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2024年5月15日,第十五期“要有书·同门美术学共读会”在新鸥鹏泊雅湾同门艺术中心如期举办,线上线下同步交流。此次共读会书目为勒庞的《乌合之众》。参与人有发起人王林老师及其研究生冉文莲、杨喜、唐瑀琪、江思楠、柏洪。并有幸邀请到了四川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郑川老师,四川美院教授、艺术家周南平老师,重庆大学教授苟世祥老师,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学者杨济余老师,重庆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作家吕岱老师,四川美院公共艺术学院讲师冯大庆老师,文化研究博士陈越老师,心理咨询师杨李若曦老师。
既冉文莲同学的导读之后,同学和老师们就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分享和讨论:
杨李若曦
谢谢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的专业是心理咨询,主修上瘾治疗和家庭婚姻咨询,因此与社会心理学有一定的差距。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社会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因此我相信每一个对心理学或心理咨询感兴趣的人都会去研读这本书。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发现它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本书在心理学刚刚启蒙的时代,勒庞已经开始关注普通人群的行为,而不仅仅是精神病人或异常人群。他观察到普通人聚集在一起时会产生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这种视角在当时是非常大胆且具有实验性的,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具体论述群体心理部分时,勒庞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我个人觉得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剖析群体行为背后的原因,例如为什么群体容易受到煽动,为什么情绪化是群体行为中最显著的特点。他仅阐述了表面现象,而未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这或许是受限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无法对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体进行具体采访和调查,这是一个遗憾。
尽管如此,勒庞在书中展现了很强的预见性。例如,他在1931年去世时,二战尚未爆发,但他预言了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民众对犹太民族的残酷迫害。这显示出他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前瞻性,在实际时代背景下也能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
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除了没有深入剖析问题之外,勒庞在某些观点上显得过于武断。例如,他在书中谈到女性主义,特别是关于情绪化的部分,好像情绪化是女性的专属标签,暗示男性受女性化影响才会做出某些决定。这种观点从现代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也可以理解。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本书的感受。书中讲到“群众的观念”部分,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历史、经历和集体期待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这种民族性格决定了我们会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和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类似的问题。比如,这个时代是一个流量时代,是一个用标题吸引眼球的时代,只是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部分事实。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布文章,只要言辞夸张坚定,就能吸引大众注意。人们往往不去分辨观点的对错,只关注符合自身情绪价值的内容。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危机在于对真理的简化追求。我们不再愿意了解复杂和矛盾的事物,只想看到简化后的道理。所谓的“心灵鸡汤”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虽然有些“鸡汤”能鼓舞人,但更多的只是利用几个关键词来迷惑读者,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思辨能力尤为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而这些期待往往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例如,当你心里想吃火锅但不好意思说出来时,如果朋友提议吃火锅,你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他捕捉到了你的期待。这就是暗示与期待的交互作用。
我们需要判断自己的期待究竟来自何处,是来自不安全感,还是来自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经过思辨的过程,很可能会照单全收所有的暗示,认为它们符合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是否有益则是另一回事。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和观点。谢谢大家。
唐瑀琪
这本书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会严重性地降低。人们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愿意抛弃独立性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我觉得这种状况跟当下社会的现状是非常吻合的。在这种新媒体时代、流量时代之下,网络的自主性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言。那么当有一些事件中带有引导性的言论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在多重具有引导性的性质信息的洗脑之下,大众为了获得一种群体的认同性,大众其实是不会再去思辨这个问题的真实性,不会再去考虑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到底是否客观。所以这个社会的很多舆论是具有导向性的,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人没有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但不代表这种观点就是不存在的。
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有一个娱乐新闻是在明星的演唱会上,大屏幕上有拍到一对男女来看演唱会,那个歌手就问那个女生说你今天是几个人来的,女生就说了一个人来的,然后旁边的一个男生就看向他,呈现出很震惊的表情,就好像在像大声说,是我为你花了钱,我追求你,我邀请你来这个演唱会,但是你却告诉观众你是一个人来的。这件事情刚被放到网上,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求证,铺天盖地的网民就开始代入自己开始网暴这位女生。最后事情的真相就是发现他们其实就只是前任关系,已经分手很久了,这个演唱会是他们分手之前买到的票,也没办法,就只有来看了。人家女生也只是为了两个人之后的关系互相不被打扰,在澄清之前发酵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就因为这些评论就不断的网暴那个女生。到最后那个男生开了一场直播收获了很多钱,而那个女生到现在一直都被造谣。我觉得这只是很小的个例,但是在这种社会中,有太多这种事情是被埋没的。
一旦这件事情的关注点进行了一个逆转,男性变成女性,女性变成男性,这个社会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有很多的不同。在网络上阐述自己观点的人更多的其实是男性,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她所被规训的是隐忍、懂事,内敛,这导致很多女性她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会轻易去表达的。就导致舆论上更多的观点其实是带有男性视角的,那么其实女性的视角在这种话语权中是一个失语者,有很多女性的视角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被看到的,男性的观点就自然而然就被等同为大众的观点。但是大众观点又没有包含女性的观点,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弊端,也好像也迎合了这本书所说的“乌合之众”。
假如你是那个女士,你准备怎么办?
