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人的独特处境”专题 |【肖永虹】从忧郁个体到伟大心灵：威廉 · 詹姆斯实用主义的个体宗教观

文化 2024-07-04 16:30 北京

“现代性与人的独特处境”专题

从忧郁个体到伟大心灵：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的个体宗教观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肖永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4年第3期

摘要：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开启的个体宗教转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公民宗教传统的重建。本文尝试从思想史的争讼出发，讨论詹姆斯的宗教功能论重构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的独特方法及其与美国公民宗教传统的复杂关联。詹姆斯的个体宗教研究从忧郁个体的问题入手，通过剖析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忧郁，在现代个体的心灵问题与救赎宗教传统之间建立了关联，并以重新诠释救赎经验来寻找能够解放狭隘人格的生命意蕴和情感力量。在詹姆斯看来，个体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具身化体认才是激活现代民主神圣性的机制。阐明这一重新创造的神圣性传统，不仅有助于我们在道德生活中检视现代忧郁个体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新的动力学——在日常生活中关切同胞生活苦乐的道德实践。

引言

在世俗化的背景下，公民宗教是激活社会神圣性的主要形式。在理论谱系中，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卢梭、涂尔干和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在历史经验层面，公民宗教植根于美国利用清教的信仰和教义进行民主与共和建制的实践。托克维尔（2013：52）在考察美国最初的政治建制条件时指出，“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神的戒命”。与神订立盟约的清教观念不仅在移民内心中形成了一种自我道德约束，而且为共同体的生活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宗教维度。公民宗教在形成过程中利用了清教的理论，但是在形成之后，它就获得了独立于历史上基督教信仰的自主性，成为民主共同体及其成员信守的神圣道德规范（Bellah，1967；汲喆，2011）。如果崇尚个体权利的民主实践丧失了这种神圣性的维度，不仅个体可能会陷入一种道德唯我主义，社会和国家也将面临内在分裂的危险（Durkheim，1973：55）。

然而，从公民宗教的现代传统出发，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导致的个体宗教转向引来了涂尔干及其后继者的诸多悲观看法。在他们看来，这一转向似乎存在破坏社会的神圣性维度的极大风险。其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宗教现象的研究引起了许多欧洲思想家的关注。

詹姆斯是美国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同时代美国思想家中知识探索面向最丰富的一位（Dewey，1946：379）。能够引起跨大西洋的关注，最初是因为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一书。在这部经典著作中，詹姆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基础，意识不再如斯宾塞所说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而是首先服务于有机体在环境之中的生命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形成自身的兴趣和目标，成为人格统一性的基础（詹姆斯，2017a：4-6）。个体在生命活动中发展出来的“精神自我”作为所有实践兴趣的发源地，是统合物质自我和社会自我的中心（詹姆斯，2017a：230）。

面对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引起的科学与信仰之争，詹姆斯一直在尝试论证在人性的自然根基上二者是可以共存的（Joas，2000：38-39）。虽然他对宗教问题的讨论晚于他的心理学和哲学思考，但推动这一切工作的核心动力事实上都是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关怀。这种关怀使得他必须要重新理解人性、科学和哲学的运作方式以包容宗教信仰的存在（尚新建，2002：82）。1897年出版的《信仰意志和其他大众哲学论文》（以下简称《信仰意志》）和1901-1902年的吉福德讲座，即后来出版的《宗教经验种种：一个关于人性的研究》（以下简称《宗教经验种种》），构成了詹姆斯宗教研究的核心文本。

19世纪末的知识和文化氛围已然陷入一种分裂状态，这是詹姆斯关切宗教问题的出发点。由斯宾塞和达尔文负责代言的科学方法只着眼于现世的兴衰苦乐，把人限制在个体理性能够触及的日常世界内。在这一处境中，“生活意义的由来”和“生命是否值得一过”这样关乎生存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当科学理性全面渗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世俗生活时，现代个体难以摆脱压抑和忧郁的人格状态。詹姆斯本人在青年时期也深受这种精神疾病的困扰，因此，他始终致力于突破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边界，探索个体生存的意义，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寻找支撑。当转向宗教经验和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时，詹姆斯（2017b：29-30）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宗教信仰如何能够成为个人生存体验和人生实践的构成部分。这是他以宗教经验为支点对各种宗教现象展开研究的初衷。

