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临淄区西孙墓地2022年度考古发掘简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载《海岱考古》2023年第1期）
摘要：为配合临淄区万泰东城项目建设，2022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孙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过初步整理，依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器物的特征推测其年代为东周时期，另外还发现一处祭祀区，集中出土大量代表祭祀性质的遗物。西孙墓葬群和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齐国地区东周时期器物制作工艺、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对探索周代齐国礼乐制度等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孙墓地；祭祀遗存；东周时期
为配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万泰东城项目建设，2022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项目占压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整个墓地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中，通过初步整理发现，编号为M2、M7 的两座墓葬和另外一批祭祀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此将其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地位置
西孙墓地位于临淄区稷下街道魏家庄村西南，临淄大道以北，齐正路以西，西邻齐鲁花卉大市场，南邻临淄区纪委监委，地属稷下街道西孙村。周边文物分布较为密集，西北200 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西孙村古墓，东南100 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87 号无名冢，东南300 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82 号无名冢，西南300 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86号无名冢，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齐国故城约3000 米，东距淄河约1900 米（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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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西孙墓地位置示意图
二、墓葬介绍
（一）M2
1.墓葬形制
位于发掘区东部，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97°。墓葬上方原为废弃砖厂，地表覆盖大量建筑垃圾和碎石子，清理后即见墓口。现墓口距地表2 米。墓口长3.0、宽1.7 米，墓深1 米。直壁，墓壁、墓底加工规整。填土为黄褐色粉砂花土，土质较致密。
葬具为1 棺，已朽，棺长约1.9、宽约0.6 米。棺内人骨保存较差，骨骼朽烂，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不清（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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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M2 平、剖面图
1.铜舟 2.铜敦 3.陶罐
2.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共3 件，其中陶器1 件，铜器2 件。陶罐放置于棺外墓室西南角，铜舟放置于棺内墓主头骨左侧，铜敦放置于墓主盆骨左侧。
（1）陶器
陶罐 1 件。M2 ∶3，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卷沿，折肩，腹部较直，下腹斜折内收，小平底略凹，腹下部及底有明显削刮印痕，底部有明显指纹痕迹。口径7、腹径8.6、底径3、高6.8 厘米（图三；图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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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M2 出土陶罐（M2 ∶3）
（2）铜器
