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余
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化学者
本文从《乌合之众》出发展开少数派与多数派的追问，笔者抛出的残砖碎片属于少数派，若能引出读者阐释的美玉，也许会策反多数派中的一些人。
一、书名简释
本书原名《大众心理研究》，属于社会学与心理学嫁接学科。“乌合之众”这个翻译词汇出自管子学派《管子》：“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像乌鸦群聚凑合的公众，起初因有共同语言和诉求，相见甚欢；后来就会相互吐槽攻击，各奔东西。就算相互友善，也不必太亲近。乌合之众的近义词可以有“芸芸众生”“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其反义词可以有“志同道合”“精英搭配”“团队效应”。
二、社会群体心理学的源流谱系
从文化谱系来看，社群心理学萌芽于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哲学王”理论，直接导源于《乌合之众》专题研究的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制度诞生——乌合之众现象的正反效应。四位思想家共同奠定了现代心理学基础：克尔凯郭尔（1813-1855）的宗教心理学、勒庞（1841-1931）的群体心理学、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机能心理学、弗洛伊德（1856-1939）的个体心理学。其中，比勒庞大28岁的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郭尔神学之“个独性”概念对《乌合之众》的影响显而易见。
群策性社会经历了三级跳：少数派贵族精英民主——代议制两院多数派民主——公众传媒参与型民主，群体管理决策机构渗透进来的乌合之众与日俱增。英国社会学家马尔萨斯教士（1766-1834）的名著《人口论》（1798）率先划定了社会群体的三个圈层——社会呈橄榄形结构：精英和人渣各占5%，其余90%都是乌合之众。良序社会，乌合之众跟随精英指引；不良社会，乌合之众顺服人渣统治。独孤求败的“易卜生主义”（或各种名目的极权专制）跟看似相反的“多数人暴政”两种异端其实经常孪生——两者危害同样大。史上任何名义建构的人类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像巴别塔那样灰飞烟灭了。汉娜·阿伦特有句警世通言：“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我建议，勒庞《乌合之众》跟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两本书对读，效果可能更好。
《乌合之众》离异了法兰西式集体主义狂热，迎娶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主义精神，稍嫌矫枉过正。勒庞对东方文化的真知灼见中也夹杂了不少浅见和偏见。须要注意的是，本书匮乏高屋建瓴的信仰导航，而且，身体人类学不在场的社群人类学根基不牢。这些美中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谨慎读解本书。
三、少数派哲学与多数派政治的学科间性
（一）欲问少与多，先问有与无
少数派与多数派长期争论不休和消长更替，这是个复调狂欢的普世大命题。神学哲学都始于提问：欲问少与多，先问有与无。所以，本文离不开本体论研讨。
凡物皆有因，有因才有果。我们追究的第一因是因果合一、自有永有的。第一因叫上帝、还是神仙、安拉、佛祖，称呼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实存”。第一因又称终极因，是所有事物因果链的最初原因（动力因）。一个事物引发另一事物，它就是该事物的原因，另一事物就是它的结果，两者就构成因果关系。原因存在时，必然产生结果，“果”出现时，“因”已经先在了。第一因不需要外因，它超越于逻辑学的因果律之外。从本质上说，第一因不仅有“因”，而且是自在自为独立永存的“果”。第一因是必然的永恒不变的，而非或然、偶在、可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所以苏东坡告诫我们看世界看问题：既要“自其变者而观之”，还要“自其不变而观之”。古希腊哲学也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与“飞矢不动”的变与不变的悖论命题。他们看世界的角度都比马克思单边主义的“变化”眼光更为整全。鸡和蛋的问题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鸡→蛋→鸡→蛋……，两者都在因果链中被动存在。