詹姆斯的宗教研究之所以富有争议，首先是因为他界定宗教在现代社会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方式，他的做法也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称为“复魅”（King，2014：53），以和韦伯的“祛魅”命题进行对话。在詹姆斯的众多批评者和对话者中，韦伯和特洛尔奇是对他的新方向持理解态度的欧洲思想家。韦伯（2010：256）称詹姆斯为“清教故里那种思想世界所孕生的纯正果子”，因为他的宗教研究仍然以生活实践为宗教最重要的维度。特洛尔奇（Troeltsch，1912）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指出，在詹姆斯对各种宗教经验的考察中，宗教的理性化和社会化图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日常化和具身化的信仰—理想生活实践。

但还是有更多的批评指向詹姆斯的“个人宗教”研究取向。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2011：578）率先与詹姆斯对关于“神圣性”的定义展开争夺。詹姆斯（2017b：32）提出了“个人宗教”的实用主义界定，他认为宗教经验就是个人面对神圣对象时独自产生的感受、行动和经验。对信仰者来说，神圣者的存在证明就是它在生活中的“实际效力”（詹姆斯，2017b：510）。而在涂尔干（2000:105）看来，这样的理解没有看到对个人发生影响的道德力根基是神圣的社会，因此将会带来“多神论”的后果。沿着涂尔干的思路，查尔斯·泰勒认为詹姆斯预先描绘了新阶段的宗教生活，在公民宗教的时代过去后，新阶段的宗教生活以个人的内在精神体验为中心，这种灵性体验不需要依赖教会生活，也不需要进一步和个人对族群、国家或阶级的归属感建立关联（Taylor，2002：111-112）。

目前来看，许多学者的研究或是只注意到詹姆斯把宗教私人化和功利化（Rorty，1997），或是只注意到他允许多样的宗教实践形式（Fontinell，1999）。在所有检讨中，研究者都习惯性地忽视了个人宗教内在包含的超越性与社会性维度的关系以及个人宗教与道德生活实践的关系，由此也错失了个人宗教对于现代民主生活的独特意义。

实用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兴起于内战后的美国，即杜威所说的民主的“重建时代”，其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重建民主的社会伦理基础（Dewey，1971：96），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直接威胁了清教提供的社会伦理基础。当清教关于罪与救赎的一套讲法被驯化为驱动工业系统所需要的节制、勤勉和效率时，公民宗教也迎来了理论与神学上的危机（贝拉，2016:103-105）。为了驾驭一个正在快速变迁的社会，杜威和米德等实用主义思想家搁置了对救赎知识的探讨，把重心放在了培养行动者转变社会的智慧和行动能力上，他们的社会理想兼具谋求进步和颠覆秩序的意味（王利平、赵启琛，2022）。只有詹姆斯看到了宗教内含的救赎问题之于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约阿斯，2017：197-198），他以现代个体的精神需要和道德生活困境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救赎问题，在宗教经验中找寻维持个体生活与社会生存的意义根基。从这一问题视野出发，詹姆斯的个人宗教是对公民宗教传统的创造性重建。