铜舟 1 件。M2 ∶1，整体呈椭圆形。侈口，短口沿略外卷，弧腹，圜底，四蹄状足，底部有明显的范线，腹部横侧有一对称环状耳。器盖微隆，盖面均匀分布四蹄足钮，顶端有一弓形钮。器身和器盖上都饰有乳钉纹。口长径17、口短径13.4、通高13.6 厘米（图四，1；图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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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M2 出土铜器
1.铜舟（M2 ∶1）2.铜敦（M2 ∶2）
铜敦 1 件。M2 ∶2，整体呈圆形。折沿，方唇，束颈，折肩，鼓腹，圜底，下置三蹄形足。口沿有凹形半圆槽，腹部饰一对对称环耳。盖微隆，弧形盖置三蹄足钮，可倒置，盖沿有三卡扣卡住器口。盖和器腹部均饰有乳钉纹。口径19.4、腹径19.8、通高16.6 厘米（图四，2；图七，2）。
（二）M7
1.墓葬形制
位于发掘区东北部，M2 的北部，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95°。墓葬上部已被取土破坏，地表覆盖大量建筑垃圾和碎石子，清理后即见墓口。现存墓口距地表4 米。墓口长2.4、宽1.2 米，墓深0.8 米。直壁，墓壁、墓底加工规整。填土为黄褐色粉砂土，夹杂棕色黏土块，土质较致密。墓室下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南、北二层台宽约0.4米，东、西二层台宽约0.3 米，二层台高约0.4 米。
葬具为1 棺，已朽，棺长约2.4、宽约1.0 米。棺内人骨保存较差，骨骼朽烂，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不清。墓底中部有椭圆形腰坑，长约0.8、宽约0.3、深约0.2 米（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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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M7 平、剖面图
1.铜马镳 2.铜环 3.铜马衔 4.铜盘 5.铜鼎 6.铜鈚7.铜钅和 8、9.陶罐 10、11.陶豆 12、13.陶簋 14.陶鼎15.铜戈 16.铜箭镞 17.铜构件
2.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共22 件，其中陶器7 件，铜器15 件。随葬品大多放置于墓主人头棺外东、北两侧二层台上，少量放置于棺内人骨左侧。其中陶豆2 件、陶簋2 件、陶鼎1 件，放置于墓室东壁二层台上。铜盘1 件、铜鼎1 件、铜鈚1 件、铜钅和1 件、陶罐2 件、铜戈1 件、铜箭镞2 件、铜构件1 件，放置于墓室北壁二层台上。铜环2 件、铜马衔2 件、铜马镳3 件，放置于棺内墓主人骨左侧。
（1）陶器
共7 件，均为泥质灰陶，有鼎、簋、豆、罐。
陶鼎 1 件。M7 ∶14，方唇，宽斜折沿，口微敛，直腹弧收呈近平底，三柱状实心足。口径17.2、腹径14.2、通高11.2 厘米（图六，1；图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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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出土陶器
1.陶鼎（M7∶14） 2、3.陶罐（M7∶8、M7∶9） 4、5.陶豆（M7∶10、M7 ∶11） 6、7.陶簋（M7 ∶12、M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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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陶簋 2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圆唇，斜折沿，敞口，浅盘，腹下部折收呈平底。矮柄中空，柄中部有一周凸棱，喇叭形圈足。M7 ∶12，口径17、底径11.2、通高11.5 厘米（图六，6；图七，6）。M7 ∶13，口径17.4、底径11.4、通高12 厘米（图六，7）。
陶豆 2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圆唇，敛口，钵形弧腹盘，柄矮粗中空，柄中部有一周凸棱，喇叭形圈足。M7 ∶10，口径15、底径11.6、通高11.8 厘米（图六，4；图七，5）。M7 ∶11，口径15.8、底径11.4、通高11.6 厘米（图六，5）。
陶罐 2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侈口，圆唇，卷沿，折肩，下腹弧收，小平底，腹下部及底有明显削刮抹平印痕。M7 ∶8，口径10.2、底径4、通高9.8厘米（图六，2；图七，4）。M7 ∶9，口径10、底径4.6、通高10 厘米（图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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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2）铜器
