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
本文为《大众考古》2024年06月刊卷首语
国际考古学界一般把1859年作为人类现代考古学真正诞生的年份，其标志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进化论”正式发布。这表明现代考古学既与自然科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又具有人类思想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我国，多认为现代考古学出现于1921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今巍然屹立于世界考古学的群峰之中而毫不逊色。回顾和关注考古学史对我们正确把握考古学的学术创新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学和科研中，读过诸多考古学史的文章和著作，才知道考古学史有着不同的面相。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以重大考古发现所建构的面相。考古学是一门高度重视新发现的科学，以中国为例，甲骨文、敦煌文书、河西走廊和西域汉晋简牍的发现，以及“北京人”、仰韶文化、殷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兵马俑、马王堆、二里头文化、三星堆等的发现，无不导致中国考古学的持续进步和考古学术体系的不断重构。这样的考古学史让我们读到了重大发现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和给予人们既有思想的巨大冲击。
一种是以重要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术机构所建构的面相。考古学家是考古科学的“主角”，离开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探索与奋斗，就不可能有考古学的历史，考古学家及其实践是考古学史的“撰写者”。为此，我们可以通过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安特生、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吴金鼎、曾昭燏、裴文中、张光直、俞伟超、张忠培、石兴邦、安金槐、安志敏、王仲殊、宿白、严文明等先生的考古学业绩，或者阅读他们的论著、日记，去认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考古学史还会让我们欣赏到考古学家特殊的学术思考和丰富的人生情怀。
一种是以重要理论、方法、知识所建构的面相。考古学史既是考古学的实践史，更是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知识的进步史。如果没有进化论、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文化学、考古科技学以及认知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过程考古学、阐释考古学、比较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经济考古学、文化遗产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等种种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出现，没有各种考古学专业概念、知识以及体系的持续产生与推进，考古学科的大厦又何从建设和延展？这样的考古学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一系列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工具、知识的支持，展现了考古学学科内涵的广阔性和始终如一的开放性之特征。
一种是以考古学一系列重要分支学科或专门研究领域所建构的面向。考古学有数十个分支学科或专门研究领域，有的生长时间较长，如史前考古学、古典考古学（中国为夏商周三代考古学），其他的如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城市考古、技术考古、工业考古、农业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水下考古、边疆考古、人类骨骼考古、基因考古、公共考古、数字考古、考古遗产等分支学科的产生则较晚。不同的分支学科都是考古学学科体系及其成长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种是以重要区域考古所建构的面相。考古学带有强烈的空间性或区域性，以中国考古为例，或以某省某市为区域考古对象，抑或以某一流域、某一古国区域为区域考古对象；再以世界为例，还有跨国的丝绸之路考古甚至环太平洋区域考古等。以区域考古所建构的考古学史，能够让我们看到考古学家是如何一步步揭示出特定区域的文化及文明演进历程与规律，阐释出人们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历程及其机制。
一种是以考古学自身与其生存时代之关系所建构的面相。考古学作为社会及人文科学，与其所在国度、地区，与人类在不同时代学术、思想、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诉求有密切关系。学者们以此为视角，去探讨不同时代背景对考古学的促进或引领的作用，如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关系；考古学与国家经济盛衰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公共考古兴起与民众文化权益保障的关系；丝路考古与国际和平事业发展的关系等。这样的考古学史能够说明，考古学的发生是人类进入科学时代及追求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与整个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她已经也必将继续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正是因为考古学史拥有多个面相，才能让我们从不同侧面去“阅读”感知考古学的丰富多彩和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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