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郑琰】从首属群体到民主理想：“进步时代”库利社会思想中的家国情怀

文化 2024-05-16 16:30 北京

论文

从首属群体到民主理想：“进步时代”库利社会思想中的家国情怀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郑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4年第2期

摘要：作为“进步时代”美国早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库利在学科史中的边缘位置和在思想史中的多重形象之间构成强烈对比。本文尝试用“首属群体”和“民主理想”串联起库利三部曲《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以领会其社会思想背后的美国式家国情怀。库利的思想根植于美国深厚的公民宗教传统，个体自我的成长孕育于首属群体，通过同情、想象和交往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学习与群体生活中生长，在公共舆论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进一步扩展，并在国际社会的涌现中升华为成熟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达到迈向伟大生活的宗教性完满。这一思想图示为走出“进步时代”的退化危机、巩固和拓展美国的民主理想奠基了一个新的“人性论”基础。对库利社会思想的研究也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提供了文明比较的思想视野。

找回库利：学科史中的边缘位置

和思想史中的多重形象

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史中，帕森斯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帕森斯通过对欧洲不同理论思潮的会通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正典谱系，以构建自己的“意志论”行动理论。此后，帕森斯不断发展并完善了更为宏大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在《美国社会：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中以“工具能动主义”和“社会共同体”的概念完成了对“美国例外论”的现代性想象重塑（赵立玮，2015；Lechner，2016）。但帕森斯早年对美国文明自身的社会学传统重视不足。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68年的平装本序言中，他也承认了自己早年对库利、米德和托马斯等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忽视（帕森斯，2012：24）。就此而言，二战前后布鲁默（Blumer，1966，1969）对“符号互动论”的系统重建，使得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早期美国社会学传统，尤其是米德等人的社会思想日益受到重视。同时，以哈贝马斯（1994）、约阿斯（Joas，1993，1996）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者也不断重新发掘以米德和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及其行动理论的重要性。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也关注到米德和杜威的思想对美国早期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并将其同时置于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与进步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中，他们代表了典型的进步主义精神气质和思想关切，包括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社会性个体的社会重建方案和对民主理想的价值追寻等（闻翔，2016；赵立玮，2017a；王利平、赵启琛，2022；杨勇、肖永虹，2022）。

虽然美国早期社会学思想日益受到关注，但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在社会学学科史意义上略显单薄而边缘，就是早期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库利在1905年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成立，并于1918年担任第八任主席。在生前先后出版的三部曲《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中，库利提出了对有关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等问题的理论思考。然而，在布鲁默开启构建的“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谱系中，库利的形象却始终被框定在“镜中我”和“首属群体”等少数标签化的概念上，米德则被视为真正的集大成者，代表了这一理论传统的成熟形态（Reiff，1968：33）。随后，以辛克尔（Hinkle，1967）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试图充分发掘库利三部曲的一般社会学取向来为其社会思想正名。“一般社会学取向”不同于默顿所界定的“中层理论”，而是指库利的社会思想中潜藏的一种普遍的构型。尽管库利三部曲的理论思考并不构成当代社会学理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命题，但并不否认库利的社会思想的确具有一个隐含的思想体系。为此，辛克尔将其归纳为理念论、有机论、多元主义、非理性、冲突或对立的普遍性、变化的恒常性等六个核心理论主题，这项工作也为在后来社会学教科书编纂中对库利的引用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一努力仍然局限在只是将库利的社会思想作切片化的处理，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无法呈现其思想的丰富性及其整体关怀。

事实上，库利在“符号互动论”理论谱系中的位置确实也受到米德本人对库利评价的影响。因此，回顾“米德与库利之争”对于理解库利在学科史上相对边缘化的现象是非常必要的，也为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展现库利的丰富形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库利去世后的1930年，米德（Mead，1930）发表了《库利对美国社会思想的贡献》这篇重要纪念文章。在文章中，米德在对库利的社会心理学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对库利的思想提出两个关键批评：一个是关注精神而非科学的“唯我论”（Solipsism）和“理念论”（Idealism），一个是聚焦于美国社会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正是通过对库利思想的评论，我们也才能理解米德试图以“反身性自我”和“一般化他人”来替代库利的“镜中我”和“首属群体”，以建立一个更加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图示。“米德与库利之争”随着库利思想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关注而再度升温，并从学科史的视角逐渐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其中，美国社会学家雅各布斯（Jacobs，1979，2006，2012）的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对于重新认识库利思想史形象的多重性做出很大贡献。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思想史视野下库利的四重形象。首先是以爱默生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和文学传统（Jacobs，1979，2006，2012）；其次是从詹姆斯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Wiley，2011；Schubert，2016）；再次是以简·亚当斯为代表的社会福音运动传统（Styes，2019；López-Escobar，2021）；最后是以沃德、吉丁斯、罗斯为代表的美国早期社会学的“社会控制论”传统（McCann，2011）。在既有研究勾勒的库利四重形象中，爱默生等代表的超验主义和文学传统与詹姆斯、杜威和米德代表的实用主义传统这两重形象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学界争论的焦点，根源又可以追溯到米德在1930年发表的对库利思想的评论性文章（Wiley，2011；Jacobs，2012；Schubert，2006）。

事实上，思想史研究所勾勒的库利多重形象中的四大思想传统基本上涵盖了美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在这个意义上，库利本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时代见证者，正是在多种思想潮流的交汇中，作为“美国文明之子”的库利通过自己的不断思考而获得了作为思想者个人自我的成长。然而，当我们从学科史的边缘位置出发，经过思想史多重形象的回溯得以呈现库利社会思想的丰富层次之后发现，从整体上把握库利的思想关切仍然是重要的，这也是本文尝试在学科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的地方。就此而言，米德（Mead，1930）的纪念文章中对库利的一段评论尤其值得重视：

没有人能比库利更以自我为中心，但正是通过自己与他人一起生活的过程，他发现了社会学家通常所关心的“社区”（community）。他使用的是客观内省法。他所发现的“社区”，从内部来看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我之所以称之为发现，是因为任何人以个人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东西，都必然是一种发现。在生活中找到它，这是一个过程。它的组织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制度是个体的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库利在他的三本书中说了同一件事，即他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同一个现实。