铜器共15 件，有鼎、盘、鈚、钅和、戈、箭镞、环、马衔、马镳、铜构件。
铜鼎 1 件。M7 ∶5，尖圆唇，窄折沿，敞口，弧腹圜底，口沿上有对称两方形竖耳略外侈，三细高蹄形足，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饰一周重环纹间隔乳钉纹。有短扉棱为鼻，有两凸目。口径24.6、通高24.4厘米（图八，1；图九，4；图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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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出土铜器
1.铜鼎（M7 ∶5） 2.铜盘 （M7 ∶4） 3.铜钅和（M7 ∶7） 4.铜鈚（M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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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铜盘 1 件。M7 ∶4，圆唇，窄折沿，敞口，浅盘，弧腹，平底，大喇叭形圈足。腹部有对称近方形附耳外撇，附耳与口沿通过横梁相连接，腹部饰一周数组对称的变形窃曲纹，圈足有4 个对称的长方形镂孔。口径33.2、足径25.2、通高16 厘米（图八，2；图九，2；图一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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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铜器纹饰及铭文拓本
1.铜鈚颈部纹饰（M7 ∶6） 2.铜盘腹部纹饰（M7 ∶4）3.铜鈚腹部铭文（M7 ∶6） 4.铜鼎腹部纹饰（M7 ∶5）
铜鈚 1 件。M7 ∶6，整器横截面呈椭圆形。卷沿，侈口，溜肩，鼓腹，平底。肩部及腹下部两侧都有对称的两竖环耳，肩部两耳位置饰一周4 组窃曲纹，腹部有铭文“□季之子即咎乍行比，以征以行，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口径8.6~11.6、底径7.4~11.6、通高24 厘米（图八，4；图九，1、3；图一二，3）。
铜钅和 1 件。M7 ∶7，整器横截面呈椭圆形，卷沿，侈口，鼓腹，下腹弧收，平底。肩部两侧有两对称的竖环耳，腹部一侧有一竖环耳。口径8.5、底径5.6、通高11.5 厘米（图八，3；图一二，4）。
铜戈 1 件。M7 ∶15，宽援较长，弧刃尖锋，中厚起脊呈菱形，长胡，胡端三长条形穿，上穿横向扁圆形。直内基本平直，外缘略斜弧，内中有长条形横穿。通长24.8、内长8.3 厘米（图一〇，1；图一一，5）。
铜箭镞 2 件。M7 ∶16，镞锋尖锐，菱形圆脊，双翼较宽，末端长呈尖锋，短铤，铤后部渐变细锐。通长7.3、铤长2.5 厘米（图一〇，3；图一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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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出土铜器
1.铜戈（M7 ∶15） 2.铜马衔（M7 ∶3） 3.铜箭镞（M7 ∶16）4.铜构件（M7 ∶17） 5.铜环（M7 ∶2） 6.铜马镳（M7 ∶1）
铜马衔 2 件。M7 ∶3，形制、大小基本相同。连体扁环状，由两柄部加两大、小扁环套接而成，近似椭圆形的两大环在外侧，内侧两水滴状扁体小环相套接。通长23.5、大环外径3.8~4.5、小环内径1.7~3.2 厘米（图一〇，2；图一一，4）。
铜马镳 3 件。M7 ∶1，形制基本相同，长条扁半圆状，呈弧形，弧形平面一侧，中间接有相近的两个半圆环。长13.5~14.5、宽1.2~1.4、孔径1.2~1.4厘米（图一〇，6；图一一，2）。
铜环 2 件。M7 ∶2，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素面无纹，平面呈圆环形，横断面呈圆形。直径5.2、厚0.7 厘米（图一〇，5；图一一，3）。
铜构件 1 件。M7 ∶17，圆柱形，一端粗一端细，粗端残断，横断面呈圆形。直径0.3~0.4、残长7.6 厘米（图一〇，4）。
三、祭祀遗存
在发掘区中部偏北处发现一处祭祀区，位于M2、M7 西北部约36 米。由于早前建厂时地面下挖对地层造成破坏，且厂房废弃后存留大量建筑垃圾，清理深度不一，开口层位不明确。经发掘共发现13 座祭祀坑，其中K1、K9、K10 发现大量青铜句鑃、璧形器和圭形器；K6 发现一组玉玦，坑底铺洒朱砂；K3、K5、K7、K11 发现兽骨，K7 内发现大量黑灰；K2、K4、K8 已被盗，仅K2 填土中发现零星铜器残片；K12 中发现大量青石，分层埋藏；K13 因坑口较小，发掘到5 米以下考虑安全因素并未继续往下清理（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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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祭祀坑分布示意图
