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
维柯、巴雷蒂对“中国神话”的解构
葛桂录
原刊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1年第23卷第2期
摘要
关键词
1597年在意大利出版了第一本中国题材小说，可谓17、18世纪欧洲盛行“中国热”的前奏。这就是曼图瓦（Mantova）的阿里瓦贝内（Lodovico Arrivabene）写的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黄帝》（ Il mag no V itei）。小说的特长标题好像就是作品的内容摘要。其中一部分这样说：“曼图瓦人阿里瓦贝内在《黄帝》一书中，除叙述了中国第一位帝王光荣的 Vitei 和英勇的 Iolao 的可歌可泣之侠义事业外也刻画了 Ezonlom 的形象他是最优秀的君主和十全十美的统帅……”作者在小说里还进一步说：“最好的老师是中国人：据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推行道德。手册上所言出人意料他们优于任何人如同太阳的威力和光辉胜过每一颗星星。”[1] 可见该小说是把中国神化为一个由贤明、正直、爱好和平的政府管理的正义国家。
在17、18世纪意大利和欧洲“中国热”的另类声音中，维柯和巴雷蒂最有代表性。在他们身上较早呈现出欧洲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1
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阿卡狄亚文化期间那不勒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值得注意的是，维柯在其研究中大量提到了中国，某种程度上，把中国文化作为他研究的实例或对象。
1.1 中国诗性的思考方式
维柯的雄心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他给自己的《新科学》提出了“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即“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发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荷马”“凡是最早的民族都是些诗人”。[2] 由此他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美学，认为生活在英雄时代的人按其本性都是诗人，从而挑起一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真假荷马”的争论。在他看来，古代人类具有“诗性智慧”其特点是用具体的形象代替抽象的概念，其实质则是人类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实践。维柯用这样的思想尽他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观照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原始文化，其中包括中国。维柯多次提到“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意义。他把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古代文化称为“纹章方式”，并由美洲印第安人的国王们拿干蛇皮来代替王杖，想到“中国人的国王徽帜上也有一条龙，把龙作为民政权力的徽章”进而推论“用血写下雅典法律的那条龙（即 Draco，德拉柯）也一定代表国王徽帜”。这种“纹章方式”在埃及与日本都存在过他感叹：“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这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这正好证明了他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论的普适性。所以他又说：“古代民族中的波斯人以及近代才发现的中国人，都用诗来写完他们最早的历史。”[3]
在《新科学》中，维柯不断重复着他的这一结论即中国历史不可能那么悠久。他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人直到今日还用象形文字书写”，主要原因则是“闭关自守”，生活“在黑暗的孤立状态中”于是“他们就没有正确的时间观念”。维柯进而又说：“各民族在野蛮状态中都是不可渗透的。”要不然，在如此多的千年里，中国人肯定会发展出不同的书写方式，而现在中国仍使用象形文字：“中国在几百年以前还和世界其它部分隔绝，出自虚荣地夸口说中国比世界哪一国都更古老，可是经过了那样长时间，现在还在用象形文字书写。”[6]
维柯把汉字当作象形文字，显然受到了传教士的影响。16世纪后期，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文字的面貌。17世纪初，利玛窦指出中国文字“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而17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东方学家、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这部被称为17世纪关于中国的最有权威的百科全书第6部分对中国文字的介绍中，就认为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
维柯读过意大利籍会士卫匡国、法国籍会士李明以及其他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不过没有吸取他们关于中国历史古老的论说。
