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徐家村南墓地M32发掘简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载《海岱考古》2023年第1期）
摘要：1991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徐家村南墓地进行配合性发掘，主体为战国—汉代平民墓葬，位于墓地北端的M32 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中型墓，墓主为战国中晚期齐国中小贵族，为了解齐国贵族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首次科学发掘的贝壳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探究中国绘画早期形态、物质媒介、风格特色以及所反映的社会习俗与时代审美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战国；齐国；徐家村南墓地；贵族墓葬；贝壳画
1991 年秋，为配合临淄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临淄财政局办公楼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项目用地内的古代墓地进行配合性发掘，当时属徐家村而位于其南，故名。墓地现在临淄区卫生健康局、红十字会及财政局办公楼所在，北距徐家新村小区约350 米，东北距临淄齐故城约3.8 千米，东距淄河约5.2 千米，位于临淄区闻韶街道晏婴路北侧，西邻临淄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及静心花园小区，东邻齐鲁石化分公司车辆管理中心，北侧为齐都制药厂原址，墓地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8°19'10"、北纬36°49'11"（图一）。共发掘墓葬162 座，主体年代为战国至汉代，也有少量宋代墓葬（图二）。其中M32 为带墓道的中型墓葬，其中贝壳画属首次发掘出土，制作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现将该墓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图一 徐家村南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二 徐家村南墓地总平面图
M32 位于墓地中北部，被M33、M34 打破，方向190°（图二）。
一、墓葬形制
M32 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道位于墓室南端，长方形墓室中部有一椁室，四周为宽大的二层台。椁室西侧和南侧分别有一处长方形盗洞（图三）。
图三 M32 平、剖面图
墓室 位于北端。平面近方形，南北长8.6、东西宽8.5 米。墓室四壁较陡直略内收，距二层台约1.2米处有一层台阶，台阶宽约0.36 米。墓壁及台阶台面均经修整，整体平整光滑，最后以细泥灰白膏涂抹或粉刷。
墓室内填土呈黄褐色，经夯打，质地坚硬。夯层厚8~15 厘米，可见明显夯窝，直径4.5~6 厘米。墓室与墓道以夯层相连，应为同时填土夯打。
墓室底部椁室外侧有宽大二层台，北台宽2.04、南台宽1.8、东台宽2.14、西台宽2.02 米。二层台均为生土，经过修整较为平整，未见铺席以及涂抹等装饰现象，无陪葬坑、器物坑等袝葬坑，也未放置陶礼器等随葬品。
