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 第3500期 | 徐东日：明清中朝文士的京都书写与中国京城文化的异域流转

京都的前身平安京是依据其被众山环绕的地理优势建造的。桓武天皇充分吸取源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和“风水说”的精髓，对京都进行了理论堪舆、规划建造，将五方五色的思想转化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或“四神相应”，在城市总体格局中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作为四种神灵，形成山、川、道、泽等不同地势的组合”。具体而言，“四神相应”是指东方青龙（流水）、西方白虎（长道）、南方朱雀（水池）、北方玄武（山丘），这是代表吉祥的最佳地形。诚如桓武天皇对平安京地形的描述：“此国山水襟带，自然作城。因斯形胜，可制新号，宜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又子来之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形胜”一词透露出平安京都城理念中的风水思想，符合包括中朝赴日文人在内的所有儒学者对都城选址的总体想象与中朝两国建造本国都城的实际情况。晋人郭璞所著《葬书》认为，风水宝地的地理因素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地形呈现西北东三面护卫的马蹄形，即北面有高大的靠山，东西两边以山护持并呈合围状；二是腹地视野开阔，水深土厚；三是水从主峰前流过，呈缠绕状；四是方位坐北朝南；五是龙穴（吉祥之地、生气之地）位于主峰前的山脚下。京都满足了郭晋提出的所有选址原则，是“州之地膏壤沃野，宜五谷桑麻，民力农蚕被服，饮食饶乐”，“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山围水抱，地衍土沃”的吉祥之地。日本人受到“中国阳宅书籍《皇帝择京》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四神相应的风水说，但其文化传统中缺乏“气”的观念和信仰，认为风水是判定善恶的神秘力量之源，因此对中国的风水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龙穴”不是上天之气，而是大地之水，是泉水涌出的地方，即作为水神的龙居住的巢穴。京都宫城南面的水泽，即大地之水，就相当于“龙穴”。由此可见，京都的风水注重的是地利，其地理位置适合居住。

对于京都这样极其难得的上佳地形，朝鲜通信使申维瀚和中国文士王韬都有所感言：“倭京……北有爱宕山，雄峙修拔，是为镇山……东有险岭之阻，西控两关之固”（《海》：302）；“西京为日国向来京都，即葛野、爱宕二郡之地，襟山带河，自然作城，博大垲爽，天府之国。左环鸭水，右抱桂河，而北枕山冈，其南则为二水合流处，形势雄壮，甲于神州，其险固亦易于据守，桓武天皇建为新京而定鼎焉”（《扶》：401）。京都的北面是镇山爱宕山，西来的鸭水和东来的桂河合围其南部，这就使京都北有北山（玄武），南有小池（朱雀），东有鸭川（青龙），西有沿御室川河道的山阴古道（白虎），成为“四禽叶图”之地。在王韬看来，这就如同紫禁城建于景山和金水河的怀抱之中，但是紫禁城的景山和金水河毕竟是人工建造的，整个北京城南面也没有天然的大江大河，无法媲美京都北山南河这一自然天成的“山河襟带”的天然优势，因而，他由衷地发出了京都“形势雄壮，甲于神州”的慨叹。

不仅如此，京都还“东有险岭之阻，西控两关之固”。其东部越过高野川和山岭，南北又横亘着巨大的琵琶湖；西面绵延着山阳道和山阴道，南面过去曾有巨椋池，越过平原、丘陵的大阪与奈良，就是浩渺的大海。正因如此，王韬才称赞其“襟山带河，自然作城……形势雄壮……其险固亦易于据守”。何如璋在登上西京最高处的华顶山后，如此描述其地形：“楼据山巅，俯瞰全城，历历在目……周环数十里，气象殊狭。贺茂川萦带之，山水清丽。”再远眺，则隐约望见西京“南连大阪，襟内海；其西则山阴、山阳二道（所谓关西十六州也）”。于是，他不禁赋诗赞叹道：“乘兴来登第一楼，楼前烟景接天收。东屏叡岭南襟海，俯瞰关西十六州。”（《杂》：120）朝鲜通信使曹命采也认为西京“壮丽弘敞，则实有帝王都气象”。

那么，自诩承袭儒家朝鲜士人描述京都风水的文字明显少于中国文士，这一点正表明了朝鲜对于日本的文化优位意识：只有朝鲜才承袭了儒家礼治文化的衣钵，是文明的化身，而日本则是不文明的夷狄。因此，朝鲜使团成员在官船刚靠岸时，就穿上了“大明衣冠”以“显示正宗文明之所在”，还通过发起与日本人的文化竞赛传播汉文化以及朝鲜的优秀文化。另外，朝鲜通信使到日本后发现，日本很多建筑的规制、权力等级划分相当混乱，僭越礼制之处比比皆是。由此，许多朝鲜通信使甚至不肯承认日本的都城是遵循“阴阳五行”与“风水理论”而建。只有像申维瀚这样不希冀谋取功名的文学家才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描写了按照“风水理论”所规划的京都城址。

