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孙华：三星堆的天地人神

了解三星堆埋藏坑，需要先了解三星堆遗址的背景。

三星堆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前期的重要遗址，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遗址。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一带、中心在成都平原、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青铜文化，年代跨度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 Graham）等根据1927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出土玉器的线索，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开展考古工作，只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过一次考古调查。1963年，四川大学史学系的师生在著名考古学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指导下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据冯汉骥教授的学生回忆，冯汉骥教授当时就给师生们说，这个遗址很大，马牧河北面和南面都有遗存分布，很可能是早期古蜀国的一处都城。在这以后，考古工作又停滞了好多年，直到1980年恢复正常。那时，四川博物馆考古部（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将三星堆遗址作为四川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了长期的考古工作计划，从1980至1986年，基本上都是双数年份进行考古发掘，单数年份进行资料整理，1980年还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帮助进行了航拍。1980年的考古简报也已经公布，因此，考古学界早就知道了三星堆遗址，并且也很重视该遗址，只是当时社会公众知道者很少罢了。

1986年，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原先的工作计划发生了改变。在三星堆遗址南部，当地砖厂工人取土烧砖时发现了两个埋藏坑（编号为一、二号坑），其中不仅出土了祭祀礼器和用器，还有人像、神像以及一些没有见过的动物与植物的青铜像。这个发现轰动了海内外的学术界，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祭祀坑很快就广为人知，甚至成为历史和文化爱好者的一个关注热点。

1986年以后，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也一直断断续续在进行。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的发展演变、年代跨度、文化构成、功能分区、历史背景等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第一大期是宝墩文化时期，时间为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600年，包含过渡文化期的“鱼凫村文化”。第二大期即三星堆文化时期，是遗址的主体，时间为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100年。第三大期是十二桥文化时期，时间约为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900年，此时的成都平原的中心已转移到成都附近。三星堆文化期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文化阶段是以宝墩文化的传统为基础，辅以二里头文化因素和新的创造；第二个文化阶段从长江中游地区接收了来自郑州商城到安阳殷墟之间时期的一些文化因素，使得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看到的这些复杂的三星堆青铜器，都属于第二个文化阶段。

四川有较系统的传说体系。中国的传说故事主要在三个地区流传，其中保存最好是中原地区，其次是四川地区，最后是东南吴越地区。根据古史传说，蜀人的祖先拥有与众不同的眼睛，起初住在成都平原西北的岷山，之后才进入成都平原，前后经历了五个朝代，蜀的名称一以贯之，后统称为“古蜀”。这些传说时代可以与三星堆的文化时期对应，然而学界对此问题依旧持有不同意见。

遗址被宽大的土筑城墙所围绕，除了城的北面紧邻一条名为“鸭子河”的大河外，城的中央还有一条名为“马牧河”的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址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著名的三星堆器物坑就位于南城区西部。历史上的马牧河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呈“几”字形，而是在西城墙外向北，在西城墙北段的“水门”进入城内，向西南流出东城墙外。同时，历史时期的马牧河水势比今天要大，其水量在历史时期里来回摆动，对三星堆遗址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018年至2020年，在先前发现两个器物坑之间的位置，又陆续发现了6个类似的器物坑（编号为三至八号），一度沉寂的三星堆遗址又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随着新发现器物坑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现在田野发掘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转入了室内整理阶段。新发现的三星堆器物坑及其出土的典型器物的相关信息，已经逐渐披露并通过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发布。下面将根据三星堆器物坑新发现带来的新信息，谈谈对三星堆国家宗教，即三星堆国家人、神及其关系的认识与看法。

通过考古学家持续不断地工作，三星堆古城平面布局已经基本清楚。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而建，河流从西北流向东南，故古城的整体形态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略微倾斜。城的周边绕以宽厚的城墙，平面形态呈北窄南宽的梯形。马牧河从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将大城分隔为北城和南城两部分。由于马牧河历史上的改道和摆动，城址中部的一些文化遗存和大城的东、西城墙的南段已被冲毁。