卫匡国在中国居住多年、深谙中国文史。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水平，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最高程度。其重要著作《中国史初编》10卷于1658年出版后影响很大。根据《旧约·创世纪》上帝曾用洪水冲毁了世界，只留下亚当的九世孙诺亚和他的家人及其选择的禽兽。洪水退后，世界上的人类和一切动物，都是诺亚及那些禽兽的后代。所以，诺亚之前的人类早就不存于人世，而诺亚应是后世人类的始祖。但是，根据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当西方处于洪荒之时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君主制国家，而且一直绵延下来，从未间断，所以诺亚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始祖，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始祖了。这样，按照中国历史的纪年，早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时期以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了。显然，这对西方的《圣经》历史观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极敏感的政治、宗教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圣经》的历史观，有些传教士即从中国古书中考证，说明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中国的文字是埃及楔形文字的变种，而埃及的文字可以和《圣经》相联系。
维柯说，卫匡国神父的《中国史初编》里断定孔子甚为古老，这导致许多人转向无神论；并举马丁·秀克（Martin Schook）《诺亚时代的大洪水》里的说法，有些人因此抛弃了天主教信仰，洪水只淹了希伯莱人的土地；还引金尼阁（Nicolas T rigault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里的话：“印刷在中国的运用不过比在欧洲早200年，孔子的昌盛也不过比基督早500年。至于孔子的哲学，象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陋，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7] 他宁愿相信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而不愿相信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维柯把孔子看作是他所谓的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时代的“风俗智慧的作家”因而，并没有像当时许多欧洲传教士和文人学者那样，给予孔子崇高的敬意。
传教士李明虽然不能接受某些中国野史关于中国历史有4万年的说法，但承认中国历史的古老，这从中国圣人孔子的著作中得到证实，根据年代学，算起来有4千年，这一算法也很难与拉丁文《圣经》的推算相吻合。李明虽然对中国许多事物倾情赞美但对中国艺术却全面谴责。比如他对中国绘画的评价即是：“除了漆器及瓷器以外中国人也用绘画装饰他们的房间。尽管他们也勤于学习绘画但他们并不擅长这种艺术因为他们不讲究透视法。”[8] 这影响到了维柯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见识。维柯说：“尽管由于天气温和，中国人最精妙的才能，创造出许多精细惊人的事物，可是到现在在绘画中还不会用阴影。绘画只有用阴影才可以突出高度强光。中国人的绘画就没有明暗深浅之分，所以最粗拙。至于从中国回来的塑像也说明中国在浇铸（或塑）方面也和埃及人一样不熟练。从此可以推想到当时埃及对绘画也正如现在中国人一样不熟练。” [9]
这在罗可可风格正使许多欧洲人为之倾倒的时候,维柯的如此言论确实有些不同凡响，不过类似的见识在当时及此前的欧人心目中还比较普遍。
在中国各种艺术形式里，最难以引起欧洲人兴趣的大概就是绘画了。从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画的批评是同一腔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利玛窦。他说：“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10] 在西方其他作家眼中的中国绘画艺术也都作如是观。
维柯相信，所有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内在的联系，这些文化被某种精神、天性、气氛或民族观念联结在一起，局外人只有通过历史内在认同的方式才能进入某一特定文化。因此，按他的历史主义审美观，维柯指出人们应当乐于用某种一视同仁的理解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歌和艺术，因为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民族文化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关于中国人文地理，维柯写到：“鞑靼区的可汗统治着古代的丝国人（Seres）那样一种萎靡文弱的人民，形成了（元朝）可汗的一个伟大帝国的一大部分其中一部分现在已和中国联合在一起。”维柯在这里将丝国人、（元朝）可汗、中国分别了开来，暴露了他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的落后。他关于中国人民特性的评说也变得前后矛盾。他从地理环境的影响出发，认为丝国人由于处在寒冷的地方，所以是“萎靡文弱的”；紧接着，说到中国温和地带时，则认为那里的人民禀性较平稳；又举例说：“中国皇帝在一种温和的宗教下统治着，崇尚文艺，是最人道的。”还进一步说：“东印度群岛的皇帝也颇讲人道，大体上只从事和平时代的技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使他们宗教的粗野教义结合上他们所统治的亚细亚人的温和，他们双方，特别是土耳其人，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乐善好施的感激心情，多少把他们的骄傲软化了一些。”[11]
