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遗产文化体验的实现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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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3年第5期“笔谈：遗产活态保护传承与乡村可持续发展”，p20-22

乡村遗产文化体验的实现路径探索

赵晓梅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文化遗产具有提升地方文化自信与公众教育品质的双重功能，这也是文化振兴的一体两面，既在内部建立文化自觉，又从外部增加社会关注。多元遗产价值的多维度传播、理解、体悟是实现遗产社会功能、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针对乡村遗产的活态性、复合性特征，如何建立基于主体间互动的多感官活态文化体验是值得探索的领域。

乡村遗产的文化体验诉求

我国乡村遗产的范畴经历了从民居、乡土建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的拓展过程，在最初的物质形态保护之外，多样化的遗产价值传播与历史文化延续是当前实践工作重心。乡村遗产是在地的复合型活态遗产，自身即具备独特的地方情境和丰富的要素形态，这些属性不仅是创造文化体验的优势所在，也为其价值传播、教育实施提出更高要求。

现代遗产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之后的文物与美术观念^[1]，18世纪以来，博物馆内的视觉观赏是艺术体验的主要方式。19世纪以来，纪念性建筑受到更多关注，其在地观赏方式包括视觉和触觉两类^[2]，既通过静态的凝视来品味作为“图像”的立面之美，又通过动态的“使用”来感知三维空间之灵动。20世纪初，建筑遗产由纪念物扩展到“次要建筑”（minor architecture），对平民建筑的观赏仍未能脱离这两类传统体验方式，只是对艺术价值的品鉴更为多元，也更加关注文化史价值^[3]。至20世纪后期，随着遗产观念的开放拓展，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遗产类型及其“观赏”方式进入到建筑遗产领域，由此形成复合型活态城乡遗产概念，其体验方式诉求更为多样，听觉、嗅觉等感官成为不可或缺的遗产价值传达途径。

这种多感官的体验方式在博物馆与美术馆中被加以利用。荷兰国立博物馆设有多个音乐主题小展厅，在展示乐器文物的同时播放其演奏音乐，增加听觉体验。海牙市立美术馆在展出风格派绘画与家具之外，还“复原”出风格派艺术的气味，以嗅觉丰富艺术想象。可见，多感官体验将成为各类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发展趋势。对于复合型的乡村遗产来说，其多种形态的遗产要素为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可以通过多种感观途径来体验。

对乡村遗产来说，更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是社区居民（community）。活态遗产概念将作为社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并置，指向了“人与自然互动全部表达的总和”^[4]。遗产的文化体验不应仅限于访客与“物”之间的单向主客关系，更应该有访客与社区的双向主体间互动，生成更深层的文化体验。乡村是历史文化的活态延续之地，其遗产体验在访客一方是赏析、理解地方文化，在社区一方则是通过社区参与来提升地方认同、推动文化延续。

乡村遗产的双重主体诉求共同指向了学习功能与教育意义，这是遗产展示与价值阐释的目标所在。相对于传统博物馆，乡村遗产地提供了更真实的情境，有利于情境化学习^[5]。但是较之于博物馆的设计感与仪式感，乡村的实体“情境”难以根据学习需求而变更调整，遗产地参观游览又呈现娱乐化、大众化趋势，博物馆体验性学习如何应用于乡村遗产的文化体验和价值传播，仍待探索。乡村遗产的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要求其展示、阐释呈现活态文化情境、建立主体间互动，形成多感官的文化体验。

乡村遗产展示与体验的“博物馆”模式

乡村遗产的展示与体验方式深受博物馆学影响。在我国的实践之中，露天博物馆（openair museum）集中展示乡土建筑和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整体展示乡村生活是两种主要模式，但二者的文化体验实现效果均不理想，其部分原因在于国际理念引入本土时忽略了一些关键要素。 

在乡土建筑保护实践早期，我国曾经以“原拆原建、集中保护”的方式迁移展示传统民居、祠堂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遗产。1980年代潜口民宅、1990年代鸡鸣山民居苑都是典型代表，这种展示方式即学界所称的露天博物馆模式。露天博物馆起源于19世纪末的北欧，创建于1891年的瑞典斯堪森（Skansen）公园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馆，它将瑞典各地民宅、谷仓迁建于基尔哥登岛上，专业阐释员穿戴着当地传统服，在重新建立的“历史”情境之中，以“活态”（living）展演的方式向访客讲解地方民俗，实现访客的情境学习与文化体验。

瑞典斯堪森露天博物馆，专业阐释员穿戴着当地传统服，以“活态”展演的方式向访客讲解地方民俗，实现访客的情境学习与文化体验（图源：网络）

在露天博物馆模式之中，历史情境与活态展演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支柱，因此也被称为活态历史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此处的“活态”指向体验活动而非当地文化，因为露天博物馆的展示对象或为迁建而来的历史建筑，甚至是依据历史研究而新建的复原环境，尽管博物馆建立的目的在于提升公众对于特定时期、特定地方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但其展现的文化并非活态延续。比如成立于1990年代的荷兰阿尔芬太古（archeon）公园也被称为考古学露天博物馆，其中各个历史时期的场景几乎均为新建、再造，只是以角色扮演和相应的教育活动来实现活态的“历史”体验。

