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2024年5月15日，第十五期“要有书·同门美术学共读会”在新鸥鹏泊雅湾同门艺术中心如期举办，线上线下同步交流。此次共读会书目为勒庞的《乌合之众》。参与人有发起人王林老师及其研究生冉文莲、杨喜、唐瑀琪、江思楠、柏洪。并有幸邀请到了四川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郑川老师，四川美院教授、艺术家周南平老师，重庆大学教授苟世祥老师，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学者杨济余老师，重庆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作家吕岱老师，四川美院公共艺术学院讲师冯大庆老师，文化研究博士陈越老师，心理咨询师杨李若曦老师。
既冉文莲同学的导读之后，同学和老师们就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分享和讨论：
吕岱
我想问，谁在关心《乌合之众》？谁在读《乌合之众》，包括《平庸之恶》？真正的“乌合之众”是不关心《乌合之众》，也不关心《平庸之恶》的。从现实来看，关心“乌合之众”的，可能主要分成两部分人，都是少数人。一部分人是从历史的伤痛中进行反思并希望进行新的建构的；另一部分人是知道了有“乌合之众”这么一种情况和理论，就利用“乌合之众”来达到并实现某种目的的。可能中国和外国都有这么一个情况。
“乌合之众”涉及到集体性和个人性问题。集体性和个人性，它是人类的一个历史过程，甚至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存在过程。一个人的个性不必说，也许可以说，集体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类早期的时候，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集体性应该更强、更重要。但是这个或那个集体性的行动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集体”所能实现的。部落首领及巫师，这些关键位置的人、观天察地的人、带领打仗的人，他是绝对的重要。他要依据天命与现实情况进行指挥，听他的话就是一种听命。在部落战争中，听命和服从甚至盲从，是必须的，也是有它历史道理的。因此也产生和发展了各种控制，控制欲望也是一种人性。所以，今天我们回过来说“乌合之众”和“平庸之恶”的问题，首先更多的是考虑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作为过来人，说起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阶段，那时我们非常革命，非常狂热，非常盲目，我们就是那时的“乌合之众”（所谓那时的青年人谁没有左过，千万不要跟我们比左）。文革中有个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就说你内心有那么一个念头是私心都要狠斗，它走向了一个极端。我们今天思考的是当时如何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出现绝对权威、绝对崇拜、盲目服从的情况，而且大家都非常激动、非常幸福，唱歌跳舞。物极必反，党的三中全会通过决议结束了这种极端，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我们确实需要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今天，要思考的不仅仅我们以前认知的集体性和个人性问题，还有更多类似的现实问题。比如刚才大家涉及到的网络暴力等问题。西方很早就提出了信息社会，也就是基于网络信息的新的社会形态。信息具有强大的粘合力，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并到一定的阶段就会产生强大的信息能。这完全不是我们那个时代传统的传播方式。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最厉害的，只要一个小收音机就可以接收。没钱买收音机，没钱订报，只管听高音喇叭就行了。单位上，到处都是高音喇叭，大街上跑的车也一路放高音喇叭。那叫广播时代，信息传播也是单向的。但我们今天一只脚跨进了信息社会，信息传播已经不是广播式而是互动式了。信息成了社会粘合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变了，人类控制的欲望没有改变。其实每个人参与网络表达也是一种控制欲望的呈现。当无数的个体参与表达就会形成一种情绪值，情绪值达到一定规模、一定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信息倾向或信息导向。当然，这种信息导向不一定由无数的个人所完成及决定的，背后还有机构和资本的控制；而且，既有人的，又有机器人的行为。比如选秀，经过筛选后的信息推送与限流。比如上热搜等等。非理性的狂热极大地满足了某些人的精神愿望，你以为你赢了，但本质上还是“乌合之众”的一份子，区别在于他们不懂什么叫“乌合之众”，而只懂得“韭菜”这个词。更深入地说，他们不过是信息社会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定制产品”而已。
苟世祥
谈到人工智能，我想到一本书，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写了本《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觉》，写的很有启示，它主要是以传媒技术的发展作为前提，以文化的变革作为线索，以历史维度作为依据来划分人类文明的进程。它的划分方式与我们看到所有的历史阶段划分就完全不同，它里面就提到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文明”，《弗兰肯斯坦》出自玛丽•雪莱的一部小说。一个生物学家把一堆死尸集合成了一个巨大的怪人，最后有了生命开始追杀他，很有意思。王林老师提议探讨死亡意识，我也看到一些资料，有学者认为，未来由人变成神是很可能，所以，我们死亡意识的探讨有很大的弹性与张力空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杨济余
我几年前写过少数派和多数派的一篇文章，这一次因为《乌合之众》这本书，我重新清理一下，今天我没讲到的，大家可以参看我的万字长文：少数派与多数派的追问——从同门读书会《乌合之众》谈起。
