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日专辑 | 链接今古：再谈“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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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城乡建设的视野下，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可能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可能并不那么受到重视。但如今，伴随着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上升为一种国家理念和法治工作，无论是住房城乡建设部、文物部门还是整体社会的认知，都逐渐将其视为一种文明传承和寻求价值认同的方式。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历史文化传承的意义被揭示和广泛认识的过程，抑或说，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的目的不仅仅是得到真实的历史，还在于理解与继承文化的意义。

从大的目标来看，城乡发展从增量到存量的转型，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和创新性利用，正在涌现不竭的驱动力，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和经济现代化，继承弘扬中华文明。从小的方面来看，文化传承可以调和城乡发展中复杂多样的关系与矛盾，最终让每个城市或乡村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让居住其中的人体验一种真实的生活。打个比方，上海设立的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既让一些历史场所的文化氛围和整体环境得以延续，也能够使更多人还能看到不被高楼遮蔽和推土机推去的层叠积累的历史信息，这也是一种文明传承。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体现了我国在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核心是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建立系统性保护传承机制，形成全社会参与保护传承的主动性与积极性。2005年7月19日，由谢辰生先生起草，郑孝燮、宿白、谢凝高、黄景略、李伯谦、吴良镛、舒乙、徐苹芳、傅熹年、常沙娜等11位专家学者致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日”；2005年底，国务院以国发[2005]42号文件，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6年9月，国务院批复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思考“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其意义不仅在于将条块分割的文化遗产纳入到“赓续中华文明”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历史与逻辑中，更重要的是，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意识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因此，提高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意识本身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培养社会公众从“不敢破坏”到“自觉保护”的意识。因此，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立到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建设，再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仅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筹领导和综合协调，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强大的保护共识与合力，让文化遗产真正成为“人的发展”与“人的创造力”的源泉与动力。

作为建筑学背景的学生，我认为在当前城市更新和城乡建设背景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城市更新和城乡建设过程中延续城市特色、构建身份认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许多文化遗产面临着被破坏或遗忘的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类历史建筑。北京胡同、上海弄堂、广州骑楼……这些独具特色的建成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诉说城市发展轨迹的活化石。市民穿行其间，便可知其来处，共探归途。

△ 向左滑动 | 北京胡同、上海里弄、广州骑楼中的日常生活（图源：网络）

其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为城市更新和城乡建设提供灵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设计元素和建筑语言，这些元素可以为现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历史建筑为例，地方建筑的形式、材料和结构可以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灵感，帮助设计师创造更具在地感的建筑作品；而过去的城市规划经验也能帮助今人规避风险，创造更加可持续和人性化的城市环境；此外，发掘文化遗产可以为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强城市软实力。

最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促进多学科碰撞发展、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建设发展如火如荼，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最先关注到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并奔走疾呼。但保护领域发展至今，单一的学科思维已不能满足建筑遗产的保护要求，多学科交叉发展成为必然。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师将镜头拉远，以更多元的视角与方法将人的生活状态、非物质遗产与物质实体的关联、造成物质现状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纳入其中。诚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落脚点绝不仅限于建筑遗产保护，建筑学也只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的专业之一，但对于保护传承意义的认知让各个领域的人有了深耕“本土” “跨界”交流的动力。在这样交融碰撞的磁场中，人们对城市、乃至民族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也会逐层深入。

要之，当下城市更新和城乡建设背景下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具有非凡意义，我们应当积极推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在更多元的学科对话中更新保护理念、体会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历史文化的阐释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让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精神深入人心。

我自幼在城市长大，因此能切身感受到城市更新对于城市面貌与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本科就读于文博专业，我开始重点关注家乡宁波城市中的古建筑，也在研究中开始思考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以宁波天封塔为例，天封塔在历史上一直是宁波城市的象征，宁波人民常以船与桅杆的关系来表达天封塔在宁波城市中的地位之重，宁波不能没有天封塔，就如同船上不能没有桅杆。天封塔作宁波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可以触发与加强城市居民间的集体记忆，对宁波城市的文脉发展与社会凝聚力增强具有推动作用。然而，在旧城改造为主要途径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大量的老旧街道、历史建筑等遭到破坏，“千城一面”状况频出，天封塔也面临着严重的“集体失忆”现象，严重动摇了城市的历史与精神纽带。在这一现实困境下，保护与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更能彰显城市的特色，并支撑人们追忆过往、了解历史、从而提升对于城市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 向左滑动 | 宁波城市老照片和天封塔图（图源：《名城宁波历史图典》，宁波出版社，2019年）