因此，本文接下来的工作是重建詹姆斯对个人宗教经验的研究，构建个人宗教与民主社会道德生活之关联。首先，本文会考察詹姆斯对忧郁个体问题的剖析。在他看来，个人宗教经验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忧郁的体验，最完整的宗教是悲观主义的要素得到最完善发展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只有从忧郁问题入手，才能把握现代个体道德生活所需要的超越性维度。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个体必须重启对自我灵魂和人格的内在深度的探寻，以孕育个体的良善人格，提升精神性追求，促使其追寻更伟大的道德理想，进而避免社会转向单一的功利主义价值。其次，本文试图指出詹姆斯对宗教功能论的讨论比此前思想家所把握的要复杂。在卢梭—涂尔干影响下的公民宗教传统中，具有神圣性的道德规范和共识是借助外在权威灌注于个体之中的。詹姆斯则从个人宗教经验中的皈依问题入手，从皈依与救赎的个人经历中把握神圣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意涵，认为当救赎经验带来个体对人之共同命运的体认时，就会产生一种体察和同情同胞生活的公民实践。

忧郁与现代个体的人格问题

忧郁在欧洲有漫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希波克拉底学派对忧郁的成因和主要症状的认识。从词源上看，“忧郁”（melanchol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malaina chole”，即黑胆汁，这种体液主导人体时会引起失望和恐惧的情绪。到了文艺复兴晚期，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已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他在《忧郁的解剖》中把“忧郁”视为政治病与社会病（杨周翰，2016：85）。在16、17世纪之交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忧郁俨然是流行于文人学者之间的一种“世纪病”。这一潮流一直渗透到大革命后浪漫派的文学创作主题中。进入维多利亚时期后，忧郁成为市民阶级常见的心理状态，常常和神经性疾病联系在一起，因此逐渐被纳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分析之中（劳勒，2020：43-95）。

詹姆斯对考察忧郁心理的兴趣首先源于他的切身经历。自青年时起，他就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笼罩在一种“徘徊不定的忧郁”中。他曾感慨，与荷马时代的英雄相比，现代人实在过分沉湎于与现实不相称的想象中而缺少那种“建设性的激情”（Richardson，2007：92-93）。

为何现代个体难以摆脱忧郁体验？忧郁与现代文化和社会状态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在和自己的忧郁作斗争的过程中，詹姆斯亲身体会到忧郁是一种破坏道德生活的心理状态，但他并未止步于说这是新教伦理固有的“不抱幻想的、悲观的个体主义”（韦伯，2010：83），而是进一步解释了忧郁心态背后尚未得到正面回应的个体生存意义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问题。这一带有解释和批判意味的过程是詹姆斯建构个体宗教的关键环节。

（一）忧郁的根源：从个人忧虑到普遍的命运关切

在维多利亚时代，治疗忧郁的方法常常和宗教实践联系在一起，因为受新教影响的中产阶层逐渐认为是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枷锁造成了精神疾病，而治疗忧郁就是要摆脱从前精神上受到的压抑，恢复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19世纪初，一场影响了大众生活的“新思想运动”从英国蔓延到美国，詹姆斯（2017b：97）把它纳入到“医心运动”的队列里。医心派主要利用信仰和冥想等方式唤起健康的情感力量，以帮助病患恢复身体和精神健康。在詹姆斯（2017b：98）看来，这种信仰治疗法是美国宗教实践独特的贡献，产生了值得肯定的“道德成果”。医心派发现了现代人的人格问题，试图转移现代个体对于身外之物的关注，唤回灵魂的神圣体验，以此来解决现代个体的忧郁。

在医心派看来，“惧念”（詹姆斯，2017b：100）是人堕落的标志，因而也是神圣治疗的对象。所谓“惧念”，实际上就是指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会不断产生焦虑。人们对疾病的担忧从童年持续到老年；因为时刻要提防死亡的威胁，又产生了对食物、气候和生活习惯的疑虑；恐惧痛苦本身，所以害怕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例如失去财产和遭遇抢劫等。这些焦虑的联想本质上是一种抑制性的心智习惯，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恐吓的心理效果，把人变得畏畏缩缩，丧失道德能力。医心派试图捕捉现代人脆弱的心理状态，发展出一种能够克服这种心理的神圣性经验。