第一因是第一只鸡的原创者，并赋予鸡生蛋的功能。如果没有因果链之外的造物第一因，就无法突破循环怪圈，鸡和蛋两者都不存在。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因果链无始无终，整个因果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无外在本体的动因，满足于在因果链内部无限地循环互证。因果链被看作一个封闭系统，既无开端，也无结果，即宇宙无始终。佛教的核心教义因果报应论，也否定第一因，甚至认为因果链本身也属虚妄，既然不承认第一因和“无因之果”，当然也就否定“创造主”自在永在。
任何物体都不会自己存在和运动，除非有什么力量去创造它推动它。如果创造推动它的那个东西自身又被造被动，则后者也必须被另一个东西创造推动，而这个东西也必须再被另一个东西创造推动，以这种方式只可能复制，不可能推衍到无限。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没有第一个推动者，从而也就根本没有推动者了，因为第二推动者只是因为被第一推动者推动之后才去推动别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必须达到一个不被任何东西推动的第一推动者：所有的人都把他理解为上帝。”例如黄叶飘落是因为瑟瑟秋风在吹拂。佛教典籍《六祖坛经》载：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佛教追究到心动为止半途而废，并不彻底。基督教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心何以能动？追究心动的第一因：上帝恩赐圣灵与人，心有灵犀受启而动。假如物体A的运动是由B引起的，而B的运动由C引起，C由D引起，这样推衍下去必然无穷尽，总要有一个起始和一个限止（多米诺的头牌和尾牌倒下的动能）。最后我们必然会找到这样一个推动者：祂推动着，自己却不为任何别的力量或物体所推动。确认这第一推动者唯一需要的前提是：宇宙运动之物都是有限的被动者。而第一推动者（第一因）是唯一无限的，绝对的少数派。“无”不能直接生“有”，存在不能产生于不存在，而只能产生于另一个终极存在。如果万物皆空，什么都不存在，某事物就莫名其妙单独存在，这不可能。而可有可无的万物已经存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在万物之上，肯定存在一个必然之存在。而且这个必然之存在乃是其他一切可能存在之根、之母，是一切可能性得以成为必然性的第一因。“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来3：4）为什么不能问“既然上帝创造一切，那么，谁创造了上帝？”或“上帝的母亲是谁？”因为这是错误的提问，它把上帝（原造）当做被造了。人类科学再厉害，也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生命，哪怕一棵草、一个微生物。从无到有才是创造，从一到多只能算制造。
被动受造有因有果，主动原造无因有果，原造是因果合一的自足的本体。
为何世界各民族文化都从有神论开始？无神论何时冒出来？
创造论为何优越于进化论？两者根本区别何在？
世界怎样？怎样看世界？看到的世界怎样？如何区分三种不同的提问?
第一因为何立家庭为社会最小单元？为何不以个人或国家为基本单元？
《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二）个独性哲学与群众性政治的博弈
希腊哲学有穷元的冲动，逻各斯即思与言的合一、一与多的合一。希腊人的玄想与操作同步不分。“智慧在于同意一切是一”（赫拉克利特）。第一因是排他性的一元论。希腊城邦首创了人类童年时代两个互相矛盾的文化奇迹：哲学智慧与民主政体——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博弈、少数超人与多数凡人的冲突。这也是言论与行动、较真与妥协、完美与适用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还是最好的哲学与较好的政治的冲突、超前的个人智慧与惰性的群体机制的冲突。苏格拉底的广场启蒙和游牧思想导向了当今的跨文化狂欢，其使命也是宿命：个别精英去启蒙和改变多数民众的观念，虽不明智，但却必要。《乌合之众》精辟地指出：个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一个人精神失常，是极容易被识别的；一群人的精神失常，却很难被发觉。而最先发现并且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谬误观念一旦具有权威，就同时具有正确思想的同等分量和影响力，因为乌合之众只在乎结果，所以只推崇既成事实。