网络环境是很难改变的,要做的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女性觉醒自身的思想,只要你自己的三观认知是正确的,那么那些人再怎么他也无法撼动你的内心。
你还是说的态度问题,我是问你个人,你就是那个女生,你遭遇了那种事情,你怎么办?
我也会选择澄清,然后那些人再往后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他就是一个小丑而已,想来伤害我的生活,想来攻击我。
现在我问江同学,你如果是在旁边坐的男生,她是你的前女友,你怎么做?
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会诧异,因为我们是约好一起来的。然后我会去思考她是为什么要做这种反应,但是不管我有何种猜想,我会等事后再去问她。在当场,大家就表面和平。
这是一个态度,接下来是女生遭到了网暴,那你的态度是什么?面对你的前女友,遭到了网暴,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准备怎么表达?
这个事我在网上也刷到过,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它整个这一系列就是从这个事件发生,到这个男的开直播收到了很多的礼物,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一个网络的炒作行为。因为反应太快了,突然一下就开直播,突然一下就上百万的,有的就认为他是在利用这种流量。并且还有人提出说在明星演唱会上面,会给素人镜头是提前就已经约好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是个剧本。但是现在我们不把它当剧本,如果是前女友,这句话是她自己说的,那么她又是我前女友,那么我不应该干扰她,不干扰她的人生。话是她自己说的,后果也是她自己承担。
她承担什么后果?她只是澄清了这个事实,她不想给双方造成困扰。
我没有去指责她。网络上的男性网友网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也不能做出这样引导性的东西。
我没有做引导,我就什么都不做的。
你面对你这个结果,你觉得你心安理得吗?
首先我不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好处。这句话是她说的,为什么得到好处的人是我。
这就是网络舆论呀。
但是网络舆论,我为什么要为网易舆论负责?你的意思是网络上的舆论是向着男生的。这种情况下要看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吧,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都是网络的上的猜测,真相就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女主人公的确是出于好意进行了“善意的谎言”而后网络暴力就针对“谎言”,延申出来了欺骗、背叛,乃至于舔狗,对她进行了攻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要为当时在现场的诧异的神情负责,因为是她的语言加上了我的明显的诧异的神情和表情,导致了后续的误解。这种情况下女主人公是因为她的语言和我的反映之间的“对手戏”,从而引发了网络的猜想,进而被误解和伤害了,我有责任出来澄清。
但问题是如果真相不是这样呢?第二种真相中,有没有可能后续女主人公解释的“善意”是为了弥补第一个谎言的第二个谎言呢?男主人公真的就是受害者的角色呢?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有义务去为女方澄清吗?那他澄清什么呢?说真话是确定了女主人公的谎言,还是要说假话,撒谎去洗白女主人公?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难带入进这个场景,因为我就不会和前女友做出两个人单独去看演唱会这种暧昧的事情。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江思楠
如果谈回《乌合之众》的话,我就在思考,群体、个体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群体对于个体的吸引力是否有一部分来自于权力的吸引,比如说上述事件,建构出的网络暴力的两个群体,是否有可能是一种当代社会人被压制的某些感性,演绎为了暴力倾向,又通过网络这个空间,释放出来,而释放出来的过程就是加入群体里获得力量上的优势和安全感,之后对外进行情绪的输出。网络空间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种快速找到符合自身情感需求的群体,和敌对群体的一种媒介。而在现实事件中,个体的情感倾向不显示或者压抑,导致个体在试图进行这种暴力行为时,由于力量和权力的不足,导致安全感的不足从而对暴力欲望进行压抑,导致实际上在现实中又很难看到如此大规模和明显的暴力行为。
总的来说,我觉得群体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种权力和力量上的加持,从而加强群体中个人对自己情感和行为的正义性,使得个体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感性,在群体中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乃至以伤害或者暴力的方式被抒发。他们可能并不关注事情的真相,而是关注自身情绪的发泄。
杨喜
这本书讲的既然是乌合之众,那肯定就涉及到人存在的两个类型:一个是个体,一个是群体。群体就是大众,而整个社会就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群体现象。本书谈的最多的是群众心理被外界影响之后,会去做一些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或错的事情。这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心理学问题的思考。但是,这里我暂时不去讨论书中的群众如何受到意识上的干扰形成的膜拜状态,也暂时不去谈大众如何受到强烈感召之后的精神狂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从这本书里面受到的另一个启发,就是:你如何保持独立性?如何保持独立的精神和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无论你是谁,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独立,很个性化。但当某一天某一个现象或某一个状态下,你走到某一个人群里面,你就会下意识或者潜意识地,莫名其妙地被某种情绪,一种群体心理的情绪所干扰。就比如22年疫情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去推围栏,然后有很多人也跟着去推,可能这时候有的人是自觉的,但有些人却不一定。那时候你觉得冲在前面就是革命者,可是你意识不到可能是这种群体心理对你产生了一种干扰。所以这个时候在群体性的现象里面,我们的独立性就很容易被消解掉,或者说被同化掉。而如何才不被同化以保持独立,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可是保持个人独立性,这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你只要去靠近,你自身独立人格的显现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大致解读。