那么，自诩承袭儒家礼治文化衣钵的朝鲜又是否真正遵循了“阴阳五行”与“风水理论”来修筑他们自己的都城汉阳城呢?朝鲜朝在京城选址时采取了依山势而定的“四神砂”原则，即确定北面的白岳山（北岳山，北方玄武）是其主山，龙脉延绵至北面的三角山（现在的北汉山），直插云霄，承接上天的元气；白岳山向南，龙脉则延伸到景福宫后堆土成山的蛾眉山并成为王气孕育之所，蛾眉山的南面是王妃居住的交泰殿（阴），交泰殿的南面经过两仪门则是龙穴康宁殿（阳）的所在。此外，白岳山的右侧是仁王山（西方白虎），左侧是驼酪山（东方青龙），南边是南山和清溪川（南方朱雀）。为了实现负阴抱阳、山水结合、构筑福地的目的，朝鲜人也按照八卦的理论采取了自西北向东南引水入宫的方式。源于承接上天元气的三角山的具有王气的水流，经过五峰山抵达白岳山后汇流进景福宫的交泰殿、康宁宫与勤政殿，进入王宫的河水被称作锦川（明堂水）。为了保存王气，朝鲜人建造永济桥以界水则止，永济桥以东的水流被称作禁川。由此可见，能够被称为明堂的区域就是勤政殿前的广场，而明堂之穴则在勤政殿内的东南角，这是朝鲜王宫“基于风水观念发端于崇祖孝亲的思想”、在阴宅明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堂穴位堪舆选址法，像学者朴奉柱等人甚至认为父母、祖先才是自己的守护神。

朝鲜人的这种崇祖孝亲的风水思想源于郭璞《葬书》：“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一气相荫，由本而达枝也。故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也。……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这种为祖先选择风水宝地、修建坟墓以荫佑子孙的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孝道思想，体现了“仁”的道德原则，而孝是仁之本，讲仁就是为了尽孝，孝即是忠。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古代朝鲜人始终将忠孝视为国家、家族乃至个人生活的准则。他们“为帝王找到一块吉祥地，是为尽忠；为父母找到一块吉祥地，是为尽孝。但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百姓，找到吉祥地，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帝王是为了永延帝祚，百姓是为了福荫子孙。从最高统治者到下层百姓，全社会都在寻找那块充满生气的吉祥地”（《紫》：7）。中朝两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给父母、祖先建造阴宅时根据阴宅风水，而给自己和子孙建造阳宅时是根据阳宅风水；但朝鲜则一概依据阴宅风水理论“去选定阳宅与阳气”，尤其像汉阳的景福宫四周都以山岳为靠，“这是受到中国《狐首经》《锦囊经》等‘阴宅说’影响的结果”。因而，与其说这体现了朝鲜人仁者乐山的情怀，倒不如说是表现了朝鲜人注重阴宅风水和孝道的人文精神。由此可见，汉阳的风水观念关注的是人伦之风水。

作为风水说发源地，中国的都城北京注重的则是一种天时之风水。具体而言，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天寿），是王不得不可为王者之地。而且北京地处南北交通要地、东西水路交汇之所，因而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镇山天寿山是自昆仑山经太行、燕山而至的龙脉凝结之处，但由于天寿山前平原广阔，没有山岳可作为脊山，所以明朝人就在平地上以人工堆土的方式垒起了万岁山以作为“龙穴脊山”，也即镇山，从而使龙脉在此结穴，即交泰殿所在。由此，紫禁城便名正言顺依山而建，实现了风水所要求的“负阴而抱阳”的建城原则，且“这条龙脉直接与天上的元气相通，使宇宙的生气贯注于紫禁城中”（《紫》：131）。同样，因为仅有山还不能达到古人对建造都城的理想目的，必须配以水，只有山水结合，负阴抱阳，才是完美的福地，于是明朝人就设计让源自天寿山的积水潭之水由西北向东南沿万岁山西麓而下，注入紫禁城的护城河中，从而解决了北京南面没有天然的大江大河的问题。最终，北京在自然界大风水的内部，又巧妙地营造了一个内在的小风水环境。与此同时，建造紫禁城的风水原则又反映了古人宏大的宇宙思想：

紫禁城通过万岁山、金水河、天寿山、燕山、太行山与昆仑山一脉相连，通过山把天上的元气引入紫禁城之中，藏于天地昆仑交会之处，这是紫禁城的宇宙生成之道，即“气”。天上以北极星为中心，所有星宿皆围绕着它而布局，北京城以中轴贯穿全城，使天下所有的山川皆围绕着它而分布，皇帝坐镇太和殿，如北辰贯乎中天，“南面而听天下”，这是紫禁城的宇宙结构。（《紫》：7）

由此可见，中国都城北京的风水注重的是上天之风水。

总之，当时中朝两国都城北京、汉阳的选址和建造遵循的是阴阳五行与风水的理论，虽然表面上体现为强调山与水，实际上注重的是气，即选择一处吉祥而富有生气之地。日本都城的自然环境尽管与北京、汉阳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的选址与营造基本上还是遵从了源于中国的都城布局理念，因而中朝两国文人对京都的城市建造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化认同，这反过来又体现了中朝文士对自身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自信。另一方面，分别以“中华”“小中华”自居的中朝文士之所以充分认同京都的自然形胜，实际上也是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言说自我，其隐含目的在于肯定与确认本国宫殿的选址契合风水观念，恪守传统文化：建都安国选择“四禽叶图”“三山坐镇”的优越地形有利于维持政治平稳与国家安定，也使得各自都城适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即成为中央集权制的视觉象征。