墓道 位于墓室南侧中部，斜坡状，内宽外窄，斜壁内收。墓道东、西两壁亦有台阶，与墓室台阶同层转折，随着向南延伸而逐渐收窄。墓道南端未发掘，发掘部分长10.7 米，外口宽5.07、底宽4.7 米，内口宽5.3、底宽4.7 米。坡残长约11.4 米，坡度较缓，约8°。
椁室 大致位于墓室正中，平面呈长方形，长4.3、宽3.3、深7 米。先在二层台规划并下挖椁室，下挖时于椁室四角分别预留2 排脚窝，共计8 排，每排约11 个，以脚窝底部计算，脚窝间距22~40 厘米。最下层脚窝底部距离椁室底部1.64 米。脚窝大约为直角三角形，底边与墓口平行，侧边垂直于底边而更靠近椁室四角，斜边分别相对，脚窝形制相近，但尺寸不一，底长26~42、高22~35、进深15~20 厘米。下挖同时或墓扩完成后对墓壁进行加工，椁室四壁较平整光滑，与墓壁一样，应经过有意识修整，但并未涂抹白灰或者泥膏。随后放置棺椁和随葬品，之后，填埋颗粒较均匀的河卵石，填埋厚度约2.7 米。最后对椁室填土进行夯打，夯土质地坚硬，层厚6~14 厘米。
二、葬具葬式
木质葬具有一棺一椁。木椁位于椁室正中略偏东，南北长2.74、东西宽2.3 米，板材厚约8 厘米，受挤压变形，尤其东、西侧板明显向内凹。南、北端板较木椁本体要宽，每边宽出约0.3 米，整体平面呈“Ⅱ”形。木棺置于椁内偏西侧，长方形，长2.05、宽0.98 米，板材厚度不详。从石子中残存灰痕可知木椁原有顶板，距离椁底约1.5 米，应为木椁高度，棺高度不详。
椁室内散布大量滑石管和骨珠，均位于棺椁之间，围绕木棺四周分布，除了散乱分布的之外，在棺外西南角保存成组的“滑石管-骨珠”组合，两者相间分布。从分布和组合来看，这些管、珠应系棺饰，或为荒帷之缀饰。经简单加工的长条状蚌壳也围绕棺分布，小铜铃仅有1 件，两者可能也属棺饰。此外，棺西北侧出土铜铺首和铜环，应为饰柩之属，铜铺首残留彩绘痕迹，应为棺饰。棺椁装饰应是葬具的重要组成[1] ，也是葬仪的一部分，通过仅存的线索我们可知该墓除了对木棺本身进行装饰，诸如髹漆、配置铺首衔环等，也有其他附属装饰，至少应该覆盖荒帷，而椁的装饰则较少。
除木质葬具外，椁室内还有积石。一般而言，自春秋晚期，直到战国晚期，齐国大、中型贵族墓葬流行构筑石椁，一般的做法是椁室修筑好后底部先平铺一层石块或卵石，而后紧贴四壁垒砌数层自然石块构成石椁，其间以河卵石填充，然后放置木制棺椁。石椁多与二层台齐平，有的略高出二层台且围绕椁室另行垒砌一周石块。从其构筑方式看，石椁并不具备任何防盗功能，而是一种礼制意义的反映。木椁外填充河卵石也应视为石椁的一种特殊构筑形式，是对石块构筑石椁的一种模仿和学习[2] ，这种做法多见于中小型甲字形墓葬或规格较高的小型土坑竖穴墓中。该墓即采用此种方式，这样看来，一棺一椁之外还应有一石椁。临淄地区墓室内积石的做法一直延续至汉代，但其礼制意义或许随时代变迁逐渐消解，但形式得以保留。
墓葬遭盗掘，墓主人骨已不在棺内，仅在椁室南侧盗洞附近发现部分搅乱的下肢骨，原始葬式不明，墓主性别、年龄亦不能确定。
三、随葬品放置
墓葬经过盗扰，随葬品所剩不多，且有位移的情况。木椁外侧放置陶器，共发现10 件，均为陶罐，其中木椁外北部中间位置东西并列放置5 件，保存完好，木椁外东部南端放置陶罐2 件，基本完整。木椁外南端中部见陶罐碎片，分属3 件陶罐，受盗扰影响，无法准确判定其原始位置和数量。
棺椁之间除却上文提及的装饰围绕木棺一周外，在棺外西侧中部有一方形漆盒，仅留痕迹，内置铜镜1 枚，镜下叠压带钩1 件，漆盒北侧放置玛瑙环1 件、彩绘贝壳3件（套），西北角见铁刀削1 件、铜器1 件（仅存残片）、骨笄1 件，北端正中放置玉璧2 件，此外在东北部放置不同类别小蛤壳数枚，棺东侧中部放置海螺1 枚（图四）。
图四 M32 椁室平面图
1.铜镜 2.玛瑙环 3.玉璧 4.铜铺首 5.铜环 6.铁刀削 7.铜器（碎片）8.海螺 9.骨笄 10.彩绘贝壳 11.滑石管 12.骨珠 13.铜铃14.铜带钩 15.陶罐 16.小贝壳 17.长条状蚌饰