2
不过在巴雷蒂看来，没有强大军队的护佑，孔子为他辽阔的国家所设计的仅仅借助于礼教道德的所谓完美的政治体系，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说孔子这个可怜的人似乎“忘记了政府应该有强大的军队：五六万鞑靼人，一个普鲁士兵团就能对付，犹如喝个生鸡蛋那样容易，可是鞑靼人在上个世纪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那个政府，如同将一块布撕成碎片。然后鞑靼人不费吹灰之力地越过长城，将皇帝从御座上赶走后，把他们中的一个人立为皇帝，只有老天知道他的脚上有没有穿袜子！幸亏，中国人没有比鞑靼更糟糕的邻居！”[16]
我们注意到巴雷蒂这样的论调，在他之前已经出现在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笔下。后者在《鲁滨逊飘流记》中更是嘲弄与鄙夷着“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17] 利玛窦在1584年写的一封信中也说：中国人是可怜的战士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中国人看作战士。[18] 培根在《论国家真正伟大之道》这篇文章中认为：“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种”；只有通过军事活动才能建成世上最伟大的帝国；“一国若要成就帝国大业，最重要的事在于必须承认军事是我们的主要的荣誉、学问和职业。任何国家若不直率宣布以军事立国，就不能奢望强大会从天而降”。[19] 巴雷蒂想必也会赞同培根如此的见识。
不仅如此，巴雷蒂继续揪住伏尔泰不放，指责“他（伏尔泰）怎么竟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至认为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比欧洲的还好？他没有看见吗？中国艺术中那些造得拙劣的佛塔，就像我们烟囱上的装饰物……那些画在瓷器和纸上的丑陋的画比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画差得远呢，就如月亮离我们的井底那么远。……伏尔泰先生如何有胆量将他们的火药与我们的相比，说他们是火药的发明家？我们很清楚，他们不会使用火药”。[20]
不过，巴雷蒂没有注意到，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伏尔泰也在以一种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科学的发展，认为中国的科技虽然历史悠久，但未结出近代科学的硕果：比如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只将它用来制造用于节日庆典的烟火，并未产生出促进社会变革的热兵器系列。相比之下，西方的科技虽然起步晚些，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21]
循着批判伏尔泰的思路，巴雷蒂又禁不住再次炫耀起欧洲武力的无所不能：“事实上，欧洲任何一座港口上没有一艘战舰不能摧毁中国和日本的所有船队，即使是他们的船队合在一起对付我们的一只战舰！请说说中国那些弱不禁风的战船，是否有一只能够穿过我们的海域，就如我们穿过他们的海域那样！他们最好先把海水喝干！假如有战船来的话，也许我们会说，它的船长在我们的港口上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就如同安森船队队长率领他的船队抵达广州的情形一样么？”[22]
巴雷蒂对中国的情绪化攻击,显得肤浅，不值辩驳。他对伏尔泰的批评，也似乎并未弄明白这位法国作家的“中国热”是他借用的一种手段，是渴望用这种狂热来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对伏尔泰的这种做法辩护，同时批评那些同时代的人，因为这些人推崇所谓的亚洲智慧和宽容精神，却没有同样合适的动机：“今天那些为亚洲的宽容精神大唱赞歌的人，将这种宽容与欧洲的不宽容作对比，因其巨大的智慧和温顺而欣喜若狂，他们往往忽视了走伏尔泰的老路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伏尔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智慧没有益处，但至少尽了他的本分，问心无愧，这在那个时代，在他那种条件下，是必要的。”[23]
其实,巴雷蒂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一点点关于中国的知识，实在难以支持自己与伏尔泰的论辩，因而对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轻率评判也就毫不奇怪了。加之他长期侨居伦敦，自然颇受英国贬华派作家的影响，遂发出了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里一种刺耳的不谐之音。
注释
作者简介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凌颖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3504 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