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去世20周年，揭露日本的四重迫害和谋杀
文摘
2024-11-09 20:00
山东
20年前（2004年11月9日）的今天，写出《南京大屠杀》的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加州自杀。张纯如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学毕业之初她做了一段时间记者，但很快决定要做一名作家。她的第一本书是《蚕丝：钱学森传》，讲述从丝绸商人家庭走出来的钱学森，一路求学，成长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故事。1994年12月，在《蚕丝》出版前夕，张纯如找到了第二本书的主题：南京大屠杀。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听父母讲过南京大屠杀，她很震惊，但在图书馆和历史书里却找不到任何信息，就连老师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1994年12月13日，她在加州参加了一场日军侵华图片展，“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后张纯如开始到美国国家档案馆、耶鲁大学等处查找史料，1995年夏天还专门到南京待了一个月，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期间她挖掘出两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员工，长期在中国工作，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大量难民。![]()
后来，张纯如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帮助下，通过德国历史学家，在1996年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莱恩哈特。莱恩哈特保存着拉贝的大量日记和照片，其中就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记录。此外，张纯如还在耶鲁大学找到了沉睡多年的《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人，毕业于伊利诺伊州师范大学，1919年进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与拉贝等人一起设立“南京安全区”保护难民，她同样留下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1997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正式出版。书一出版便引发轰动，之后的四个月里重印了17次，销量超过13万册，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停留了13周。尽管不断加印，可张纯如到美国各地签售时却常常面临无书可签的情况。与此同时，德国、西班牙、中国大陆和台湾、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计划出版该书。更难得的是，《南京大屠杀》受到了历史学界的一致好评。这些历史学家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奥维尔·谢尔，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克里斯蒂·克林根贝格、理查·德罗兹，哈佛大学的罗斯·特雷尔，耶鲁大学的白彬菊，罗格斯大学的彼得李等等。基本的事实就是，在有限的历史研究人员之外，整个西方社会几乎完全不了解二战中的中国战场情况，不了解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当张纯如的书一出版，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被震动了，其中也包括日本。然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表现出更多的是忌惮和憎恶，在之后的多年里对张纯如实施了多重迫害。《南京大屠杀》出版不久，日本国内就有媒体发文，批评日本外务省居然容忍这样的“反日”书籍存在。1998年4月21日，齐藤邦彦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南京大屠杀》，称其“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你能想象一个德国驻美大使对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作出如此评价吗？”齐藤邦彦的言论引起广泛批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要求日本解除他的职务,洛杉矶宽容博物馆（犹太人权机构）则给日本大使馆和所有新闻媒体都发了抗议信。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也分别发表声明，声援张纯如。见中国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公开支持张纯如，日本右翼分子开始污蔑她，说中国政府是《南京大屠杀》的幕后指使者。5月11日，出离愤怒的张纯如向齐藤邦彦发出公开电视辩论的挑战。齐藤邦彦一直在回避，直到12月1日，两人才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进行公开辩论。1998年10月日本首相访问韩国期间，日本首次以书面形式就殖民韩国表示道歉。然而11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却拒绝以书面形式就侵华表示道歉，日本首相仅用非正式的措辞进行了口头道歉。![]()
辩论一开始，主持人请齐藤邦彦解释，日本对中韩两国为什么有不同待遇。齐藤邦彦狡辩，书面和口头道歉是一样的，他看不出两者有何分别。张纯如反问，如果书面和口头一样，为什么日本不给中国一个书面道歉。张纯如回答，日本要承认关于其暴行的基本事实，必须提供书面道歉及对受害者的赔偿，同时还要在教科书中写入战争侵略的内容。她问齐藤邦彦，今天他个人能否在电视上“对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齐藤邦彦仓皇而逃。可在他示范下，来自日本的诋毁和迫害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美国人都开始担心张纯如的安全问题。在旧金山一家书店签售时，一名男子对她说“你真有勇气！”接着问她：在另一次活动中，有人给她递纸条：“故事讲得真棒！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在电视辩论第二天，其父张绍进的一位同事说，他很敬佩张纯如的勇气，但建议她请个保镖。1998年春，日本出版社“柏书房”拿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权。同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教授也拒绝为日译本写书评，他们受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组织”的威胁。紧接着，日文版的翻译工作中加入了一个所谓的“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其工作是核查书中的内容。10月份，张纯如便收到一份长长的勘误表，上面是柏书房和“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挑出来的“错误”。