棺内未见随葬器物，或与被盗有关。
四、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包括了随葬品和棺椁装饰，其出土位置和大致分类上文已提及，此不过多赘述，器类主要有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骨器以及蚌器等。
铜器 6 件。保存较好或可修复的共计5 件，其中铺首、环为饰柩配件，其余为随葬器物。
铜镜 1 件。标本M32 ∶1，透雕龙纹镜。自内而外依次为镜钮、钮座、主纹和镜缘。桥型钮，圆钮座较大而平，三桃形叶均分钮座且向外伸展。主体纹饰为六龙，身形似蜥蜴，躯干扭曲，相互交缠，应为蛟龙。可分为三组，每组两龙首分向内外，龙首向内者口含镜钮，其躯干向左而尾部曲回右侧，躯干与相邻外侧龙交缠，左前爪抓握同组外侧龙颈，右前爪抓握其尾部，左后爪抓握邻龙躯干。龙首向外者口含镜缘，其躯干向右而尾部曲回左侧，躯干与相邻内侧龙交缠，左前爪抓握邻龙躯干，右前爪抓握同组内侧龙尾部，左后爪抓握自身右前爪，右后爪抓握内龙颈部。同组内外侧龙之间有一凸圆环。三组纹饰与叶纹形成的间隔分别对应。最外侧为镜缘，镜缘宽平，其上分布六个圆形凹纹。镜面为圆形薄铜板，平整光洁。镜面直径略小于镜背，完整嵌入镜背内而成为一个整体。镜缘处的六圆形凹纹应为铆合痕迹。镜背与镜面色泽不一致，似采用不同合金配伍。镜背保存较完整，镜面残破严重。直径12.5、钮座径2.5、镜缘宽1、总体厚0.3 厘米（图五；图一〇，2）。
图五 铜镜（M32 ∶1）
铜带钩 1 件。标本M32 ∶14，整体长匙形，龙形首，臣目牛鼻，扁口长耳。细颈，鼓腹，弧背，圆形钮位于钩背正中，钮中部有方形跫口嵌入钮柱铆合后成为一体。整体以错金银方式修饰，钩面为嵌金银箔片做法，以金为主，银为次，由多组龙纹、凤纹及卷云纹嵌套组合而成复杂抽象纹饰。背面为嵌金银丝做法，以多组不同形式的卷云纹相互嵌套组合成纹。钮面嵌金银丝形成勾连卷云纹。长16.6、宽4.4、钮径2.4厘米（图六；图一〇，1）。
图六 铜带钩（M32 ∶14）
铜铃 1 件。标本M32 ∶13，合瓦形，似钮钟，平顶，两侧斜外张，弧口，桥型钮，腔顶中心预留一扁圆形孔以挂舌，铃舌不存。高3.3、口长径、口短径2、顶长径1.8、顶短径1、壁厚0.1 厘米（图七；图一〇，4）。
图七 铜铃（M32 ∶13）
铜铺首 1 件。标本M32 ∶4，正面作兽面衔环状，主纹为兽面，臣目，细眉，硕耳，耳侧各伏一兽，口作桥型钮，其间衔环。背面有圆柱形插钉，插钉中部有一楔形凹缺便于固定。通高7.2、兽面宽4.1、环径4.8 厘米（图八；图一〇，3）。
图八 铜铺首（M32 ∶4）
铜环 1 件。标本M32 ∶5，一次铸成后打磨加工。外径2.4、内径1.4、环体径0.5 厘米（图九；图一〇，5）。
图九 铜环（M32 ∶5）
图一〇 M32 出土铜器、铁器
1.铜带钩（M32 ∶14） 2.铜镜（M32 ∶1） 3.铜铺首（M32 ∶4） 4.铜铃（M32 ∶13）5.铜环（M32 ∶5） 6.铁刀削（M32 ∶6）
另有铜器碎片（标本M32 ∶7），应属同一件器物，残碎较甚，不能修复。
陶器 10 件。均为随葬器物，全部为陶罐，分为二型。
A 型 4 件。保存完好。泥质灰陶，敛口，方唇，斜领，束颈，斜肩，折腹，腹下部斜内收，平底。有盖，覆盘形，平顶，方唇，斜直腹，有子母口。素面。标本M32 ∶15-1，口径9.2、腹径14.2、底径7.2、罐体高11、整体高13、盖径9.2、盖顶径4.9、厚0.8 厘米（图一一；图一三，1）。
图一一 A 型陶罐（M32 ∶15-1）
B 型 6 件。修复5 件，1 件仅存腹部。泥质灰陶。方唇，直领，鼓肩，下腹弧内收，矮圈足。素面。标本M32 ∶15-6，口径7.3、腹径14、底径6.2、高10.8、厚0.7 厘米（图一二；图一三，2）。
