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点击上方蓝字“润物 遗产”关注我们
֍ 钩沉历史 丈量土地 荟萃人文 ֍
∣编者按∣
△ 泽田正昭先生
泽田正昭先生是享誉日本文物保护界的知名学者,在国际上也极具声望。中日韩以及柬埔寨、智利、埃及等国的多项文物保护工作都凝结着泽田先生的心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日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泽田先生热爱中国的古迹和文化,多次促成中日双方在壁画、石质文物、木质文物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作为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的首届会长,泽田先生以宽厚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素养为东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留下了丰厚遗产,今日文保领域的许多后学都曾蒙其谆教和慨善。2016年,先生曾为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带来讲座:石造世界遗产的保存与活用:以复活节岛石像、吴哥窟遗址、马丘比丘遗址为例,分享了他在石质文物保护工作中数十载的心得和经验,现场讲座和热烈问答的场景恍若昨日。
△ 泽田先生与复旦大学文博系师生交流
泽田先生曾言:“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目的,并不只是把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留给下一辈,而是要把文化遗产所积累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信息一同传承下去。”记忆中这位身着略微宽大但笔挺的西装,满头银发却神采奕奕的泽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传书未抵瀛洲远,逢此中元节,以此文推送纪念与泽田先生同行的那段真挚岁月。
△ 由左向右滑动 | 泽田先生在中国
本文原刊载于《华夏考古》2024年第3期
日本百年石质文物保护:
从技术演进到大遗址保护的全景探析
(日)泽田正昭 1(著) 雷欣怡 2 译
人类孕育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历史,启示着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前进方向。此中,文化遗产和遗迹更被誉为人类社会的指南针,是历史的重要物证。尤其近年来,政府极力主张它们作为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许多地方率先加强行政效能到地域文化的振兴中。依托当地历史文化,通过世界遗产名录推进活动的开展、认定当地的遗产,达到地域振兴的目的。像这样将文化遗产、遗迹作为媒介,举办主打地域认同感的文化活动也成为近年的趋势。不再局限于仅认识它们的艺术、学术价值,遗产和遗迹的保护管理观念已逐渐转变为以旅游资源利用为途径完成地域振兴。遗址保存领域的技术开发,也将以它们的开放展示和有效利用为前提。同时,文物保护科学领域应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担负起遗迹保护的重任。
01
遗址管理保护的目的
如实地展示考古学调查发掘的遗址,并广泛传播其魅力与价值,是遗址开放展示和有效利用的理想化方式。但是,遗址也承受着劣化的风险,随地下水侵入遗存表面会析出盐类结晶,还伴有霉斑和地衣等生物病害的发生。因此,将遗址回填保护、栽植草坪灌木、使用石头砖块等表示遗存都是常用的遗址维护管理手段。此外,也有在聚落遗址复原竖穴居住址的案例。遗址管理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使人们能够更便捷地了解遗迹全貌、更正确地理解遗迹信息。
