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期使用的微信号里，几乎每天都会发表一篇文章。如今，把保存下来的一些拿出来分享，做成【朝花夕拾】系列。本文探讨了农牧区金融与产业链条梳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牧民的日子很难过，所谓谷贱伤农，皮子贱了则伤牧，最低的时候，锡盟一张羊皮1~2块左右——悲愤的牧民烧起了这些羊皮。我想，这或许是一种示威吧。
有关古代蒙古高原的牧业经济，内蒙古党校的老校长厚和与青年教师高晓明80年代曾撰文研究过。他们认为游牧经济是从古列延经济（Khurien Aj Ahui）向阿演勒经济（Ailiin Aj Ahui）发展的。后来笔者在一篇谈及社会结合的论文里也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并用成吉思汗少年挚友博尔术父亲Nahuu Bayan的例子阐述之：农耕经济发展了，会逐渐走向聚居，因而其社会结合程度高。而游牧经济则不然，它并不如前者那般更多依靠生产力的社会结合方面~而是物质技术方面。经济发展了、牛羊多了草场不够用，大牧户就会远离部众寻觅人烟稀少的牧场。
“社会结合”一词是卡尔马克思最先使用的，这个词在其早期论述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
回到现实中。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当时左的势力还非常大，邓小平虽力排众议重用四川的和安徽的万里，从农村入手进行经济改革，但为了不在所有制问题上落人口实，还是在土地承包上留了一个小尾巴，也正是这个尾巴——所有权的集体性质（为表明是在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后来的农业经济因缺乏金融、保险方面的支撑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简单的讲，就是农牧民最大的财富——土地和牧场不能作为个人借贷的抵押物。
我们知道，农业是风险高、周期长的产业项目。由于当初留下的所有制尾巴，农村土地草场的所有权、经营权、处分权在法律上是分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农牧民根本就无法通过信贷解决农业经济周期中的相关资金问题（秋后有钱的时候不需要投资，没钱的时候则需要购买饲料化肥等）因为没有有效抵押物——农田牧场的所有权与借贷主体是分离的。根据达博士与齐博士（姓名隐去）对14个纯牧业旗的调查，用于支付银行利息的支出，占据了纯收入20%多的比重。很多农牧民就是在为银行和高利贷者“打工”，春天借来钱，秋收之后还回去，已经成了某些农牧户的习惯。
自从2000年之后，农牧区的存款大量流入城市。如今随着房地产等行业的利润回落，农村金融又成了香饽饽——8万亿的“蓝海市场”。殊不知农牧区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做风控的唯一手段就是提高利率，这又使资金成本不断攀高。
一些人——诸如李昌平们提倡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内置金融”模式，也就是建立村社内部的资金合作组织。国务院扶贫办也模仿尤努斯的“孟加拉村镇银行”的模式，搞出过“扶贫资金互助社”，因为顶层设计存在问题，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存在冲突，内部管理问题多多，最后也大都偃旗息鼓了。
如今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合作化又开始兴起了，如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处理之，高效集约化的牧业经济的大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必须要明了，经济是存在产业链条的，广义农业（含牧业）的种养殖永远处在链条的最低端，是供上游企业梳理甚至是盘剥的。如果产业链条的梳理者不想照顾你牧民的利益，你就不会发达起来。结果，政府扶植起来的、银行借贷政策倾斜过去的那些所谓农牧业龙头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农牧民们却依然生活在原料高成本-产品低收购的夹缝中。农牧业是产业化了，“多收了三五斗”了，但生活水平一直是原地徘徊。
我的一个朋友就提出过一个理念，他想梳理这样一个产业链条，在消费端建立品牌化的有机牧业食品品牌，只要品牌深入人心并且是直销的，其“从牧场到餐桌”的理念就会得以实现，加盟他的各类牧业合作社就会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连结不是单纯的收购，而是用股份的方式，使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主体都会具有荣辱与共的相辅相成关系，而不是传统公司加农户（牧户）的那种相互压榨盘剥关系。如果不做这种直营直销以及高端品牌化处理，内蒙古的牛羊是没法和 山东、河北低成本圈养牛羊竞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