图一二 B 型陶罐（M32 ∶15-6）
图一三 M32 出土陶器
1.A 型陶罐（M32 ∶15-1 ） 2.B 型陶罐（M32 ∶15-6）
图一四 M32 出土玉石器及骨器
1.玉璧（M32 ∶3-1 ） 2.玉璧（M32 ∶3-2） 3.玛瑙环（M32 ∶2） 4~5.滑石管（M32 ∶11-1、M32 ∶11-2）6.骨笄（M32 ∶9） 7~8.骨珠（M32 ∶12-1、M32 ∶12-2）
铁刀削 1 件。标本M32 ∶6，环首，柄部略窄，背较直微弧，刃部微曲，刃尖弧收。柄部截面呈长方形，刀身截面为三角形。环首及柄部为青铜质，木柄包裹后以细线缠绕。刀身外有木鞘。长约25 厘米（图一五；图一〇，6）。
图一五 铁刀削（M32 ∶6）
玉石器 101 件。分为滑石、玉和玛瑙等质地。其中滑石管与骨珠搭配使用为荒帷缀件，其余为随葬器物。
滑石管 98 件。大部分保存较好，形制类似，呈多棱形管状，管中心有一小圆孔（图一六）。尺寸差异较大，长1.6~3.3 厘米，集中分布于2.4~2.7 厘米。标本M32 ∶11-1，长2.6、最大径1.7、孔径0.4 厘米（图一四，4）；标本M32 ∶11-2，长2.5、最大径1.8、孔径0.3 厘米（图一四，5）。
图一六 滑石管（M32 ∶11）
玉璧 2 件， 形制相同， 尺寸略异。标本M32 ∶3-1，保存完好，整体青绿间杂白色，两面均满饰涡纹，内外边缘处各一周凹弦纹。直径14.6、孔径4.8、厚0.45 厘米（图一七；图一四，1）。标本M32 ∶3-2，形制相同，残为4 段，有残缺。直径15.3、孔径6.4、厚0.4 厘米（图一八；图一四，2）。
图一七 玉璧（M32 ∶3-1）
图一八 玉璧（M32 ∶3-2）
玛瑙环 1 件。标本M32∶2，半透明玛瑙内部夹杂绿色丝状物，状如水草。环内侧较厚，直壁两端抹边，外缘极薄，单侧剖面接近抹边三角形。直径4.6、内径2.5、内侧厚0.6 厘米（图一九；图一四，3）。
图一九 玛瑙环（M32 ∶2）
骨器 38 件，其中骨珠为荒帷饰件，骨笄为随葬器物。
骨笄 1 件。标本M32 ∶9，残。圆柱状长条形，通体磨光。首尾均残。直径0.3、残长7.4 厘米（图一四，6）。
骨珠 37 件。多未经打磨，平面呈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多边形，剖面呈梭形，中间有一方形孔（图二〇）。直径2~3.1 厘米之间，集中分布于2.5 厘米左右。标本M32 ∶12-1，径2.4、厚0.7、孔边长0.4 厘米（图一四，7）；标本M32 ∶12-2，径2.1、厚0.9、孔边长0.4 厘米（图一四，8）。
图二〇 骨珠（M32 ∶12）
蚌器 23 件（套）。其中长条状蚌饰分布于棺四周，应为棺饰，其余皆为随葬器物。
彩绘贝壳 3 件（套）。均为帘蛤科琴文蛤，贝壳为长椭圆形，壳质较厚，前端圆，后端略尖，壳面有光泽，楯面呈现紫色，壳表可见同心生长线。
标本M32 ∶10-1，保存较好，仅前端略残。内外均有图像，加工方式不同。壳表经雕刻、修饰，左右壳布局及纹饰相同，以右壳为例，以凸弦纹强化楯面与壳表分界，且呈现不同风格处理方式，楯面保留浅紫色角质层为纹饰，其余部分剔除至壳层，纹饰抽象，大致为两小圆弧相切，似凤鸟之尾纹，自壳顶至边缘处共5 组，中间3 组形象完整，左右壳略不对称。以壳顶为顶点，楯面之外区域大致为90°扇形，其内纹饰分为2 组，上部4/5 处为一组，下部至边缘处为一组，2组纹饰以平行于生长线的弦纹带区分，上部饰三角纹，三角纹做法有三种：（1）保留原始角质层；（2）全部减地雕刻，角质层剔除并暴露壳层；（3）三角形内减地雕刻极小的方格纹。并以（1）-（3）及（2）-（3）对角组合的方式形成边长1.5 厘米方格纹，两种纹饰交叉分布，其中楯面一边分布4 组，小月面一侧分布3 组，近扇缘处方格纹作变形处理或不完整。