要妥善地保存管理遗址,应先多角度地开展遗址相关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能从遗址中采集到诸多信息,甚至管窥古代社会构造的管理运行方法。如此提取出的古代智慧和技术,或许能为遗址的保护管理予以有效提示。但即便研究手段融合了古代技术智慧和现代科学技术,恐怕仍有无法获取的大量信息蕴藏于遗址中。因为现今用于遗址研究的科学技术局限于当前的科技水平,在将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许能从同一遗址中提取出新的信息。基于此,在对遗迹进行保护科学处理时,不应该使用对遗址造成污损的合成树脂或化学药品。保护处理工作绝不能危害文物出土状态的保持,不能影响它后世流传,也不能给将来的遗址科学研究留下隐患[1]。
02
遗址保护的黎明期
2.1
管理保护的政策补助制度
在1950年以后,出现了以遗迹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基础,向大众开放展示、利用遗迹的保护管理的形式。而在日本行政性指导和补助制度出台之前,就已经有地方历史学家着手推动地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了。比如,长野县的尖石遗址是绳文时代中期的聚落遗址。1949年起,地方开始尝试独立地维护管理、保护利用和开放展示该遗址。他们踏实的工作卓有成效,尖石遗址被指定为日本特别史迹,静冈县的登吕遗址是弥生时代后期遗迹,遗址包含有聚落遗址和水田遗址。1943年该遗址第一次发掘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水田遗址。1952年该遗址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特别史迹[2]。
在文物遗址公园化的初期阶段,1965年至1966年间,大阪府百济寺以及之后的奈良县平城宫遗址、宫城县多贺城废寺遗址、枥木县下野国分尼寺遗址,它们的维护利用都得到了政府补助事业的支持。我们最好能明确究竟该以何种形式实现文物遗址的公园化管理和公众性保护利用。在平城宫遗址,随着考古学研究推进,学者们逐渐了解古代律令国家的建立历史,同时提出将它打造为市民休憩场所的维护管理模式,使之成为回馈市民的国家事业。
除了鼓励遗址的维护管理外,补助政策的对象还包括增设遗址保护设施。壁画古坟·装饰古坟的保护管理事业中,坟丘整体保护的保护设施和石室内保护环境控制的设施是从1972年开始配置的。但此时,本应该与维护管理事业联动的遗址保护科学领域,要承担相应的重任还为时尚早[3]。
△ 由左向右滑动 | 图1 石质遗址保护处理与(土)遗址保护(图中的人员正在用毛巾等收集遗址处理过后残留的保护材料);图2 尖石遗址的现状;图3平城宫遗址的整体保护利用状况
2.2
保护科学的处理
绝大多数遗迹的构成要素是土质遗存和石质遗存,因此保护科学的处理对象大多集中于土壤和石材。对于附随于地基的遗存,其保存环境必然会受到地下水等影响,要使它们暴露在空气中也能恒定保存,有很多不得不解决的课题。对遗迹进行保存科学处理始于1960年代中期。1962年对位于爱知县尾张一宫市的高炉遗址中残存矿渣的坑洞进行了强化处理。1966年使用丙烯酸树脂乳胶对大阪府箕面市铜铎土遗存进行表面强化处理。
19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全国范围内遗址发掘调查数量的激增,出土遗物的保护处理成为当务之急。据此,遗物保护相关的保护科学处理方法在开发完成后就进入实用化阶段。与此同时,遗迹保护科学研究的落后是世界趋势。总之,遗迹的保护和维护管理的实施逐步得到国家补助,保护和有效利用指定遗址的形式也渐渐完善。
在早期的石质文化遗产维护管理案例中,有群马县特别史迹多胡碑(1967年至1969年间实施)。多胡碑是一座纪年碑,记录了奈良时期多胡郡的形成故事。
03
石质文物保存现状