就读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在调研中接触到乡村，并对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文化有共通的地方。纵观中国社会，城市一开始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乡村。乡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资源与支撑，同时也吸纳了城市发展的因素；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明的反映。在城乡互动中，历史文脉形成与延续，促使人能够在城乡中不断流动，也能在当今使得城市里的人在乡村中找到“根脉”。以永泰庄寨为例，最令我感动的是庄寨中一个个家族对于耕读的重视、祖先的敬仰以及对于后辈的培育，使得一代代人之间是彼此联系的。远在城市里的子孙们在代代相承的生存智慧中学到处世的方法，提升自己对于家族的自豪感，并且在重要节庆时能够回到庄寨，共同祭拜祖辈。因此，在城乡建设过程中，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不仅可以延续城乡间的精神纽带，促进乡村振兴，还能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我们在未来如何自处提供启示。

△ 向左滑动 | 永泰庄寨

正如杜晓帆老师所言，遗产保护更接近于一种选择，选择留下什么，选择弘扬什么，选择讲述什么。我们需要处理好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过去的事物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但是这种选择往往基于当下的需要，可是当下的我们又如何替未来做出选择，未来又会需要什么。因此，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了解之同情”，对以往人类创造力的知晓与惊叹，也需要行动力，修复行为、规划制定与申报工作其实都是在遗产上施加某种行为，实现某种预期，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的价值研究既是对以往遗产的认识，也是对未来加以筹划。我们不仅需要准确区分出价值层次与要素，也要思考遗产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遗产价值的生成机制、价值研究的作用、如何发挥价值在行动中的作用等问题。当我们思考价值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保护。

我想我可能会先反问历史或者文化为人类保留了什么，是乡村，城市，还是文化景观，文化遗产？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之所以我们谈论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我认为也可能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即人们不仅对历史的发生感兴趣，其实也对历史如何影响现在，文明如何赓续至今有着探索的本能。

大家关注文化、探源文明其实与亲近自然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习性。现代人亲近自然，无论是寻求诗意还是片刻休憩，期待的还是一种心灵平静。我认为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诠释和阐释，并建构起一个为全民族全世界全人类共享的精神森林。

过去看王笛教授的《茶馆》，我获得的一个最大启发就是：文化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成都人在茶馆中关心邻近和远方，在茶馆中婚丧嫁娶，过活一生。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历史文化与诗歌、音乐一样，是一种生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文化构建起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周边社区和生存环境的认知观念，并且允许我们用一百种语言方式、生活方式去表达和理解我们的文化，获得因为文化体验和历史积淀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内心富足，选择一种值得过的人生。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人”在传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遗产的传承亦是如此。首先，文化遗产借助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创造。不论是营造一座建筑、制作一个器物，还是书写一段文字，都需要人先起心作意、详加规划，再藉由物质载体呈现。其次，文化遗产创造出来是为了供人使用。一件艺术品、一种仪式、一处文化空间，无论今古，都需要人来欣赏和使用，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没有人的介入，文化遗产就只剩下冰冷的载体，与自然界中的木石没有差别。最后，文化遗产的价值需要人来建构和丰富。价值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客体发生联系后，对其意义的一种判断。文化遗产的价值随着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迁，无时无刻不被赋予着新的内涵，从而焕发着新的生机。文化遗产的价值无法自主建构，一旦离开了人，其价值内涵也将日益萎缩，直至失去生命力。可见，“人”贯穿了文化遗产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是延续文化遗产生命的核心。

人的全面发展大致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方面，文化遗产能拓展我们个体生命的意义。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凝聚着集体的记忆。通过与不同文化遗产互动，我们能与特定的集体记忆产生联结，从而建构更为宽广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小我终有局限，将小我生命融入中华民族、人类文明等更为广大的集体生命中，如同滴水入海，生命的意义便得以更为丰富。另一方面，文化遗产还能拓展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令人更加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人的自由也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自由。从物质层面来看，人生不足百年，如白驹过隙；人身长不过数尺，活动空间终有限制。而文化遗产则如同一扇扇门，能引领我们在精神层面前往不同的时空，通古今、达中外，为我们拓宽了精神世界的活动空间。以精神世界之无限性，抵御物质世界的有限性，与古今中外历代先贤，共赏文明积淀的硕果。

人作为文化遗产的灵魂，是文明传承的最为重要的主体。而所谓遗产的“活态传承”，即人类从事某种特定劳动行为的延续与发展，其中的核心在于劳动行为而并非是产品结果，关键在人而非物。所以，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理解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以下是我的思考：