我们知道由米德在库利去世之后的论文所引发的“米德与库利之争”在事实层面终究是一场无法完成的对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陷入雅各布斯（Jacobs，2009）所说的米德对库利的“影响力焦虑”解释。诚如米德所言，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库利的三部曲所阐释的同一个现实到底是什么？这或许为我们走出思想史的迷雾并获得对库利社会思想整体性理解提供了一个契机。而米德的判断所给出的理论线索似乎指向了“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s）和“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这两个库利作品中的关键概念。就这条线索而言，美国社会学家威利（2011：121-123）从“自我问题”的政治关联角度对美国从“革命时代”国父们的官能心理学到“进步时代”实用主义哲学中的“社会自我理论”的分析对本文有一定的启发性。他指出，米德等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早期共和国的官能心理学及其“人性论”进行了改造，使得包括黑人、女性、新移民在内的群体被纳入美国民主社会的理论构造，推动了美国民主从“国父时代”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开放的格局。同时，它也注意到库利的社会心理学从情感的维度对米德的认知维度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因而是这一传统中的关键人物。科塞（1990：357）则进一步注意到库利对美国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乐观态度背后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怀，他试图将新英格兰清教徒“山巅之城”的民主理想移植到其所在的中西部小镇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这个理想社区中，人们关系融洽并共同承担对彼此的责任。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2013：265）则认为库利的社会学包含了一种偏狭观念和普遍观念的混合。前者反映了美国文明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后者则指向美国文明中最基本的基督教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使世界安全地民主化”这一内在的民族动力。上述这些研究都尝试从美国的民主理想问题入手并逐步认识库利思想背后的宗教基础，但没有理清民主理想、宗教关怀及其与库利的社会心理学的内在关联，因而也就没有呈现库利社会思想的总体图景。

因此，本文尝试从在米德的评论中受到启发的“首属群体”和“民主理想”两个概念出发，将库利置于贝拉（2016）所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思想传统中，通过对以其三部曲为代表的核心文本的深入分析来把握库利社会思想背后的实质意涵。具体而言，本文将以库利对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危机做出诊断所依据的“退化”这一概念作为论述起点，逐渐勾勒出库利从首属群体、学校教育、公共舆论到爱国主义这一公民宗教的思想图示及其对扩展民主理想和培育民主人格的重要性，并结合社会史、思想史和社会理论的多重视角来领会库利社会思想背后的一种美国式的家国情怀，最后以其为参照回到对中国文明传统对“家国关系”问题的探索。

首属群体与人类本性：

民主理想的本源

（一）退化：“进步时代”的危机诊断

我们要理解库利三部曲中社会思想的实质意涵，首先还是要回到他所处的美国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转型时期的历史语境。库利的思想界前辈杜威将“镀金时代”社会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受斯宾塞学说影响的“孤立的个体主义”给美国人带来的精神危机，并试图通过教育改革的路径重塑“社会性个体”来应对美国的现代性危机（杨勇、肖永虹，2022）。那么，库利又是如何诊断美国在这个转型期遭遇的社会危机呢？从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到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再到1918年出版的《社会过程》，“退化”（Degeneracy）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持续被库利置于社会诊断的中心。库利（1999：284、286-287）首先认为，“把所有事物都分出好坏用以指导选择活动，是人类意识的本性”，然后，他将“个人退化”界定为“品质和行为明显低于把群体普遍感情视为正常的标准的人所有的状况”，具体表现就是“进步时代”美国大量出现的精神病患者、嗜酒者和罪犯等群体及其相应的现象。

“退化”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生理学和生物学，这显然是受到斯宾塞学说的启发，但库利将其运用到由人所构成的思想过程和社会过程时，赋予了这一概念很强的道德属性。作为在“镀金时代”成长起来的清教徒后裔，库利（Cooley， 1930）承认，自己早年在寻找一个总体的思想框架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困惑时，受到了斯宾塞的吸引并系统地阅读了他的作品。他曾经直言，“我想我们几乎所有人在1870年到1890年学习社会学，都是在斯宾塞的激励下进行的”（Cooley， 1920）。事实上，库利从政治经济学走向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与沃德、吉丁斯等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交往，而后者正是在斯宾塞社会学体系的启发下开始的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探索。然而，正如杜威的判断所示，“进步时代”的“退化”正是与美国人对斯宾塞学说的简单接受密切相关。为了摆脱“斯宾塞的魔咒”（Spell of Herbert Spencer），库利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也是整个“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直至早年的帕森斯都必须要完成的思想清理工作。库利（Cooley，1920）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从根本上是一种“生物学个人主义”，并在美国演变为一种“机械的个人主义”。通过在密歇根大学参与杜威的政治哲学课程，库利（Cooley，1930）逐渐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比斯宾塞所感知的更深意义上的有机体”。由此而言，斯宾塞学说的问题乃是在方法上将生物学类比直接移植到社会过程。尽管库利认为，人类的每一次知识增长都不得不借用旧有的语言，但这种类比使得斯宾塞持有一种静态的社会观，并将人性中的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立起来，进而将情感中的利己和利他对立，从而无法看到人性中更高级也是更独特的构成要素。不同于斯宾塞，库利（Cooley，1920）认为，“人类高级情感的来源既不是利己主义的，也不是利他主义的，而只是社会性的，即从有机的共同生活中衍生出来的”。

而在《社会过程》一书中，库利对“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更有经验性的社会学分析，他认为，在个体层面表现出来的退化从根源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退化只发生于个体与他人的群体关系中。库利（2000：148）具体指出：

我们时代退化最明显的侧面也许和社会变化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斥着由变革而产生的混乱和精神紧张的时代。虽然变化在总体上是进步的，但它会打破已建立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道德秩序，打破个人所依赖的准则。

伴随着“进步时代”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美国民主理想载体的乡镇和农村的大量人口进入都市，美国乡村进入一个凋敝的时期，同时，大量携带旧欧洲文化传统的新移民也涌入美国的大都市，导致社会心态的紧张和族群冲突的加剧（霍夫斯达特，1989：4-7）。但在库利（2000：130）看来，“进步时代”的社会退化首先发生在乡村，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过程：

传统的积累遭到了破坏，由于更具创业精神者的迁走，由于留下来的较劣世系的婚配，伴之而来的是环境的退化，包括事业心、有益的公共观念、健康、礼节和道德观的败坏，酗酒、赌博和卖淫日益盛行。留下来的值得尊敬的人准备搬离这个地区，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的位置将被来自道德堕落阶层的新来者所填补，因为这类新来者会发现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易于他们的立足。

“进步时代”的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乡村问题，国内人口的流动和外来移民的迁入给新兴大都市带来的“精神无序状态”更为严重。库利（2000：158）不无痛心地写道，“在一个经济意义上十分繁荣的城市里，人们大多利欲熏心，思想狭隘，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理想”。更为甚者，大都市的扩张也使得邻近的小城镇陷入退化，小城镇的郊区化又重复了乡村地区具有领导力、社会理想和团队精神的优秀人才流失的问题，大都市里的一些寻欢作乐之人则涌入其中进一步败坏了城镇郊区的道德生活。因此，在整个时代大转型中，从乡村到城镇郊区，再到大都市，无一幸免，整个社会都弥散着一种总体性的精神退化危机，那么，美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何在？库利（Cooley，1918a：177）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希望能全面与退化抗争，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肯定性、建设性和多元性的共同体生活，并使个体进入其中，唤起自身更高的可能性”，那么库利所期待的“肯定性、建设性、多元性的共同体生活”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而“个体自身更高的可能性”又是怎样的一种人性与社会理想？这需要我们探究库利三部曲背后实质思想的意涵，而进入其中的起点就是在学科史意义上为人熟知的“首属群体”概念。