个独化的哲学与大众化的政治不兼容。木桶理论认为，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那条最慢的船的速度，一个水桶的容量以那块最短的木板为最大限度。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完美无缺，因为一群罪人组合不出一个最佳共同体。但可悲的是人类又只能在大小不等的共同体内生活，所以，少数派思想精英（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与多数派行动精英（宗教领袖、统治集团）之间总是抵牾的。雅典政治家拒绝苏格拉底，正如犹太人拒绝耶稣，中国愚民拒绝林昭，庸众的正常头脑无法理解先知先觉者的天启灵感和敬虔信仰。如果你打算做启蒙思想家，必须预先知晓政治的缺陷和险恶，必须对苦难、逼迫、冤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先知先觉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总被公众看做古怪的另类，孤家寡人的哲学家（也包括艺术家）多半相貌丑陋、歪瓜裂枣、心思别裁；卓有成效的政治家多半相貌堂堂、言行端庄——迎合公众而克制个性（克己复礼）。哲学家宁肯打破常识而与多数派对抗，正如政治家渴望追求效率而与多数派结盟。少数派哲学与多数派政治本质上就合不来，因此，哲学对任何政治社会都构成潜在的颠覆性的威胁。哲学总是跟习惯性、模仿性的常识作对。昨天的异端可能是今天的常识，而今天的常识又可能成为明天的谬论。克尔凯郭尔在《恐怖与战栗》中引用亚里士多德名言以自况：“大天才总有些癫狂气质”。他认为，“群众”乃属无有，“个独”才是实存。“不幸正是大幸”（《喜乐的音符》）。马克·吐温语重心长提醒我们：“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为何东方乌合之众比西方更糟糕？首先东方专制独裁的超稳态结构和不断重复的历史比不上西方的动态革新，东方芸芸众生更加奴性十足；其次，东方文化启蒙教育没有西方那么普及，未能形成精神贵族阶层。其实，专制独裁制度总是被乌合之众供奉膜拜的偶像。“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48-49页）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没有结果的调情：哲学挑逗诱惑政治，政治对哲学半推半就，两者除了打情骂俏的游戏，或者不断离婚复婚争吵之外，不会有什么水落石出的圆满结局。两者有时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但更多发的情况是，杰出的哲学家往往是蹩脚的政治家，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可能属于半罐水哲学家，前者比如罗马帝国五贤帝之尾马可·奥勒留（121-180）；反过来，后者比如法国元首拿破仑（1769-1821）——哲学政治双料货双冠王绝无仅有。哲人跟政治调情的典型案例绝不仅限于“叙拉古的诱惑”或孔子周游列国。其根本原因柏拉图、勒庞、马克·里拉都归结为从“匮乏”绽出的“爱欲”（eros），或“本能”（libido）——兴奋过度的动机。温良并非哲学的美德，正如癫狂并非政治的素质；温良的哲学等于正确的废话，癫狂的政治酿成惨烈的人祸——“疯子牵着瞎子走路”（莎士比亚）。根据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有理由确认邦国制度设计的大前提是政治领袖必须由哲学王担当，因为哲学高于政治，可以指导治理并教化民众。哲学王的认证资格是必须与神相通，神启人应——宗教是哲学和政治的共同基石，人必须先感应神启的超验理式，才可能从政，政治以超验理式而非以经验叠加为根基。群众的眼睛是浑浊的，与神通灵的哲学王眼睛才是雪亮的。哲学王可作双向解释：哲人成为王，或王研习哲学。要高效统治国家，哲人必须克服对政治的漠视，转型为政治哲人。哲学王不是窃国大盗，而是兼有正义王（法制）、伦理王（德制）、实践王（科学）的三重职能，再加上“天赋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33页）哲学王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并借助神力才能理想治国。“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同上书，248页）“任何值得人居住的城市必须是‘上帝之城’。”（《政治思考》，[美]格伦·廷德，王宁坤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9页）可惜，现存哲学多半并非神物而是俗物，与神不通的哲学不可能拯救或提升任何个人和国家。况且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完美无缺的哲学王。神是政治和法律共同的根源，政治和法律只是神人关系的助理。这是哲学王思想高于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内圣外王”成功哲学之处。