一、历史文化为了人：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界定有过三个命题，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实践、社会关系和人的需要。人类过去一切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凝结于历史文化之中，真善美与贪嗔痴交杂其间，共同组成了今天人类共有的集体财富。为了更好地处理自身劳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人的需要作为动力会促使人向过去寻找答案来指导现在和未来，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可见，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二、在保护中理解人：文化遗产有物质与非物质之分，自2017年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来，文物和非遗分别成为各自系统主题的关键词。对于二者保护成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环节，过程中需要人操作处理，不同的文物有不同的机理、各地的非遗有各地的特色，而不同点正是所属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和该地区人的独家记忆。大部分文物和非遗，如果抛开历史文化的语境，不过是一些器物和工艺而已，相比较当今社会而言，早已失去使用的价值。正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加持，从而使得人们对其产生了精神追求和情绪价值，可以在操作处理之中理解人的需要，过去人和现在人的需要，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需要。

三、在传承中发展人：传承文明不是一味复古还原，正如新时代的中国人不是公元前的中国人，人的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迁移和时代环境的更迭而变化，蕴含在历史文化之中的智慧和情感才是我们需要的根源。所谓的历史文化街区、名城、名镇（村），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建筑风格，而是生活态势，让居住在工业文明的人们感受到历史的文化气息，从而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

传承之中的改变并不可怕，一味地复制粘贴才是桎梏，如果没有改变，类银似玉的瓷器不会发展出后世的缤纷多样。人作为传承文明的主体，需要为其注入时代特色，过程中会在继承先辈的基础上加入自我的创造，赋予其新的内涵，这一过程最终促进了人的发展。

《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华夏文明至今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所在。

传承文明的意义，在我看来，离不开人的精神需求。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我在当地华人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成就上，看到了对于远离祖国的海外华人而言，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是一种精神需求，借此维系民族情感与塑造身份认同。在鼓腹含和之余，也实现了华裔族群文化的全面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不少岭南地区先民飘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谋生，并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历经数代人的努力，暖衣饱食后的华人，开始寻根探源。在精神需求和文化使命的内在驱动下，当地华裔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华人文化资源匮乏的异乡，通过对祖国文化的浪漫想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创造出二十四节令鼓与高桩舞狮的文化活动。这两项文化活动不仅在当地大放异彩，远播世界，传回中国，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将之列入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地华人用自己的方式阐释遗产，通过不断创新的文化形式，吸引不同世代的华人参与其中，共同保存历史文化的记忆，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由此可见，文明传承亟需内在驱动力的推动，只有当人们的守护行动是建立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上，并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文明的永续传承才有可能。

△ 向左滑动 | 二十四节令鼓与高桩舞狮（图源：网络）

我想从遗产——作为链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观念出发，来思考遗产所蕴含的线性时间观念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从时间维度来看，“现在”是对当下的一种描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在“当下”发生的，“现在”是一切行为的时间起点，但有些事物的存在却更为久远，过去保留在历史、传说、民俗、遗产等传统之中，成为塑造个人和群体的不可或缺部分。但是，现代化进程的极速发生，让“过去宛若他乡”。随着社会在前进，“过去”不断逝去，它与“当下”的差异越来越大。一系列象征“根源”的“丧失”使人们开始追逐过去的遗存，形成了遗产保护运动的生成语境。

传统与现代，在时间线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却有着某种本质区别，不然传统和现代也不会有所区分。但现代和传统并非呈现出一刀切的态势，传统与现代的分布是非均质的、互相嵌套的，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克什布莱特-吉布莱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言，“‘遗产’概念中包含有一个时间悖论，即当下我们所拥有的，作为现代性标志的遗产，属于过去”（the possession of heritage as a mark of modernity）。正是历史时间、遗产时间与惯习时间（尤其是那些不同的事物、人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性时间）三者的“非同时性”制造了这一悖论，而它却表征了当今全球遗产事业的真实处境。我们常说，对过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在现在和未来的处境。在遗产保护运动中，这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现在的思考。价值认知是我们对过去的追问，保护目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承诺，但“当下”确是遗产保护中最容易被忽略之处，事实上，我们在“当下”的困难已十分显著。我们所希望保留的，正是现代生活中所不具有之物，而这种不具有性，让其与现代生活难以相容，尤其是对那些仍在使用中的遗产，这种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悖论尤其突出，这些都是遗产保护在当下需要回应的。

罗文索尔指出，“‘回到过去’ 这一流行观念不断被表现为物化的形式，历史遗迹不断以纪念物、博物馆、遗址等形式得以‘保护’”。“遗产”从一开始就与物质性的有形遗产相关联，物质实体成为 “过去” 的载体，也让遗产保护汲汲于对物质遗存的关注。遗产作为对过去的表征，其程度应该有所区别，不应一味将其静态化和标本化进行保护，更应该指向的是延续其对我们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物质遗存。链接过去与未来的，不仅仅有纪念碑式的象征物，也有我们对过去的态度，指向未来的愿望以及对当下实践的敬畏。