中朝日三国的都城效仿的都是唐代长安城的布局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王权思想、宫廷政治制度与等级礼制，是中华以礼治国思想原则的体现。空间中的内外差异与制度中的高低位置彼此对应，空间的深度意味着政治的高度，体现了一种金字塔型结构：皇帝（天皇、国王）端坐于空间最深处的顶端，而不同级别的官署总体上沿着一条东南向的斜线，从内到外按高低等级排列。皇帝（天皇、国王）和大臣之间，沿着这条线建立起重要的联系———信息向内向上流动，而指令向下向外流动。他们组成单向投射的权力之眼，从顶端俯瞰并控制着较低的外部世界。

京都模仿的是严格按照中国建筑文化建造的奈良的平城京。京都城的中心位于其中央北部天皇居住的皇城，即平安宫（城）。它主要由内里、大极殿、朝堂院、丰乐院等殿舍以及官衙建筑群构成。内里是天皇处理日常政务与生活的空间，建造在平安宫的北半部。若以伟鉴门与朱雀门的连线为平安宫的南北中轴线，内里则位于南北中轴线偏东，其四周筑有内外两道墙，即内郭与外郭。内郭主要涵盖以下建筑：

内郭之内以宫殿建筑为主，共建有二十余个殿舍，其中，紫宸殿为内里的正殿，是举行即位、朝贺、御前会议、节会等各种礼仪的场所；位于紫宸殿西北侧的清凉殿则是天皇常住的殿舍，也是天皇面见群臣、举行御前会议的场所；在紫宸殿、清凉殿的北方，是后妃居住的空间。内里之南设有大极殿、朝堂院、丰乐院。大极殿位于朝堂院之北，二者相连构成大极殿－朝堂院区域。该区域位于平安宫的南北中轴线上，南北长度是156丈；大极殿的东西宽度是42.4丈，朝堂院的东西宽度为64丈。

平安京的大内里与内里有很多宫殿，辉煌程度令人惊叹：

整个大内里的规划是完全模仿中国的长安城的皇城。大内里的正中是处理政务的八省院，八省院的主殿是太极殿（两翼处建有青龙、白虎两楼），丹楹碧瓦，朱栏青琐，金珰玉础，透出雄壮威严的气势。到平安时代末期，大内里开始凋落，天皇居住的内里也屡遭损毁，不得不到外面临时设立皇居，或者借住在摄政或关白等外戚的家里。

镰仓、室町时代，皇居的规模大幅萎缩，而从织田信长开始，一直到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们都在不断地修缮与扩建皇居，最终使皇居恢复到九重殿门的规模。江户时代，皇居屡遭火灾，此后几度重建，我们今天看到的京都御苑是安政时期（1854—1859）营造，“京都御苑外墙是石墙，今出川街（北）、乌丸街（西）、丸太町街（南）、寺町街（东）分别形成御苑的外围”。

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的十五至十九世纪初，京都还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皇宫因经历战乱、火灾、地震而多有毁坏，宫城的居住面积大为减少，但由于天皇仍然居住其中，幕府政权就不得不派人来修葺或重建，因而宫城相对来说还比较完整；而到了中国文士造访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天皇已经迁居东京，旧宫城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因此，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士大夫所撰写的赴日纪行文学对京都宫城的描写就有显著不同，体现出了各自的叙述视角和情感色彩：朝鲜通信使着重描写京都宫城的内里建筑格局、“寝殿造”的建筑样式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宫城后花园的园林景致；中国文士则不再描写已经被遗弃的宫城建筑，而只着眼于宫城后花园的风景。

朝鲜通信史申维瀚在《海游录》中写道：“至第三城门，是为宫城。有垣而无壕堑，不设炮楼，制度华美，似我国宫墙；而亦甚高大。”（《海》：328）在此，申维瀚着眼于京都宫城的宫墙，可见京都宫城因缺乏“壕堑”“炮楼”这些在中国都城与朝鲜都城都特别重视的防御设施而不足称道，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有其建筑形制的“华美”。与此同时，申维瀚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言说自我”，他立即联想到京都宫城的宫墙“似我国宫墙”，可见朝鲜宫城的城墙并不太高；比起同时代的紫禁城而言，防御能力也太不强。所以，“为了防备那些始料不及、突如其来的危害，排遣不可名状的恐惧感”，为了更好地保护国王或天皇，朝日两国的宫殿基本都建造在山脚下，“一面有市街围绕着平地，一面将城墙延伸到背后的山顶”，并且在山顶上修筑起坚固的山城－防御工事，这就有利于宫人在王城（皇城）被攻破时退守到背后的山城进行最后的抵御。