陈越
其实刚才两位同学的回答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不觉在这个对话当中,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群体分类了——女性和男性。那么我用这一段话来回答一下刚才杨老师说的他觉得这本书不足的地方在于没有解释为什么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语言可以煽动群众。我的补充为下:我个人是研究记忆的,我们谈到群体记忆,也叫大众群体记忆的一个创建上,我的观点是伤痛,受伤的记忆片段会比幸福快乐记忆片段更容易能够创造有力的群体记忆,那么有这样一种群体记忆了之后,人群才更容易被煽动,群体也更能够吸纳迎接更多的人群到这样的群体当中。
刚才这位女同学举的例子其实很简单,这边这个男生为什么能够得到网上这么多的呼吁和支持,我认为原因是看到这个段子的男生群体唤起他们的群体记忆,这个群体记忆不一定完全是假的,有可能是基于一部分事实,在这个基础上被有意无意渲染化包装后的产物。一个男生不一定是通过同样的事件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受到了伤害,可能是有其他的,但是他被灌输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在两个人当中男生花了钱还受到了伤害,这是不能忍的,大家一起网暴批评。另外一位同学在这段对话当中把她归到女性,为什么现在我们讨论男女的关系这个矛盾这么激烈,那是因为部分女性在性别研究领域当中,他们强调女性是弱势的一方,是在社会受到歧视的一方,受伤的一方。因此无论是否为事实,大家都被灌输了一种受到迫害,伤害的集体记忆。
所以我评论一下刚才几位的说法,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成为了书里的例子,是因为你们心里觉得接受了这样一种群体记忆,我是受伤害的一方,所以我应该跟大家都受伤害的一方站在一起,我们女性在社会是弱势群体,所以我们女性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站到一起。而我们男性比如说什么舔狗经济,被玩弄感情等等,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要抱团一起去网暴另一方。这样大家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很容易被操控的群体心理。所以你们刚才的对话之后你们可以想一下,究竟是这个群体选择了我,还是我主动去加入了这个群体?群体社会在不停地给我们贴标签分类,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些标签加入不同的群体享受群体的庇护,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只存在于一种群体。
冯大庆
这本书我最早是在2012年左右读的。当时王老师正好带我们做广州三年展,见识到何云昌老师的一件作品《一米民主》,特别震撼我。作品内容是大家投票选择是否在艺术家身上开一条一米长的口子,最后投票结果是多数人赞同这样做,于是就由医生现场动了这样的手术。这是一件很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它其实讨论的就是在民主的旗号下实施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问题。
何云昌行为艺术《一米民主》
《乌合之众》最开始读是抱着很大的认同感,但是后来这么多年读了很多书之后再回头来想,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是有误导的,译者在翻译它的时候就已经把立场提出来了。该书的原名准确翻译应为“群体心理学”,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翻译,但是用“乌合之众”这种别名,就有很强的倾向性,在情绪上已经对大家进行引导,这样就会划分阅读的人群,自动开始贴标签。勒庞在当时是站在少数派的立场,作为一个独立践行的人去看待这种问题,但是当它翻过头来变成了一种潮流之后,好肯定还是很好,但我这里更多的是做批评。
首先学界对勒庞诟病最多的就是他在引用史料上面有很大的不充分。如果你去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会明白大革命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性过程,最终形成那样的结果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路易十六应该是一个比他祖父路易十四更开明的君主,他抱着一个理想主义的心态想为社会做点好事,但最后把好事变成坏事。包括流传的关于玛丽王后吃蛋糕那个事,就是外面某些人造谣,并让谣言在大革命当中被发酵,扭转了整个群众对皇室的形象。这其中,一开始民众选择的革命领导者是吉伦特派——相对来说是个温和派,但问题是外国对法国革命的干涉战争中,吉伦特派失利,而它的对手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之一丹东则领导志愿军获胜,成为了英雄,于是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雅各宾派的另一位领导者罗伯斯庇尔受卢梭影响很深。卢梭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关于民主和集权的思想,有时是自我矛盾的。罗伯斯庇尔想要去达成卢梭等人的自由民主,准备采用一种强力的制度去统一大家的思想,最终产生的坏的影响是同志之间的互相杀害,革命者杀革命者,后面出现的苏联、柬埔寨等历史事件都是从这里面来的——一个统一信仰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分化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异见者除掉,进行所谓革命队伍的重组,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个现象被勒庞观察到了,变成他很重要的立论基础。
