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达：创新国际展览 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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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艺术与民俗》2024年第1期

创新国际展览  讲好中国故事

孔达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博物馆开始探索一种“ 新”的国际展览模式——超级大展（Blockbuster Exhibitions）。博物馆积极拥抱市场变化，迎合大众需求。以冷战时期各国文化外交为契机，以超级明星的国宝文物为“卖点”，以市场营销的思路进行展览传播推广，直到今天，博物馆界依然乐此不疲地讨论和实践这种展览模式。中国博物馆外展常见的“精品文物”模式，虽未必直接受其影响，但隐约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而时代的发展，又正在推动博物馆国际展览新一轮的变革。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国宝”文物已不再遥不可及，“此生难得一见”的标签未免显得夸大。许多国家由于文物保护、吸引入境旅游等原因，禁止国宝文物出国展览。展览的“过度”营销，让人不断质疑当代博物馆的根本特质是什么，与其他文娱场所的区别何在。疫情搁置交流、国际关系转变、全球经济下滑等众多因素，也使得博物馆对于全球调动文物、举办大型国际展览愈发谨慎。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展览将走向何处？博物馆如何突破困境、高质量讲好中国故事？本文将基于案例观察，从博物馆“物”与“人”两个维度，分享一些思考。

新材料、新研究、新视野

人类学家安妮特·韦纳（Annette Weiner）指出，每个民族总有一些“ 不可剥夺之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s），它们是民族认同的象征，因此必须是关于民族特征最独特的、最重要的和最真实的表达。它们不能被购买或赠送，但却可以通过一种“保留同时给予”（Keeping-while-giving）的方式，实现互惠交流。^[1] 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艺术策展人凯瑟琳·贝林（Kathleen Berrin）指出，作为“国家卓越的视觉证明”，代表性文物可以“使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国家特征”形象化，是典型的“不可剥夺之物”，也可以通过国际展览，成为国家互惠交流的最佳介质。^[2] 这为20世纪以来“国宝”展成为各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提供了人类学解释。中国文物外交在20世纪的开启与发展，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1935年，经国民政府批准，以故宫藏品为核心的千余件中国文物首次出国赴英展览。“非精品不入选”是中方选件的重要标准之一，足可见中方之诚意。1973年至1978年，巡回世界15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过650万观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则展示了新中国出土的重要考古文物共600余件，包括铜奔马、大禾方鼎等如今被列入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国宝”。材料之“精”与“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偏见，填补了世界对于中国考古的认识空白，展览成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的里程碑事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宣传海报（图源：网络）

近些年，尽管展览有叙事转向，但国际展览对于展品“精”与“新”的追求，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大量国际展览包括海外中国文物展览，依然标榜“此生难得一见”、展品“第一次”出国展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出境展览展品总数及一级文物比例的限制，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并在《关于规范文物出入境展览审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避免使用各馆基本陈列中的核心展品，“国宝”文物出境展览不大可能，“精品”文物出境展览审核也愈发严格。

当国家愈发重视和保全文化遗产的“不可剥夺性”，展品之“新”或许值得更多关注。国际展览展品之“新”，在于从未出国（境）展览，在于最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也在于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简单来说，即“新”材料与“新”认识的结合。回顾大英博物馆在21世纪与中国合作的两场大型展览：2007—2008年的“秦始皇：中国兵马俑”和2014—2015年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为展览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前者涵盖了石铠甲、百戏俑、文官俑和青铜水禽等世纪之交的秦陵新发现。21世纪初发掘的湖北梁庄王墓出土文物则是后者的亮点。展览的缘起要追溯至联合策展人、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2009年到访湖北时对这批材料的关注，以及由此开启的大英博物馆与牛津大学的联合研究项目。2017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秦汉文明展 ”，根据展览图录公布的140件（套）展品，除 1 件（套）大都会博物馆馆藏、2件（套）现代复制品、10件（套）没有注明出土时间外，在已注明出土时间的127件（套）展品中，2000年及以后出土的展品达到28件（套），占比超20%，包括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和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4] 在“秦汉文明展”之前，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王陵瑰宝：中国汉代考古新发现”展的核心展品。

