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厝，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盖洋乡政府驻地盖洋村，为清中晚期盖洋郑氏三兄弟建造的大型民居建筑群。作为闽东乡土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三对厝相较于其他永泰庄寨，三对厝偏重居住功能，见证了盖洋郑氏家族的兴旺发展。复旦大学杜晓帆及其硕博士团队于2020 年中旬至2021 年上旬受邀参与了三对厝的活化利用工作，在祥园厝正厅右侧约120 平方米的闲置空间内策划实施了名为“且听峰吟——盖洋山居图志”的小型乡土文化展览。展览分为安宅、耕植和有礼三个部分，涵盖了生产生活、文化礼仪、历史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展览对盖洋乡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分类，生动、准确地诠释了三对厝的文化遗产价值内涵。

图丨三对厝古民居，展览对面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的展览与工作空间

在我看来，这一展览并非追求复现山居生活，而是呈现人与土地形成的亲和、自然、和谐的“安住”关系。具体而言，展览“且听峰吟——盖洋山居图志”突破了传统的器物体系、以旧释古，将风物与生活带入了展览之中，联结古今，联结自然与文化生态，给人一种美的体验与遐思。

图丨盖洋村古厝地图分布手绘图

乡村博物馆以关注或复现乡土性为目标。所谓“乡土”，最早来自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精神气质的概括。传统中国文化气质上的特征是与土地、及其衍生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情感纽带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居住”不仅是个提供物质住所而有所落脚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灵是否获得“安住”的问题。

图丨盖洋乡基本情况与信息

展览以“盖洋山居图志”为题，大约是在回应当代城市人的这一普遍焦虑。它提供了古代士人志趣所向的理想山水居住空间。而“图志”一词，还呼应了中国志书中的人文地理传统，如以唐代疆域、山川、贡赋、城邑为内容的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以名川大山为内容如朱孝纯所辑录《泰山图志》以及以陕西名胜古迹为内容的《关中胜绩图志》等等。策展中，“安宅”“耕植”“有礼”三单元的设置亦有意以盖洋乡乡民的总体生活作“志”。

图丨展览第二单元“耕植”入口

从乡土出发，但不囿于乡土。与城市生活不同，乡村提供了城市移民们有关父辈的、祖先的前现代记忆，乡村博物馆因而成了追忆与寄托乡愁的新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物产不同，乡村提供了城市移民们所缺失的有关自然的、风土的非工业化制品，乡村博物馆因而也成为了汇聚风土、风物与风俗的新的展示空间。以往的乡村博物馆通常以器物体系作为展陈的核心，但这里存在一个挑战：将置于乡土生活之中的器物，取出其原生语境，再重新置于新的陈列空间，如何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如何弥合它的失真性？何况乡村博物馆大多就办在乡村。

图丨展览中关于三对厝古民居的现场访谈与记忆

不少乡村博物馆之所以不那么成功，是因为它把原本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仅作了陈列。观众并不需要在这样一个特定空间里来观看它，再走几步，到村中家户便能发现。这样的陈列使空间缺乏张力，器物亦无法激发人的情感、兴趣与深思。它们中的有些或许会提供一些“遗物”性质的好奇。例如有些在农业生产或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的器物。但就“乡土”而“乡土”的乡村博物馆很容易成为器物的陈列室，或保藏室，进而埋没了当代博物馆展览应有的活力，亦无法构成对乡村发展的刺激。

“且听峰吟——盖洋山居图志”本也很容易滑向这种危险。它的策展首先面对两个挑战：一，展陈空间为一间闽东古厝。将古厝改造为展览空间，难度大。除了施工难度之外，最关键的是如何避免以旧释古。二，展览主体内容是古厝。建筑遗产的展陈方式除了建筑构件等物质要素之外，难点在于如何将它放回到盖洋乡的家族脉络、人文伦理与自然生态之中。这两个挑战意味着策展人必须追求的不是为了保存古物的陈列，而是为了真正回到盖洋乡的乡愁记忆与风土风物之中的展览。

图丨古厝空间功能复原

为此，复旦大学团队在盖洋乡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通过走访村民和实地踏勘，在乡土中发现乡土的超越性意义——“山居”。一入展厅，“宅”字引入眼帘，且贯通全篇。它既作为名词，意指展览的主旨在于突出盖洋乡三对厝作为建筑遗产的本体价值，更重要是的是，作为动词，它还指向了闽东地区乡民们于自然之间形成的“安住”的生活智慧。这一无形的乡村遗产之价值不亚于本体价值，为来乡村寻求乡愁之安慰，焦虑之解药的城市人提供了省思。

突破以旧释古，联结今古。在展览中，最引人入胜的有两处：一为策展团队对老厝旧人的访谈，以主体“我”来讲述，与厝边“全家福”合照相结合呈现在展览中。由于世代有别，居住体验与感受亦有所差异。主体之身体经验与感受皆在字里行间流露，让观众驻足细读之时感受到策展团队的用心。二为在展厅尾声，策展团队搜集来村中老照片，其中有盖洋乡妇代会、乡代会合照等与盖洋乡有关的公共事件大合照，亦有村民造访永泰县名胜古迹，参加婚丧嫁娶等活动的私照。这些影像生动展示了盖洋乡乡民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不自觉使观众将今之盖洋与旧时盖洋做起了比较。

图丨展览中搜集的盖洋乡村民老照片

不管是在具有年代价值的古厝建筑遗产中引入今人之语，还是在展览的当下灌入旧日之时光，策展人始终不拘于线性时间线索的单一叙事，而呈现一种古今交叠之感。这使得展览指向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探索与意义追寻，而并不是某一单调历史叙事或宣传导向。这亦反映在策展人的单元设置之上，“安宅”“耕植”“有礼”串联的是人一生涵盖的住所、生计与礼仪三个方面，策展人将变迁的视角贯穿在盖洋乡乡民为“安住”所累积的人生智慧与生命哲学之中，在古今比较之下，引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居”，什么是好的“宅”？