我讲三个要点。第一是关于书名，“乌合之众”是个翻译的名词，本名是“大众心理学”，译名也不是翻译者主观要把它定为一个贬义词，但整本书对于公众基本上是带贬义的，而是顺应了它的内容。“乌合之众”一词出自中国最早的一本书，比孔子大172岁的管仲的《管子》：“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乌合之众，开始大家相见甚欢，但后来一定互相吐槽，各奔东西，虽然友善，但不能离他们太亲近。这当然是带贬义的。
柏拉图与《理想国》
第二：从文化谱系学的角度来清理一下源流。《乌合之众》这本书并不是横空出世，对大众群体心理的研究很早就有，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主要探讨在群体社会组织当中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以及和群体组织之间的可融性。实际上柏拉图提出的是制度适配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只有不太坏的制度，包括民主制在内。《理想国》是一个遥远源头，直接的导火索，我要提到一本重要的书，就是大约比勒庞大30岁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圈层的分层理论。他把所有人群分为三个圈层：5%的精英，5%的人渣混蛋，剩下的90%都是乌合之众。这是马尔萨斯最先提出的社会分层比例。这对勒庞写《乌合之众》肯定有影响。奠定整个现代心理学基础的同时代人大概有四个人：比勒庞大几十岁的是克尔凯郭尔，他奠定了宗教心理学的基础；勒庞奠定了社群心理学的基础；比勒庞只小一岁的美国的威廉·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第四个是大概比他要小十来岁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四个人共同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的基础。其中对群体心理研究最透彻的当然是《乌合之众》，此书分量不重，篇幅很短，但它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第三：这本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评析，与大家相似的意见我就不说或少说了，讲几个我的读解。
第一个是关于少数跟多数的间性关系。首先是学科间性，少数派的代表领域是哲学和艺术。哲学家跟艺术家都属于典型的少数派，唯我独尊，我与众不同，我有别出心裁的见地。但政治家刚好相反，政治家一定要追求多数，他需要拥戴，需要众星拱月，他必须服务大众迎合大众，所以哲学家跟政治家本质上是合不来的，但是柏拉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哲学王理论”——哲学家才配当王。那问题在于，哲学跟政治是合不来的，有怎么能两栖兼职呢？这个难题其实柏拉图本人也没解决，他的理想国只是空中楼阁的顶层设计。他最后坦承“理想国在地上是不可能建起来的，理想国只在天国”。但还是有意义，因为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制高点，我们达不到它，但是可以向它靠拢，这是关于哲学跟政治的间性关系。
第二个是关于专制独裁跟民主共和制度的间性。《理想国》的观点是制度适配：什么样的群众更配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里面。制度不是普适不变的，比如雅典的工商业民主制，它就适配三次民主改革成功的希腊精英民主制度；农耕民族就比较适合于专制独裁；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实行上下两院的代议制民主制；当今后现代的美国，它更进了一步，叫做公众传媒参与型的的广泛民主制。从少数派的精英贵族民主到现在相对先进的公众参与型的民主，这三级跳意味着挤进政府和群体决策机构当中的乌合之众数量与日俱增，决策机构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这既有利也有弊。这个利弊关系今天我不能展开讲，但是到底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于哪一种水土？圣经当中关于水土不服的问题专门有个比喻，好种子要撒在好土里面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同样的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质里面，生长出来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当一种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如果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该怎么办？水土不服是水土条件不适应种子，如果种子是良种，那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改良水土去适应种子。但我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把本土特色凌驾于普遍价值之上，不但不去改造水土条件，反而去改种子，也就叫转基因。优良种子本来就是好基因，为什么要去动它？这就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当今排名世界第一的哲学家哈贝马斯，他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交往理论。只熟悉一种文化的人叫做没文化，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文化间性必然会发生碰撞、交流、融汇。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从信仰的角度看神对管理人世的基本旨意。如果我们顺应了神的旨意，就会高效管理，如果我们背离了神的旨意，就可能偏行己路。管理人间事务有两个很关键的东西，第一个是通神通种、适配水土；第二个是以少带多、分而治之。这涉及到刚才苟老师讲的历史观，到底是人民大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这里面就涉及到神为什么首先拣选了一个小民族——犹太人，神为何不先拣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族，比如中国人、印度人，这就是神的旨意：以少带多。