Orientations杂志对“秦汉文明展”的推介（图源：网络）

除最新出土文物外，从未在国外或某特定国家展出过的文物，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加以代替。仍以兵马俑海外展览为例，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从20世纪70年代出土以来就开启了全球展览的旅程，至今仍备受追捧，但展览主题和展品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方承办机构要求更高比例的从未出境展出文物，百分之四五十的比例并不鲜见。近些年，秦俑海外展览的主题，已经逐渐向秦汉文明过渡，比如2018年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的“秦始皇和兵马俑”，获得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的“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2023年初在西班牙开幕的“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等。开放的展览主题，为吸纳更多元、更新颖的展品提供了可能。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览现场（图源：网络）

这对中国现行出国（境）展览管理制度也提出了创新要求。更多从未出国（境）的展品，需要大馆重新梳理自身馆藏，不能受惯性牵制，过多依赖成熟的展览品牌或“明星”展品。如果考虑到保障馆内展览和国内巡展的需求，可能更需要兄弟馆携手合作，或发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协调整合多馆、多地资源。事实上，一些中小馆的藏品资源也非常值得关注，它们可能不具备独立举办国际展览的能力和资源，藏品也很难独立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出国（境）展览，但却有“镇馆之宝”。如果能充分整合一省、一个区域、一个主题的各级各类博物馆藏品资源，相信会促进出国（境）展览的内容与展品创新。

在“新”展品之外，新的研究也会激发新的展览灵感，特别是那些国际合作、具有全球视野的研究，更是国际展览的根本动力。上文提及的大英博物馆“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展览，是博物馆与牛津大学的合作研究；而刚刚闭幕的“晚清百态”展，同样源于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大学牵头，汇集14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从这两个展览可以看出，以研究项目带动国际展览，很有可能成为大英博物馆乃至欧美大馆未来展览的趋势，而中国文博机构和学者参与及主导国际研究合作，也将为出国（境）展览创新性地讲好中国故事奠定坚实基础。例如，敦煌首次北美大展、2016年在盖蒂中心举办的“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特展，就是基于敦煌研究院与盖蒂研究所近三十年的文保合作。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合作开展的兵马俑彩绘保护与研究，也在2015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的“兵马俑：秦始皇的彩绘军队”展览中开花结果。当然，文保与研究合作是需要培育的，但成果也是值得期待的。

英国大英博物馆“晚清百态”展览宣传海报（图源：网络）

从“晚清百态”展览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即当下很多海外中国特展，未必是直接与中国合作或者从中国借文物。这样的案例并不少，如法国南特博物馆2023年开幕的“成吉思汗——蒙古人改变了世界”展览，是与蒙古国博物馆的合作成果。此外，近些年海外博物馆的中国主题展览，也不再只从中国借文物。例如，2013—2014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绘画名品700—1900”展，刚刚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开幕的“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以及大英博物馆计划于2024年开幕的丝路主题大展，都是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多家博物馆借调展品。当然，这种现象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也包含上文提及的材料新颖性问题。但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中国文化展示的全球视野转向，即用全球视野和全球材料，将中国置于世界文明史中加以展示。事实上，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视角审视中国，本就是国外博物馆展示中国的惯用主题和方法。这既是博物馆国际展览作为跨文化交流介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以西方视角认识世界的惯性使然。对中国博物馆而言，则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宣传海报（图源：网络）

与全球视野相对的，是一种“见微知著”的叙事方式，即通过某一文化现象，透视中国文化特质。这并非单纯的断代史或中华文明多样性展示，而是重在挖掘文化现象背后中国人的精神与性格。2023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就是上佳例证。展览讲的是江南山水、农田与城市，看的是中国文人情怀与隐逸之乐。无独有偶，202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特展“孤独与陪伴：中国艺术中的隐逸与雅集”也聚焦这一主题。但这种叙事方式的潜力，还有待更多实践案例的检验。

新关系、新方法、新技术

除了对博物馆“物”的反思外，承担社会责任和处理社会关系，是当代博物馆的另一重要命题，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展览的发展。所谓社会关系，不限于博物馆观众，也包括与博物馆收藏、展览相关的社区社群，和一切对博物馆有诉求、有期待、有贡献的利益相关群体。这里仅举几例抛砖引玉，以供讨论。