城墙用土堆筑，墙基一般宽40余米。大城的北城墙可能已经被冲毁，复原后的三星堆古城平面略呈北边略窄、南边略宽的梯形，城的东、西长度在1800米以上，南城墙长约2000米左右，城内面积达3.5平方千米。 

城的内部已经确认三个小城，西北小城又名“月亮湾小城”，城中有高于周边地表2至3米的青关山土台，土台上迭压着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最上层的最大一座建筑基址的长度超过了50米，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该小城应该是三星堆古城统治阶级的宫殿区，但也有学者认为青关山土台是仓储地等。

西南小城又名“三星堆小城”，城的中央原有三座隆起于地表的人工堆筑的土丘，现仅存半座。土丘西南有人工铺垫的广场，并已经在这个广场上发现了8个掩埋有大量宗教祭祀用途器具的坑，推断该小城应该是三星堆古城的宗教区域。

在城邑的东北部还有“仓包包小城”，该城区开展考古工作较少，过去曾经在城内发现过存储有玉石制品的成品和半成品的窖藏，推测该小城可能是三星堆古城的手工业作坊区。然因目前信息较少，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

整个三星堆城经历了至少两个时期才逐渐建成。三星堆国家最早的祭祀场所可能先在北城的马牧河北岸，直到三星堆文化晚期才转移到马牧河南岸的南城。约在三星堆晚期时，都城南移后出现了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南区成为了宗教祭祀区，北区成为了行政区，并最终形成了三星堆城河流横贯，城内四分呈“田”字形格局，体现了城邑西北是世俗行政空间，城邑西南是宗教祭祀空间的规划思想。此后，金沙遗址继承了三星堆的这一功能分区，也将城放在河的两边，并影响到了之后的成都城的构建，秦灭蜀后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传入秦地，秦统一中国后被秦始皇采纳用作新咸阳城的规划。 

三星堆器物坑位于三星堆的南城区。器物坑所在区域的地表过去有一道弧形的土垄，土垄中央还有三个上面凸起、底部相连的土堆，被称作“三星伴月堆”或“三星堆”。由于早年马牧河水的侵蚀、当代村民的取土烧砖等，三星堆北面临河的原先进行宗教祭祀的场所遭到较大破坏。1934年葛维汉先生所记录的三星堆还是底部相连、上部独立的三个土丘；1956年王家佑先生等所见的三星堆还是三个耸立的堆子，底部也还存在相连的丘垄；而在1963年四川大学所做的测绘图中，三星堆就只有一个堆子还基本保存完整；由于砖厂取土，1986年以后就只剩下半个土丘，不再成其为三星堆了。 

三星堆8个器物坑都位于原三星堆土垄的西南，处于三星堆小城的城墙和城壕的外面。经考古钻探得知，在三星堆土垄西南，是人工填土垫平的一个场地。场地原先凸凹不平，中间高而两侧低，故从附近其他地方搬运大量夹杂红烧土块的泥土，将这个场地填垫得大致平整，然后再用较单纯的黄土铺垫场地的表面，从而形成了一个西北至东南长约145米，西南至东北宽约50米的长方形场地。这些坑的地层关系都很简单，基本都是直接在垫土层上开挖，有的地方无垫土层就直接挖在生土上。

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现象来看，三星堆人在挖掘土坑掩埋物品之前，先在三星堆土台西南一侧寻找了一块场地，垫平场地表面并打压坚实后，再在场地上按照规划挖掘土坑。原计划中的坑只有一至四号坑和七、八号坑，所以这些坑的排列有序，坑的方向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与旁边的三星堆土垄、三星堆濠沟、土垄西侧广场、青关山大型建筑等方向近似。土坑挖好后，才将损坏的像设、陈设和废渣有序地放入坑内，最上层还铺设一层象牙，最后才用泥土填平了这些土坑。