（二）首属群体：民主理想的源头活水

退化产生的根源在库利看来是个体生命的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社会因素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库利对于人性的认识。在为《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撰写的导论中，库利系统地提出了对人性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次是由人类的种质（germ-plasm）产生的遗传本质，也即人类自出生就具备的各种无形的冲动和潜能；第二个层次是人类在亲密联系的简单形式或首属群体中，特别是在家庭和邻里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本质；第三个层次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和风俗所塑造的变动不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特征。在人性的这三层意义中，库利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在于人具有可教育性，这种本能倾向可以由心灵的理智部分组织起来，从而使个体能够融入一个可塑、发展、有机的社会性整体。因此，理解人性，既不能将目光停留在固定的遗传特征上，也不能只看到因环境而无尽变化的风俗习惯，而是要锚定于库利（1999：23-25）在首属群体中发现的人性与社会理想，这才是真正构成人类社会相对永恒的因素。

库利对“首属群体”最完整的论述出现在《社会组织》中，他将其界定为：以亲密的面对面联系和合作为特征的群体，包括家庭、儿童玩伴、邻里和成年人社区（Cooley，1909：23-24）。首属群体对于库利社会思想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孕育了人的社交本性，因而在儿童自我意识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库利将“促使我们行动的暗示是通过脸部表情和其他体征因素被意识接受时”称为“人际交往”（Intercourse）。声音、面部表情和姿势是构成儿童对他人印象的材料，也是同情的感性基础（库利，1999：70-74）。而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就是在儿童时期从首属群体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逐渐被塑造成完善的社会自我。在库利（Cooley，1909：35-36）看来，欲望、贪婪、复仇、骄傲这些初级情感并不是人类的本性，但它们若受到同情的训练上升到家庭或邻里交往的精神层面时，我们就能控制并使其从属于真正的人性。这种通过人际交往发展起来的人性观念就是库利（1999：97）所说的“同情”（Sympathy），即“进入他人的意识和共有他人意识的能力”。因此，库利并不否认首属群体也会有竞争和冲突，但因为亲密关系的交往过程对儿童同情心的激发，使得这些初级情感得以充分社会化。在库利看来，要解决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超出首属群体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竞争与冲突，恰恰需要这种同情和善意。而且，如果这种同情和善意的人性不从首属群体孕育而来，它还能从何处生长出来呢？（Cooley，1909：30）更为重要的是，首属群体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居于首要地位，是因为库利赋予了它在形成人性和社会理想上的根本作用。因此，库利在《社会组织》中紧接着提出了与“首属群体”相应的概念——“首属理想”（Primary ideals）。他认为，这是一种最简单却又最吸引人和最广泛的人类理想，“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善良是正确交往的法则。通过交流，心灵融合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倾向于分享其他部分的生活，因此善良是共同的快乐，严厉是共同的痛苦”（Cooley，1909：50）。库利认为，人类关于爱、自由、正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和理想并不是从笛卡尔或斯宾塞式的抽象哲学而来，而是从简单而广泛的社会生活，也即首属群体中逐渐生长出来的。正是首属群体给现代人提供了最早、最完整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统一经验和理想，也因为它们不像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复杂关系那样变动不居，反而成为现代社会得以不断产生相对永恒性的源泉，进而让我们有可能将这种理想应用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制度中（Cooley，1909：23）。

在首属理想之外，库利进一步通过“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来对首属群体所蕴含的丰富而饱满的人性与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心理学的重构，以此来修正“社会契约论”的自然权利观和斯宾塞的生物学个人主义等欧洲传统社会哲学的“人性论”（Schubert，2006）。“镜中我”作为库利最重要的理论创造之一，包含了他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镜中我”意味着人的自我随时可能在与他人的交往和对他人的想象中带来羞耻或不安的消极情绪，甚至变得自负或遁世，然而，拯救的方式并不是消极地逃避或彻底消除自我意识，而是积极地转化它。正是因为自我意识所具有的蓬勃活力，它才有可能被引导到普遍和永恒的价值目标与观念的方向上，而不是陷入漠然或麻木不仁，并使我们能够超越感官和狭隘的利益，使个体的自我结构变得开放而获得持续成长的可能性（库利，1999：179）。回到库利对儿童自我观的理解，在首属群体中，库利认为，儿童的自我同时孕育出了“自爱”（love with self-feeling）和“无私的爱”（the disinterested love）这两种不同的情感。它们是紧密联系、彼此促进的，前者倾向于给予人个性化的感情并使其成功，后者则让人心胸宽广而得到心灵的解脱。此外，儿童的同情能力除了通过人际交往来实现，很大程度也可以通过想象（imagination）来补充（库利，1999：64）。库利（1999：115-116）认为，通过对榜样人物高尚人格的想象以及在首属群体中亲密生活的共同参与，儿童的自我能够在“自爱”和“无私的爱”之间取得平衡，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具有广阔同情心的健康自我。同时，“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也被库利（1999：95-96）理解为一种想象性的整体，“每个人的想象都被看作许许多多的人的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生命的不断发展着的整体，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而意识和想象作为一个整体，即在最广泛的角度被视为贯穿所有时代的一种发展和组织的人类思想，就是最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本质所在”。因此，正是通过同情（sympathy）、想象（imagination）和交往（intercourse）的社会心理学机制，我们才能理解库利在首属群体中发现的“首属理想”具有扩展到超出面对面互动的现代都市社会的可能性。

尽管米德（Mead，1930）认为库利的社会学只是对他所属的美国社区的描述，并预设了其正常的健康过程，进而将人性的理想锁定在首属群体，具有“美国中心论”的意味，但在库利（Cooley，1909：40）看来，首属群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和社会类型，它“只是部分地受到特殊传统的塑造，而在更大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本质”。不过，库利（Cooley，1909：40）也认识到，对美国文明来说，首属群体的确具有特殊意义，他指出，“其他文明存在的宗教或政府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孩子或家庭一起过着共同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总能感到有家可归”。而库利（Cooley，1909：59）发现，从首属理想再往前延伸，那些最具人性因而也最具持久价值的宏大理想主义体系就是建立在首属群体的理想基础之上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人的民主理想和基督教理想。库利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潮流的现代民主运动，可以追溯到北欧条顿人部落的乡村社区生活，经过英国的宪章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和20世纪，民主理想的根源却是从首属群体中迸发出来的。“首属群体”和“首属理想”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展现的美国活跃的乡镇自治共同体和早期清教徒的民主理想。而库利对“首属群体”的重视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感受。在此之前，笛卡尔哲学所开启的孤立的自我意识、美国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蕴藏的“洛克式契约论”思想、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灵慰藉等构成了“进步时代”早期美国“人性论”的重要思想基础。然而，当它们在工商业的激烈竞争中异化为一种杜威所说的“孤立个人主义”时，就会演化出“退化”这一“进步时代”前夕的社会病。