（一）祭祀坑形制
1.K1
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北，坑口平面呈正方形，竖穴土坑，长0.9、宽0.9 米。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及铜器残片，西部被现代坑打破。坑底东部发现一组铜器组合，经对填土中铜器残片拼对修复，共出土句鑃9 件，圭形器9 件，璧形器10 件，其中环形3 件，饼状7 件（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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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祭祀坑K1 平面图
1 ～8.句鑃 9 ～12.璧形器
2.K5
位于K3 南侧，现开口距地表2.5 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竖穴土坑，东西长4.2、南北宽1.8米。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西北角被晚期坑打破，东部被M140 打破，南部被一现代基础坑打破。坑内发现大量兽骨，骨架已腐朽，经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艳波老师现场鉴定坑内兽骨分别属于猪、羊、狗等（图一五；图一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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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祭祀坑K5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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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位于K1 北部，方向7°，现存开口距地表5 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竖穴土坑，南北长1.2、东西宽0.4、现存深度0.1 米。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坑底铺洒大量朱砂，埋藏一组玉玦，经拼对修复，共出土玉玦18 件（图一七；图一六，2）。位于K4 东南角，方向14°，现存开口距地表5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竖穴土坑，南北长1.5、东西宽1.2、现存深度0.5 米。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坑壁较直，有加工处理痕迹，坑底和坑壁有大量灰烬，坑底发现铜器一组，经拼对修复，共出土青铜句鑃7件，青铜璧形器4 件，玉璧1 件，其中青铜璧形器全部为圆饼状（图一八）。位于K8 北部，方向7°，现存开口距地表3 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竖穴土坑，东西长0.8、南北宽0.6、现存深度0.9 米。坑壁较直，有加工处理痕迹，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坑底发现大量铜器，部分铜器上面粘有灰烬。经后期拼对修复，共出土青铜句鑃10 件，青铜圭形器18 件，青铜璧形器22 件，玉器2 件。其中青铜璧形器圆饼状10 件，环形12 件（图一九；图二三，1）。1 ～10.句鑃 11 ～32.璧形器 33 ～50.圭形器 51、52.玉片位于K8 西南部，现开口距地表4 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竖穴土坑，南北长1.7、东西宽1.5、现存深度0.8 米。坑壁较直，有加工处理痕迹，坑内填黄褐色粉砂土。坑内发现大量兽骨，骨架已腐朽，兽骨呈东西向。经鉴定坑内祭祀兽骨有猪1、羊3、牛1、羊头骨1（图二〇；图二三，2）。1、2.A 型句鑃（K1 ∶1、K1 ∶9） 3、4.B 型句鑃（K9 ∶1、K10 ∶2）5.圭形器（K1 ∶10） 6.A 型璧形器（K1 ∶19） 7.B 型璧形器（K10 ∶29）1 ～3.玉片（K10 ∶51、K10 ∶52、K9 ∶12）4 ～7.玉玦（K6 ∶1、K6 ∶2、K6 ∶4、K6 ∶9）![]()
图二三
（二）出土器物
