件棺钩和铁剑（残）。随葬品8 件，器形有喇叭口壶、瓿、罐、铜镜等，呈南北向置于墓室西部、木棺西侧，铜镜置于棺内西部。

喇叭口釉陶壶 3 件，高温釉陶。喇叭口，粗短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弧腹，平底微内凹。颈下部施一组水波纹，肩部刻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腹部以下饰多道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釉色青绿，灰胎。M12∶1，叶脉纹上端贴菱角形堆纹。口径12.4、腹径23.4、底径13.4、通高33.2 厘米（图一〇∶1）。M12∶5，底略呈圈足状，耳部叶脉纹较模糊。口径8.1、腹径16.1、底径9.6、通高20.2 厘米（图一〇∶2）。

硬陶瓿 2 件。小敛口，斜平唇，弧肩，肩上安双耳，圆弧腹，平底。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腹部以下饰弦纹，耳面模印人面纹，人面纹上端贴菱角形堆纹。灰胎。M12∶3，口径8、腹径24.8、底径13.6、通高22.8 厘米（图一〇∶3）。M12∶4，口径6.8、腹径24.6、底径13.8、通高23.6厘米（图一〇∶4）。

硬陶罐 2 件。侈口，弧肩，肩上安双耳，腹略鼓，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胎呈砖红色。M12∶6，底微内凹。口径10.9、腹径15.6、底径8.7、通高13.1厘米（图一〇∶5）。

铜镜 1 件。M12∶8，锈蚀严重。桥形钮，镜背纹饰模糊不清。直径6、通高0.7 厘米（图一〇∶6）。

铁棺钩 1 件。M12∶01，剖面呈S 形。长9.9 厘米（图一〇∶7）。

铁剑（残） 1 件。M12∶02，锈蚀严重，仅存一小部分，器身上有编织痕迹。残长8.2、宽1.8、厚0.2 厘 米（图一〇∶8）。

4.M18

长方形竖穴土坑砖椁墓，方向为342°。长3.6、宽1.9、现深2.2 米（图一一）。在距墓口1.36 米深处发现砖椁，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未发现盖板，长3.2、宽1.25、高0.84 米。砖椁壁及底用青砖铺砌，壁砖为单排砖顺向错缝平砌，底砖为单层席纹平铺。墓砖规格为31×15×3 厘米，正面饰绳纹。砖椁与墓坑壁间形成熟土二层台。未见葬具及人骨。填土中发现1件铁器，性质不明。随葬品7件（组），种类有碗、锺、黛板、研磨器、铜钱等，集中置于墓室东北部。其中铜钱出土时粘结在一处，圜钱，有外郭，中心有方孔，钱文为阳文“五铢”。

原始瓷碗 1 件。M18∶1。口近直，唇外翻，上腹较直，下腹弧收，平底略内凹。内底有轮旋痕迹及少量的红色颜料。灰胎，青绿釉。口径10.4、底径6.5、通高4厘米（图一二∶1）。

石黛板、石研磨器 1 件（组）。成套出土，局部均残留有红色颜料痕迹。M18∶2，扁平长方形，通体打磨光滑。长17.9、宽8.2、厚0.7 厘米（图一二∶2）。M18∶3，上圆下方，沿面光滑，俯视呈正方形。边长5.4、通高1.5厘米（图一二∶3）。

釉陶锺 1 件。M18∶4，高温釉陶。浅盘口，粗颈，溜肩，肩上安双耳，腹部扁折，圈足中部有一道凸脊。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灰胎，近底部胎呈砖红色，釉剥落殆尽。口径13.4、腹径27.2、底径15.2、通高33厘米（图一二∶5）。

铁刀（残） 1 件。M18∶5，仅剩刀柄，环首。残长13.9厘米（图一二∶6）。

铜镜 1 件。M18∶6，镜背呈中间低、四周高，圆钮，圆钮座，窄缘。座外依次饰一周连珠纹、龙虎纹、栉齿纹、三角纹、云纹。直径10.8、通高1.3 厘米（图一三）。