三星堆人因为某种原因埋藏了他们非常重要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年代特征以青铜器，尤其是来自中心地区的青铜容器最为显著。根据这些青铜器得知，这些物品的年代是不一致的，铜容器中有一部分的年代可以早到商代中期后段的殷墟早期，有一部分是商代晚期早段的殷墟中期之物，最晚的少许器物已经接近殷墟晚期。最后被三星堆人埋藏的这些东西，是他们长期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这些器物坑中最晚的器具，可以推断这些坑埋藏形成的大致年代，包括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两个方面。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彼此之间的相对年代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确定。

一是从地层关系来判断。三星堆埋藏坑的地层关系比较简单，基本上都压在第3层即宋代层下，打破垫土层的第5、6层或直接打破生土层。

二是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物来判断。早在三星堆三至八号坑发掘过程中，发掘者就已经注意到，新发现埋藏坑内的不少器具残件与先前掘的一、二号坑的同类器物似乎属于同一件器物上的构件。从既有的不同坑出土文物的拼合事例看，除了五、六号坑外，三星堆埋藏坑区的大多数坑是同一事件背景下发生的一次性埋藏。例如，埋葬坑中的许多铜树的树枝、铜器的残件等都可以跨坑拼合，说明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只是埋藏时被埋在不同的坑里了。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绝对年代，可以通过这些器物的形态、纹饰与已知年代器物的比较分析，将坑内出土的器物划分为不同年代的群组；也可以通过铜木、铜竹、铜皮等复合器物的有机质残留物，依靠碳十四测年等检测手段，来判断这些器物的绝对年代。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发掘后，一号坑送检了2个碳十四标本，皆因年代跨度大大早于这两个坑铜器和玉器风格所能体现的年代范围，不能使用。

2020年启动三星堆三至八号坑的发掘后，新采集了200多个测年样品。这些样本基本上来自这些坑的灰烬层，其中已经公布具体测年资料的四号坑测年标本，主要是竹子这类短生命植物形成的竹炭，标本质量较高。目前通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量已经获得了系列的碳十四数据，其中三号坑8个，四号坑11个，六号坑10个，八号坑9个。可以知道“三、四、六、八号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0到公元前1010之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周初的年代范围。由于这个年代范围的中心值都在商王武乙、文丁前后，且在三星堆埋藏坑中罕见殷墟晚期之物，更没有西周以后之物，认为三星堆器物坑下限不晚于周人灭商，上限不早于商王武乙即周公亶父迁岐，也就是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1050年之间，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年代范围。

在三星堆器物坑的第一批6个坑中，器物层上都覆盖有一层象牙，而第二批2个坑中却没有象牙层。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两批埋藏坑的性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表明这些坑内的象牙层可能具有特定的“防卫”等象征意义。

三星堆器物坑是损坏神庙设施的掩埋坑。在已经发现的8个器物坑中，有6个坑是同时挖掘和掩埋的，6个坑内的残损器物来源相同。因此，三星堆器物坑看似埋藏器物众多，残损严重，但坑内的器物如果经过归组和复原，它们可以聚合成三个主要的器物群：

第一组是三星堆人的崇拜物，即神及附属物件；

第二组是三星堆的崇拜者，即三星堆里的人以及附属物件；

第三组是摆在人和神之间的供奉器具，用于构建联系人和神之间的纽带。

1、神像群——三星堆人的崇拜物件

三星器物藏坑除了二号坑掩埋有3件凸目尖耳的大铜面像外，新发掘的器物坑没有再发现其他类似的大铜面像。我曾经论证，三星堆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原貌是人首鸟身的木质铜面的神像，这样的神像构成一大二小、大者居中的三神体系。由于三星堆新发现的器物坑没有再出土新的神像，目前该推断还是正确的。

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了9件尖耳朵的板状神面铜饰，每三件组成一组，每组各有一些差别。曾经推测这可能是钉挂在凸目尖耳、人首鸟身铜木复合神像所在神坛周边的装饰。新发现的埋藏坑据说有类似的铜神面饰出土，如果新出土数量也是3件，就能组成四组各3件共12件的一套，可以钉挂在三神所在神坛的四方。