与申维瀚对京都宫城的描述类似，稍早前使行日本的庆暹在他所撰写的《庆七松海槎录》中，详细比较了京都宫城与关白宫的不同：“天皇宫在东北，周回不广，且无园踰城池之设，仅如将倭之第。关白宫在西，高楼五层，粉堞四周，凿水为濠，因地设险……关白宫后有小丘，如覆甑之形，谓之甑山。秀吉营第于其上，极其壮丽，名之曰聚乐宫。”在深受儒家礼治思想影响的朝鲜文士庆暹看来，天皇应该是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所以皇宫的建制也应该是等级最高的，就如同紫禁城在中国的建制等级最高一样，可是日本天皇宫城的建制却远不如关白宫。究其内在缘由，申维瀚认为：“在昔，天皇擅威福，置三公六宫以厘白工，置大将军统理军政。中世以后，大将军自为关白而执国命，所谓天皇，尸居其宫，号令不出王城，只以年号历书行国中，银货恪宝字而有什一之税，爵帖用公章而有谢恩之礼，又以圻内百里奉汤沐。”（《海》：302）诚如申维瀚所言，在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中世镰仓幕府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皇室逐渐势弱，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不是天皇而是幕府将军，天皇只是掌握着神权，而幕府将军自从室町时代起就成为“武士拥护的中心，逐渐变成谁要反对幕府，谁便犯下了叛逆的罪状；纵然皇室想倒幕也不例外，甚至天皇想要复辟，还会被人民认为是叛逆，称之为‘天皇御谋叛’，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治维新才有了转变”。因此，日本天皇御所的规模要小于幕府的城堡格局。大阪城、二条城、日光东照宫的金碧辉煌都显示出幕府大将军的权势比天皇更胜一筹。御所无护城河、高城墙、三殿之制等设计，弱势的天皇皇宫也不需要像紫禁城一样仿造宇宙天极的同心圆作为中心（详见『鮮』：125）。正因如此，“严格恪守儒家的礼制观念并且早已内化为道德习惯”的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制文化的视角看到“日本关白僭越礼制、架空天皇地位夺得实权”（『鮮』：125）、关白宫的建制超过天皇宫城建制的现象时，十分难以理解，而且他们在描述天皇这位有名无实的“尸居其宫”者时也出现了难以言状的困惑。

不同于朝鲜通信使侧重于描写京都御所，中国文士着重描写的是京都御苑。中国文士抵达日本的时间晚于朝鲜通信使，游览京都的时间多在明治维新成功后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朝鲜修信使来到日本的时间相同）。这一时期，天皇已经迁居东京，所以中国使节就不能以致送国书的名义拜访京都御所，其他中国文士也“仅能于门外瞻望，不能入也”（《扶》：402），而只能绕行御苑，从远处观察御所的大致轮廓。王韬曾指出，京都御所的“宫殿制度，亦如日本富贵家屋宇，但稍宏广华焕耳”（《扶》：402）。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曾有过详细的描述：御苑诸建筑是“丹楹碧瓦、金珰玉础、朱栏青琐，地面铺的是石砖，屋脊上的鸱尾高高翘起”。相对于壮丽雄伟的紫禁城，京都御所显得更为素雅庄严；紫禁城彰显出皇帝唯我独尊、天下一统的“建筑意”，由离宫改建成的京都御所反映的是日本人崇尚自然的美学意境。但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以池泉为中心形成的景色自然、闲静、幽雅的回游式庭园，在当时却呈现出一片“隍椠甚狭，且少水，殆淤塞”的废园景象。对此，中国文士的心里不禁“窃窃焉而兴禾黍之悲……势之所迫，无可如何，东迁之举，匪所得已”（《东》：366）的历史兴亡之叹。实际上，在这种深重的慨叹当中也蕴含着中国文士对日本礼治文化衰亡的忧虑与落寞，因而他们看到遵循中国儒家礼治思想、深受中国唐代建筑文化影响而营造起来的京都宫城（即原平安京的缩减版）紫宸殿里所悬挂的董仲舒、郑康成等“屏图三代汉唐名臣”时，不禁吟诗道：“三代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杂》：119），并且感叹：“中土流风远矣哉。”（《使》：97）与此同时，他们又为承袭中国建筑文化基因的日本古都城的衰败而感喟不已。