图一三// M18出土铜镜拓片（M18∶6）

铁器 1 件。M18∶01，直口，直壁，平底。周身有一道纵向凸脊。口径5.4、底径4.8、通高8.6 厘米（图一二∶4）。

5.M19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为167°。墓圹上部被M16 和一个晚期坑破坏，底部不平。长3.5、宽1.9、现深1.9 米（图一四）。墓底残存棺椁痕迹，为一棺一椁，棺南侧为头箱，椁长2.92、宽1.1、高0.28 米，棺长2.16 米。人骨不存。随葬品8 件，有盘口釉陶壶、硬陶罐、瓿式罐、盆、灶、铁釜等，均置于头箱内。

瓿式硬陶罐 2 件。小敛口，斜平唇，弧肩，肩上安双耳，圆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人面纹，纹饰模糊不清。M19∶1，胎呈砖红色。口径8.4、腹 径22.1、底 径9.6、通 高20.8 厘 米（图一五∶1）。

盘口釉陶壶 1 件。M19∶8，高温釉陶。深盘口略外撇，粗短颈，弧肩，肩上安双耳，深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盘口外壁底部及肩部刻划三组弦纹，颈部刻划一组水波纹和弦纹，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灰胎，釉色青绿，剥落严重。肩部有鼓泡现象。口径13.6、腹径24.8、底径11.6、通高32 厘米（图一五∶2）。

硬陶罐 1 件。M19∶7，敞口，弧肩，肩上安双耳，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中部刻划一道竖向凹槽。胎呈砖红色。口径9.2、腹径13.8、底径7.2、通高11.6厘米（图一五∶4）。

铁釜 2 件。M19∶4，直口，弧肩，斜直腹，肩腹交接处有一道凸棱，小平底。口径13.2、腹径20.1、底径7.2、通高14.5 厘米（图一五∶3）。M19∶5，口微敞，口外侧附一对提耳，提耳略呈方形，上腹斜直，下腹弧收较甚，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小圈足。口径13.8、底径4.9、通高10厘米（图一五∶5）。

灰陶盆 1 件。M19∶3，泥质灰陶。口微敛，平唇，腹壁斜直内收，大平底。通体施一层黑色陶衣，剥落严重。口径22.8、底径17.1、通高6.4 厘米（图一五∶6）。

灰陶灶 1 件。M19∶6，泥质灰陶。平面呈前端平齐、中部较宽、后端钝尖的船形，灶面前低后高，上设前小后大的两个圆形灶眼，灶眼上均置一釜。前端设长方形灶门，后端灶面上设一三角形出烟孔。底敞开，无底面。通体施一层黑色陶衣，剥落严重。长40.2、宽23.1、通高13.8 厘米（图一五∶7）。

6.M20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52°。墓圹上半部分被破坏，长3.46、宽1.85、现深3.2米（图一六）。葬具为一棺一椁，棺南侧为头箱。椁长3.26、宽1.22、厚0.1、0.3 米，棺长2.48、宽0.74 米。人骨不存。填土中发现较多的板瓦残片，且出土位置靠近开口处，推测M20 应有墓上建筑。板瓦有泥质灰陶及红陶两种，灰陶占多数，纹饰以弦纹及绳纹为主。在填土中还发现少量的印纹硬陶片和原始瓷豆，前者纹饰有折线纹、回纹及双重Q 纹。随葬品6 件，有硬陶盘口壶、瓿式硬陶罐、硬陶罐、石黛板、铜镜等，壶、罐等呈东西方向并置于头箱中，石黛板、铜钱置于木棺内，其中铜钱形制同M18 所出铜钱。铜镜置于棺外。棺内还发现2 件铁棺钩，锈蚀严重。