虽然库利一生主要活动于安娜堡这个小镇，但他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沉醉于封闭的内心世界而与世隔绝的唯我论者，更不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怀旧主义者。库利看到美国社会的转型带来自由的增长、民主规模扩大等新现象，也认识到“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必须要迎接一个在规模、复杂程度远超出基于面对面互动的首属群体之上的组织化社会。面对传统乡镇和乡村社区等首属群体的被侵蚀和都市流动性导致的个人“退化”，库利认为，通过同情、想象和交往的机制，我们能够将人性自我中的“自爱”和更加丰富的“无私的爱”这两种情感要素联系起来并升华到更高的道德理想层次。在库利（1999：278、281）看来，我们对于伟大的人性与社会理想（如民主和基督教理想）的习得就是“想象”的结果，因为“理想乃是想象的一种较为确定的、和谐的产物，是经验成分协调一致和适宜的再现”；这种习得也是“交往”的结果，因为“所有个人的理想都是从交往中获得的，并且所有获得普遍认可的理想，都有社会组织和历史”。因此，首属群体所蕴含的人性与社会理想有可能借助新生的社会组织力量得到扩大，并由此实现社会的进步。为此，库利勾勒出一条发端于“首属群体”、培养于“学校教育”、锤炼于“公共舆论”、升华于“爱国主义”这一循序渐进的自我扩充和社会组织化同步发展的成长轨迹，让我们看到了首属群体中孕育的理想种子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和深邃广博的人类心灵中茁壮成长的潜力。同时，也只有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巩固首属群体的首要地位，小镇青年在迈向现代都市生活的过程中才不会因为丢失对更高层次理想的追求而迷失自我和陷入“退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社会的“退化危机”，库利赋予首属群体的意义类似于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面临“失范危机”时涂尔干所赋予法人团体的社会功能，它们分别构成了新旧大陆两个姊妹大国文明理想的培养皿，具有一种真正连接各自文明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贯通性。

公共舆论与学校教育：

民主理想的现代生长

（一）现代沟通与公共舆论：民主社会的组织机制

库利非常熟悉从柏拉图、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共和政治传统，所以他深知这些先贤的教诲：自由的国家必须是小规模的（Cooley ，1909：86）。因此，从首属群体中孕育的人性和社会理想如何在一个规模更大也更为复杂的现代世界中生根发芽，是库利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结尾处，库利期待能够借助现代生活日益发达的社会组织力量，来帮助获得更大自由的现代个体走出“退化”并迈向“更高层次的生活”。而在《社会组织》中，库利更明确地指出，“适当的沟通和组织机制”无论是对现代个体的人格健康发展还是民主社会的巩固扩大，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组织机制的载体就是作为媒介的现代沟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化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就是首属群体孕育的民主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载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中对现代沟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作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关于儿童自我发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社会组织的宏观层面上的拓展。

事实上，“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在“镀金时代”快速迈向现代生活，与工商业和城市化大发展同步的正是以铁路、邮政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和以印刷、电报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大发展。交通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使美国社会逐渐从新英格兰小镇和分散化的地方州际联系走向一个包含大型市场、大型政治有机体和大型共同体的整体（凯瑞，2005：6）。库利学术研究的起点正是对美国交通系统的研究。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期间，库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交通理论》，提出了要从物质和心理的双重维度去理解现代交通系统，而现代社会组织扩展自身的机制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就是实物、商品的运输和思想、情感的沟通（Simonson，2012）。这种理论视角直接延续到库利在《社会组织》中对现代沟通革命的研究。库利（Cooley，1909：61）将“沟通”界定为“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所有心灵的符号，以及通过空间传递它们并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对库利来说，真正的沟通一定是与人类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没有彼此的心灵沟通是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性的。原初的沟通正是来自首属群体亲密的面对面互动，此时的沟通媒介主要限于声音、表情、手势和语言。在对儿童的观察中，库利（1999：63-70）就认为交流的需要是人性最首要的特征，儿童正是不断通过“想象中的对话”（imaginary dialogue）发展出对自我和社会更完满的思考，即便当儿童独处时，他也可以通过想象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交往的快乐，并构成了儿童的同情能力的基础。库利（Cooley，1909：82-83）认识到，直到18世纪末的美国，任何活跃的公众意识都局限于小地区范围，在传统的乡村和农场往往派系林立，人们因为缺乏了解而无法容忍彼此。库利在《社会组织》中拓展了《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对儿童的人际交往本性与自我具有的向外扩充潜能的观察，进一步勾勒出人类沟通的一个总体演化史：从最初的声音、表情手势的前语言阶段，到语言和文字的阶段，再到印刷和艺术的发展，最后到以铁路和电报、电话代表的现代沟通革命。因此，现代沟通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是机械层面的，更是对人类心灵的扩大，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将儿童社交的天性通过同情和想象的机制从首属群体中进一步扩展出去：

它们使得社会能够越来越多地根据人类的高级才能、智识和同情心而不是权威、等级和惯例来组织。它们意味着自由、前景和无限的可能性。公众意识不再将它更为活跃的形态仅仅局限在地方群体中，而是随着新的交往所带来的各种意见的相互交流逐步扩展，甚至扩展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被纳入同一个鲜活的精神整体。（Cooley ，1909：81）

那么，这一切变化对于美国人的民主理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库利（Cooley，1909：85）指出，美国建国的宪法精神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民主精神，国父们推崇的代议制政体保留了贵族制的因素。因此，一方面，正是沟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组织规模远远超过了旧欧洲的日耳曼部落和传统美国的新英格兰乡镇，从而使不同地域、阶级和族群都能通过思想的沟通和想象重新连接为一个新的整体，另一方面，人类的意识也随之扩大到更高级、更自由的阶段，每个人都能广泛运用自己的智慧、同情心和良知，而这种普遍扩大的意识进而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公共舆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民主的新形式（Cooley，1909：118）。因此，尽管现代沟通超出了面对面的互动而变得更为间接，但也正是借助这些现代沟通媒介，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所揭示的个体自我意识内在的活力能够由此转变成一种“扩大的社会意识”，进而为日益扩大的现代美国民主提供了心灵的基础，这也正是《社会组织》一书的副标题“对扩大心灵的研究”指涉的含义。由此，库利积极地设想在交通运输已经将美国人从物理空间上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现代沟通技术的发展将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走出狭隘的自我，与更大的社会群体与社会制度之间产生一种更为自觉的心灵联系，由此，个体人格的成长和社会有机体的壮大找到了共同的媒介，这就是库利从现代沟通的发展趋势中展望的民主社会新图景。