这其中可以看到勒庞的思想里有很强的精英主义成分,他将民众视为病人,就像刚才几位同学在讲的,对女性、小孩等等统统贬斥为野蛮人。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圣人,摆在很高的位置,并未意识到在今天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在问题之中,而他则将自己置于问题之外。他的意识里边带着一种对民众的歧视,所以得出的某些结论就过于简单化。这本书后来被希特勒拿来作为一个对民众宣传、教化的经典来使用。我们今天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去思考他提出来的所谓的群体构成,因为我们现在多数时候会用文化身份的理论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落到汉斯·阿伦特的眼里,个体与群体的命题已经被转化为私有和公共领域的边界问题。如果能把这样的边界划分出来,那么群体、个体其实都可以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勒庞在书里强调对大众宣传的时候多数采用的是一种表象性的、形式性的东西。我们其实也经历过,比如大字报、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它就是形象越简单越好,因为要符合大众的认知范围。这是由于我们现代生活越来越强调一种符号化的逻辑真实,即不再考虑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只从逻辑判定的成立与否推断出所谓的真相。在大众传播中,这种越容易被逻辑认可的符号取代了现实中复杂的真实性,于是我们常常会受限于自身认知的“信息茧房”。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往往会站在一个角度对结果预设前提,但当你预设了一个立场的观点时就会去筛选信息。物理学中有一种所谓的“观察者效应”,就是你得到的信息都是你期望看到的信息,我们构成的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观察到的信息构成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隐匿着,只是没有被你观察到。
金观涛2022年出了一本书叫《消失的真实》,正是意识到逻辑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在今天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他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在我们现代主义建构的过程中,科学解构了我们以前的人文主义,使得我们与人文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终极关怀——失去了连接。这本来是存在于传统宗教、古典哲学中,如柏拉图所言的一种向善的终极力量,能让我们去正确对待生命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对这样的终极关怀的期待突然间被遮蔽掉,于是造成我们以利益的算计取代共同价值追索,即使挂在嘴边的普世价值也成为一种利益获取的工具。
比如看法国历史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这是因为路易十六的改革侵犯到所有阶层的利益,本来他是出于好心,但当他侵犯了所有阶层利益时,这时候包括他的原来的同盟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因为路易十六的改革是要从既得利益者手里把利益拿来分配给其他的人,而这些人又觉得分配到的利益并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能满足于他的期望,于是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后导致路易十六自己没有支持者,成为孤家寡人。历史有时候放在很宏大的层面去看,是在不断重复以往,但是如果去看历史的细节,它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在今天我们再去看待所谓的终极关怀,如何去理解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意识的变化?大家经受过这么多信息挑战之后,看似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不像以前放张图你就信了,放个视频他就信了。现在不是这样,更多时候经过不同言论的往来反复,慢慢形成群体划分,言论之间剧烈冲突之后会形成导向,而在这其中经过观点的认同强化,使得划分出来的群体意识更为极端化,这即社会政治极化。这体现出如金观涛所讲的,我们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所谓的形式逻辑,造成了一种所谓数学的真实和我们客观实在所建立起来的真实之间的偏离。他提出来的所谓的“消失的真实性”,就是希望去重建数学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统一性联系。当然我看他书中最后也没得到一个完整的结论,只是他觉得可能从康德那里会寻找到答案去解决。
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在这样过程当中要保持独立思想是很难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且平等,但无时无刻不处于枷锁之中”——这种枷锁是人进入社会之后,你不得不去放弃自己一定的自由,让渡出一些自由的权利,才能融入到社会当中。这个过程是我们今天生存的现实。最后能有什么方法去解决?我觉得这就是哈贝马斯、阿伦特他们讲的对公共领域的边界以及公共领域的交流对话的话题。在这种交往过程当中,使我们的个体的理性力量得以体现出来,形成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而不是一个很顽固的个人偏执似的理想化的体系,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某种动态平衡中获得一致性,达成社会向前的共识,而非撕扯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