硬陶盘口壶 1 件。M20∶3，深盘口略外撇，粗短颈，弧肩，肩上安双耳，深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盘口外壁底部及肩部刻划两组弦纹，颈部刻划一组水波纹和弦纹，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灰胎。口径13.3、腹径25.6、底径9.3、通高32.8 厘米（图一七∶1）。

瓿式硬陶罐 1 件。M20∶1，小敛口，斜平唇，弧肩，肩上安双耳，圆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肩部划一组细弦纹，耳面模印人面纹，纹饰模糊不清。口径8.4、腹径21.6、底径9.6、通高20.4 厘米（图一七∶2）。

硬陶罐 1 件。M20∶2，侈口，弧肩，肩上安双耳，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中部刻划一道竖向凹槽。胎呈砖红色。口径10.4、腹径14.3、底径6.1、通高12厘米（图一七∶3）。

石黛板 1 件。M20∶4，扁平长方形。正面光滑，残留较多的红色颜料痕迹，背面粗糙未打磨。长12.8、宽6、厚0.7厘米（图一七∶4）。

原始瓷豆 1 件。M20∶01，敞口，折腹，浅盘，豆把较矮似圈足。口沿上对称堆贴两个横S 纹。灰胎，厚釉。口径7.8、底径4.4、通高2.9 厘米（图一七∶5）。

铜镜 1 件。M20∶6，圆钮，圆钮座，座外饰两周栉齿纹，栉齿纹间以四个乳丁划出四区，区间各饰一虺，虺腹背点缀鸟纹，周身点缀月牙纹。宽平素缘。直径9.4、通高1厘米（图一八）。

7.M21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66°。墓圹北部和东部被破坏，底部不平。残长3.3、宽2.4、现深1.8米（图一九）。人骨不存，仅在墓室中部偏东发现红色漆皮，应为木棺所在。从痕迹看，木棺长2.2、宽0.52 米。随葬品12 件，有喇叭口釉陶壶、釉陶瓿、硬陶罐、石黛板、石研磨器、铜镜等，多数呈两排集中置于墓室西部、木棺西侧，石黛板、石研磨器、铜镜、铁剑等器物置于木棺内，铁棺钩出土于铜镜下。

喇叭口釉陶壶 4 件。高温釉陶，大小两两成对。喇叭口，直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平底内凹略呈圈足状。口沿下及颈下部刻划两组水波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叶脉纹上部饰双眼。灰胎，釉色青绿，无釉处呈红褐色。M21∶7，深弧腹，肩部的弦纹间刻划带锥刺纹的简化鸟纹，耳上端分别贴横向S 形堆纹及菱角形堆纹。口径12.7、腹径22.8、底径14.8、通高31.4 厘米（图二〇∶1）。M21∶10，圆鼓腹，上部略扁，耳上端贴菱角形堆纹，下端衔环。下腹部有鼓泡现象。口径16.4、腹径32.1、底径15.1、通高40.6 厘米（图二〇∶2）。

釉陶瓿 1 件。M21∶13，高温釉陶，小敛口，斜平唇，弧肩，圆鼓腹，平底。肩上粘贴模印人面纹和几何纹的铺首，铺首上端贴菱角形堆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红褐色胎，釉剥落殆尽，仅局部可见黄色釉斑。口径9.6、腹径31.2、底径16.4、通高29.4厘米（图二〇∶3）。

硬陶罐 3 件。侈口，圆唇，弧肩，肩上安双耳，弧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肩部划一道凹弦纹，耳面模印对向叶脉纹。M21∶4，口径9.9、腹径19.9、底径11.2、通高17.5厘米（图二〇∶4）。

铁剑 1 件。M21∶1，剑首及剑尖略残。剑身两面锋，呈弧尖形，中脊微隆起。长方形格。剑身上残留有剑鞘或编织物的痕迹。全剑残长101、剑身残长78、宽3.5、剑首残长18、剑格宽4.8厘米（图二一∶1）。