遗址包括居住址、窑址等土质遗迹和石佛(摩崖佛)、石塔、石碑、窑址奠基石、古坟石室、庭园景石、石质建筑物、石桥等石质文物。特殊地还包括由木材构成的水槽和暗渠等文物。土质遗迹的强化处理多使用环氧体系、丙烯体系、异氰酸酯体系等合成树脂。石质文物强化处理中,除使用环氧体系、丙烯酸体系、硅酸酯之外,还会为个别遗址专门调制特殊保护材料。变性环氧系合成树脂(商品名:cytoFX)是广泛用于遗址保存的材料之一,可制作拟土·拟岩,用于遗迹保存处置。与土混合可以制造出近似于泥土的“拟土”,与粉碎的石头粉末混合可以制造出“拟岩”[4]。
△ 图4 由于盐风化导致臼杵石佛出现严重劣化现象
这样一来,保存材料在保持着泥土和岩石物质性质、具有吸放湿性的同时,将具备超越泥土和岩石的强度。而且,合成树脂混合比例的加减可以调整拟土、拟岩的强度与吸放湿性等特征。
这种极为有效的保护材料非常便利,可用于遗存欠损部位的补修和遗存表面的补填、整形等。石质文物财的劣化现象通常不是单一原因造成,而是生物、化学、物理因素作用有机结合的结果。其中,盐类风化和冻融循环引起的劣化和破损对文物的危害最为严重[5]。
1965年前后,重要文物奈良县般若寺十三重石塔初重轴石的表面部分劣化,出现粉化现象。这次,专家采取了防止表面崩落的保护措施,是石质文物保护领域的初期工程事例。
奈良县於美阿志神社境内的石塔表面剥落随处可见,屋顶的各处棱线也部分劣化,出现构件缺失的地方也很多。除了对该文物整体实施强化措施以外,还使用乙硅酸盐强化剂混合石粉制成拟岩状素材,对缺损部分充填整形。
在1969年栃木县大谷寺石佛修复维护中,合并使用了环氧类合成树脂和丙烯酸盐。
在1973年使用环氧系统、丙烯系统、异氰酸系统等合成树脂作为粘合剂和强化剂,对群马县不动寺石佛进行修复。
朝仓氏是在1573年与织田信长的战斗中灭亡的一族。福井县一乘谷朝仓氏遗址是朝仓氏的城郭建筑和聚落遗址。1930年,它被指定为国家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1967年开始持续进行遗址的发掘调查工作。1972年在完成遗址土地公有化的同时,开始规划它的维护管理事业。建筑物的基石和防雨沟可能使用安山岩、花岗岩、砂岩、凝灰岩等多种石料。这些石质文物大都埋在土壤中,漫长岁月里没有露出。然而随着考古发掘调查,它们突然暴露于户外空气中,并因此急速劣化。尤其是受热的基石,承载木柱的痕迹会变得更明显,它的外周部分呈洋葱状片片开裂。专家拼对、强化处理了约2000个奠基石和沟石。它们断裂的部分用环氧系列粘合剂接合,缺损部分的用拟岩补填。此处拟岩由环氧系统树脂与石粉混合制成,而具有吸收和释放水分子性能的变性环氧树脂在当时还没有登场[6]。
保护作业施工完成后40年,福井县推行该遗址的“renewworld”计划,检验此前使用的粘接剂和拟岩等的耐候性能。检验报告表示几乎没有发现合成树脂等材料的劣化,报告也能为今后保护修复方针的制定提供参考。1980年专家对静冈县历史遗迹萩反射炉进行了保护与管理[7]。
△ 由左向右滑动 | 图5 福井县一乗谷馆址保护利用情况(1972年);图6 一乗谷朝仓氏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2018年3月);图7一乗谷朝仓氏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2018年3月)
图8 朝仓氏遗址(左边为保护处理前的础石,右边处理后的础石)
摩崖佛的修复案例有大分县特别历史遗迹臼杵摩崖佛和大分县历史遗迹大分元町石佛。从1986年开始,耗时近10年实施元町石佛修复事业。此后,自2010年继续它的基础调查工作,并且再次开展保护修复事业。摩崖石佛的构造依附于地基,难以避免地下水侵入的影响,基于这一点,它们的保护相当困难。为了防止地下水的侵入,专家尝试在佛像背后设置排水用隧道和防水用管道的措施。对大分县元町石佛而言,因地下水产生的盐类析出带来严重的岩体崩落。为了切断地下水的侵入路径,1986年开始,研究人员在石佛的背后穿凿隧道,用隧道引流石佛背后浸出的水,从而防护地下水对石佛的侵入。另外,为了避免来自地面下方的水侵入,在石佛的下部地基,水平方向扇形设置20根排水管道,将上升侵入石佛的地下水导入集水井排出,封堵水的侵入。这本应是万全的保护对策。但是,石佛上的盐类析出现象丝毫没有减弱,现在专家们仍然在苦思对策,致力于改善佛堂内环境。