祭祀坑中共出土器物110 件。其中铜器89 件：青铜句鑃26 件，青铜璧形器36 件，青铜圭形器27 件。玉器21 件：玉玦18 件，残玉片3 件。句鑃 26 件。形制相近，大小略有不同，通体素面无纹。根据腔体的扁阔，可分为两型。A型，9件。合瓦形，腔体较阔，腔内残存陶质内芯。弧于，舞部从中间位置向两侧略微倾斜，舞部附短柄，柄中部向两侧凸出，断面一面平直，一面为弧形。标本K1 ∶1，舞修9.8、舞广3.4、铣间11.6、鼓间3.8、柄长4.8、通高23.8 厘米（图二一，1）。标本K1 ∶9，舞修8.6、舞广3、铣间9.8、鼓间3.2、柄长3.1、通高17.9 厘米（图二一，2；图二四，1、2）。B 型，17 件。合瓦形，器体较扁，部分腔体内残存陶质内芯。弧于，舞部从中间位置向外侧倾斜，柄近舞部向两侧微凸，断面一面平直，一面为弧形。标本K9 ∶1，舞修9.8、舞广2、铣间10.8、鼓间2.4、柄长3.8、通高23 厘米（图二一，3；图二四，3、4）。标本K10 ∶2，舞修10.4、舞广2.6、铣间11.6、鼓间2.8、柄长4、通高23.2 厘米（图二一，4）。圭形器 27 件。整体为扁平长条形，顶端为三角形，末端齐平，与玉圭形制相同。标本K1 ∶10，宽3~3.3、厚0.1、通高22.5 厘米（图二一，5；图二四，5）。A 型，15 件。圆环形。标本K1 ∶19，直径11、孔径4、厚0.15 厘米（图二一，6）。B 型，21 件。圆饼状。标本K10 ∶29，直径10.6、厚0.1 厘米（图二一，7）。玉玦 18 件。形制相近，大小略异。不规则扁平椭圆形，外缘较薄，内缘较厚，中间穿孔，侧开一口。部分表面留有明显的切割加工痕迹（图二四，6）。标本K6 ∶1，长7.6、宽5.5、孔径1.4、厚0.2 厘米（图二二，4）。标本K6 ∶2，长8.1、宽6.4、孔径1.4、厚0.1 厘米（图二二，5）。标本K6 ∶4，长7.3、宽6.1、孔径1.3、厚0.1 厘米（图二二，6）。标本K6 ∶9，长7.7、宽5.8、孔径1.6、厚0.2~0.3 厘米（图二二，7）。玉片 3 件。玉器残片，形状各异，均为薄片。标本K10 ∶51，形状不规则，表面有切割加工痕迹，边缘略薄。残长16.5、残宽7.9厘米（图二二，1）。标本K10 ∶52，长条形，一侧薄如刃，形似玉刀。残长20.1、宽3.3 厘米（图二二，2）。标本K9 ∶12，形状不规则，有一残穿，穿孔为单面钻孔。残长13.1、残宽11.2、孔径2 厘米（图二二，3）。四、结语
（一）墓葬年代分析与学术价值
西孙墓地M2、M7 出土器物中仅有一件青铜鈚带有铭文，但不能据此直接判断墓葬的年代。只能依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器物的特征来断定墓葬的年代。M2 出土乳钉纹铜敦与淄博磁村春秋墓Ⅰ式敦形制相近[1] ，乳钉纹铜敦、乳钉纹铜舟的铜器组合及形制与潍坊昌乐都北遗址M60 出土铜敦、铜舟相近[2] ，是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阶段齐文化青铜器。铜鈚此类器物出土相对较少，湖北郧县肖家河曾出土相类铜器，自名为“鈚”[3] 。M7 出土铜鈚，带24 字铭文，铭文位置与肖家河相同，整体形制相类，为已知第二件自名为“比（鈚）”的铜鈚。M7 出土陶器组合，鼎1、簋2、豆2、罐2，为齐国地区春秋早期常见组合。铜鼎、盘与曲阜鲁故城1977 年M48[4] 、日照崮河崖1976 年M1[5] 出土铜鼎、盘形态基本一致。M7 出土陶豆、簋与临淄东古M1019[6] 出土同类陶器形态基本一致。综合分析，西孙墓地M7 时代约为春秋早期早段。西孙墓地M2、M7 保存完整，出土器物丰富，为研究齐国地区春秋时期青铜器陶器工艺、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为研究齐国地区两周之际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对进一步深化齐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祭祀坑的年代及性质
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句鑃、璧形器、圭形器祭祀组合在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城村、稷下街道东孙村[7] 、潍坊市滨海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8] 、济南章丘区小峨眉山[9] 、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梁二村[10] 均有发现，器物形制相近。西孙墓地的祭祀坑分布较为集中，出土器物组合明确。根据祭祀坑形制及出土器物综合分析，祭祀坑的时代约为战国时期。东周时期，齐国重视祭祀，学术界关于齐国“八神”和阴阳五行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11] 。但在历年考古工作中，临淄及其周边地区发现齐文化祭祀遗存的数量较少。本文将坑内青铜器物组合、殉牲、用玉及朱砂铺洒等，作为判断祭祀坑的依据。句鑃为吴越地区典型器物，此次出土的青铜句鑃可能受到了吴越文化的影响，但两者又存在差异，西孙祭祀坑出土的句鑃形制简单，制作工艺较差，可能仅作为祭品使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形制相似的句鑃临淄地区此前虽有发现，但出土年代较早，埋藏环境与性质不清楚。1992 年章丘小峨眉山出土的青铜句鑃、璧形器、圭形器，出土于东周铜器窖藏中，作者认为“这批象征性礼器当为效天祭山之物，这一窖藏很可能是祭祀坑”[12] 。史前先民已开始用玉作为装饰或随葬。陈星灿曾将玉玦分为璧形、环形、珠形等7 种类型[13] 。K6 祭祀坑内出土器物均为有规则穿孔的璧形玦，集中出土且数量较多，为探讨玉玦形制演变及功能用途提供了实物证据。根据相关考古证据，东周时期齐都临淄存在青铜冶铸业，大、小城内发现数量不等的冶铸遗址，遗存主要包括铸钱、铸镜及一些小型铜器等[14] ；城内及附近地区也有齐国青铜器出土，如东古城村、河崖头村、淄川磁村、南阳村墓、邹平大省村等，春秋早期大多数器类与中原器物形制相似，到春秋晚期逐渐形成地方特色[15] 。