（二）少数派专制与多数派民主的是非恩怨
柏拉图《理想国》最先提出群体适配论：人群的灵魂类型决定了城邦政体类型，灵魂变化导致政体相应的演变，有什么灵魂群体状态就匹配什么政体。比如：希腊工商社会适配精英民主政体，中国农耕社会匹配专制政体，英联邦工业社会适配代议制民主政体，美利坚合众国服务型社会适配大众参与民主政体。说得难听点：乌合之众不配享有高端体制，只能暂且适配专制独裁。民智未开的乌合之众本身就是培育专制独苗的沃土。理想城邦应该以真善美爱的灵魂为基础，而由于灵魂不可能整体达标，所以，任何现实政体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柏拉图始终坚持批判“人间理想国”，然后才努力追寻“天上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属于应然而未然的非现实的乌托邦猜想。理想蓝图的设计价值不在于实用可行性强弱，而在于提供了可参考的“在地如在天”的“样板”或“范式”，如果画家画出来的美人举世无双，如果世上找不到“洛神”或“阿波罗”来证明女神男神的美，苏格拉底质问听众：“难道这个画家会因此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画家吗？”（同上书，213页）同理，如果世上找不到理想国，柏拉图的设计就一钱不值吗？这本书翻译成“理想国”不如翻译成“政体范式”，书中并没有使用“理想”这个词汇。亲近范式总比迁就现实要好，正如“高贵的谎言”好于“卑劣的实利”。所以我并不认同“《理想国》属于反乌托邦”的臆测。批判“理想国”的学者们往往没弄清作者设计蓝图的良苦用心而冤枉了柏拉图。至少，范式可以纠错并指导实践。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绝非最好的制度，所以，民主制必须接受异议、批评、监察。很多人喜欢一种伪劣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遍民选制度。问题是拜登那张投票若相当于一美元，普京那张投票只相当于一卢布，两张选票等值吗？圣徒怎能获得俗人的投票？何况，你见过选票长什么样儿吗——你总被他人代表了。当白痴和吃瓜群众的选票与天才和智者的选票等值时（如爱因斯坦与希特勒竞选德国总统），“多数人暴政”就难以避免。这就是真理总掌握在上帝拣选的少数人手中的道理，也是尼采断言“一个超人胜过千千万万鸡毛蒜皮的人”的不充分理由。儒学长期片面强调“君子慎独”，忽略了“君子慎群”。民主的真正目的不只是简单遵从多数人的当下意见，还是对公众长远利益的终极关怀。苏格拉底认为“想要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说明他主张知性（真道）比人数对于科学决策更重要，普遍真理不一定存在于局部多数（情绪多数）之中。苏格拉底提醒公民警惕辩论家、演说家、演艺家，因为煽情蛊惑的演艺家与律法师最容易获得多数（西塞罗、希特勒、麦当娜），理性知性多数优于感性情绪多数，质量民主胜于数量民主。民主政治只对知性公民有效，并不适应未经启蒙的乌合之众。为何真理很难对大庭广众传播而总是秘传别传？耶稣基督从来不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学者刘小枫在中山大学演讲时半开玩笑说：我希望演讲时听众越少越好，因为，真理只能秘传而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中宣示。这个说法揭示了苏格拉底对多数派与少数派争执的独特理解：如果全场听众掌声雷动，可能我讲得肤浅或讲错了；如果听众疑惑不定、若有所悟，那才有思想启蒙的效果。
一般而言，再差的民主法制也比独裁专制好，民主制取代独裁专制最简单的理由是：三个脑袋比一个强。所以苏格拉底坦然接受合法死刑，这既是对法制与公民社会的服从，又是对真理的持守：先对民主和法制说“是”，然后才能对乌合之众和异端歪理说“不”。“苏格拉底的真正的勇敢和自制美德帮助法治政府度过了一次信任危机。”（包利民：美德政治之悲喜交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5页）美国牧师拉尔夫·索克曼（1889-1970）精辟地总结了苏格拉底兼具两种选择的贵族精神：“当我们是少数时,可以测试自己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时,可以测试自己的宽容。”
《乌合之众》共读会现场
（三）上帝治理人世的要旨：“通神同种、种土适配”“以少带多、分而治之”