既然因为施行虚君制或迁都而无法拜谒天皇，那么京都的皇居也只是徒具躯壳，但中国文士却仍然在京都皇居里感受到了多重滋味。他们一方面直面京都宫城废址（内里、皇居）“屋多坍塌，现有工匠修理开沟”的败象，感喟其“剩水残山旧国都，前王宫阙半荒芜。司阍老吏头垂白，犹记当年辇道无”（《杂》：119），“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杂》：119），继而又慨叹“前王宫阙”的物是人非以及王朝政治统治的兴衰无常；但另一方面也从由宫城自然延伸的御花苑中感受到了别样的妙趣。譬如，何如璋曾描写道：自己来到“日王旧宫”，在守吏的导引下游历了“殆无人迹”的紫宸殿，当他“循殿西行，转数折，过曲廊，涉后园”来到御花苑深处时，看到“落叶满阶，鸣禽在树，水喧石罅，泠泠然如闻琴筑声”，而这脉从石罅中泻下的瀑布就是“青龙瀑”，瀑布下面的“池上草树繁茂，尤多苍松”（详见《杂》：119）。于是他顿感自己遁入了远离尘世的深山老林，继而陷入沉思：“静对片时，尘虑俱息”，恍惚间竟然“几不知游迹之在王宫也”（详见《使》：97），遂忘情赋诗道：“蟠曲苍松拂栏低，池边芳草绿萋萋。忘机却有穿林鸟，不管游人只管啼。”（《杂》：119－120）与此相仿，来到御花苑的中国文士李莜圃也留下了赞美的文字：“苑中树木，梅花极为苍秀。”由此可见，中国文士并不注重描写京都宫城的建筑形制，而是将焦点放在御花苑上，这说明他们真正领悟到了日本庭园的妙趣和美感，认为日本人“将庭园与住宅有机地联系到一起”，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庭园是住宅的延伸，而住宅也因为庭园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美丽。庭园是日本建筑所特有的内容，如果将庭园舍弃掉的话，那住宅的价值也就几乎为零了”。对此，曹林娣等学者进一步提出：“日本园林不注重建筑，而重视叠山理水。”由此可见，日本的庭园（园林）具有等同于住宅（建筑）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地位还略高一些。

相对于中国文士淡然勾勒出京都宫城花园秋日景致的落寞、宁静与苍秀，朝鲜修信使金绮秀笔下的京都皇宫内苑则呈现出“满地芳草，树木参天，时有溪水泂渟，架以长桥，平衍幽夐，亦自可爱”的一番春日蓬勃向上、各类花草争奇斗艳的美景。同样是以“御花苑最深处”的景致为对象，金绮秀的描写就不像何如璋笔下的秋日那般苍凉，而是满地芬芳的花草和“溪流潺湲，上有飞瀑”，显得“景致绝胜”。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平安朝时代京都苑池中那种“林中放养着鹿，池中浮满了荷叶，盛开着美丽的莲花”，落泉宛如瀑布般富有情调的园林意境。自然，这与金绮绣时值春季到访京都御苑有关，但也与他作为修信使想全盘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明确目的有更直接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朝鲜修信使与朝鲜通信使的对日立场有较大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言，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时，尽管朝鲜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处于劣势，但在文化，尤其在汉文化的继承上却处于优势。为了彰显这种优势，朝鲜派出了文采卓越的重臣担任正副使，使团成员也大多是诗人和博学多才之士。面对曾经侵略过本国的敌国，朝鲜通信使，尤其是首次参加赴日纪行的朝鲜文士都不愿去描写作为日本政治、文化象征的京都皇宫内美好的景致。然而，随着时代变换以及对日本更深入的观察，一些求实的朝鲜修信使对日本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这主要集中在他们对日本市肆经济及一些自然风光等无关“华夷之辨”的内容的书写上。这一时期，朝鲜朝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政治、文化、教育，向西方文明靠拢，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而，修信使金绮秀此时对日本皇宫美丽景致的描写也就并非偶然了。

由此可见，中朝两国文士对京都宫城的描写侧重点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当时中朝两国的社会现实差异。首先，在甲午战争前夕出使、游历日本的中国文士对日本的认知是粗浅的、被动的。他们对日本的国情知之甚少，一味固守传统的礼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的思维依然停滞在天朝大国的迷梦当中，从而仍将日本想象成“蕞尔岛夷”，并且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蔑视”。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修好条约》结束了几千年来两国间断式延续的朝贡与册封关系。但是日本却并不满足于此，随着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的空前增强，它企图成为亚洲的新霸主。此时抵达京都的中国文士依然根据从前在书本中认识的京都皇居去感知日本皇宫，结果却失望地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今非昔比，不由得滋生出历史剧变、兴衰无常的喟叹与感慨。

朝鲜通信使使行日本的年代正值明朝中后期，即日本的江户时期。此时，朝鲜刚刚经历了壬辰年间日本军队的入侵，因而朝鲜民族普遍怀有仇视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朝鲜文士虽自诩比日本更彻底地贯彻了儒家礼治文化，而怀有一种文化优位意识，但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考量，他们又认为适当开展对日贸易是十分必要的（详见『鮮』：32—189）。因而朝鲜通信使于此时出使日本时，一方面密切关注体现儒家礼制的皇城格局，另一方面则更注意观察皇城的防御设施，以便向国内传递重要的军事情报。

朝鲜通信使使行日本时，正值日本幕府摄政的江户时期，他们看到的是天皇掌握神权、幕府将军掌握政权的“双重结构”的虚君制度；而中国文士在明治维新之后抵达日本之时，天皇虽已重获政权，不过彼时日本已迁都，京都不再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京都长期是日本朝廷的所在地，因此即便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其文化艺术底蕴依旧深厚，在很长一段时期仍然起着文化中心的作用；另外，京都的经济体量也依然巨大，在迁都后的一段时间内，京都仍然是日本的商业中心之一。因而，分别在天皇迁都前后来到京都的中朝两国文士所记录的京都城市格局、生活样态大致相同。中国文士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曾描写道：