（二）学校教育与新型文化：民主理想的现代生长

然而，库利也认识到，单纯依靠交通和传播技术这些机械力量并不足以使从首属群体中孕育而来的人性和民主理想在现代社会真正扎根。在现实世界中，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现代人变得肤浅、急躁、焦虑和高度的精神紧张。当昔日的儿童成长为小镇青年，离开家乡进入乏味而充满竞争的都市生活时，又会面对漂泊不定的大众舆论，往往容易迷失自我，出现“退化”。在库利看来，快速发达的传播带来的不断变化的刺激使现代人很难持续地集中注意力，无法在纷繁迷乱的大众舆论中形成稳定的判断，但是，即便个体只是在这种新秩序中健康地参与，也要强于在旧秩序中培育心智功能（Cooley，1909：98-99）。为了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真正主人，使首属群体中孕育的民主理想在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之中落地生根，库利（Cooley，1909：53-54）试图将学校教育作为连接二者的关键中介：

无论什么民族，只有在自然能力之上增加一种适应于当前处境中不断增长的需要的教育——这种教育兼具广泛性和特殊性、技术性和人道性，才能实现大范围的正义。

因此，面对一个工商业激烈竞争和社会组织化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学校教育是儿童从首属群体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准备阶段，承载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双重任务。在一个机会开放且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才能履行公民义务，因此个体必须要接受专业技术知识的训练。然而，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的“退化危机”，库利认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教育更为迫切。库利（Cooley，1909：388）认为，如果当代美国的民主要走出物质主义，就必须要有文化理想作为支撑，因为“古典传统不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广泛、最充实的高等思想潮流，而且还是一个象征和联想的宝库，旨在建立一种共同的理想生活”。在与斯宾塞学说的对话中，库利（2000：55）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有机论视角下的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只有技能训练而没有文化的社会正如一架机械装置，只能靠外在的力量来创建和维持；而一个只有文化没有技能训练的社会将缺乏赖以存在的技术性设施”。由此，通过双重教育的配合，社会生活和个体成长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得以共同发展。

除了通过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之外，库利（2000：59）认为学校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引导青年学生对共同生活热心参与，因为只有融入更大的社会整体，个人才能获得人性的升华。通过库利对首属群体的论述，我们知道儿童对于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始于面对面的交往，要进一步拓展儿童的理解能力，就需要一个超出首属群体的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正是一个建立理想群体类型的社会模型。所以，库利（2000：59）对学校教育寄予厚望：“正如家庭在爱和兄弟情意方面是一个缩小了的理想社会，学校和运动场则应该是一个人们进行自律和适应社会组织的场所”。通过对学校生活的共同参与，青年学生的社区意识被唤起，首属群体孕育的人性和民主理想得以进一步生长。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的乡村溃败，库利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社区和城镇社区的中小学校，并围绕学校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中心，将公共图书馆、艺术品陈列室、政治和社会聚会大厅等文化设施都环绕周围，这既能让乡村和城镇重新恢复更为活跃的精神生活，也能为小镇青年走向更为广阔而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提供坚实的人格基础。

当从乡村学校毕业的小镇青年进入现代都市成为流浪的边缘人时，不管是面对现代职业生活里伴随竞争压力而来的枯燥乏味，还是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给个体心灵带来的紧张焦虑，在这些生活中的至暗时刻里，他们如何能够保持美好的品格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至于陷入“退化”？对此，库利（1999：275）首先在他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中给出了回答:“所有的善行和正义，所有较深刻的正确的观念都取决于一种积极的想象，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回想已经消失的人。不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直接环境和较低层次生物有机体暗示的囚徒”。因此，在学校中通过古典文化的学习使青年学生在心中树立了“榜样人格”和“伟大理想”，让他们可以在离开学校之后还能通过想象的机制来获得生命赋予的美好形式，并以优秀的影响去抵制恶劣的影响（库利，1999：275）。一方面，库利（1999：168）甚至设想到，即便青年人走出校园遭遇一个让人堕落的现实环境，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回到书籍或借助记忆建立一个存在高尚人物的想象环境来保持自己的标准不至于陷入“退化”；另一方面，库利认为，无论毕业于什么学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母校情节”（alma mater），学校群体生活留下的关于母校的精神价值也能激励和唤醒人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努力通过积极的人际交往面向具有希望和进步的未来。库利（2000：59-60）乐观地设想，“虽然世界充满着混乱和冲突，但友情、美好的场景、仪式及远大理想，却在他心目中构筑起母校崇高的位置”。

事实上，古典文化的学习本身也是与前文所谈到的从首属群体孕育而来的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同情密不可分。库利（1999：87-88）认为，儿童的同情能力不仅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而得以养育，也能通过对文学和艺术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的想象而得到丰富。小说和戏剧中的角色虽然没有肉体，却也是真实存在的人，因为这些人物形象能够真切唤醒儿童心中强烈的情感。因此，库利设想的社会世界不仅仅有当下的家人、朋友和同胞，还有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世界历史上的伟人，乃至于不可见的上帝，通过同情和想象的机制，它们将与我们共存于同一个生活世界。库利正是在首属群体中就奠定了以同情、交往和想象的机制来扩充自我的可能性。

然而，在当时美国人的观念中，文化被视为旧欧洲封建传统和等级社会的遗存，是与民主社会的美国民情对立的。为此，除了借助沟通革命形成的公共舆论作为新型民主社会的载体，库利还设想了一种公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新型民主文化”。这一概念较早出现在《社会组织》一书（Cooley，1909：389），并在库利1918年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演讲《民主的首要文化》一文中得到系统阐发（Cooley，1918b）。库利认为，“进步时代”的美国人虽然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经济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但这两大成就并没有将目光聚焦在人类自身，反而加剧了现实中竞争性的商业主义对美国人精神生活的威胁。与此同时，社会的上层阶级虽然享受闲暇带来的文化，却因为没有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起来而变得极其狭隘。在观察“进步时代”日益兴盛的人道主义情绪及其背后模糊的民主与基督教精神后，库利所设想的“新型民主文化”就是要使其变得更清晰并赋予更大的力量。库利（Cooley，1918b）认为，美国的“基本文化”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来自传统和旧文化，一是来自学校和社区生活中的鲜活经验，因此，“新型民主文化”的创造恰恰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文化是源自更广阔生活中的扩大的心智，而最直接和通常的通向文化的途径是与他人的联合与合作……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和讨论中心，都有对自身的过去和未来理想的意识，都有公共音乐、体育和庆典，都配备高雅的架构、绘画和雕塑的市政建筑，且当地方组织准备自愿承担国家或民族可能施加的责任时，那么，那些学会分享这些事情的孩子一定会从中获得一种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扩充。

也就是说，在库利（2000：57）看来，文化与生活不是割裂的，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并投入和他人共同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库利认为，“进步时代”的美国人正在通过这种联合行动来创造“新型民主文化”，“这种文化将修正而不是抛弃旧的传统”，它一方面需要对人类生活的原则及其在历史、艺术、慈善和宗教中的表现进行大量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地参与基层社会创造一种有意义的共同生活。这种“新型民主文化”将不再与上层社会的财富和等级绑定，而是代表了一种集体培养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为现代人走出首属群体和学校社区之后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种民主美学和公民精神（Simonson，2012）。为此，库利（Cooley，1918b）进一步谈到：