在三星堆新发现的凸目尖耳小型神像中，有一种是呲牙咧嘴的形象，如八号坑新出屈身顶尊鸟足铜神像、四人抬神兽四联铜觚器座上面向四方的神像。这些神像体量小，有的还负重，应该是地位较低的神灵。三星堆人的神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三星堆人最为尊崇的三尊人首鸟身、嘴角上翘、没有獠牙的面带笑意的大神；另一类是人首人身、嘴角下勾、獠牙交错的面容凶恶的小神，它们主要是从事服侍大神的工作。小神的耳朵不如大神尖，在耳尖位置呈现下垂趋势。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两棵大型青铜树，一棵树枝上翘，一棵树枝下垂，三层九根树枝各有一鸟。这两颗大铜树，表现的应该是神树，其中类似桑树的那棵可能表现的是中国上古十日神话中的“扶木”（扶桑），类似柳树的那棵可能表现的是神话中的“若木”（细柳），两棵树上歇息着的九只鸟象征着九个太阳。这是中国古代十日神话的具象物质表现。

不过，在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除了扶木和若木外，还有一棵最重要的通天大神树——建木。然而，由于新发现的器物坑中没有再出土这样的大铜树，可知三星堆的宇宙世界是建木被砍伐后的双树世界，是人和神已经不能任意来往的世界。在古代的宗教体系里面，砍掉通天神树这样的天梯是重大的事件，从此人和神之间出现巨大的鸿沟，宗教神职人员团体因此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2、人像群——三星堆祭祀和供奉者的形象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铜人像数量众多，大小粗细和发式服饰各异，既有眼睛和耳朵与常人相似但大小不一的铜人面像，又有数量众多的真人大小的铜人头像，还有各种从事祭祀等礼仪活动的全躯小铜人像，为学术界分析认识三星堆国家、社会、宗教状况提供了形象的可视材料。

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面像，平面呈“凹”字形，头顶、颐下和后面都敞开的人脸形象。这些铜面像眼睛都只有横棱线而没有凸出的瞳孔，耳朵都紧贴脸颊而没有伸出的尖翼，耳垂也与铜人头像一样有悬挂耳饰的穿孔，且鼻梁上没有生起的云气装饰。与大铜神面像相比，铜人面像体量大者与最大的铜神面像基本相当，体量小者则只有铜人头像的脸面大小。关于这些铜人面像与铜人头像所表现的对象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要把铜人面像铸成大小差异明显的模样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推测这些铜面像的社会角色应介于人与神之间，很可能三星堆人逝去祖先形象的脸面，由于祖先死去的早晚不同，去世不久的祖先形象与人像大小差不多，而最早的祖先形象已经与神像大小很接近了。

三星堆真人大小的铜人头像，我曾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脑后扎一条辫子的“辫发人”，头上往往还带有一些装饰；一类是头发别在头上没有辫子的“笄发人”，多数往往把头发梳剪精细，有的前面六个小发髻，有的后脑留下两孔，猜测为插发髻所用，但也有少数以发带扎发。新发现的器物坑增加了铜人头像的数量，但辫发人头像大大多于笄发人头像这个比例没有改变。我曾根据三星堆器物坑辫发人头像多而笄发人头像少、后者只有前者四分之一的统计资料，推断三星堆国家的统治集团是由辫发、笄发两个社群所组成，且辫发社群统治阶级是三星堆王国人数最多的贵族群体。而根据在三星堆器物坑的各类从事祭祀等仪式活动的小型铜人像中，几乎都是笄发人的形象而罕见辫发人的身影（只在八号坑出土了手持龙形和鸟形仪仗的辫发人铜人像各一件），过去还曾进而推断，在三星堆国家的这两个社群中，笄发社群可能把持着国家的宗教祭祀权力，而辫发社群可能掌握着军事行政权力。从新器物坑出土铜人像的情况来看，这些推论依然能够成立。

需要根据新资料更正的是，过去在一、二号坑中，曾经发现了4件金面铜人头像，其中辫发和笄发各2件，我因此推论他们可能是三星堆贵族集团两个族群的代表。现在新发现的八号坑中，又发现了2件金面铜人头像，加上以前发现的4件，这类金面铜人头像数量就达到了6件或6件以上，辫发和笄发金面铜人头像各3件，可能是三星堆人流行的三件一组的组合，过去的观点应该进行修正。

