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属于后发之国，赶上了全球化快车，做了世界工厂。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乡村人口的双减少。即便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这一进程还只是一个开始。
【何处是归途】
在这一进程中，优秀人才与精壮劳力逐渐离开土地与草场，一些地方的乡村只留下老弱病残，一片寂寥。
而有些地方对生态保护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围封起来草原就会变绿。殊不知，这恰恰是在破坏草原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业已形成的生态循环系统，恰恰是在破坏草原生态。
另一方面，将牧民强制“生态移民”到城镇中，也是一场灾难。即社会学上的灾难、文化生态上的灾难。
蒙古文化是根植并附着在游牧经济之上的，蒙古语言的存在与发展，同样需要交际环境的存在。游牧经济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存在了，又何谈相应的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发展。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文化就是生产生活本身。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存在了，文化也就斗转星移了。至于艺术，她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也就是说，她是可以进博物馆供人瞻仰的，文化虽然可以瞻仰，却应该根植在相应的、活生生的生产生活中。否则，只能变成瘦化存留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木乃伊。
语言最大的特性就在于其社会性。没有了传统的牧业社会的交往社群，民族语言是很难继续保留下去的。这其实比学校里的语言教育更为重要。城市里蒙校的学生即便从小学习母语，但与没有上过学的牧区孩子相比，母语会话能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知青虽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农村牧区，一俟存在返城机会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回去。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属于城市、也习惯于城市的一切。换位思考，牧区的牧民，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牧民，让他放弃祖祖辈辈厮守、早已习惯了空气与泥土味道的草原，那是一种怎样残酷的惩罚？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牧民由于存在语言与职业技能上的短板，花光安置费后，就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之路。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存在吉普赛化的可能。这些社会问题不及早认识到并加以妥善解决，久而久之就会转化为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文化的土壤——既定的市场上不存在了，如果语言的前提——社会交往的社群不存在了，如果牧业生产技能无用武之地，职业培训又跟不上——借以生存在经济手段也就成为了问题。如果文化的主体——人的生产生活都存在问题了，即便文化瘦化存留在电影电视剧本里、博物馆的橱柜中、交杯换盏的民族风情餐饮上，又让谁人加以演绎？
随着这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乡村扶贫、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正在可喜地逐年加大。但令人惋惜的是，我们有很多举措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缺乏全方位的深思熟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都缺乏理论层面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当口，这些问题研究不好、解决不好，就是一种失职。作为客串的伪经济、文化学者，笔者愿将更多现实思考与文化挖掘分享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