但目前未发现性质明确的制玉作坊，且K6 出土玉玦的玉材不明。关于本次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制造、使用及流通还需要更多考古证据证实。东周时期的祭祀对象可分为天神、地祇、人鬼，在名目繁多的祭祀中，见于文献记载最多的是齐人祭祖和祭社[16] 。因附近没有发现与其相匹配的墓葬，也没有发现任何房屋建筑遗址，而K12 中发现的青石与《淮南子·齐俗训》所说“立石为社”等文献古籍中商代社祀形制记载相符，也有学者认为杀人立石为社是东夷旧俗[17] 。《说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说的是社为土地之神。祭社，就是祭助农作物生长的地神，以祈求禾稼丰收[18] 。将祭祀用的祭品深埋于地属姬周的祭社方法之一瘗埋，以达于土地之神[19] 。综合分析，初步推断此处祭祀遗存可能承袭自商代的祭祀习俗，应为社祀遗存，通过祭社，祈求土地之神保佑作物丰收。而该处祭祀遗存东距淄河较近，也不排除对境内山川河流的祭祀，祈求神灵祓禳水、旱灾害的可能。祭祀坑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临淄地区周代祭祀遗存的空白，对研究周代齐国礼乐制度、社会风俗、祭祀文化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之后的考古工作中应该注意对周边地区祭祀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对祭祀形式、祭祀对象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附记：参加此次发掘工作的有陈魁、徐业春、李建新、王德安、冯玉光、薛连江、边明强等。本次发掘和资料整理得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局、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文章撰写过程中山东大学郎剑锋教授、山东省博物馆刘延常研究员亲临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琨璋研究员对出土器物进行了分析断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赵国靖对报告的编写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1] 淄博市博物馆：《山东淄博磁村发现四座春秋墓葬》，《考古》1991 年第6 期。[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博物馆：《昌乐都北遗址M53、M60 的发掘》，《海岱考古》（第11 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3] 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2003 年第1 期。[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年。[5] 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 年第7 期。[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城遗址博物馆：《临淄东古墓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1 辑），科学出版社，1989 年。[7] 郎剑锋、王鹏举：《齐文化博物馆藏青铜句鑃》，《文物》2019 年第10 期。[8] 郎剑锋、赵守祥：《山东新见青铜句鑃初识》，《东南文化》2016 年第5 期。[9] 常兴照、宁荫堂：《山东章丘出土青铜器述要兼谈相关问题》，《文物》1989 年第6 期；宁荫堂、王方：《山东章丘小峨嵋山发现东周窖藏铜器》，《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1 期。[10] 房振、刘秀玲、郭俊峰、王慧明：《济南历城发现战国大型墓葬和周代木构水井》，《中国文物报》2017 年7 月14 日，第8 版。[11] 何凤鸣：《春秋齐国祭祀礼俗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王睿、林仙庭、聂政：《八主祭祀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 年。[13] 陈星灿：《中国史前的玉（石）玦初探》，《东亚玉器》，1998 年。[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中》，科学出版社，2020 年。[1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16] 王志民：《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17] 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址的推定》，《考古》1973 年第5 期。[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