1.“通神同种、种土适配”：
全息宇宙观把此在经验世界跟彼岸超验世界通联。柏拉图称为“通神通种”，位格人领受启示先通神，后通种，故能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非位格生命不能通神通种，所以，植物动物无法认识和改造世界。种就是范畴，只有高一级范畴才能统合低一级范畴。柏拉图用辩证思维把矛盾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在运动中统一到最高层次的全能神。正如拉丁神学教父德尔图良良《论灵魂的见证》所言：“自然是教师，心灵是学生。教师所教的一切和学生所学的一切，都是上帝告知的，上帝是教师的领导者。”（引自徐凤林《论德尔图良的信仰主义》，浙江学刊，2003年2期，34页）柏拉图比其他民族哲学家更早分离了数字与计数对象的关系，指出有形对象的非存在性和无形对象的存在性，将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二元对立统一。物质世界可见而不可知，超验世界可知而不可见。两个世界的区分与联系是柏拉图理式论的中心话题。
柏拉图提出的“种土适配”跟《圣经·新约》撒种的比喻心有灵犀。“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48页）《圣经·马太福音》耶稣用比喻对信徒讲道：“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13：3-9）种子就是上帝的道（路8：11）撒种者即神子救主。为什么同样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里，会有四种不同结果？柏拉图的制度适配论对文化交流融合趋势不但有历史影响，而且有重大现实意义。当外来的神启灵性文化进入中国“水土不服”时，应该改良劣质的水土条件呢？还是改造种子基因？好土撒好种，才能生根、开花、结果。“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1：24）柏拉图提倡以神性法治取代老人治国（病夫治国），因为老人和病夫没有能力垄断真理和正义。每个公民都应该破除权威，独立思辨“正义”。他率先反对老人政治和愚昧政治。“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传4：13）哲学王的治国构想让哲学与政治牵手联姻确实是一种海市蜃楼的美丽乌托邦，缺乏现实操作性。因为，由圣而王或由王而圣的问题出在这里：少数派智者跟多数派政治很难和谐。理想的国度应该保障全民整体幸福，而非把国家变成一个阶级压迫或暴力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苏格拉底的辩论对手色拉叙马霍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说法，跟尼采超人哲学“道德和正义取决于力量强弱”只有一步之遥。
2.“以少带多、分而治之”：
神为何首先拣选小族（希伯来）而非大族（中国、印度）？为何拣选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天堂之门为何是窄门而非宽门？
上帝首先拣选希伯来民族是爱你没商量的神的绝对主权。上帝为何弃大族而拣选小族呢？上帝为何实行“分而治之”“小国寡民”的战略？由少到多是创造主的超智能程序设计，以少带多是圣父的管理学智慧，以少抗多、以少胜多是救主耶稣交托的福音文化使命。上帝“苦心孤诣”而非“顺应民意”，祂喜欢“以少带多”，特别恩待“先知”和“少数派”而绝不从众。因为“民心所向”趋近利诱蛊惑的魔鬼，所以神要逆转而非顺应民心。上帝直接宣示：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赛51：2）“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申7：7-8）神最先拣选的神本主义犹太人和可能最后拣选的数量最多的人本主义中国人、印度人不是同样有福的子民吗？神掌管明天，非人力可及可代。上帝预定拣选一部分人先信起来，就必然选择分而治之，而不是聚而治之的方法，所以变乱语言是最佳方案。因为，上帝既能变乱语言，也能重新统一语言。上帝预定计划中的先后缓急、阴晴圆缺、聚散离合自有其奥妙，岂是人可测度臆断的？为何农民起义每一次新建的体制都是他们刚刚消灭过的旧体制？急于求成的革命总是功亏一篑，共产主义试验的集体溃败，原因之一便是操之过急，人跑在神前面了。任何革命首先应该是信仰和观念的革命，而信仰质量的重要性远胜于数量。上帝为何不赞成“人心齐泰山移”和“团结就是力量”？因为，人心齐，与神离。“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凡从神而出的，我们都应坚信不疑；凡从人而出的，我们都要省察质疑。