他们确实找出来一些错误，比如人名、军事术语、职务头衔等。但更多的“错误”其实是为了扭曲（掩盖）历史事实，比如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30万左右）和被强奸人数（2万-8万），以及一些照片的真实性——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认为数字被夸大，并打算删掉十几幅照片。结果第二年（1999年）春天，她震惊地发现，柏书房在悄悄推进一个“绑定”出版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柏书房将同时出版两本书，一本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另一本是《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如何解读<南京大屠杀>》。后一本书是对前一本书的批评和质疑，部分文章来自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当她向柏书房询问上述情况后，柏书房暂停了该计划并声明，如果张纯如不同意“绑定”出版，他们将终止日文版出版。事实上，柏书房的“绑定”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本是《南京大屠杀》，另一本是“指出原著中错误”并附带重新解释的修订本。关于日文版的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999年5月，珀修斯图书集团宣布终止与柏书房的日文版合作。此后，直到2007年《南京大屠杀》日文版才最终在日本发行。对张纯如的诋毁和迫害不仅来自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还来自与日本过从紧密的历史学家。2000年3月，她受邀为一本关于日本皇室的书写书封推荐。然而，美国东海岸某名校的一位教授直接威胁出版社，如果使用张纯如的推荐，他将撤回自己的推荐，并要求所有其他人也撤回推荐。这位教授权势极大，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生涯，该书作者最终放弃了张纯如的推荐。这种公开迫害，其行为之卑鄙，已经超出学术争论的界限。据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顾问兰迪·霍普金斯揭露，日本外务省曾资助并推动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旨在抹黑和丑化张纯如和她的书的邪恶行动。这场行动的参与者是国际知名历史学家，阵地是《日本回声》杂志，时间从《南京大屠杀》出版一直持续到2008年（张纯如去世四年后）。《日本回声》是日本外务省发起创办的一份季刊，由私人公司运营，外务省每年向其拨付资金。《日本回声》曾在1998年8月、2000年2月、2007年12月三期杂志上，集中刊登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攻击、诋毁张纯如和她的书。其中，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教授大卫·艾斯丘，在其《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中暗示，张纯如不是“真正客观的史学家”，她的书不够“客观、公正”。傅佛果
知名历史学家傅佛果撰文《有关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争议》，攻击张纯如“她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说，张纯如将南京暴行描述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holocaust），是“最具冒犯性的论点”。他认为“大屠杀”一词仅限于犹太种族灭绝，或纳粹屠杀吉普赛人、欧洲移民屠杀美洲印第安人等，但不能用于南京屠杀。他说，“任何严肃的中国或日本近代史学者都不会接受《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结果。”他把《南京大屠杀》比做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满是“离奇的阴谋论”和“怪异的表演”。日本近代史专家秦郁彦则撰文《事实vs传说》，指责张纯如的书“存在严重缺陷”。他认为，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和被强奸人数缺乏依据，11张日军“斩首和性犯罪”的照片是伪造的。被日本外务省利用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位，阿尔文·库克斯。去世前，库克斯曾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担任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教授，还曾在日本生活十多年。他在《日本回声》上发表攻击张纯如的文章《唤醒旧伤》，被霍普金斯质疑是伪作。因为该文是在库克斯去世后发表的，且与他一贯的文风格格不入，再就是文中提到许多张纯如的“谬误和错误表述”，其实与《南京大屠杀》的实际内容几乎不相干。如果《唤醒旧伤》一文真的是伪作，那么幕后操弄者不言自明。起初张纯如对安全问题并不太在意，当家人提醒她的时候，她甚至有点不高兴。可随着诋毁的不断加剧，她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提高警惕。1999年春天，当日本国内疯狂围剿《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时候，张纯如注意到自己的电话可能被窃听了。![]()
有一次她与图书编辑通电话，两人都听到了静电干扰的噪音，甚至听到模糊遥远的对话声。从那后，她每次打电话都能听到一声“咔哒”声。于是，她开始更多用电子邮件与家人和朋友联络。此外有理由怀疑，在旅行、签售、演讲乃至日常生活中，她很可能遭到了跟踪。这方面的信息她从没对外公开，直到2004年的一次旅行。为了宣传第三本书《美国华人》，张纯如在2004年3月底展开了密集的签售之旅，一个多月走了20个城市，参加了35次签售活动。据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回忆，旅行前“纯如看起来一切都好”，旅行后她“变得越来越恐惧”，这次旅行“一定发生了某些令纯如特别恐惧的事情”。很快张纯如告诉父母，某次演讲后有个人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她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2004年10月5日，张纯如和父母到加州箱根园散步，当时她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差。“图书签售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你加入我们会更安全’。”“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跑开了，什么都没说。”她回答，“爸爸，你觉得加入某个组织是不是真的会安全些？我很担心家人的安全。”父母竭力安慰她，可她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她担心有人会伤害她和家人。所以当丈夫提议把儿子送到奶奶家时，她很干脆的同意了，她认为儿子离开她最安全。张纯如透露的信息很有限，她甚至没有说出威胁发生的地点。仅从现有信息看，以她的个性不应该如此恐慌。她很可能隐藏了部分细节，威胁也很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完整的威胁应该能直达她心中最软弱的部分，所以她才表现的如此恐惧。2004年8月13日，张纯如到路易斯维尔采访二战老兵。凌晨时分，她用颤抖的声音给母亲打电话，说旅馆的电视里在播放一些恐怖血腥的场面，还有战争中小孩子被残杀的景象，就像地狱显现在眼前一样。她说，她一到这家旅馆就觉得不对劲，前台的服务生看她的表情很可疑，草坪上有个人一直盯着她的窗户。她怀疑她的房间里有窃听器，电视上的图像是有人故意吓她的。她说的那些或许是幻觉，但它们的源头肯定是外部威胁，威胁来自谁也不言自明。写完第三本书《美国华人》后，张纯如开始全力准备第四本书，第四本书的主题是“巴丹死亡行军”。2004年8月13日，在采访幸存老兵的旅途中，张纯如精神崩溃。之后病情急速恶化，10月份的时候她反复告诉家人，“她身体里的一部分想要活下去，但另一部分却想死。”张纯如从未公开自己的病情，她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她长期研究日军暴行，接触大量残忍血腥的历史，在精神上一遍遍亲历让人窒息的黑暗时刻，1995年她就出现了失眠、做恶梦、体重锐减、大量脱发等情况。![]()