铜镜 1 件。M21∶3，锈蚀严重。桥形钮，圆钮座，座外饰十二连弧纹，外区饰二周栉齿纹。宽平素缘。直径10、通 高 0.9 厘 米（ 图二一∶2）。

石黛板、石研磨器 1件（组），成套出土。局部均残留有红色颜料痕迹。M21∶2，扁平长方形，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未打磨。长12.4、宽4.6、厚0.6 厘米（图二一∶3）。M21∶11，上圆下方，沿面光滑，呈正方形，上连圆形捉纽。边长2.6、通高1.2 厘米（图二一∶4）。

8.M2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60°。上部及北部破坏较大，长3.1、宽2.1、现深1.5 米（图二二）。墓底有两条横向枕木沟，相隔1.68 米，枕木沟长2、宽0.16、深0.1 米。人骨不存。墓室中部有木棺痕迹，木棺长2.4、宽0.74 米。随葬品16 件，有喇叭口釉陶壶、釉陶瓿、硬陶罐、硬陶罍、灰陶甑、灰陶釜、灰陶灶等，呈两排集中置于墓室南部、木棺南侧，铜钱置于木棺中部，形制同M18所出铜钱。

喇叭口釉陶壶 4 件，高温釉陶。大小两两成对。喇叭口，平唇，直颈，肩上安双耳，球腹，平底内凹略呈圈足状。口沿下及颈下部刻划两组水波纹，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灰胎，无釉处呈红褐色。M24∶1，弧肩，耳上端堆贴人面纹，下端衔环，釉剥落严重。口径14.8、腹径34、底径16.4、通高42.2 厘米（图二三∶1）。M24∶7，溜肩，耳上端贴横向S 形堆纹，下腹部饰弦纹。釉色青绿，局部有流釉及鼓泡现象。口径12.8、腹径28.1、底径13.2、通高33.2厘米（图二三∶2）。

釉陶瓿 2 件，高温釉陶。小敛口，宽平唇，弧肩，圆鼓腹，平底内凹。肩上粘贴模印人面纹和几何纹的铺首，铺首上端纹饰不清，肩部划三组三线凸弦纹。灰胎，釉色青绿，剥落严重，无釉处呈红褐色。M24∶5，口径9.2、腹径34.8、底径16.8、通高31.6厘米（图二三∶3）。

硬陶罍 2 件。侈口，鼓肩，圆鼓腹，平底微内凹。通体拍印编织纹，肩、腹部纹饰方向略有差异。胎呈砖红色。M24∶3，平唇微内凹。口径19.4、腹径39.6、底径15.2、通高32.8厘米（图二三∶4）。

硬陶罐 3 件。宽平唇，溜肩，肩上安双耳，深弧腹。通体饰弦纹，肩部划一或二道凹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胎呈砖红色。M24∶9，直口，平底。近口部有一圆形镂孔，孔径0.6 厘米。耳面叶脉纹上端有两个凸起的圆点。口径12.1、腹径21.6、底径10.2、通高24.6厘米（图二三∶5）。

灰陶甑 1 件。M24∶8，泥质灰陶。口微敛，宽平唇，弧腹，腹下部斜收，平底。底部镂有七个呈梅花形分布的甑眼。口径24、底径14.8、通高14.2厘米（图二四∶1）。

灰陶灶 1 件。M24∶16，泥质灰陶。平面呈前端平齐、中部较宽、后端钝尖的船形，灶面前低后高，上设前小后大的两个圆形灶眼，灶眼上均置一釜，大釜上置甑。前端设有拱券型灶门，后端灶面上设一圆形出烟孔。底敞开，无底面。长32.6、宽17.6、通高12.1厘米（图二四∶2）。

灰陶釜 2 件，泥质灰陶。M24∶14，敛口，扁鼓腹，圜底。腹部以下满饰绳纹。口径17.1、腹径23.1、通高13.2 厘米（图二四∶3）。M24∶15，直口，弧腹，平底。口沿外立对称竖耳，耳上镂一圆孔，未镂空。口径10.2、底径7.8、通高3.9 厘米（图二四∶4）。