二十三日，往观旧皇居。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条大逵。今所存者左京也，仅有六条逵，分为上下京。旧皇居在上京第一条，即所谓平安城也。皇城外有加茂川，绵亘南北，历二条、三条、四条、五条、七条各逵，沿堤架桥，以便来往。其地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群山环抱，深翠如滴。（《东》：366）

朝鲜文士庆暹也曾描写道：“闾巷道路方通四达，每一町［六十步为一段，十段为一町］有中路，三町为一条，条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条。”由此可见，平安京从北向南共九条路（称为“条”），以皇宫为中心向东、西各辐射出四条路（称为“坊”），这使得“整个平安城像围棋盘一样，被东西南北的大街小巷分割成小块，其中心区域是大内里，即天皇住所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集中的地方。大内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方”。平安京的这种城市布局基本上沿袭了唐代长安城的条坊制，只是有些地方相异于中国“外郭城－皇城－宫城－禁苑”的城市布局，采取的是没有明显外郭城的“皇城（京域）－宫城（平安宫）－禁苑（内里、大极殿、朝堂院与丰乐院）”的布局。

实际上，朝鲜新罗朝的新罗坊也采取了这种城市布局方式。统一新罗时代的庆州都城全域共分成55个“里”，每个“里”包括6个“坊”，共计330个“坊”。尽管庆州都城模仿了唐长安城的形制，却没有像平安京那样成为左右对称、井然有序的所谓“条坊制都城”。时至朝鲜朝时期，朝鲜无法模仿已经被中国废弃了的封闭的里坊制模式，“而且［汉城的］地形条件也不允许里坊制的大规模实施。里坊的围墙倒塌后，才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街道，集权统治控制下的‘市’也分散融入街道和平民之中”。朝鲜朝时代的京都汉城继承庆州、开城的建设经验，在宫殿位置、干道规划、礼制建筑等都城布局上仍然采用源自中国的方格网道路体系，规划了中轴线道路，以“展示王权的威严”，即“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城区中心部分，主要街道呈现出方格网的形态”（《朝》：41）。与此相对，其他部分的道路体系则因其多山的地形所限，“不再可能完整地模仿中国的都城制度”（《朝》：41），所以朝鲜人只好将建筑建于地势起伏、略显椭圆形的山间盆地上，最终使城市布局呈现出“依地势的等高线走向和河川流向布置形成众多的小街巷陌”（《朝》：31）的样式。由此看来，朝鲜汉城的城市布局是山城传统、风水说、地形、天朝礼制秩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复合的都城布局样式与中国的长安、南京、北京等“主要是在平坦广阔的地形上，在预定规划下建造，其规模宏大、规划完整、秩序严格”以彰显“封建伦理和高度集中的皇权”（详见《朝》：42）的都城城市布局样式有较大的不同。

在京都由日本的政治中心变为文化与商业中心的转型期，抵达此地的中朝两国文士在宫城之外看到的市肆空间布局或京都人的生活样态大致相同，但也存在差异：朝鲜文士看到了作为商业之都的京都以及京都人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南部的东西两市；而中国文士则看到了作为文化艺术之都的京都以及京都人的文化活动，主要集中于其他居民区乃至城市周边的秀美山川中。先来看朝鲜文士眼中的商业京都：“京域的南部设有东西二市，东市位于左京七条二坊，西市位于右京七条二坊，各占地四町，也就是说，东西二市的位置左右对称。”朝鲜通信使在十五世纪上半叶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到京都，京都纪行的文学作品则出现在十六世纪之后，此时为德川幕府时期（即江户时代）。这一时期，尽管德川幕府的关白府迁至江户导致日本的政治中心东移，“但也不能断言江户就已经是首都。京都还有朝廷及公家、寺院神社等传统势力，开创了朱印船贸易、掌控全国市场的京都商人的经济实力也不可忽视”。江户时代初期，经过始自丰臣秀吉的城市改造运动，京都市区面积迅速扩张，最终上京与下京地区重新成为一片相连的城区。到了十七世纪初，京都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成为拥有近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庆长年间，京都作为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其规模“比起当时欧洲最大的都市威尼斯、巴黎都要大”。朝鲜通信使的行纪记载了百年来京都的变化。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发展经济、稳固统治，德川家康在京都展开了大规模扩建工程，建造了聚集诸国大名的武家町，重建土御门东洞院内里的主要建筑（将公家宅邸聚集在其周围）并重编为公家町，由此带动了集市的兴起。1624年出使日本的姜弘重云：“自东寺至大德寺二十里，皆过市廛之中，人家之稠密，市货之积堆，男女之骈阗，十倍大阪。”这反映了当时日本都城商品经济初兴的情状，可与稍早前使行日本的庆暹所见“设帐登眺，俯临都城。闾阎市廛，鳞鳞井井，历历可数”互为佐证。与当时刚刚经历“壬辰倭乱”的朝鲜半岛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经济窘境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1636年，金世濂与任絖使行日本。这一时期，尽管幕府采取了限制贸易的锁国政策，即只允许朱印船出海贸易，但京都市肆还是因为国内市场的发展而变得“富有生机、热闹繁荣”（《京》：194），最终形成了拥有近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二人见闻中所称“廛市之盛、民物之众、第舍之壮，百倍大坂”；“自东寺门前至本国寺，亦几十余里，人家扑地，市廛居半。物货之堆积、人物之众庶，有倍于大阪之盛”的描绘可以看出，当时京都的经济远胜于大阪。