另一重压力来自孩子，她先是因免疫问题无法怀孕，代孕生子后又发现儿子患自闭症，又因工作太忙无法多陪孩子，每一件事都让她无比焦虑。此外，张纯如还需要时刻面对日本方面的诋毁和恐吓……种种因素叠加，最终压垮了她。她的母亲有另一种看法：促成张纯如自杀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抗精神病药物。张纯如去世数年后，哈佛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家泰彻尔告诉张盈盈，按照惯常的治疗方案，病人服用Risperdal(维思通)这类抗精神病药物的初始剂量是0.25毫克。然而从路易斯维尔开始，医生就让张纯如每天服用2毫克Risperdal，该剂量是泰彻尔建议剂量的8倍之多。现在我们知道，“自杀”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典型副作用之一。张纯如去世后外界则有一种声音，认为是日本右翼谋杀了她，或者间接杀害了她。一开始她的家人都不相信这类阴谋论，直到多年后，张盈盈才意识到确实有这种可能。张纯如的家人之所以不相信“阴谋论”，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观察日本的角度完全是美国式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张纯如所作的工作对日本右翼和日本政府的杀伤力有多大。张纯如成名后，许多美籍华人都劝她尽快从政，她弟弟说，“所有的美籍华人都希望你能站出来当他们的领袖！”作家才是她的志向，但在某种程度上，她确实担任着“领袖”的角色。听证会的主题是帮助国会议员了解二战期间日本人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及慰安妇等问题。1999年4月，她在白宫与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单独见面。她向第一夫人介绍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请她支持通过一项关于解密731部队历史档案的议案。与第一夫人会面后，张纯如到纽约参加了百人会(C-100)会议。百人会是美国华人组织，成员都是华人精英，包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音乐家马友友等，当时张纯如被邀请成为百人会的成员之一。2000年，张纯如花费了大量精力推动《日本帝国军队信息披露法案》——依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档案中有关日本军队的所有内容都将被解密。她给议员们写信，请求他们在参众两院支持通过该法案。同年8月，她在洛杉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所有美国华人支持该法案。在多方努力下，10月份《日本帝国军队信息披露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12月，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她的工作不止于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她还在推动战争赔偿问题。早在1998年2月，张纯如在《新闻日报》的专栏文章中专门提到了赔偿问题：“日本争辩说，所有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都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国拒绝承认该条约）中被解决了。但如果仔细阅读条约，便会发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被搁置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因为战争而濒临崩溃，条约表示要等日本有能力作出相应赔偿时再讨论此事。这样的借口在今天来看是可笑的。……如果德国都可以道歉并支付战争赔偿，为什么日本不能？……容忍日本继续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新的侮辱——更不用说什么人道和良心了。”张纯如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追索战争赔偿的工作有很强的连续性，她的第四本书主题是“巴丹死亡行军”——![]()
1942年4月，78000名美军（含部分菲律宾军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向日军投降，随后日军将战俘徒步押解到120公里外的战俘营。押解过程中没有水，没有食物，15000名战俘被虐待、杀害。抵达战俘营后，两个月内又死去了26000人。这本书如果出版，引起的轰动肯定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还是美国人眼中的头号大敌。当时民调，55%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对美国是一种威胁，36%的美国人对日本人持憎恨态度（因偷袭珍珠港）。在这种情况下，“巴丹死亡行军”的书一旦出版，日本在美国社会中本就极其负面的形象，可能会完全崩塌。这种可以预见的局面，肯定让日本某些势力、某些人如坐针毡，把张纯如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无论张纯如的写作工作还是社会工作，都对日本利益形成了直接而重大的威胁，日本方面有充分的动机“谋杀”她。2004年，张纯如在签售中遇到的某种可怕威胁，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中国国土上的抗日战争早就结束了，不过还有第二场抗战。第二场抗战转移到了舆论战场、外交战场等，目标是揭露日本竭力隐藏的战争罪行，追索战争赔偿，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场抗战中，在美国战线上，张纯如孤身一人杀破了敌胆，却最终倒在了敌人的阴谋下。尽管公开信息显示张纯如是自杀的，可我相信背后一定是日本方面操作、推动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你可以说这是阴谋论，但从日本的作恶历史、民族个性、时代背景及动机来综合衡量，事情就是它们干的。（资料来源：《抹黑张纯如<南京浩劫>：日本外务省为期十年的“公关”活动》，兰迪·霍普金斯著；《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张盈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