其次，是联结自然与人文生态。乡村于城市的最大启发之一是其自然。自然，既指的是与文化相对的一个“实体”，也指的是人文相生的一种“状态”。然而，在乡村博物馆中呈现“自然”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却难以在策展实践中真正实现。首先因为自然与文化或人文常被分立而论。在通常的展览思路中，“自然”总被视为文化或人文的背景、要素或资源。社会生活、文化内涵、历史沿革才是展览的重点，而“自然”仅是提供了物质条件或环境要素。因而我们很难在这样的策展思路下，领略自然之美，更难以理解自然与人文生态之间的连续性。而“山居图志”展览将“自然”带进了展览的形式与内容之中。观众在形质统一中领略了自然与人文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对“自然”之阐释不易。“山居图志”从其主题的设置，到展陈色调选择、空间布局等设计细节均反映出其与“自然”强烈共鸣的一面。

图丨第二单元“耕植”部分的“物候俚语”，盖洋乡民俗谚语中有关自然气候的地方性表达

更重要的是，由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展览对“自然”的阐释言之有物。如在耕植篇开头，策展人首先向观众介绍了盖洋村主要地块如垅、洋、坪、墘、墩、畲、坑、厝名称的释义区别，并以图示标出了盖洋乡各地名之位置。策展人显然受到段义孚“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将人—地关系衍生出的“场所”观念融入了策展过程中，使观众一下子走向了盖洋乡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所营造的“地方感”氛围中。

而当观众侧身往右，策展人则呈现了一幅山林错落的“上山之路”，以盖洋山林农事图景将乡村的自然知识与生活图景结合在一起。在这由不同曲线异形展板所交叠形成的视觉冲击下，盖洋乡乡民由低地的生态林向高地的李果林劳作的劳作情境仿佛出现在眼前。原来，好的展览亦可激发观众之自然想象！在这自然之境中穿梭，人与自然互构为一幅生动的人文生态图景。

图丨盖洋村地名分布 与“上山之路”——盖洋山林农事图景

所谓“山居”，即是把握自然与人文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分而论之。在人对自然的探索发现中，乡民对山林的开发与利用集中表现在经济作物上，如盖洋乡的油茶果。在耕植单元中，以“茶果油的一生”为主旨展现了油茶果形态变化及利用。

图丨盖洋乡茶油果的形态变化及利用

在阐释红粬酒时，策展人同时注意到它在生态和人文双重意义上的内涵，谈到了在婚丧嫁娶、节庆、聚餐时，酒作为社会生活纽带的重要功能。乡村正因为有这些人情往来，才形成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礼俗社会”。在“礼俗社会”，人们的聚合并不完全出于功利目的，而是主要以情感与信仰来调节，它给予人充分的可以依赖与依托的“家园”之感。展览因此很自然过渡到了第三单元“山居有礼”，梳理了明清永泰节令祭祀的时令表，并将盖洋乡的村神及其地理位置以“图志”的方式在空间中加以呈现。

图丨第三单元“有礼”入口

从名词的“宅”出发，到动词的“宅”落脚。“山居图志”为旨的乡村遗产展，虽从盖洋乡这一偏隅闽东的乡村入手，却启迪并追问着一个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发展中深刻又根本的议题：我们在急速发展的城乡巨变中，需要“安住”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灵。乡村博物馆热与展览热，看似是为了复现乡土性，实际却是为了解决城市病。看似是在追忆往昔，实际却是在代偿破坏往昔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之殇。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遗产”观念是与一种狂热破坏文物的所谓“汪达尔主义”现象相伴随，在法国大革命最初的血与火中诞生。乡村博物馆的跨越式发展与运动式热潮也是在我们记忆中的乡村逐步迈向消亡的历史进程中产生。

乡村博物馆必然要面对在策展空间中对其原物脱离历史语境给予合理的释义，且将“旧”物置于“新”语境再生成的挑战。尽管前者常常被隐匿在背后避而不谈。如：为何我们会认为乡村的风物更适应城市的品味？现代食品工业的危机在何处？乡村有机食物的宣传普及，是否是新的一轮消费主义噱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迎合城市人的乡愁，而选择了以旧释古，那我们有可能面对将乡村再次作为客体进行了赏玩和消费的指摘与批评。

图丨盖洋乡乡村信仰地图手绘

乡村，本不该在历经了人口锐减、生态威胁、生计消失、习俗衰微等一系列社会变迁后，再次承负了城市人救赎者的角色。乡村博物馆和展览的任何一次实践都会面对是破坏还是保护的命题，这几乎是不可回避的内在拷问。尽管“山居图志”构建了一幅过于浪漫的乡村遗产图景，有移植与迎合城市审美之嫌，但任何积极的探索都应该得到充分承认与大加称赞。

最后，展览“安住”意义的揭示，放置在了在古今之变中省思当下处境，在自然与文化断裂中追寻共生，躬身而谦卑地向土地学习，向乡村里那些古老的传统与智慧学习。因为，那些最底层、最根本的“遗产”基石中蕴含着人类最普遍、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躬身”的姿态，那么我们在乡村博物馆中所实践的不过是城市人焦虑的复本，或一场又一场无聊又荒诞的自恋戏码。热闹散场，只剩下落灰的门锁，剪彩的线头，余晖下栖树的寒鸦以及仅逢游客来访，门厅开启时的吱吱呀呀地回响。

孙 静

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展览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本文也同步发表于《博物馆管理》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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