荷兰阿尔芬太古公园里设计各种历史时期场景，以角色扮演和相应的教育活动来实现活态的“历史”体验（图源：网络）

但我国在运用露天博物馆展示乡土建筑之时，只在意其迁建建筑的一环，在园区内尽力恢复着乡土建筑所在的景观环境；而忽视了活态展演一环，一座座“空壳”建筑中没有设置专业阐释员声情并茂的文化展演。空有实体情境，缺少“活态”讲解，因此无法实现露天博物馆所预设的文化体验。与此相对，我们看到国外露天博物馆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展演性的价值阐释，荷兰国家露天博物馆自1910年代逐渐接收来自荷兰各地的乡土建筑，每座建筑之中都配备专业阐释员“表演”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在风车磨坊维护机械，或者造船工坊中搭造船只，或在旧式餐馆中烹饪美食，身体力行地向访客讲解相应的历史故事，达成地方文化的活态体验。这种文化体验显然是多感官的，可以观看、聆听、触摸乃至品尝各种各样的地方文化；同时也是建立于阐释员与访客之间的互动之上的，阐释员的设置密度、展演内容与品质都是主体互动形成的基本条件。

20世纪下半叶，露天博物馆在环境真实性和阐释权威性方面受到质疑，新博物馆学推动着生态博物馆模式的建立、发展。针对露天博物馆再造的历史情境与权威化的文化解读，生态博物馆突出在地真实的生活场景与社区参与的遗产实践。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延续了情境学习的思路，突出了社区主体性和文化本身的活态性，更接近活态遗产的理念。正因如此，20世纪晚期，我国将之运用于民族地区的活态村落遗产地。但在实践之中，它仍旧只实现了其中一个支柱，有效维护了村落生活环境，而忽视了另一个支柱——在权威主导的工作方式之中，社区参与难以达成，延续的活态文化没有成为访客体验的对象，也没有激发当地社区的文化自觉^[6]。乡人所理解的生态博物馆只是村落之中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展示馆，它以单一的观看方式向访客提供有限的体验素材。即便在地扪等民营生态博物馆中，乡人可以使用“展示馆”场地来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些活动仍没有能够形成访客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的社区生活

此外，我国常见的乡村遗产展示、阐释方式还包括历史建筑改造为展示馆、乡人为访客提供歌舞或民俗表演两类。历史展示馆一般位于经过整修、维护的建筑遗产之中，或复原特定的历史生活场景，或做地方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体验模式较为单一，缺乏主体间互动。近年来，乡村的专题展览更贴近乡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记忆，展示馆的访客不再对标外来访客，而以当地人为主，具有推动地方认同的潜力，实现对内的遗产教育目标。

对外的乡人表演以舞台演出为主，利用原有历史建筑或在新建舞台空间上，为访客表演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戏剧或仪式。但这种呈现地方特色的节目设计可能并非出于文化创新，而更多考量消费需求，因此往往脱离了原有语境，与当地日常生活、文化延续没有直接联系。从感官体验来说，舞台演出为访客提供了更多维的感知方式，但仍然因舞台距离而难以产生表演者与观看者的真实互动，舞台前后的真实性差异也背离了社区参与的初衷。

切实可行的“中间路线”

乡村遗产的文化体验应当是呈现活态文化、促进主体间互动的，由此实现教育功能：一方面激发社区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提升访客的情境学习。在既有的遗产实践之中，由于理念和实施的偏差，很难完全满足我国现阶段对乡村遗产文化体验的诉求。在这些体验模式的比较、总结之中，根据当下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可以探索一条适宜的“中间路线”。

我们可以将露天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体验模式视为最低标准和最高理想两端，从展示对象与阐释方式两方面评析其是否符合活态的文化情境、多感官的价值传播与主体间互动三个标准（见表1）。露天博物馆模式以再造的历史环境为展示对象，无论其使用的乡土建筑真实与否，显然都不符合乡村遗产的活态文化延续诉求，而其阐释方式尽管在多感官体验之中实现了主体间互动，但没有遗产社区的参与。

表一 乡村遗产体验模式的总结与探索

我国乡村遗产地常见的展示馆和舞台表演模式可以视为将露天博物馆移植入活态村落的尝试，它在真实延续的生活场景之中植入了展示馆的时间切片，又试图通过舞台表演补充单一的视觉观赏，但显然这种体验方式很难完整呈现活态的文化情境，多种感官体验之间也是彼此割裂的，难以传达多元统一的遗产价值。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展示馆和舞台表演并不能建立访客与社区之间的直接互动，无法将文化体验转化为对内、对外的社会教育。

生态博物馆是现阶段难以抵达的理想模式，它对访客的先前经验、认知能力以及社区的文化自觉性都有极高的要求。我们以它为长远目标，同时引入露天博物馆的专业设计思路，探索切实可行的“中间路线”。在这一折中、务实的策略之中，遗产专业人员仍要发挥关键作用，但要与社区居民密切合作，并且隐身于台后，弱化专业声调与话语模式。已有研究表明，这种专业人员参与的遗产实践可能导致对权威化话语的质疑^[7]。对此有两个改善的途径，一是加强社区与专业人员的沟通、协作，将专业人员的决策者身份转变为协调员、引导者（facilitator），优先考虑社区权益；二是增加多学科合作，转变单一学科或主导专业的工作方式^[8]，形成更多不同的“声音”，也为访客学习的自主选择提供可能。

总结来看，当前我国文化遗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地方发展的联结更为紧密。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可以赋能文化振兴。乡村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使得其展示、阐释具有在地化、情境化与多感官的优势，同时也提出促进地方文化活态传承、双向教育社区与访客的要求。本文在既有博物馆模式的理念梳理、实践分析和效果比较之中，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中间路线，在社区与访客的主体互动之中，多维度体验历史文化、加强地方认同、提升教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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