学校尤其且应该尽可能地在形式和精神方面提供一种理想的群体生活，参与其中的人将能以最自然的方式接触到来自社会、道德甚至宗教文化层面的各种要素。

作为人类精神的表现，民主、正义和信仰有很多共同点，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培养，也即通过学校的集体活动，比如社会化的班级活动、体育运动、自我管理、戏剧表演等等，让男孩和女孩都热切地投身其中，并从中获得为更广阔生活准备的训练。这种扩大的心智决不应随着毕业而消失，而应该在当地母校的聚会和节日中受到珍视。

因此，作为介于原初的首属群体和现代都市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社会组织，学校能够帮助个体将崇高文化理想与具体的学校社区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首属群体中的儿童可以在游戏过程中体会莎士比亚的文学形象一样，在学校的群体生活中，学生可以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去感受古典文化中的伟大理想，并习得忠诚、纪律、奉献和民主合作的精神。通过技能训练、文化学习以及积极参与学校的共同生活，一个既具有现代适应力和专业判断力，同时又拥有忠诚、纪律、奉献和民主合作精神的现代公民才能逐渐成长起来，也只有这样的行动者才有可能真正将首属群体所孕育的人性和民主理想拓展到现代社会，成为健康有序的公共舆论与新型民主文化的积极创造者和担纲者。

爱国主义与公民宗教：

民主理想的成熟

（一）国家想象与自由纪律：民主社会的国际形态

库利的一生其实是在美国向外扩张而不断经历战争的历史时期。在库利出生之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青年时期的他亲身经历了美西战争和“一战”，而在他去世之时，“二战”的火种已经埋下。“进步时代”的美国不仅面对着内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在对外关系上也逐渐走出孤立的“门罗主义”，一个逐渐成长的世界帝国角色日益凸显。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本身也对以杰斐逊等国父们代表的共和政治传统形成了挑战（方纳，2002）。事实上，“一战”对库利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国际社会体系的逐步涌现得以纳入他的社会学思考。然而，这也意味着与国际社会相应的更高的世界主义精神与库利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直接相遇，由此也引发了米德（Mead，1930）批评库利的唯我主义使其理论在根本上无法走出对美国社会的想象。这的确考验了走向“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在融入国际社会的新环境下如何将美国在原初的首属群体孕育的人性和社会理想进行更高层次思想再造，而库利在最后一部专著《社会过程》（1918）中试图对此进行回应。

首先，库利从“社会有机论”的视角将国际秩序的涌现、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民主的发展统一于前述现代沟通机制和社会组织化机制发展的影响，三者就像有机体一样存在复杂的共生关系，这构成了库利（2000：213-215）理解的现代性在社会组织层面的总体图景。在库利看来，国际秩序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有机体，冲突和合作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过程，因此，战争作为国际社会一种特定类型的冲突是有积极作用的。现代文明之所以没有像古罗马文明那样出现退化，正是因为内部保留了冲突的因素。古代文明是通过强加一种机械性和压迫性的纪律的方式来控制疆域而造成对人性的压抑，现代国际竞争则能够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而不丧失人性。正是通过竞争，人类才认识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了解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进而产生各种形式的同情。库利（2000：104-106）将其视为与“低层次的唯利是图”（the lower self-seeking）相对立的一种“奉献性竞争”（emulation in service），因为它将人类的竞争精神升华到更高的层次，并将促进人类对共同理想的奉献和忠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是个人或家庭与国际社会之间的重要中介。一旦国家作为一个具有人性和社会性的道德机构发展出成熟的道德秩序，在其他国家受到不义的侵略时，它们就能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感并付诸行动。因此，库利（2000：224）相信，“人类的共和国必须具有武力，但是需要建立基于忍耐、理解、共同的理想、利益和劳动等更高的基础之上”。由此，一个有机的国际社会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其中，每一个国家的爱国精神都将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个性特征将继续存在，但必须从彼此作为整体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利益。由此可见，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一方面催生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有机国际社会理想的涌现，同时在为这种国际整体而斗争的过程中也会加强每一个民族国家自身的自我意识，为民族国家在内部建立自身的“国家想象”提供了基础（库利，2000：222-223）。

其次，在对有机的国际社会理想的分析中，库利显然饱含着一种对美国文明转型更加热忱的切身关切。托克维尔（1988：183）曾对美国式爱国主义有过如下经典论述:美国人对于联邦国家的爱国主义乃是地方爱国主义的集合，每个美国公民都把对自己的小共和国的依恋之情转化为对共同祖国之爱。库利在其著作中经常引用托克维尔的观点，而他对美国政治的认识更直接地受到他所在时代的“托克维尔”——英国政治学家布莱斯的影响。同样作为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宪制的观察者，布莱斯在其专著《美利坚共和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中考察了美国在内战之后宪制的完善以及平民政治的发展（吴景键，2020）。库利曾经在日记中写到，“读到布莱斯先生的《重访美国》时，我流下了眼泪。上帝知道为什么。我想我认同我的国家，认同其中所体现的人类希望”，而在几年之后他更是坦言，“我将会为美国而思考”（Schwartz，1985）。在库利关于国际社会的有机体视角下，国际秩序的终极理想有一个实现的动态过程，因而在当前的情势下，民族国家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库利（1999：215、220）像涂尔干一样将国家（nations）界定为一种道德机构（moral agents），他认为“以爱国主义（patriotism）为支柱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是我们的中心机构，是历史结构的脊梁，只有在付出巨大的坍塌和瓦解代价（包括人类本性的堕落代价）时，民族国家才会消亡”。而这一点对美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相比于不断面对战争威胁的欧洲国家，库利认为美国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缺乏纪律。纪律的缺乏同样也和“进步时代”美国乡村的衰败导致家庭和社区等首属群体无法再发挥培养人性理想的功能密切相关。因此，纪律之于库利社会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与首属群体中孕育的人性和社会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当青年人走出首属群体迈向国家公共生活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自“镀金时代”以来，美国人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受斯宾塞所代表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影响太深而将政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因而无法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对国家的动态想象。库利（2000：354）动情地写到：

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在富裕、优美，以及对公众生活的道德统治等方面，比许多不算幸福的国家还要差劲。我们的自由过于冷酷严厉，精神上也很贫乏，因此根本就不是自由。让我们祈祷吧！不要有什么理论来阻止我们树立民族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中，爱、美丽和宗教将能有一席之地。