3.供奉礼仪用器——三星堆人祭祀和侍奉神的器具

三星堆人祭祀和侍奉神的器具属于礼仪用器。在三星堆器物坑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这些看似作为附属品的器具。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了数件人像、器具和铜铸怪兽组合起来的专门供奉用的器具组，并有数以十计的铜尊和多件铜罍等组成的盛酒铜器，反映出了三星堆人以铜尊盛美酒作为主要祭祀与礼仪用器的现象。先前发现的一、二号坑已出土了多件青铜容器，其中铜尊数量14件，铜罍则是6件，瓿、盘和器盖都只有各1件。由于铜尊数量占到铜容器总数的六成以上，我曾得出三星堆人以铜尊为主要礼仪用器的结论。而近年新发现器物内的青铜容器，仍以铜尊为多，其次是铜罍，而其他类型的铜器极少，这进一步证实了该推论。

在联系人和神之间的器具中，最关键的是组合铜器。迄今为止，共发现有4件，早先二号坑出土了一件双兽四人顶尊形铜熏，现在又新拼合复原了铜单兽跪人顶尊、方座四人跪抬神兽双人托举四联觚、尊座倒立鸟足神顶尊神像各一件。这4件组合铜器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有相同的三件，基本组合是神兽+巫师+酒器（或酒器形的器具）。其造型规律为：下为怪兽造型坐骑，中为神兽驮着的或站立着的人，上部是兽和人顶着的尊或尊形器。其中的神兽造型融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组成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动物。它的腿像犀牛，尾巴像鸟，耳朵长，嘴巴大，獠牙像象牙，中间可能还有象鼻的“四不像”。

第二类只有一件，基本组合是酒器+神人+酒器+人。其造型规律为：下面是带方座的尊，尊盖上有一个倒立状的怒目圆睁、嘴露獠牙、头发前卷，脚踏鸟形云气的人首鸟足神像，神像的头顶三段式鼓腹圆尊，尊盖上还站着一个手持龙杖的辫发人。该铜器的造型说明，地上人们进献的祭品需要通过这个小神，才能送给天上大神享用；当大神享用完人们的献祭后，这个小神又带着空的酒尊和得到赐命的人王返回地面。

三星堆这些复杂的组合铜器，原应该是陈放在三位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神像前的供奉用器。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中，在最主要的三座大神前，至少各放了一件给神享用香气的组合铜器。这些供奉用器包括一件以方尊造型为主体的铜香熏，两件人顶着的铜酒尊或铜酒杯(四觚组合)的组合铜器，此外还有数十件普通的盛酒铜尊和铜罍。神庙内外香气馥郁，有助于事神、娱神和敬神。

当然，在三星堆埋藏坑中还出土了一些其他青铜器和玉石器，铜器残件多数是那两棵大铜树和组合供奉铜器上的构件或附件，另有一些礼仪用仪仗，如仿造兵器的曲刃铜戈、仿照农具的方穿铜锄等。玉石器主要有三类，除了小件的少量可能用作装饰的玉石器外，有的较大的玉石器如“圭（戈）、“璋”等则陈列在神庙中，举行祭祀礼仪活动时才被参与者使用。有些放置在铜尊等盛酒器中的小型玉石器（包括似玉的海贝等）原先可能浸泡在酒浆中，供奉者和祭祀者通过玉和酒两种媒介，将自己的意愿传递给神。

二号坑出土的凸目尖耳大铜神面像和两棵大铜神树的主要部件是三星堆人尊崇的对象。此外，已知的四件复杂组合铜器中，有两件的主体或残件都出土于二号坑，即双兽四人顶方尊形铜薰、踏云而下的顶尊铜神像的后段等，表明三星堆神像前的供奉用具也部分出自二号坑。二号坑应该是三星堆埋藏坑的中心。