在去殖民化大背景下，加上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物馆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改变与原住民社群、少数族裔、社会弱势群体关系的“接触地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参与式博物馆理念。这些理念在中西方虽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目标路径，但如今都深刻影响着国内外博物馆的策展理念与实践，包括国际展览。国际展览也被看作是跨文化交流的“接触地带”。^[5] 一方面，源社区加入策展团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影响展览呈现。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于2015—2016年与大英博物馆合作举办“遭遇：大英博物馆藏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物件的幕后故事”展览，邀请澳大利亚当地与展品相关的27个社群的200多位原住民，讲述他们的文化与历史故事，以及对先人的情感和记忆，以口述史的方式在展厅呈现。同时，将138件当代土著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或社区相关物品与大英博物馆藏品并置展示。这一策展思路，固然有博物馆对去殖民化和文物追索的回应，但以社区参与策展的方式，加强与展览源文化和本地观众的连接与共鸣，这种理念和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6]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孤例，同样适用于海外中国文化的展示。例如，2012年英国诺丁汉城堡博物馆举办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衣锦环绣——5000年中国丝绸精品展”，并由该馆青少年志愿者团队从馆藏丝绸制品中选择展品，策划了一个平行展览。同年，由英国科尔切斯特城堡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合作举办“中国珍宝展”，也有英国当地青少年参与策展，并到中国挑选展品，参与撰写展品说明。

“衣锦环绣——5000年中国丝绸精品展”配套展览

观众与社群之外，我们也看到其他利益相关群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展览的策展之中。上文提及的澳大利亚与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合作，就邀请当地艺术家进行创作和展示，是一种博物馆文物展览与当代艺术的结合。这种方法在近些年海外中国主题展览中并不少见。例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先后于2018 年和2023 年策划的两场馆藏文物展：“中国末代王朝的威势与华美”和“永恒的祭献：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前者与国际知名艺术家、舞台艺术大师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合作，后者与电影和舞台美术指导、奥斯卡艺术指导奖获得者叶锦添合作。这两场展览，看似是引入舞台艺术以提升展览的五感体验与整体呈现，但不难发现，当代艺术已经不再只是服务于文物和策展的配角，而是真正影响展览理念的关键因素。如果说这两场展览还是国外博物馆基于馆藏的探索与创新，那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于2019年举办的“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和“蔡国强：瞬间的山水”，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外展品牌的一次突破。它们既是两个平行展览，也有一个展览中的古今对话。策展人韦恩·克罗瑟斯（Wayne Crothers）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博物馆“希望以现代的展览设计方式，通过古代文物展品和中国当代艺术间的一种传承与对话来向观众呈现中国文化和历史风貌”^[7]。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和“蔡国强：瞬间的山水”展览宣传海报（图源：网络）

如今在国内博物馆策展中，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的展览并不少见，甚至一度成为展览话题度与关注度的保障。但总体来看，当代艺术或成为文物的配角，或用来呈现时间的延续。当代艺术的真正内涵与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利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代艺术凭借其先锋性、批判性的特点进入博物馆，成为补充与挑战博物馆传统叙事的重要力量，而后也被博物馆主动借鉴与引入。当代艺术进入展览，可以是展品展项，也可以是形式设计，还可以是一种策展理念。而本质上，博物馆与当代艺术的合作，也只是博物馆革新社会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外部力量的一种表现而已。换言之，博物馆对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思与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展览的创新。

从广义上说，这种对社会认知和社会关系的革新，也包含博物馆对于新环境、新技术的理解。2023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正式推出以“‘数字展示＋代表性展品’为标准化结构的展览组织形式，虚实结合构建‘带着U 盘去巡展’的国际办展新模式”。这种虚实结合或小微展览的策展模式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疫情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需求、展览经济成本控制等众多原因已经愈发流行。前者代表还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合作开发制作的“平行时空：在希腊遇见兵马俑”线上展览。而上海博物馆分别与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交换两件文物而成的交换展，则是小微国际展览的代表。展览兼具创新性与灵活性，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文化交流需求。

雅典卫城博物馆“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珍宝”展览现场

国际展览策展理念的创新，并不是对传统的摒弃，过度追求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技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物的“不可剥夺性”，它们在国际展览交流、讲述文明故事中的价值，是永远不可能被替代的。我们探讨国际展览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多元化的世界中多样化的展览需求。这要求博物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新想法、新要求，但其基础也必然是全球视野下对于博物馆收藏和中华文明内涵的深刻研究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