医心派的宗教经验是一种非常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践，它继承了启蒙运动中对于人性可改善的乐观态度，以人性的进步为宗教思考的目标，尝试针对生活中具体的“恶”进行矫正。在詹姆斯看来，医心派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握到了现代人充满紧张焦虑的心态，并利用人们内在对神之善的冥想来引导其放松，以心态的健康来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它的精神冥想进一步扩展了从路德宗到卫理宗的神秘主义实践，在个体身上实现了神圣与凡俗的精神沟通。这个过程的关键就在于不去调动个人意志的力量，而只顺从和依靠神圣本原的精神支持，激发精神活力去积极行善。

但詹姆斯（2017b：141）同时也看到了医心派固有的缺陷，即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心灵之苦的根源。他们只一味地呼吁人“要振作起来”，只强调生活健康美好的东西，而不关心人类命运中内在的不完善、不健康、不幸福和缺乏安全保障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医心派的宗教思想和实践恰好就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的原型（贝拉等，1991：179-181），因为它很容易退化成纯粹中产阶级的安慰剂，只关心私人生活的安宁健康。

极端病态的心灵中存在一种医心派所忽视的个人经验，即个人完全陷入不幸之中的经验，他们“彻底遗忘了自然之善”和“对自然之善的感受”，最终抵达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詹姆斯，2017b：146）。在詹姆斯看来，这种经验能够触发现代个体对神圣对象的体验和对更高的道德理想的追求。病态忧郁者和能够维持健康心态的普通人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不满足于个人生活中一时的得失和幸或不幸。在心态健康的普通人那里，即便产生了对于疾病、失败和痛苦的感受，这种感受也不会占领整个心灵，一有机会，积极的想法就会重新燃起个人对生活的希望，使其满足于暂时幸福美好的生活。病态忧郁者则会体认到尘世生活内在的无意义和无价值，他们对于自然生活的脆弱环节异常敏感，在他们眼里，“世上的成功经验是如此没有保障，以至于根本无法提供任何稳固牢靠的依托。生活犹如一条锁链，一环薄弱，全链不牢”（詹姆斯，2017b：137）。换言之，病态忧郁者不会庆幸自己暂时没有遭遇厄运，因为他们深切体会到，在自然的意义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同样脆弱的。有了这种脆弱感知之后，理性的思考会彻底清除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意义感，劳动、财富、名誉、青春和健康都是会消逝的事物，因此也是毫无价值的。

在这个意义上，病态忧郁者对生活无意义和自我无价值的体会导向了一种柔软的心境（詹姆斯，2017b：152），这种心境很接近于卢梭所说的同情之心。人在遭受苦难时很自然会产生抱怨，受伤害时会感到怨恨，这是因为人在自然意义上是自爱的，只关心跟自己生存有关的事物。这会逐渐发展为一种强硬的个性（James，1983：358），使得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生存界限。但病态忧郁者却通过对命运的体会打破了唯我的高墙，进入一种对共同命运有所感知的柔软心境。

一方面，病态忧郁者对命运的沉思剥离了事物对个体的情感价值，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掺杂任何个人偏好的世界，不存在任何事物只要标上了“自己的”标签就显得特别有价值的情况（詹姆斯，2017a：226）。另一方面，病态忧郁者也会对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有更深的认识。一般来说，只要一个人觉得可以凭借努力做成某些事情，自然就会很自立，不需要依靠他人，而且哪怕世上最成功的人都可能有无法实现的理想抱负，这也并不必然让个人产生对超出自己的外部力量的内在需要。只有在病态心灵那里，失败会带来一种对自我的不称职、错误和挫折的强烈意识（詹姆斯，2017b：140），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错，同时又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纠正错误的能力，最终不得不抛弃那种依靠自己来战胜世间所有困难的强硬态度。