文化遗产承载着前人的现实与浪漫，也滋养着今人的自信与向往。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一直是遗产领域的重要课题。

经过长期实践，围绕文化遗产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保护管理体系，在融合本土经验和国际保护理念、推动多部门协同保护、重视价值认知及阐释、建立“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一个复杂且持续的过程，包含了“由谁保护” “为谁保护” “如何去保护”等问题，需要持续投入和关注。

不仅是当代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动态发展源于对遗产价值认知的变化。因此，文化遗产不可能是一种静态的概念，而是不断地在价值建构、传播、传承中发展，又在发展中保护，不断地被再创造，让更多世代的人们有机会接近与了解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摸索、校正和丰富遗产价值理念的适用范围、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保护和传承的，应当是遗产的“火种”，而不仅仅是火焰。

以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为例，在进行遗产保护与更新时，应更多地结合对遗产的价值认知，遵循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考虑其周边人们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和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尊重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在保护与发展中平衡好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过去发生的事情被遗产所记录和见证，而现在的人们根据现在的价值观和需要去理解它的价值，完成价值建构的过程，这样的理解和后续的价值阐释，亦会关系到我们未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在当代，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语境下为我们持续提供认同感，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就是对待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态度，只有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和谨慎方式去认识过去、更好地建构共识，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借用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主编的《我们的过往：我们为何要保护它？》书中的一句话：“我们要有保留地对待过去，向它学习、从中汲取灵感、迁就它、但是要从中走出来。”

在处理文化遗产以恰当地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全面、深入且前瞻性的态度来审视与规划，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更是对文明传承与未来发展的负责。

一、从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入手：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不仅仅是砖石土木的堆砌，更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它们承载着过去的信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因此，我们要深入了解文化遗产的过去，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来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现状，分析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以便更好地进行保护和传承。

二、对于过去的保护与传承：对于文化遗产的过去，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保护。这包括了对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修复、保养和加固，防止其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监管和管理，确保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除了保护，我们还要注重传承。传承不仅是将文化遗产的技艺、传统和习俗传授给下一代，更是将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承下去。这需要我们通过教育、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尊重，培养更多的人才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三、对于现在的创新与探索：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创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和方法，将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展示和传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和欣赏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创意产业等领域相结合，打造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四、对于未来的展望与思考：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机遇。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频繁，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挑战。其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和手段将不断涌现，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新的保护方式和方法，提高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效率和质量。

总之，要处理好文化遗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链接，必须拥有大局观，高屋建瓴地进行整体的、从价值出发的认知，先厘清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回望过去、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前瞻性的视角和思路进行对未来的考量。让民众理解其价值、尊重其价值、发挥其价值，以最好的方式传承并发展文化遗产，让其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与链接。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这一研究领域综合性强，体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性，任何单一学科难以独立承担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动态呈现的行业新趋势、新课题。我了解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学者们在探索学科交叉路径中，就延伸到了“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生命周期理论”最初是源自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具有生命现象的有机体从出生、成长到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随着“生命周期”内涵的扩展，这一概念被逐步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环境学等领域，借指人类社会各种客观事物在演化过程中必定所经历的一连串从诞生到灭亡的各个阶段和整个过程。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讨论中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也如同生命体一样，只有在生命周期内持续发挥优势基因，优化发展路径，才能保护生命力的延续和成长性。但文化遗产的生命周期有其特殊性：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即使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因气候变化、旅游发展、社会动荡、运营管理等带来的挑战，在全世界每年都有不少数量的遗产古迹正濒临消失。WMF（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发布的世界古迹守护名单（World Monuments Watch）至今已包含中国的约25个古迹，包括三星堆、天水古民居、福建永泰庄寨建筑群等。第二，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如果说生物在生命周期内可能会以孤立的形态存在，但是文化遗产在本质上绝非是孤立的文化单体，其价值于时空整体中体现。首先，文化遗产的产生跟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其通常反应特定时期的文化表现、精神面貌，此外其发展与演变也一定是跟周围的环境、人群等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文化遗产的消亡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随着时间流逝，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减法”是不可逆的，但是可以通过灾害预防、保养维护、科学管理、创新利用等措施做干预与影响，为文化遗产做“加法”，让文化遗产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使文明因此得以延续。

物种的生命存续是受遗传的生物基因控制，那么几千年来使中华文明持续存活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知道“文化”因人而生，文化的存续力量自然也源自人对文化的深深依恋与认同，这种“精神遗传因素”是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基本纽带和核心动力机制。因此，只有从传承主体的视角出发，更加关注遗产在当下的功能、价值延续，以及在未来如何真正回归于人民生活，才能最终形成文化遗产与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循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