1763年赵曮使行日本之时恰逢明治维新前夕，此时江户、大阪的经济急剧发展，二者开始展现出超越京都的势头。赵曮观察京都后认为“自此闾家栉比，逶迤转曲而行，人物之稠密，服饰之灿烂，比诸大阪，犹似有胜，而市廛之生涯，似或少逊”，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即在“市廛”规模方面京都开始“稍逊”于大阪，但是在人口密度、服装制作工艺等方面还是胜于大阪，因为“京都是日本各种技艺、制造、贸易的主要场所，每一户大多既做买卖又在此居住，精炼铜器、铸造货币、印刷书籍、纺织色彩华丽的织品，织染品制作精良，天下罕见，雕刻精巧细腻”（《京都》：204）。虽然日本的政治中心已经迁至江户，但许多工业还是留在了京都。这一时期，京都更是日本的时尚之都与艺术之都。关于这一点，曹命采也指出：“人物之繁盛，服饰之瑰丽，比诸大阪，不啻倍蓰。”

朝鲜文士对京都的态度，与根植于本民族社会文化当中的对日本的社会集体想象以及文士们各自独特的审美认知密切相关。尽管朝鲜士大夫们在“壬辰倭乱”后认为日本是游离于明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制之外的“夷狄”，而由此产生过鄙视日本的民族心理，但他们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出使过程中看到京都等日本城市“市廛夹道、百货凑集”的盛况后，意识到日本远非朝鲜人所想象的落后国家。同时，此时的朝鲜党争不断、政权更迭，再加上战争的贻害，朝鲜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经济凋敝、百姓贫困，这使得朝鲜文士们不得不思考强国富民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为实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十八世纪，朝鲜王朝的经济开始兴盛起来，实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朝鲜文士逐渐走出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而转向以实用的价值标准去重新认识日本，从而克服了传统的“北胡南倭”的思想窠臼，摒弃了对日本的文化偏见，萌发出东学日本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思想变化最终体现为使臣们在游记中开始客观地描述一个较为繁荣、富足的日本形象。

再看中国文士笔下的文化京都。相比朝鲜通信使而言，中国文人描写京都的时间较晚，即在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前后，尤以明治维新之后居多。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早已转移到江户和大阪两地，京都人口流失、住房数量减少，到处是荒地。因此，与其说京都呈现出了安闲宁静的景象，不如说那里已经出现了闲散冷清的败象：京都的各町被围墙和水沟环绕，形成了一个个由围墙包围的清冷街道，甚至成了一片幽静的废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文人笔下的京都书写就迥异于朝鲜通信使所描写的京都市肆的繁荣，而是表现了风景与人文之美。何如璋、王韬、黄庆澄等人便描摹了京都的旖旎风光、文柔民情和恬淡的气象：

西京街道平坦，气象隐秀。初入界时，竹阴覆道，涧流潆洄，饶有幽趣。往各书肆访古书。西京多古本佛经，价颇不贱。（《东》：365）

民俗文柔，喜服饰，约饮馔。其质朴不及九州，视大阪之浮靡，则远过之。（《使》：96）

自檀原以来，都会之隆，以此为最。或曰西京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其人性禀宽舒，心思沉静，文士彬彬温雅，武勇则不及关东；北山乡民，朴素尚存古风。西京妇女尚艳冶，工涂饰，明妆丽服，倾炫一时。（《扶》：401）

过［西京］加茂川，川中多沙，碛水甚浅。居民沿堤搭棚，架于川上，以为纳凉之所。傍晚游人梭织，妇孩哗笑之声不绝于耳。（《东》：367）

这些文字一是表现了京都“饶有幽趣”的街景。整个城市“涧流潆洄”，流淌着“潺潺的流水”，加上“竹阴覆道”，“道路两侧柳树荫道绵延不绝。垂柳的绿枝弯曲摇曳，轻拂宽阔的大道”（《京都》：167），使人在仲夏季节也能感受到一种清凉的快意，“西京土厚水甘”，又让其市民“居之不疾”，从而深远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而所有这些又让游历者深感其幽趣盎然、“气象隐秀”。在这样的街景当中，游历者还看到如“梭织”般众多的“游人”，也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妇孩哗笑之声”，可见其城市之繁荣。二是展现了京都的民俗文柔。作为一座古都，京都的居民在继承了上千年来日本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儒家和佛教文化的洗礼，其“文士彬彬温雅”，“其人性禀宽舒，心思沉静”，其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自然属于上乘。这些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文化气息滋润着民众，竟连“北山乡民”也都变得“朴素尚存古风”，京都民俗显现出“文柔”的特质。三是刻画京都人追求时尚、工艺精湛的服饰。京都历来以时尚的服饰与精湛的工艺闻名日本，纺织品色彩华丽，针脚精巧细腻，制作相当精良。对此，日本学者奈良本辰也描述道：“富豪的夫人们选定一个豪华的场所，在那里展示自己带来的衣服，炫耀衣着的富丽。比赛并不使用今天时装表演中的模特，夫人们作为模特亲自登场。裁判对每一轮登场的时装都进行评判，最后得分最高的一方获胜。”（《京都》：205）