由此可见，病态忧郁的根源最终在于人心对普遍命运的体认，而这种体认又会通过打破强硬的自我关注和行事态度来抵达一种柔软心境。詹姆斯试图以此理解人类心灵史上的各种变化，从而把握现代个体的精神性所处的位置。荷马时代的英雄代表了健康心态，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发生的厄运，而到了伊壁鸠鲁和斯多各哲学那里，人们却只能以克制个人的欲望或者忍受命运来抵抗自然生活中的不幸（詹姆斯，2017b：145）。基督教则已经完全不承认有朽的自然生活的价值，个人在此世生活中背负着强烈的罪恶感，因而产生了超越此世生活以彻底清除罪恶的精神需要。与之相对，在现代科学和进化论改造过的心灵世界里，自然生活重新恢复了价值，但人类命运的远景还是灰暗的，“人类的地位类似于一群人在冰湖上生活，四周矗立着悬崖峭壁，无处可逃”（詹姆斯，2017b：143）。

在詹姆斯（2017b：165）看来，现代个体的命运前景仍然是悲观的，因为进化论始终没有直面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和生存意义的问题，而且还把个人抛给了残酷且毫无希望的生存竞争。进化论奠定了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悲观世界图景，资本主义时代的市民生活则加剧了这个图景的残酷性，因为个体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并且只能依靠自己去应付生存斗争。这一现代变局带来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忧郁体验。在神圣性隐退之后的世俗生活中，个体的自我陷入了一种向内收缩的状态，个人在生活中要么只考虑应付眼前的生存斗争，要么无法超越不断贬低自我和生活价值的精神阶段。

因此，詹姆斯认为，从根本上看，纯自然意义上的物质进步前景无法为市民阶层的内在焦虑和精神虚无状态提供解决之道，现代个体对忧郁的体验源于无法体现终极命运关怀的世俗生活，个体灵魂所需要的超越性维度没有具现于市民生活之中。因此，他将宗教经验中最核心的救赎问题带回了社会理论的视域，想要通过探寻病态灵魂的救赎来扩充现代个体的人格，孕育伟大的道德理想。这是詹姆斯的“个人宗教”提法的最要害之处。救赎首先是对现代个体的分裂人格和道德生活困境的救赎，只有这种救赎才能给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带来具有神圣性的道德理想，破除个体与社会对立的困境。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进入詹姆斯对病态忧郁者的人格分裂问题的剖析。这个剖析进一步揭示了现代个体灵魂的内在困境及其对现代道德生活的影响。詹姆斯看到现代个体的精神自我问题与基督教传统以及近代发展出来的新教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他借助基督徒的经验来映照现代个体的人格问题，并通过心理学分析让人格分裂的问题变得更为明晰。

（二）现代道德生活的困境：自我分裂的人格

一方面，詹姆斯肯定了病态忧郁者对灵魂内在深度的探寻，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其背后还包含着严重的人格分裂问题，而基督教传统的发育和这种分裂的人格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督徒身上有一种和现代自我同构的精神病态症状，自我的内在世界充斥着不安全感、不完善感、罪感乃至对来世的焦虑，而与肉身相联系的生命和外部世界的价值则被贬低。詹姆斯的这个诊断看起来非常接近尼采的逻辑。尼采（2012：131-132）认为，基督教把同情即共同受苦看成道德的基础，因而产生了一种否定生命的倾向，这种压抑倾向一直累积到现代西方文学和艺术中，从托尔斯泰到瓦格纳都在宣扬这种道德。但与尼采不同的是，詹姆斯（James，1992b：493-494）看到否定生命者和自我挣扎者的身上可以突生出对有限的自我的超越，也即对只关心个人一时境遇的自我的超越，这是重建现代道德生活的起点。他以基督徒和作为现代文明人之典型的托尔斯泰为案例，运用心理学的语言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