下部为4 组宝贝纹，减地雕刻长椭圆形作宝贝轮廓，保留中间长径与其间竖向短线组合以示壳口和齿部，宝贝纹间以较粗的短线间隔。内部饰彩绘图像，左右壳图像主题各异。左壳描绘编钟演奏场景，中间立一钟师着窄袖深衣，宽束腰另佩细带束之，头部及发式不清晰，面向编钟，手持钟锤作敲击状，左侧钟锤清晰，柄细长，球形锤。钮钟4 枚以红色系带悬于簨虡之上，钮、钲、枚、篆、鼓等基本形制特征均有明确表现，钟体大小略异。簨虡为单层，马身鸟首状怪兽底座相背而立，前足挺立后足微曲，颈、腹均有装饰，目圆睁，长喙厚首，头顶立柱（虡部）以承横梁（簨部），横梁宽大，簨上饰四组鸟首，两侧鸟首朝外，内侧者朝内，各有冠羽，圆目张口作引颈长鸣状，另有5组草叶状纹饰不知所指。右壳描绘桥面游玩场景，5 根立柱式桥墩经斜向支撑形成三角形结构，桥板铺于桥墩上。双鱼前后相依于水中遨游，外形、首、尾、躯干及鱼鳍、鱼鳞表现细致。桥面4 人，中间左侧一侍者持伞，伞柄细长立于桥面正中，柄中上部有圆形杠箍，伞面红色，顶部为较大的球形盖斗，持伞者站立，面向右侧主人，颈部偏下束发后自然下垂，着交领窄袖深衣，宽束腰；其左侧也应为侍者，略模糊，装束、发式大致相同，于桥端作俯身回首状；伞右侧应为男女主人，男主立于伞下，抬首面向右侧，手执右侧女主之手，手中似握一物交与女主，头戴尖顶小冠，以带系结颔下，着交领窄袖深衣，宽束腰又以细带束之，左腰佩剑，剑柄微下斜；右侧应为女主，站立执男主手，昂首朝向天空，装束发式与侍者无异。两幅图像绘法相同，均以褐彩勾勒线条，以不同颜色、留白、填充短线纹等形式区别不同部位，主体以褐色或浅褐色涂彩，留白较多，次为红彩，仅极少数钮钟枚部以蓝彩点缀。壳高6.7、长7.8、宽4.1 厘米（图二一、图二三）。
图二一 彩绘贝壳（M32 ∶10-1）
图二二 彩绘贝壳（M32 ∶10-2）
图二三 彩绘贝壳（M32 ∶10-1）
标本M32 ∶10-2，双壳均破碎，大部可复原。内外均有图像，加工方式与前者相似。壳表经雕刻，与前者相似但略有异，楯面3 组鸟尾羽纹，楯面之外的扇形区域全部饰以三角纹，并以同样的方式组成边长约2 厘米的方格纹，加工方式与前者相同，近楯面和中心区域方格纹完整，缘外侧亦有方格纹变形及不完整情况。内壳亦分别绘制不同主题图像。左壳所绘似神怪图像，所指不明且有残缺，仅简要描述如下，贝壳中心为大小相次两正方形图案嵌套，中心小正方形饰红彩，两者之间饰斜线纹，以较粗的对角线分隔。四边外侧分别绘容貌相近，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神怪头像，红色面部呈扁三角形，双目及口部扁圆，无鼻，双耳肥硕，头顶有褐色双角，双角间戴倒三角形冠，颈部与方形图案相连。神怪头像之间绘有长身圆首的怪物。壳缘两侧分别绘一带柄的桃叶形纹。右壳绘凤鸟啖蛇图，凤鸟站立面向左侧，右足抓握彩蛇送入口中作啖食状，左足屈立，脑后五支冠羽，圆目细颈，躯体肥硕，左翼后扬欲张，尾羽上扬。以褐彩绘制轮廓，各部位分别饰红彩、蓝彩、褐彩或留白以示区别，大量使用蓝色、红色，褐彩运用较少，整体斑斓艳丽。壳高5.5、长6.9、厚3.8厘米（图二二、图二四）。
图二四 彩绘贝壳（M32 ∶10-2）
标本M32 ∶10-3，仅保留右壳，残为数块，大部可修复。内外均有图像。外壳楯面保留原始浅紫色角质层，其余部位经雕刻施彩，氧化脱落较甚，楯侧外缘处可见较明显成组羽状纹饰，中间部位残留少量红彩、褐彩，其余部分则漫漶不清，推断应为凤鸟图案。内壁绘制宴饮图，两层高台建筑邻水构建，三尾小鱼前后相依向左遨游，一层五立柱面阔四间，大门居右二间中部，二层单间双柱，四阿庑殿顶，屋脊有三脊兽装饰，屋顶铺成行板瓦。宴饮者跽坐于上层正中，均戴尖顶小冠，以带系于颔下，身着交领宽袖深衣，宽束腰，双手呈于胸前，两人手合向一处，似对饮。二层外左侧有高大树干，右侧有一侍者，作俯身回首状。一层右端似蹲坐一犬，左二间有一人，仅见面部，昂首望向右上方，发式、姿态不明。除一般绘制外，右侧下缘处减地雕刻后涂彩。壳高7.2、长8.5 厘米（图二五、图二六）。
