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我们依靠自身的器官发出具有一定频率的声波，也从大自然中采撷物件发出音响，是为歌声和器乐。已知中国最远古的乐器，是一种骨制的笛子状器物，上面有7个小孔，专家命名为骨笛。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喜欢音乐。“万物皆数”这句名言，或许就是他从音乐研究中得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八度循环，就是一种数学比例关系的循环。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也即建构在数学比例关系上。
以前读中国古典音乐方面的书籍，知道了“宫商角徵羽”。当时好生奇怪，为什么西方有七个音阶，而远东只有五个。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典故“荆轲刺秦王”，知道那句著名的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荆轲同志当时和秦舞阳壮怀激烈地前往秦国搞刺杀行动前，燕太子丹给搞了个隆重的诀别仪式。在这仪式上，荆轲唱出了个“变徵”的音阶来。郭沫若同志于是定调说，中国人只知道“宫商角徵羽”，至于这个“变徵”，估计是从西方学来的。
实际上，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以及金文看，中国人不仅早就知道7音阶，还知道12律吕，只是汉代以后相关音乐理论失传了而已。变徵，也就是咱们所说的FA。这样看来，先秦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完备的音乐理论。我们常常将“礼乐”合并起来说，在上古时期，无论东西方，都是将文字以及音乐当作一种与上苍交流的手段和御用的东西，是一种政治、宗教表现形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得就是这。所以我想，中国先秦时期，一定也有毕达哥拉斯一般将数学研究与音乐完美结合的大师。只是，史书没有记录，或记录的书籍被烧掉、掩埋、遗失。
有文字的民族，其音乐史都这样容易被遗忘，使用文字做工具很晚的少数民族音乐，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前段拜访原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莫日吉胡厂长。他家客厅里放着这么一张照片。照片是46年在张家口拍的，布赫委员长当时是内蒙古文工团的负责人，照相那天他不知去哪儿耍去了，没在。中间戴风雪帽穿白色皮毛大氅的，是名声显赫的高布泽博。
（内蒙古文工团在1946年的张家口）
莫日吉夫老先生是著名音乐理论家。46年从日本回国在张家口参加革命，49年先后去鲁艺和上海音乐学院深造，54年毕业留校，60年从上海回内蒙至今，据说才旦卓玛是他挖掘的。老人见到我很高兴，寒暄几句后，话匣子大开，一发不可收。从印第安弹拨乐器到蒙古口簧，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到呼麦的泛音，从额尔古涅-昆化铁出山到大夏赫连勃勃的统万城......
他认为每个民族的音乐都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古代汉族音乐中只有“宫商角徵羽”，有些人认为蒙古族音乐也一样是五音阶。这是不对的。单个音阶之间没有流动性，但三个音阶就可以形成一种流动。由于笔者不懂这么深层次的音乐理论，所以也只能在一旁用心倾听。
他老人家有个理论，叫做“文化炸弹理论”。即，文化、文明的发源地，不一定就有最原始文化的存留。越为古远的，作为残留传播得越远，而诸如蒙古族音乐、器乐，也都在印证这一点。有些音乐、器乐已经从蒙古高原消失，却一直保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他老饶有兴致地跟我讲述了令孔子不知肉滋味的“韶、萧”其实就是蒙古族潮尔的前身，同时讲解了中国古代就有了对7音阶的相当理解当然，由于年龄的缘故，他老有些地方说得不够准确，如将《说文解字》说成是隋唐的。据我所知，许慎的《说文解字》属于上古汉语范畴，而陆法言的《切韵》是在隋朝，属于中古音韵阶段。前面说到的那个骨笛，碳十四测试有7~8000年历史，老人则认为蒙古族的音乐以及乐器——口簧，应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
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继承是前提。在蒙古族音乐人纵横捭阖于中国乐坛时，请不要忘记挖掘研究古代民族音乐，更不要冷落了莫老等孜孜不倦为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付出辛勤汗水的老一辈们。他们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实在值得我们敬佩。
（注：莫日吉胡先生于2017年5月去世。2005年先生受邀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发表演讲，因为不会使用电脑，就请我去帮忙整理相关材料的电子版。有朋友要拍摄莫老的相关纪录片，索性写了前面的那篇文章，改写发表了这篇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