因此，“进步时代”的美国需要从首属群体的理想中培育出一种更加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走出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带来的个人退化等社会病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既要走出密尔哲学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算数社会观下的英国功利主义传统，同时也要拒绝黑格尔哲学影响下权威取向的德国式国家主义（库利，2000：352-353）。为此，美国的爱国主义应该表现为一种有机的“社会整体论”，它是一种对美国整体性的认同，但并不消灭个性和地方性。这种爱国主义将为美国人注入一种纪律精神，库利（2000：120）称之为“自由纪律”，“它利用更高层级的激励来控制个体，引导他把自我与其所为之服务的整体融为一体”。因此，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为民主体制所具有的建设性和维持纪律的力量正名，以走出长期支配美国人的“孤立的个人主义”造成的精神无序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库利期待的这种爱国主义一定不是德国式的军国主义。一方面，相比于德国通过战争威胁而产生的机械、粗糙而易逝的纪律，“自由纪律”依靠的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和祖国心心相印的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纪律”始于家庭生活，成长于社区和志愿组织，在更大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中进一步提炼，最后在对国家的宗教般情感与想象中得到升华。因此，“自由纪律”的构成是一个差异化、多元性的体系而不是大一统的国家纪律，这也意味着它对民主原则和个体人格的充分信任（库利，2000：122-123）。

（二）爱国主义与公民宗教：民主理想的成熟

库利强烈的美国情怀无疑受到早年的偶像爱默生的影响，他们都欣赏可贵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但爱默生欣赏的是华盛顿贵族式的安静，而库利更欣赏林肯普通人般的平凡，不过，他们都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写作时都把美国放在心上，并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的伟人体现了新大陆的最高理想（Schwartz，1985）。如果说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开启的美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展现了他强烈的美国情怀，那么库利的工作则试图在“进步时代”为重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基一个新的人性学说。库利（1999：149）从“镜中我”的概念中进一步提出了“群体自我”（group self）的概念用来概括“我们”这样一种处于群体之中的共同感受，其中，“民族自我”（national self）和其他群体自我一样，也只有在与更大的社会发生联系时才能感觉到。因此，库利（2000：218）将爱国主义的精神追溯到人性的心理背景：“人性总是要逃避个人个性的限制，希望沉浸于被认为是更大、更高贵的、更持久的某种精神之中”。这颗人性的种子早在首属群体中就已经埋下，如前文所说，儿童的自我正是在首属群体中养育了同情、交往和想象的心灵机制。库利（1999：277-283）进一步指出，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是个人想象力金字塔的顶端，因为人类意识的本质就是能够不断对提供给它的材料（经验和记忆）进行选择、安排、协调，并使其理想化（idealize），由此人类将始终具有创造新理想的能力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清晰、和谐的道德思想。面对外部国际社会逐渐涌现而生成的国家想象，以及美国内部社会在物理空间上日益连为一体却在道德生活中陷入退化的双重背景，库利希望把一种统一的生活意识深深印刻在人民心中，借助宗教和哲学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光荣整体的一部分，并将为这个整体奉献终生。这就是库利（2000：353）所谈的“国家的理想化”（the idealization of the state），它能够将首属群体孕育的人性中自我扩充和成长的潜力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而在对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影响下朴素而模糊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再造与升华中，我们能够强烈地体会到库利（2000：354）深层次的宗教关怀：

人类的思想必须永远构想一些类似于上帝的生活或者“天堂王国”这样的东西，以便满足人类对一种完满世界的需求。这种观念与社会整体的观念具有同样的本质和精神，社会整体的观念分担着这种连续性，向忠诚和希望发出同样的呼唤，也同样需要献身和牺牲。如果抛开刻板的教条，我们会清楚地发现现代社会包含着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能感觉到作为上帝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中什么是向上的、什么是向前的。这种宗教其实就是一种高层次的爱国主义，与我们对祖国的高贵的理想密不可分。

库利乐观地相信美国社会的进步充满希望且振奋人心，通过将从首属群体孕育的民主理想升华为一种更为自觉且充分的爱国主义情感，美国人将共同迈向一种“伟大生活”。库利（2000：343-344）认为，无论是不可阻挡的“成长、更新、进步和希望”还是值得期许的“伟大生活”，本质上都是一种宗教信仰（faith and religion）而不是一个实证问题，因而无法奢望通过说服和争辩的方式强加给他人。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库利对首属群体和美国国家所投射的“家国情怀”背后的宗教性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库利的社会思想根植于贝拉所称的作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公民宗教传统（Civic Religion）。这种公民宗教传统在内战时期体现为库利心中的英雄林肯的公民神学，在“进步时代”体现为库利的同时代人杜威的公共哲学和亚当斯的社会福音运动。它既区别于宗教民族主义，也不同于激进世俗主义，而是贝拉所说的“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和“盟约宗教”（Covenantal Religion）两种不同思想传统的融合（贝拉，2016；Gorski，2017）。

贝拉（2016：38-41）认为，美国公民宗教的传统有双重思想来源，其一是以杰斐逊代表的共和国早期领导人尊崇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受众多为美国的精英阶层，其二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盟约宗教传统，源于美国的清教乡镇自治共同体，二者共同指向一种“公共的善”而与18世纪盛行于美国的“斯宾塞主义”区别开来。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社会的大转型，库利的公民宗教思想图示恰恰是在古典共和传统与清教盟约传统之间建立了桥梁。库利认为，古典共和传统深刻认识到共和国的繁荣存在规模的限制，因而只有小群体生活才能保持高贵的共和德性。但库利显然非常认同美国独特的民情基础，这是一个给定为民主社会的“天选之国”，并从国父的时代发展到“进步时代”美国民主社会的公民基础正面临不断扩大的诉求。从古典共和传统出发，库利认识到美国民主的扩大需要匹配一种新型的民主人格，以超越启蒙思想的“契约论”传统和斯宾塞的功利主义，能够使更大的社会整体容纳个体自我。这种民主人格将不再依托于贵族身份与德性，在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化中，库利成长背景中的清教盟约传统是极为重要的，正是这一社会土壤才孕育了“进步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在清教盟约的传统中，清教徒正是在对彼此共同生活的承诺与平等的公共参与中走向上帝。在库利看来，与欧洲以大教会和大政府代表的制度体系相比，构成美国人原初性的精神纽带恰恰是在以新英格兰清教徒乡镇共同体为原型的首属群体中发育而成的民主与基督教理想。库利认为，基督教的理想本身也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可以追溯到一个犹太木匠的家庭圈子：上帝是父亲，男人和女人都是兄弟姐妹，所有人都是彼此的成员。当前的政府和教会这些可见的制度体系虽然偏离了这些理想，但库利（Cooley，1909：52）乐观地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基督教所孕育的服务和合作的精神与民主理想一定会长期发展下去，因为它们本就是人性自身之所在。库利（2000：356）正是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科知识建设、社会改良和慈善事业等社会行动中看到了这种宗教精神或社会精神（Religious or social spirit）在“进步时代”的蓬勃发展。因此，库利的思考毫无疑问蕴含了他对美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体验：人口从乡镇聚集到城市，国家从分散迈向统一，人性却从健康陷入退化。虽然本人的确并没有像杜威、米德和亚当斯这些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参与这些社会行动，但库利非常熟悉并肯定这些工作的价值。库利自己所做的重要努力则是以思考和写作为媒介对美国公民宗教的文明理想进行社会心理学的重构，通过同情、交往和想象的机制，找到一条贯通首属群体、学校教育、公众舆论和爱国主义的自我扩充与民主人格的养成之路，并在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之初便为这门学科注入一种强烈的宗教关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库利的思想图示并没有切断人生而所被给予的传统、历史与文化，更没有因此而陷入心灵的封闭和狭隘，“首属群体”所蕴含的美国清教乡镇共同体的民主理想能够被升华为一种对作为民主希望的美国社会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库利所展现的公民宗教的美国道路，既是一条人际交往和社会组织不断拓展的道路，也是个体的自我通过同情和想象的机制不断走向更大精神整体的道路，更是公民之间相互协作以创造一种新型民主生活艺术并共同走向伟大生活的道路。