图二五 彩绘贝壳（M32 ∶10-3）
图二六 彩绘贝壳（M32 ∶10-3）
海螺 1 件。标本M32 ∶8，宝贝科，种属难辨，呈长卵圆形，背部膨圆，光滑有光泽，两侧基部稍收缩。壳口狭长，内外唇各具齿，前后沟短。表面皮壳脱落严重。背部中间有一长条形凹槽穿透壳体。长7.9、宽5.3、高4.2 厘米（图二七；图二九，1）。
图二七 海螺（M32 ∶8）
小型贝壳 9 件，保存完好的7 件，2 件略残。均为帘蛤科小型蛤类，大致有文蛤、巧环楔形蛤等种属（图二八）。标本M32 ∶16-1，巧环楔形蛤，高4.1、长4.8、宽3 厘米（图二九，2）。标本M32 ∶16-2，文蛤，高2.3、长2.7、宽1.4 厘米（图二九，3）。
图二八 小型贝壳（M32 ∶16）
图二九 M32 出土蚌器
1.海螺（M32 ∶8） 2~3.贝壳（M32 ∶16-1、M32 ∶16-2） 4~5.长条状蚌饰（M32 ∶17-1、M32 ∶17-2）
长条状蚌饰 保存完整或尚能辨认形制的10 件，其余皆残破。均采用三角帆蚌外缘前端制作。壳外缘及前端边缘保留原始缘面，前端弧内收，自外缘处向内侧截取宽3~4 厘米的长条，内侧平直，保留壳前端，后端截掉，截取位置平直，长度不一，完整者7~11厘米。形制基本相同，因左右壳有别，弧收位置左右有异。其中2 件前端弧收位置有小孔。长度差异大可能受蚌壳本身尺寸限制，宽度差异小则暗示其使用时可能采用长条状布排方式，因而对宽度要求较高。前端小孔并非必需，外壳残留部分彩绘痕迹，推测可能采用粘附方式与相应基质结合，小孔可能代表了其他用途，比如加固或者附加其他缀饰，具体用法尚待考察。标本M32 ∶17-1，左壳，长10.5、宽3.6 厘米（图三〇；图二九，4）。标本M32 ∶17-2，右壳，前端有一小孔，后端残，残长6.3、宽3.3 厘米（图三一；图二九，5）。
图三〇 长条状蚌饰（M32 ∶17-1）
图三一 长条状蚌饰（M32 ∶17-2）
五、结语
出土器物欠缺典型的年代指向性特征。比如常见的玛瑙环，从形制和加工方式看都符合战国时期的一般特征。透雕镜是齐地战国中期常见的镜类，桥型钮则符合战国早中期的一般特征，宽镜缘则显示出战国中晚期的特征[3] 。小型陶罐也偶见于战国时期的大中型墓中[4] ，与之形制差异较大，尤其A 型折腹罐罕有同类者，而B 型鼓腹罐与临淄大夫观墓葬出土陶罐（M1K3 ∶8）[5] 、商王墓地M2 出土Ⅱ型罐（M2 ∶25）[6] 较为类似，只是本墓出土陶罐颈部略短且有不明显的圈足，可能略早于二者。从形制上看，也符合战国中晚期墓葬的一般特征。墓葬四壁设有台阶，是战国中晚期大中型墓葬普遍特征，一般而言，台阶越多而年代越晚[7] 。该墓设置台阶一层，且二层台未设置器物坑、陪葬坑及壁龛，也没有放置陶礼器，符合战国中晚期的特征。综合判断，墓葬年代应在战国中后期，约处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阶段。
盗掘导致随葬器物组合不能完整呈现，仅从墓葬规模、棺椁配置以及残存出土器物来看，墓主应为齐国贵族。透雕铜镜制作精美，带钩体型硕大、装饰华美，均属当时同类器中的精品，水草玛瑙环、贝壳画更是同期所罕见，或许说明了墓主较高的审美水平。海贝和海螺大部分来自热带或亚热带海域，也从侧面证明了齐地对外交流的频繁。