9.M27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355°。北部破坏较大，残长3、宽2、现深3.1 米（图二五；彩插一∶1）。距开口深约0.65 米处，南壁出现轻微转折；距开口深约1.45 米处，向内收缩0.4 米。熟土二层台高0.26 米，南部、东部宽0.46 米，西部宽0.34 米。墓室南部有一条横向枕木沟，长1.8、宽0.14、深0.1 米。人骨不存，局部可见少量棺痕。随葬品15 件，有釉陶鼎、釉陶壶、硬陶瓿、陶罐、釉陶罍、铁剑（刀）等，多数器物呈双排纵向置于墓室西部，铁剑（刀）置于墓室中部，其中铁剑锈蚀较甚，无法修复。

釉陶鼎 2 件，高温釉陶。弧面顶盖，呈覆钵形。子母口微敛，口外壁附一对立耳，上端微外撇，腹壁微弧，平底外缘附三个矮蹄形足。耳面模印几何纹，腹部饰弦纹。灰褐色胎，釉剥落殆尽。M27∶7，口 径16.1、腹 径18.1、底径11.1、通高15.8 厘米（图二六∶1；彩插一∶2）。

釉陶壶 2 件，高温釉陶。侈口，粗短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圆鼓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灰胎，黄绿色釉。M27∶11，口径10.6、腹径20.6、底径11.8、通高23.6 厘米（图二六∶2；彩插一∶3）。

釉陶罍 2 件，高温釉陶。弧肩，圆鼓腹。通体拍印编织纹，肩、腹部纹饰方向略有差异。釉剥落殆尽。M27∶1，侈口，斜唇，平底，灰褐色胎。口径15.4、腹径39.2、底径18、通高32.6 厘米（图二六∶3；彩插一∶4）。

陶罐 5 件。3 件为高温釉陶，1 件为硬陶，1 件为泥质红陶。M27∶3，高温釉陶。直口，宽平唇，短颈，弧肩，肩上安双耳，圆鼓腹，平底。通体饰弦纹，耳面模印叶脉纹。釉色青黄。口径8.7、腹径17.3、底径9.6、通高15.3 厘米（图二六∶4；彩插一∶5）。M27∶2，泥质红陶。口微侈，宽平唇，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通体饰弦纹。口径10.4、腹径24.2、底径12、通高19厘米（图二六∶6）。

硬陶瓿 2 件。弧肩，肩上粘贴模印人面纹和几何纹的铺首，圆鼓腹，平底。通体饰弦纹。灰褐色胎。M27∶5，直口，斜唇。口径9.4、腹径27.2、底径14.2、通高24厘米（图二六∶5；彩插一∶6）。

环首铁刀 1 件。M27∶15，单面刃，刀身截面呈等腰三角形，环首，刀身留有刀鞘朽痕。长70.2、环首宽7.2、刀身宽3.2厘米（图二六∶7）。

三、结语

1.墓葬年代

关于浙江地区汉墓的分期，已有多位学者作了讨论，虽然期段划分有所差异，但对于汉墓整体演变趋势的认知是一致的［1］。本次发掘的12 座汉墓没有发现明确的纪年材料，因此笔者主要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关系和器物特征来综合判定墓葬年代。

从墓葬形制看，除M18 外，所有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带有木质棺椁，这类墓葬流行于西汉，东汉早期随着砖室墓的兴起而逐渐消失。M18 为砖椁墓，浙江地区的砖椁墓出现于王莽时期，从早期的二层台上砌椁壁或仅底部铺砖［2］，到东汉中期通常带券顶甬道［3］，是土坑墓向砖室墓转变的过渡形态。