纵观库利的成长经历及其在思想上对“进步时代”美国文明转型的回应，这种宗教般的“家国情怀”给予了他作为“进步时代”社会学家的一种独特魅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诺布尔（Noble，1958：104）所言：

他（库利）的作品既清晰又有魅力，它们既是随性的也是温暖的，既不复杂也不沉重，它们不是社会科学，而是社会布道。库利的文本带有强烈的个人痕迹影响，其中的案例总是会返回到写作者自身，因此，当本人由此实现自我救赎时，他也为读者提供了救赎。

结论与讨论

杜威和米德作为美国“进步时代”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无论是在美国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传统中，还是在欧陆的社会理论传统中，都得到充分的重视以及思想的延续更新。但同时期作为美国建制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库利的社会思想一直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谱系中不愠不火。或许，这的确与库利散文式的书写风格与强烈的美国情怀有一定关联。然而，通过对既有研究所揭示的“思想史的多重形象”的呈现，我们得以有机会深入认识在美国“进步时代”革故鼎新之际库利社会思想的独特价值。因此，本文尝试以“首属群体”和“民主理想”两个核心概念来串联《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的“库利三部曲”，以领会其社会思想的实质意涵。事实上，“社会性个体”或“社会自我”是整个“进步时代”美国知识界以社会心理学的形式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人性论和社会观的思想重构的核心命题（杨勇、肖永虹，2022），而杜威、米德、库利等正是这场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Sklansky，2002）。然而，库利所想象的“社会性个体”并不表现为杜威式的“一个将有见识的行动而非保存某种既定文化价值视为终极兴趣的行动者”（王利平、赵启琛，2022），也不表现为米德式的“能动的创造者”（赵立玮，2017b），而是表现为既在与他人的同情式交往中拓展自身的社会生命，又通过想象的力量不断走向伟大的传统与理想，通过这个交互过程以实现自我与更大的社会精神整体融为一体的人格形象。库利思想下个体自我的成长过程呈现了一种美国式的“家国情怀”。在首属群体孕育“民主理想”，在学校教育中转化为崇高的“母校情结”，经由公共舆论拓展为“组织化的民主社会”，并在国际社会的涌现中升华为成熟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达到一种宗教性的完满（如图1所示）。因此，在既有思想史研究所揭示的多重库利形象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库利思想中的“家国情怀”是根植于美国的公民宗教传统。通过同情、想象和交往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库利实现了对美国公民宗教思想图示的更新。库利笔下的美国人拥有能够融入有机的社会整体与并始终朝向“民主理想”和“伟大生活”的人格，只有具备这种人格的行动者才能巩固和拓展由美国建国先贤和早期清教徒所确立的民主理想，并为走出“进步时代”社会大转型带来的“退化”问题，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奠定新的人性学说和社会组织化的基础。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库利面对美国“进步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乡村社区不断受到侵蚀，外来移民涌入引发族群冲突等社会实情，却依旧愿意相信只要首属群体尚存，美国人在走向未来进步大潮的过程中就始终是“有家可归”的。正因有本可溯，民主理想将拥有扩充生长的不竭动力而升华为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精神，个体的自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扩充和成长。因此，库利对美国公民宗教拓展的思想图示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一定的亲和性。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作为社会学家身份的库利的著作和思想就已为时人所知，“燕京学派”的林耀华、社会学“学院派”的孙本文等都对库利的思想进行了引介（高海波、刘兰珍，2013）。就时局而言，库利对首属群体及传统乡镇共同体的重视正好切合了民国时期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库利的传播理论在当时正谋求社会整合与国家统一的近代社会学人中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回顾和体会库利社会思想的价值，其实也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否重新进入社会学前辈的思想世界，并就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转型问题找到思想传承与更新的灵感。以林耀华（2000）为例，在燕京大学就读本科期间，他就深受库利的个体与社会不可分离的社会观、同情内省的社会科学认识论以及重视文学、传记和生命史的研究方法等的影响。正如库利（2000：340）所言，“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比一般的观察更全面丰富的感知生活这场戏剧”，并在通过对社会的研究中获得“一种以博大、镇定的态度看待人类生活发展的能力、一种看出生活中所具有的完美的统一和美好事物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林耀华《金翼》的写作恰恰与库利的“体验主义”和“生命传记法”相契合。通过叙述个体、家庭、宗族、地方乃至国家的兴衰，林耀华尝试透视中国人在整个现代转型的命运之下依旧顽强的社会生命，以文学式的想象力与社会科学的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去体会和感受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韧性来源之所在（渠敬东，2019）。

从历史反观现实，“二战”之后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现代化浪潮，昔日的乡村早已变成了大农场，美国成为真正的都市国家，并逐步成为“全球帝国”，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自治，库利文中的首属群体都已式微，美国人发出了“乡下人的悲歌”的慨叹，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库利设想的“社会自我”成长路径中所寄予厚望的美国民主理想。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需直面“乡土中国”的转型，“家国一体”的社会想象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础性的民情结构，并在不断地老树发新芽（肖瑛，2020；周飞舟，2021）。正如费孝通（2018：38）所谈到的，来到美国的华侨“出外是个手段，不是目的”，因为“我们这片大陆尽管够荒瘠，够黑暗，但是还不失其温暖，还是有个‘家’。海外的华侨心心念念着祖国，使他们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成了中国经济中平衡世界贸易的支持者”。正是因为人人心中都饱含着对家人和故乡的眷念，爱国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在中国文明的思想图示中，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个体人格的成长完善与孕育其社会生命的家国天下之盛衰命运之间具有相伴而生的亲缘性。如前文所述，库利笔下贯穿首属群体到爱国主义的民主理想带有公民宗教传统中的福音想象，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要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家国情怀”体验中所根植的人性与文明的基础。近年来，社会学界已经日益重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对家国关系的思考。沿着费孝通等前辈学人开辟的方向，将差序格局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我”扩充为文化自觉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大我”，使学以成人的家国情怀扎根于仁义之心的源头活水，我们才有机会在返本开新与开放包容的精神下想象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未来。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

排版：严航

新媒体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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