对于京都的景致，黄庆澄的描写则更加宏阔：“其地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群山环抱，深翠如滴。今日午前，尝登山览西京全胜，见其酝酿深厚，平远之中，自有归宿。”（《东》：366）川端康成的细腻描写可以成为其佐证：“京都作为一个大都会，可谓树木青翠，秀色可餐……尤其眼下时值春天，东山上的嫩叶青翠欲滴。晴空朗日，望得见睿山上的新叶，绿意油油。”在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尽管中国文人留意到京都周边的群山上“深翠如滴”的一面，但他们却没有描写其他的山色与不同时节的植物。要知道人们往往会在京都“远眺环山的鸭川河畔风景，春天有樱花装扮，秋天有红叶映染，此地乃山清水秀之地”（《京》：147）；尤其是当“岚山山腰的山樱盛开时”（《京》：251），当人们“望着一簇簇红垂樱时，顿时会感到春意盎然……连纤细低垂的枝头也开满了嫣红的重瓣樱花。樱花丛中，与其说是花开树上，倒不如说是枝丫托着繁花朵朵”。黄庆澄对京都城内“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的印象是从山上俯瞰京都市景获得的宏观感受，但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文人对京都城内市井文化的描述显得十分粗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文人较为全面地书写了京都周边景致与市井生活，但是笔触并不细腻。究其原因，除了初次到访京都且游历较少之外，还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有关。中日两国自明初以后便断绝了官方的往来，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恢复交流，彼此缺乏随时势而更新的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不难想象，中国文士按照本民族的价值观去审视他者，对日本社会的总体想象也必然掺杂着文化误读。因而，他们在踏上日本的土地后，首先关心的是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情况，以及日本人是否按照儒家礼制规划与建造了京都，是否按照儒家的教义形成了优良的民风民俗。直至他们在游历京都而获得了丰富的体验，目睹了京都的自然形胜、宫殿格局、城市布局、民风民俗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上将日本人视作倭人与蛮夷的社会总体想象和鄙视日本人的潜意识。遗憾的是，中国文士却没有着墨于京都繁华的市肆场面。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在此后的东京之行中，他们开始充分描绘东京商品经济的繁荣之景，这就说明他们逐渐摒弃了华夷思想这一阻碍人们观察日本现实的巨大障碍。

中朝两国文士从地理形胜、皇宫格局、城市空间布局及其功能这三个方面详实书写了京都形象，但他们笔下的京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们分别是按照注视者所属文化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产物，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而存在”。也就是说，形象的书写实际上指的是书写者依据母国的文化价值对异国社会的总体想象。

中国文士带着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眼光俯视日本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刚刚建立外交关系、甲午战争尚未爆发之际，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文化和文学的优位视角审视日本，而这种对日本形象的描述是基于一种想象，是按照作者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譬如，中国文士多按照中国的风水理论与政治制度审视京都，并对其都城选址与建造方式进行褒奖，但同时又唏嘘感叹于京都皇宫的衰败。他们笔下京都皇城与皇宫的落寞境况，实际上折射出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在域外衰败后深感失望的心境，但这种描述本身也漠视了他国文化的独特性。

朝鲜通信使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他们出使日本的时间横跨整个朝鲜朝（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两代）。前期出使日本的文士基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华夷观”以及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形成了将日本文化“蛮夷”化的社会总体想象，尤其是壬辰战争的惨痛经历在朝鲜文士的记忆中形成了日本人如“豺与貅”的社会印象。但一批批朝鲜使臣在认真观察了日本各地，亲身感受日本社会所发生的点滴变化后，再加上国内实学思想的兴盛，他们逐渐修正了对日本社会的负面评断。最终，朝鲜文人塑造了日本社会经济“先进”的总体想象，继而肯定了日本习得中国汉文化并在都城选址与宫城建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文化成就的现实。

中国文人与朝鲜使臣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着眼于京都的风景之美与人文之美，而朝鲜使臣则着眼于京都的市肆繁盛与经济发达。这一方面源于江户时代的京都已经由过去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转变成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政治中心地位的衰落导致描写内容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也源于书写者的不同自我选择。总之，无论是中国文人还是朝鲜使臣，他们所描写的京都均以自己所熟知的母国都城为标准，表达个人内心的好恶褒贬，而且在感受他者的同时也重新审视了自我。

徐东日，延边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比较文学、朝鲜－韩国文学。

*文章、图片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王裕珺

推荐阅读：

• 跨界经纬学术 | 吴敏：明清至民国澳门纪游诗词的文化特性

• 跨界经纬：学术|杨子彦：清代文艺思想体系构建的整体观

• 跨界经纬：学术 | 袁国兴：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的“跨界现象”

•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跨界经纬】  第 3500 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