在器物组合关系上，一般认为，浙江汉墓随葬的釉陶鼎、盒、壶、瓿等器类是越地传统制作工艺与楚、秦礼器器形结合的产物，是因地制宜产生的仿铜陶礼器［4］。本次发掘的墓葬中，仅M27 随葬两件釉陶鼎，其余墓葬未见鼎、盒，M4、M21、M24、M27 均随葬有大小不一的喇叭口壶、瓿，且数量多为偶数，说明这四座墓葬仍有随葬仿铜礼器的传统。M10、M12、M18、M19、M20 则普遍随葬盘口壶（锺）、瓿、罐等日用器，数量不一，仿铜礼器趋于消失，泥质陶灶、釜等模型明器更为普及，这表明两批墓葬属于不同阶段，前者时代更早。

M4 出土的盘口釉陶壶（M4∶15）体型较大，深盘口，腹部圆鼓，高圈足，器形与1988 年龙游东华山M27∶14 相近［5］；喇叭口釉陶壶（M4∶7）腹部略微浑圆，但器型不如晚期形态修长，与2002 年海盐仙坛庙M1∶6 相近［6］；釉陶瓿（M4∶10）整体器形较矮胖，铺首紧贴器壁且远低于口沿，腹最大径偏上，平底内凹，器形与1989 年龙游仪冢山M24∶4 相近［7］；铜镜（M4∶2）铭文“见日月之夫光”应为昭明镜“光之象夫日月”的简写，昭明镜出现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流行。因此，M4 的年代可定为西汉晚期。

M10 紧邻M12，墓向一致，且出土的瓿器形相同，年代应相近。M12 出土的喇叭口釉陶壶（M12∶1）呈喇叭口，深弧腹，整体较瘦长，与2002 年海盐仙坛庙M2 同类器相近［8］；瓿相对瘦高，肩部以下饰弦纹，是此类器的最晚期形态。因此，M10、M12的年代可定为王莽至东汉初期。

锺流行于东汉早中期，演变趋势为腹由圆鼓到扁折、圈足由矮到高。M18 出土的釉陶锺（M18∶4）腹部较扁，但无折痕，圈足不高，其腹部形态与1973 年上虞蒿坝M52∶2 相近［9］，但圈足略矮，年代要稍早；龙虎铜镜（M18∶6）在东汉早中期也较为多见，结合砖椁墓的流行时间，M18 的年代可定为东汉早期。

M19 紧邻M20，墓向与随葬品摆放位置一致，规格相近，且出土的盘口壶、瓿式罐器形相同，年代应相近。盘口壶（M19∶8、M20∶3）盘口外撇，肩部以下饰弦纹，圆弧腹，平底，器形与1984 年上虞凤凰山M138∶1 相近［10］；瓿式硬陶罐（M19∶1、M20∶1）器身较高，圆弧腹，器形与2005 年奉化白杜南岙林场M115∶1 相近［11］；四乳四虺铜镜（M20∶6）与2010 年长兴七女墩M5∶1 近同。因此，M19、M20 的年代可定为东汉早期。

M21 出土的釉陶瓿（M21∶13）相比于M4 同类器，器形偏瘦高，喇叭口釉陶壶腹部也没有M4∶7浑圆，但两座墓葬的器物组合关系及器物特征相同，因此M21 年代定为西汉晚期较为合适，比M4稍晚。

M24 出土的釉陶瓿与M21 同类器相近；喇叭口釉陶壶腹部圆鼓，和M4 同类器相近；硬陶罍敞口，腹部圆鼓，通体拍印编织纹，处于这类器形的早期阶段。因此，M24 的年代可定为西汉晚期，比M21稍早。

M27 出土的釉陶鼎（M27∶7），弧面盖，三蹄形矮足基本与器底平齐，已仅存形式，其年代应与2006 年湖州杨家埠D28M13∶13 相当或稍晚［12］；硬陶瓿（M27∶5）的铺首上翘，铺首兽面纹较为复杂，整体形态与杨家埠D28M8∶7 相近；釉陶罍与M24 同类器相近。因此，M27的年代应和M24 相当，可定为西汉晚期。