神的真理是奥秘的，道可道非常道，真道只能秘传而不宜广告。维特根斯坦把道分解成两个方面——可说性的道和不可说性的道。可说性的道我们要尽量言说，不可说的道，我们保持沉默。如果神认为要以少带多，那么他就一定会拣选少数人，由这少数的精英来带动更多的大众。比如圣经当中，神最先拣选的人叫先知。先知就是比我们先知晓真理，先通灵神的奥秘，然后逐渐推广。耶稣基督活了33岁，传道三年，从来没开过群众大会，他喜欢个别传道。人类八大初始文化中只有四种文化成功取得了“哲学突破”，由述而不作的四位文化领袖口传繁衍：孔子（弟子三千）、释迦牟尼（弟子五百）、苏格拉底（学生数十人）、耶稣（门徒12人）。耶稣收的学生最少，12个门徒代表了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先从内部传起，然后逐渐普及为普世的信仰。犹太教之所以能发展为基督教，它就是从一个地方性的宗教变成一种普世性的宗教，这是以点带面的神的旨意。以少带多的重要方略是小国寡民，国家越小，老百姓越少，就越容易管理。而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一直走的都是大国众民的路线，人多好过年，人多好办事，国家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勒庞在书中有一句名言：“个人一旦融入集体，智商就严重降低”，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儒家所说的君子慎独，蒋介石书房牌匾就写“慎独”两个字，但是我们忽略了君子慎独的同时，还要不要“慎群”？个体要警惕和群体的混同，以免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被消融在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
最后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历史观，线性历史观跟循环历史观差异很大。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一条线一定会有两端，有开端就会有终端。《圣经》最后一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既是开头的，我又是末尾的。所以在历史学著作当中，我不太喜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我比较喜欢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福山是站在信仰的“末世神学”制高点上来看历史的，他说的终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结的过程可能还有几百几千年，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要去妄自猜测，但这个过程一定是有开端就会有终端，两端是不可能重合的。重合叫循环，就是不断的重复重演。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重复”，当然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那看你怎么定义哲学。历史观如果我们承认它是线性的，这条线肯定不是直线，是曲线，但是有开端就会有终端。什么叫末世神学？就是我们把自己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世界末日）来活，你就活得精彩了，就会只争朝夕而不会虚度光阴，就有一种紧迫感，死亡意识激活了生存意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必死的，所以才需要对生命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每年过生日不值得庆祝，你可以认为过生日我又多活了一年，但你反过来想的话，过生日意味着我又会少活一年，这是减法和加法的区别。谢谢大家。
王林
这是我们几个中年人讲的东西，你们年轻人会感觉到他们没完全老化。几位的思考是很深入的，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要有这种做学问的思考精神，这种精神是没有年龄差别的。离我最近发言的杨济余，做了一个要点突出的、有宏观背景的陈述。七七级又被称为“思考的一代”。
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东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就这么延续了几千年，至今未灭。比其他文化延续的时间更长，还人口众多。你刚才说犹太人是因为少数优先，但是中国这么多人，乌合之众的人数更多，怎么不灭呢？而且看来在今天不太可能会灭。你看西方的均质平等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黑人、其他种族的人在占领他们的领地。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一般人的直觉来解释这个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人没有什么进步，基本上就是活着没什么变化，还有很多的问题。但就是这样有问题的一直延续，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了汉语，使用了汉字。他让所有进入到这个地方的人改变了自己，不管是元朝、清朝，他们唯一不能战胜的就是汉语和汉字，当然也包括周南平说的艺术。其实中国的艺术最大特点就是汉字的会意字，会意就是两个字组合成第三个字。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组合性的思维方式，把两个东西组合起来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它就生生不息了。而且中国的文化有一点很厉害，就是家庭家族文化，要生孩子，要传宗接代，不论如何，只要传宗接代就灭不了。这是我留给杨老师的一个问题，向杨老师请教。
《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本来我是要做一个发言的，没有时间了，谈谈要点吧。