在臼杵摩崖佛的保护工作中,通过在前院建立佛堂,风雨不能直接接触到文物。即使必须顾及遗迹景观的保全要求,为遗迹架设屋檐、使其免受风雨侵袭,也仍然是有效的保护手段。
△ [左]图9 元町石佛;[右]图10 臼杵石佛通过搭建保护性建筑对文物进行保护
硅酸酯是最为常用的、效果优异的石质文物强化剂材料之一。柬埔寨吴哥窟遗址群中,巴伊亚寺院位于都城“通王城”中心位置,它的回廊由砂岩制作,壁面雕刻浮雕。通过调制硅酸酯的聚合物成分与单体成分的构成比,开发适用于浮雕修复的保护材料。为了对它们的耐候性和实用性进行评价,还在巴伊亚寺院境内实地实施了耐候试验。现在,经过在柬埔寨实施长达10年实验,研究人员得到了强化剂和防水剂耐候性的相关成果,即同时并用这两者时得到的文物保护效果加倍优秀[8]。
△ [左]图11 柬埔寨巴伊亚(巴戎)寺;[右]图12 经过保护材料处理的岩石试样正在进行耐候试验(柬埔寨)
04
今后的课题
4.1
保护材料
保护材料的选定是石质文物保护的重要课题之一。虽被称为文物保护材料,却几乎没有为此专门制造贩售的商品。这是由于与产业界消耗相比,文物保护所消耗的产品数量极少,所以与工业制造和商品化无缘。因此目前的现状是文物修复者经过市场调查,筛选符合修复需求的材料。今后的课题正是建立特殊文物保护材料供应的系统。
耐候性是保护材料的研究课题之一。通常,除了实施人工耐候试验以外,也会在现场实地进行5到10年的暴露试验。实际上,若能在展厅或遗址的指定地点,观测材料在现场暴露长达30到50年的经年变化才是最理想的研究状态。负责人耗费数年时间在大学的研究室内进行颜料的耐候性试验,但在遗迹现场进行保护材料暴露试验的历史尚浅。要找到能够确切观察其经年变化的研究样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上文介绍的一乘谷朝仓氏遗址的修复案例中,使用的是经过了40年以上现场暴露的绝好耐候性材料。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能够详细评估施工后年代变化的样品出现,并且可以预期保护材料的开发研究将会加速进行。
另一个课题是,环境因全球气候变暖而逐步恶化,应该加强促进能够与这样的环境共生的保存材料和保存技术开发研究。
4.2
保护处理技术
如何施加石质文物强化剂的技术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保护材料的浸渍方法存在改良的空间,以期更高效地完成保护施工。利用合成树脂进行石质文物强化处理时,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文物能够从遗址现场取出、移入室内的情况。没有依附于地基的文物,可以将它们解体后移入室内进行修复作业,例如石塔的屋顶等部件。另一种是不能拆解取出的文物,这是因为在拆下后,文物不能完全归位,因此也不会把它取出来修复,例如庭院的景石或者建筑遗迹的奠基石等。还有附属于地基的摩崖石佛,及虽然并不依附于地基结构但却和摩崖石像一样巨大的石质造像等,也不允许物理性地取出、搬运。[9]
针对这两类石质文物,有数种浸渍施加强化剂的方法。可以单独拆解取出类型的文物,将它浸渍到装有树脂溶液的水槽中,这被称为“槽渍法”。进一步降低水槽内部气压,使强化剂能更充分地渗入文物,即是更有效率的“减压浸渍”施工法。能使更多的强化剂渗透进修复物件中。对于不能拆解取出的第二种文物,首先有涂布法,通过反复地涂刷,尽可能让强化剂渗入。
还有一种与槽渍法类似、持续投放适量树脂溶液的浸渍方法,被称为“点滴法”,必要量的树脂溶液将由点滴器具向文物连续滴注。操作中会给石质文物缠上布料,使滴注的液体能够彻底浸渍文物整体。同时,还需采取必要措施抑制溶剂蒸发。也有类似减压含浸法的设计应用于后一种类型文物。根据不可移动石质文物的形态,设计一个随形硬质箱体,并预留一定空间。某种意义上是用变形水槽收纳文物。持续减小石质文物表面和硬质箱体内空间的气压,同时投放树脂溶液。这种减压后浸渍树脂溶液的方法,是对“减压浸渍”系统的继承发展。虽说不能与可移动石质文物的水槽浸渍完全等同,但可以明确的是具有优于涂布法、槽渍法、点滴法的预期效果。