另外，M17 出土的纺轮、磨石等器物对于判定墓葬年代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M17 与墓地其他墓葬的排列位置看，其与M10、M12、M18—M20 成一排分布，年代也应相近，M17 与M10、M12 更靠北，因此将M17 年代暂定为王莽至东汉初期。M22 未发现任何随葬品，M33 虽出土一枚铜镜，但破碎较甚，已无法复原，这两座墓葬未能确定年代。

综上，本次发掘的12 座汉墓，除M22、M33 未能断代外，其余墓葬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墓葬有M4、M21、M24、M27，共四座，年代为西汉晚期；第二期墓葬有M10、M12、M17，共三座，年代为王莽至东汉初期；第三期墓葬有M18、M19、M20，共三座，年代为东汉早期。

2.相关问题

绍兴地区汉代墓地一般选择在高低不等的山腰或坡地上，面向开阔地带，但M4 埋葬于一处略微高出地表的平地上，平地底部为基岩，其上覆土，分布有一批战国墓葬，M4 即利用原来战国墓的土台开挖墓坑，因此其填土中发现有少量的战国时期陶片。这种建墓方式少见于绍兴地区，却多见于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尤以湖州地区最为集中［13］，学界一般将这类墓葬命名为“汉代土墩墓”。M4 的发现是否意味着汉代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应向南跨过钱塘江，扩大至绍兴地区？由于M4 仅是个例，所在土墩也因后代破坏而原状不明，因此还需要未来更多的考古材料来加以佐证。

除M4 外的其余11 座墓葬，东北—西南向成四排分布于山腰处，第一排为M24、M27，第二排为M21、M33，第三排为M22，第四排为M10、M12、M17—M20。在墓地布局上，各墓间无打破关系，排列有序，且越接近山脚，墓葬年代越晚，每排墓葬自东向西也有越来越晚的趋势，显然墓地经过统一的规划。汉代继承了先秦“生前族居、死后族葬”的居葬传统，且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家族葬更加盛行，这批墓葬规模不大，随葬品多为常见器物，因此此处墓群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平民家族墓地。

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战国墓大多位于土墩上，墓向以东西向为主，仅M26 位于小山山腰处，且相对于汉墓位置较高。汉墓墓向多为南北向，与山势呈直角相交，仅M24 墓向为东西向，且位于整个汉墓群地势最高处。六朝以后，墓向均为南北向，排列稍显杂乱，六朝和唐代墓葬均位于山腰处，至明清时期墓葬向山腰以上埋葬，地势普遍较高。从墓葬分布和墓向来看，绍兴地区的丧葬习俗在战国以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目前，绍兴一带发现的先秦时期遗存年代多为春秋战国时期，如绍兴306 号墓、印山越王陵、袍谷遗址等，少见春秋以前的遗址和墓葬，偶有零星发现者也仅分布于绍兴北部，如壶瓶山遗址。M20 填土中发现的原始瓷豆（M20∶01）体型较小，厚釉，口沿上对称堆贴两个横S 纹的特征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盛行［14］，印纹硬陶片同时拍印两种纹饰，纹饰也多为双重☒纹，这些器物的年代应在西周晚期，说明墓群周边应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同时也为探寻这一地区春秋以前遗存的分布提供了线索。

（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为闫凯凯；参与发掘与整理的人员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冯向源、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毛林林、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陆菊仙等；器物摄影为林城。）

执 笔：冯向源 毛林林 陆菊仙

［1］参见a.黎毓馨：《论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的分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b.刘波：《浙江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羊山古墓群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漓渚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4］刘建安：《浙江汉六朝考古》，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56页。

［5］衢州博物馆：《衢州汉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 年，第55页。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汉墓发掘简报》，《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游县博物馆：《龙游仪冢山汉墓发掘简报》，《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8］同［6］。

［9］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上虞县蒿坝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奉化白杜南岙林场汉六朝墓葬》，《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杨家埠二十八号墩汉墓》，《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14］陈元甫：《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