读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今天的人、现代的人是怎么生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讨论在今天这样一个生存条件的前提下，人的个人性、个体性、主体性如何生长。如果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群体社会里，一个金字塔的社会除了法老和皇帝，我们都是奴隶，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我们是没有余地来讨论个人性的。因为有个人性、主体性的生长，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问题的，这是对乌合之众话题讨论的内在前提。勒庞的讨论是有这个前提的，他反省乌合之众是因为他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个人权利的组织方式就是宪政，就是权力和利益的社会分享。今天这个社会，利益就是福利，要分享福利。还有权力要分享，因为分享权力才能分享到福利，权力都没有分享，就分享不到福利。如果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那么就不用讨论了，都是皇帝的东西。我们是因为要分享这个东西，我们才去讨论。说到了宪政。宪政的对立面是什么？显然是君主专政和极权。我一直认为秦朝实行的是专政极权，不是封建集权的问题。群众专政的批判就是乌合之众，就是以君主的名义带动群众专政，在这时候，群众个人就变成了受某种集体意识支配的乌合之众，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乌合之众》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对法国大革命，也就是对暴力的反省，对暴力的反省是因为它代表野蛮，而野蛮和文明是相对的。勒庞其实是站在文明的角度来反对野蛮的暴力。冲进巴士底监狱进去杀贵族，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对个人权力的某种召唤，但这种个人权利的分享流于形式，很容易由乌合之众让渡给表面结合起来的集体意识，很容易把本来个人权利分享的需求让渡给集体，由集体形成对权威、对独裁、对个人崇拜、对个人英雄专政的服从。这才是勒庞揭示的乌合之众问题的实质。
第六点，能够思考、发现这个问题的真正个人是谁？是勒庞，是具有历史思考、有历史逻辑，历史文明和文化精英的捍卫者。也就是说他是作为专业知识的代表，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艺术学等等这些学科的知识代表都是个人。所以不论是勒庞，阿伦特，是这些思考保证了现代性，也就是我说的是以个人权利为前提的“民主”和“平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只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不够的。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恰恰是：民主、平等，从现代开始到当代的变化，就是均质平等和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均质平等在今天还有充足的合法性，只有承认差异性的平等才有真正的合法。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坐飞机，要坐做头等舱，你必须要花钱。如果我们都想坐头等舱，人人都该坐，但是为什么不能都坐，原因很简单，没那么多头等舱来坐，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就必定要有差异。还有就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关系。一个公司怎么可能都来民主讨论，最后只能董事长做主。所以，不要一般性地反对专制，专制是和民主相对的一个概念，专制对于实行民主是有利的。就相当于适度的不平等对平等才有建构的意义。
这就是我想谈的问题，就是说现代主义思想在今天必须要用从普遍性的观念转移到差异性的观念上来。普世的思想不是均质平等，也不是极端民主。坦率地说，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多平等，多自由啊。但是这里我们只称周南平是艺术家，我们不称其他人是艺术家，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身份，他有专业的能力，我们才能称他为艺术家，他享受了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权利，把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所以我要感谢的是周南平的发言，他让我们反省了所有知识性的内容，用一种颠覆的方式来表达。正因为这种颠覆，让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思维方式，第一种逻辑思维，就是理性的推理思维。第二种就是中国文化中占比很大的类比思维：“熊掌与鱼不能兼得”——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所列的选项有一个周延与不周延的区别。第三种思维就是荣格心理学谈到的同步思维。网上有一个男孩子结婚，他在婚礼上说我今天最思念的就是我的外婆，希望她化作一只蝴蝶到婚礼的殿堂上来祝福我。他话音未落，一只蝴蝶在上面飞了两圈，他感动得哭了，有道理吗。我们只能解释为同步性，也许就是量子纠缠，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蝴蝶它就飞来了。我看了这个视频泪流满面。第二天我走在路上时也这么想，外婆她会不会化蝶飞来？有两只蝴蝶真的飞来了，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可讲。后来我又验证了一次，第三天又走那条路，没有蝴蝶，我就想外婆会再来的，果然就看见蝴蝶，还绕着我飞了一圈，飞到上面下面。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没法解释，宇宙有90%以上都是暗物质、暗能量。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和我们要面对的世界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在这儿开会，其意义就在于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好奇，让我们可以由因此发挥自己的心理能量和意识倾向。这也许就是读书的作用和读书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