首次科学发掘有明确背景的贝壳画为了解当时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是了解当时绘画原料、基质、技法以及图像表达的直接素材。画中钮钟、簨虡、伞等，均有同时期的出土实物相映照，大致未失真，这样看来，其中宴饮、奏乐、游玩等图像虽有夸张成分，但整体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性，这些主题在同时期的帛画、刻纹铜器、漆器中均有体现，同时出现的往往还有扶桑、狩猎、射礼等母题。与之不同的是，贝壳画并未展现出连贯的叙事性风格，而是以独幅画和单一场景方式展现，是否通过多组独幅画及多种单一场景展现某种连贯叙事，则是后续讨论的问题了。凤鸟啖蛇也是当时常见的绘画母题，在刻纹铜器，尤其是丝织品上常见，多以凤鸟啖蛇、凤鸟践蛇、凤蛇缠斗等形式表现，可能与当时社会信仰有关。而神怪图像并不常见，从整体构图而言，或许与曾侯乙墓棺足档花纹[8] 有些联系，中间为方形窗格，四方分别有人面神怪，其间饰龙凤纹。贝壳画丰富的内容，为了解当时服饰、建筑、社会生活、风俗和信仰等也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贝壳在古代被作为货币、工具和装饰品使用，隋唐时期还出现以金银为材料仿造的贝壳盒，用作化妆品的盛器[9] ，时至今日，也时常被用于盛装蛤蜊油等日用护肤品。江户时代，日本曾流行一种贝壳画，文蛤内绘制以金箔为衬、以源氏物语为母题的图案，贵族妇女以此为玩具进行 “贝合”游戏，且有专门的贝桶盛放，甚至被当作女方重要的嫁妆。至于墓葬出土的彩绘贝壳，是盛放化妆品的容器还是作为观赏或其他用途的玩具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附记：参加发掘工作的主要有罗勋章（领队）、魏成敏、王会田、张子晓、王德田等。田野绘图由王德田、张子晓等完成。器物绘图主要由于华、郭欣雨完成，器物摄影由董芷铭承担，拓片工作由李胜利负责。贝壳种属鉴定由王华、王心言完成。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魏成敏、王会田的大力帮助，初稿完成后徐龙国、郎剑锋、徐倩倩等师友给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执笔：赵益超 侯霞
[1] 徐倩倩：《东周齐国的棺椁和墓室装饰研究》，《东南文化》2020 年第5 期。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齐墓》（第二集），文物出版社，2018 年。
[3] 赵益超、侯霞：《临淄出土战国铜镜概述》，《鉴出齐都——中日合作临淄出土铜镜范考古学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待刊。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墓》（第一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5] 资料现存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夫观战国墓年代为战国晚期。
[6]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 年。
[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临淄齐墓》（第三集），文物出版社，2019 年。
[8]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9] 齐东方：《贝壳与贝壳形盒》，《华夏考古》2007 年第3 期。
本文系2023 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临淄徐家村南墓地出土战国贝壳画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3KGJ0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