修复石质文物修复实践中,除了树脂溶液涂布法外,点滴法与减压浸渍法也有应用。进入1980年代以后,专家在神奈川县镰仓市的瑞泉寺庭院进行了石质文物保护施工。构筑庭院的地基是由砂岩质的凝灰岩组成,因此池塘里的中之岛也极易吸水,导致反复出现盐类析出风化现象。在此,尽可能彻底地树脂浸渍强化石质遗物,避免水分吸收,从而抑制盐类析出等劣化。1980年,平城宫遗址东院庭园内环池景石以及奈良市平城京左京三条二坊宫遗址庭园的环池景石,在保护处理中也实施减压浸渍处理[10]。
△ 图13 平城宫遗址东院庭园的景石
4.3
将来的课题
对石质文化遗产今后的研究想提出如下三点:
(1)针对各个遗址开发的保护材料。不只依赖于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而是根据修复对象,独立生产出适合于它的特化保存材料,我们期待着这一时代的到来。以一乘谷朝仓氏遗址为例,在保存修复完成后,历时45年终于得到了绝好的试验材料,这一现实案例使我们更加期待文物修复材料研究的进步。
(2)同一石质文物个体的劣化状态也很复杂,各部分存在差异,强度也非均质。这样的石质文物在保护强化处置的时,应该将整体的强度均质化作为目标。
(3)伴随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逐步恶化,此刻不应该再将文化遗产资料藏在库房深处,而是开发能与恶劣环境共生的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当然这是以遗迹的公开展示和保护利用作为前提的。
05
结语
为了完整继承文化遗产、顺应时代地保护、寻求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日本文化财保护审议会在2017年12月公开了第一次报告。报告中强调,将提高地方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相关资质。
在强调遗址的有效利用的同时,保护科学技术必须切实地跟进发展。暴露在空气中的遗址,也能保持良好地状态公开展示。也有必要提前做好预案,以应对遗址在准备充分前就公开展示和利用的情况。在遗址保护技术研究领域,将继续探索既能灵活应对社会形势变化、又能顺应国民意识形态改变的保护策略。
1. 泽田正昭(1942-2022),日本保存科学专业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文物保护专家。1969年于东京艺术大学取得保存科学课程硕士学位后任职于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参与创建保存修复科学研究室。曾任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间环境研究科客座教授、筑波大学大学院人间综合研究科教授、国士馆大学21世纪亚细亚学部教授、东北艺术工科大学文化财保存修复研究中心主任。此外,也曾担任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会长、日本文化财科学会会长、IIC-Japan会长等职务。
自1984年起,泽田教授便相继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所合作,指导并参与了包括新疆库木吐喇千佛洞窟壁画保护项目、龙门石窟潜溪寺保护项目等多项中日合作文物保护项目。此外,还与韩国、智利、柬埔寨,埃及等国合作承担过大量文物保护与学科建设工作,包括促成韩国建立韩国文化财保存科学会,指导并参与智利复活岛摩艾石像的修复工程、柬埔寨吴哥窟巴戎寺保存修复工作、埃及墓葬壁画的修复工作等。著有《金堂壁画和保存科学技术》(1994)、《文化财保存学科纪要》(1997)、《烧制器•颜料调查研究法》(1999)等。
2. 雷欣怡,成都博物馆馆员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国土与文化资源委员会
审校 | 吴敬 杜晓帆 侯实
编辑 | 王一飞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