马克思的名言：“我怀疑一切”，应该修订为“除了上帝而外，我怀疑世间的一切”。人心冥顽刚硬，裹挟乌合之众而犯上作乱，僭越职权并美其名曰“替天行道”，神当然不悦纳“妄称圣名”的僭主。从社会学看，语言变乱打破了社群团体的自足性，因为自足的社群容易结党营私、阻碍对话交流。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起源于社群狂妄症。宗教信仰应该是通往心灵自由之路，而非通往蒙昧自恋、无法无天之路。耶稣背负带血的十字架道路象征着贯穿古今时间、连通浩瀚空间的真自由。与神同在的新人活在天上之城，活在爱中，而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仇恨之中。当代全球哲学为何会朝语言学转向？为何会出现大数据时代自媒体的话语狂欢？很少人看到上帝在其中悄然动工。重新统一语言，重建神人共用语的宏伟大业只有神才能启动，人类顺势而为积极响应，成就这伟业便胜利在望。没有任何人能掌控历史进程，只有基督重临才能完成并终结历史。人类文明史后半部分主要是救赎史，但人却与神反其道而行之，偏要让自己这一伙人先霸道起来，让神靠边站。
3.人神通灵的历史观念：
历史学包括现象史与史学史两个分支学科。史观先于史料，正如“先有活人，后有死尸”。历史更需要实证而非想象虚构，更不应该有断层。所以，历史不能总是“接着写”、“增删写”，还需要“重新写”。
历史的英文单词是“History”，该词的词根His 和 Story，连在一起表示“祂的历史”。那个“祂”就是创造世界、把控护理世界的上帝。一切历史既然在上帝掌控之中，祂的预定和旨意最终都必然应验。爱因斯坦说：“亲爱的上帝不掷骰子！”波尔反对说：“爱因斯坦，别去指挥上帝怎么做?”霍金修正说：“上帝不但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上帝掷不掷骰子或怎么掷骰子，都奥秘无穷。所以，上帝自我启示人类：“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8）“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赛46：9-10）全息观念要求我们对历史现象作谱系分析，感悟神牵引历史运行的来龙去脉。历史谱系的分合显示出生命周期规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3：1）既然多种历史文明可以互动实现等价交换，那么符合历史文化优生学原理的“文明合成模式”就有优化选择的合理性。
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被误解得乱七八糟。历史既不可能还原，更不应该戏说。历史在没遮拦的戏说中消解。历史主要是精神史、文明史。很多人没有读懂培根的名言：“学史使人明智。”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人们从学习历史中感悟上帝的天国引力，是人类获取上帝智慧的唯一源头活水。历史神学认为历史由上帝牵引呈三段状态线性运行：前有上帝创世为开端，中有神子耶稣救世为枢纽，后必向着基督末世审判并应许的新天新地终点运行。
文化神学持线性历史观，不同于佛教的循环史观或无神论的无目的史观，或自然神论和道家学派的自发随机史观，更不同于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问题在于，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学不会吸取教训。所以，历史才会经常重演。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1：9）全息历史和文明是上帝创世的超智能设计，没有一个人能全然通悟所有神圣信息，人的有限性使然。但个体信息落差确实很大，关键在于你掌握的信息数据大小，你的通灵感悟能力都取决于你跟上帝的关系亲疏程度。与神同在，得神独厚，所有信息的唯一源头活水都在祂那里。人神盟约若被毁，再聪明的人也会江郎才尽。正因为难以确保全息，所以盲人摸象成为常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很难复原，只能靠近。 个人误解历史是必然的，每个人的历史读解都是误解，当然有创造性误读与歪曲性误读的区分。人神关系好，神有超强纠错能力，让人们不断重新认知历史，驱散历史雾霾而洞察历史真相。
怎样理解人类文明过程中历史精魂与乌合之众的“惨烈对话”？
少数神拣选的英雄天才推动历史，还是多数人民群众推动历史？
神本历史，还是人本历史？
线性历史，还是循环轮回历史——鸡和蛋先后的争执？
必然历史，还是偶然、随意、自生自灭的历史？
整体历史倒退还是前进？为何历史偶尔会重演而似曾相识？
限于篇幅，我只好把许多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