组合铜器除了与三星堆人崇拜的主要神像一起出土于二号坑外，主要出土在神像掩埋坑两侧的三号坑和八号坑，而在斜对面稍远的七号坑和四号坑就几乎没有组合铜器和其他大件铜器出土，最远的一号坑更只出土了少许铜容器和铜人头像，没有组合铜器的发现。

这种埋藏现象应该与三星堆人神庙内部像设和陈设的布置，以及神庙焚毁后的遗址现场有关。我曾分析指出，三星堆人在搬运焚毁的神庙器物时，先把东西从东南面运过来，向西北绕半圈后到达城墙后面。在此过程中，先将最重要的神像及其附属物件放在二号坑，再将神像前的组合铜器放置在三、八号坑中，最后依次向周边和东北方向诸坑放置其他器物，最后才在一号坑内放置器物。也有学者认为四号坑和一号坑放置的是另一座神庙的物品。

神庙被焚烧，殿宇坍塌时，神像和陈设也会原地倾倒，其残躯残件的位置也大致是原来的位置。当这些损坏的神像和陈设残件被运到附近埋藏区挖坑掩埋时，埋藏供奉器具残件的坑位也应该在靠近掩埋神像残件的坑位才合理。因此，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和大铜神树主体所在的二号坑掩埋的主要是以当时神像为中心的像设和部分陈设，而正对面的三、八号坑掩埋的主要是靠近神像的供奉器具，这就在情理之中了。

神庙中最重要的物件是神坛上的神像和坛前供奉用具，那么二号坑埋藏的就是神坛及其前面的物件。如果此推断成立，就为认识三星堆神庙的内部布局提供了线索。

三星堆国家的神庙，最里面、最高处的神坛上供奉着三尊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大神，神坛前则放着四件通神的供奉器具。

三星堆组合铜器近似有些庙宇的复杂供具，属于神与人的中介物，起着二者之间的纽带作用。

三星堆神庙内的大量的铜人像和铜木复合的人像，是祭祀场所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群。三星堆文化将崇拜主体的立体形象制作出来，是三星堆国家宗教崇拜的一个特色。通常的宗教崇拜，会在宗教场所中将崇拜对象用某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但崇拜者作为参与宗教礼仪活动的主体，则无须再将自己制作成假人。诚然，在后世的宗教艺术中，祭祀者或供奉者也有把自己表现出来的例子，如佛教造像两侧的供养人等，但这种表现形式往往是浮雕或壁画，一般不会用圆雕的形式占用寺庙殿堂的礼仪空间。至于三星堆人为何把自己的形象铸造或雕造出来，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目前的推测主要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三星堆人认为神的精气要依凭在铜木材质的神像上才能接受祭祀，人的精气也要依凭铜木材质的人像上才能将自己的愿望传递到神像和神那里；第二种可能，三星堆人认为自己不能随时随地侍奉尊神，需要制作自己的替身，日夜不离地站立在尊神前面，代表自己真身来侍奉神祇。

1986年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出土后，当时有学者认为它是国王，有学者认为是巫师，还有学者推断是大巫师兼国王的形象。现在对三星堆人像的造型、发式、服饰与身份的关系已有较准确的掌握，大铜立人像身体瘦长，没有辫子，身穿内外两件长衣和下裳组成的礼服，肯定属于地位很高、负责沟通人神的宗教神职人员，不是世俗的国王。在三号坑、八号坑也可见这类人像站在神兽头上的造型，能够作为佐证。

根据辫发世俗贵族与笄发神权贵族的分野，三星堆的政治体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便是贵族分权制度。在三星堆组合铜器中，有两个辫发贵族形象相当瞩目，他们站在铜器的最高处，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鸟，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一条龙，周围的笄发神权贵族匍匐在他们身下。黎婉欣博士认为，这两个人像应该是三星堆最高级的世俗贵族——国王的形象。持鸟的国王形象可能是正准备向神进行献祭，他站在献祭给神的祭品也就是装满酒的四联觚前面，下面是驮运礼品和国王的神兽和抬兽的巫师；持龙的国王形象站在一条龙的背上，下面应该是喝完酒的空酒杯，小神顶着酒杯和国王从大神处回到下界。这可能意味着，当时三星堆的绝对王权已然形成，神权贵族都在为这个最高统治者服务。这两件组合铜器上国王的体量、姿态、所持物件和可能的位置，都表明三星堆笄发贵族即神权贵族集团，他们服务的对象还是辫发贵族集团，尤其是这个集团的首领——三星堆国家的国王。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中，神权贵族的渐趋边缘化，这也是王朝发展的一个规律。三星堆王国的发展可能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

至于那些在组合铜器下层托负巫师和祭品的铜神兽，它们是集合了犀、象、虎、鸟等特征的虚幻动物，承担着运送巫师和国王从地上前往天界的任务，与后世文献中的“飞廉”之类鸟兽合体的神兽有着相近的功能，地上的人们也只能依靠这些神兽才能到达与神可以接触的地域。这种神兽在某种意义上与后世仙人所乘坐骑相似。

按照一般常识，三星堆的神职人员要想飞升上天，借助鸟类动物的形象才更合理，不应该借助陆地行走的动物。我个人以为，三星堆人很可能认为，天是分多个层级的，神兽只能达到其中某个层级，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某个层级，在那里天上大神再派遣鸟形的属下前来会合，将地上人们的愿望和礼品带回天界，从而避免出现人神混杂的情况。

如果以上推论都成立，那么三星堆对人的神庙内部构造就是很清晰的三段式：铜神像通过小神与巫师在某个特定场所进行联系，这个沟通人神的纽带分为两段：一段是人间到特定圣域，另一段从天界至特定圣域，上下汇合后再各自折返。真正的大神高高在上，在天上俯视着地上人间。

非常荣幸又一次在复旦聆听了孙老师关于三星堆的讲座。此主题一直非常吸引人，学术逻辑丝丝入扣。

祭祀坑中的许多神像到底是怎么去祭祀的？孙老师的梳理让我们对祭祀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在的媒体和自媒体有很多关于三星堆的内容，但是将其中每一部分和各个铜器串联起来进行讲解并非易事。三星堆文明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看到的只是遗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碎片化的历史信息，但是我们对祭祀区八个埋藏坑的发现，成为了一种相对完整且成系统的分析素材。

今日讲座有两点特别吸引人。第一，以二号坑为中心，三号坑和八号坑作为支撑，对祭祀坑的空间分析，并对三星堆的埋藏器物作了对比分析。我们以前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器物的一种演变和组合来考察埋藏坑，现在孙老师从器物出土的一级单位和空间分布角度出发，将三星堆器物做了一种非常有文化学意义的拆分和解读，给我们带来了全新认知。第二，讲座最后从神到世俗的人，对整个神庙场所进行了大复原，其中对于神像、人像、动物以及神兽造型的拆分与解读令人印象深刻。

您提及三个神都是鸟身人兽，而西亚早期的神祇都是上下两翅。因此请问您有尝试过将东西方相似的神兽作过对比吗？

孙华：以前，三星堆的两个掩埋有许多器物的土坑都被笼统地称为“祭祀坑”。后来又发现比较多同类埋藏坑，现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称呼为“三星堆祭祀器物的埋藏坑”。

祭祀坑的称谓，是非常流行的具有功能定位含义的命名，人们比较喜欢这个带有神秘主义的解释方式。然而，早在第一次三星堆现场研讨会上，就有专家就提出这些掩埋器物的坑不可能是祭祀坑，因为如若这些坑内埋有太多珍贵的东西，作为祭祀的成本就过于高昂，所以一直以来我也基本不用“祭祀坑”一词。由于“祭祀”这一字眼未免有失精确，我采用了一种中性的表达方式——“埋藏坑”，这是基于功能、性质的一种解释。同时，我没有采纳“窖藏”的说法，因为窖藏意味着埋藏后今后还要取用。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国土与文化资源委员会

统稿丨张颖洁

整理丨胡子昂  张颖洁

审校丨刘朝晖  杜晓帆  侯实

编辑丨张煦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