在奥古斯丁身上，詹姆斯（2017b：173）发现了一种内部发生斗争的自我状态：朝向上帝的意志与肉体的意志相互竞争，顺从于上帝的爱总是会被自身的情欲所否定。意志和自我的处境一样是分裂的，既不能站在上帝的一边，也不能站在所谓“病态的情欲”一边。而在《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和美国福音传教士亨利·阿兰（Henry Allie）那里，詹姆斯看到自我的内心斗争已经高度日常化了。就像韦伯（2010：108）所说，清教徒已经把自古以来神的簿记推到了极端，力求要在所有的生活细节里看到神的手指，以此探知自我的命运。詹姆斯（2017b：159）直接援引了班扬在自传里对这种内在斗争状态的陈述：“罪恶和腐败自然地从我心中涌出，就像泉水从泉眼涌出一样。我宁愿和任何人换心。我想只有恶魔的心与我旗鼓相当，内心充满了邪恶与污浊。我想我确实被上帝抛弃了。”按照班扬的叙述，《圣经》里的文字时刻会以半幻觉的形式闯入他的日常生活，让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错误的内在动机，最终，自我完全深陷在极度绝望之中，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他一直苦苦追寻的上帝所抛弃。在阿兰那里也有类似的日常斗争，一方面，他很渴望无害的享乐，和年轻人一起消遣，享受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在消遣中，他又感觉到自己的堕落，希望摆脱这种交往，一次次做出承诺要克服这些诱惑，但只要音乐响起，杯酒下肚，他就会忘乎所以，把这些承诺抛在脑后（詹姆斯，2017b：174-176），而当享乐结束后，负罪感又会再次到来，折磨他的内心。

毫无疑问，基督徒的良心是极度敏感的，但强烈的道德感迟迟未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反而成了内心的罪恶感。詹姆斯（2017b：198）对此进行了心理学的剖析：从自然上说，人的本能、欲望、兴趣和情感会逐渐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习惯的能量中心，这个中心也可以称为“意愿”，它具有发起行动的功效，并且能够重新安排人格的内部秩序，可以视作支撑个体道德生活的“精神自我”。然而，充满罪感的基督徒以自我否定为能量的中心，深重的罪感占据了意识的中心，肉体的欢愉、家庭的乐趣以及社交享受遭到了心理上的抵制，但超越这种对抗的新“理想”还只是朦胧的（詹姆斯，2017b：210），没有发出肯定的声音，促成改变生活的行动，重新形成身心秩序。从奥古斯丁到班扬、亨利·阿兰，他们无法摆脱内在的罪感是因为更高的情感和冲动此时还缺乏爆发力，欠缺“发动的性质”（詹姆斯，2017b：174）。也就是说，基督徒的道德战场发生在内心之中，这场战斗关乎“高级情感和冲动”与“低级情感”之间的斗争，它们彼此否定，最终结果是抑制性的冲动占领上风，让人无所作为。

经过这一番分析，詹姆斯实际上重新解释了救赎宗教传统中的“罪恶”问题。更确切地说，他将罪的问题推进到了人格内在的精神秩序问题，进一步建立起了救赎宗教传统与现代个体灵魂经验的关联。

如果说基督徒有着比常人更为深重的罪感，那是因为他们有扩展自我和生活的深层需要，他们的关切已经从自我保存和社会自尊扩展到了处在意识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之外的更高理想（上帝）。他们的痛苦也源于在反思罪恶的不安中无法超越有限的自我经验，从而产生了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救赎渴望。詹姆斯看到，正是这种经验与视野的有限性导致了自我分裂，任何道德要求如果只能停留在抑制人的本能倾向和让人感受到内心的痛苦上，而不能促成人去支持它和热切地实践它，就无法产生现实的道德效果。此时，个体只能徘徊在无法成为现实的理想和道德要求边缘，不断贬低自我的价值，甚至于弃绝生命。因此，只有超脱自我的有限性并且从自我之外获取实在的启示和效力，才能完成自我的统一。

在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剖析中，詹姆斯看到对于自我和生命价值的有限性的反思还会让人彻底否定外在生活的价值。就像韦伯（2018：20-21）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中对托尔斯泰作品所做的总结一样，他的文学一直在思考“死亡到底是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现象”这个问题。詹姆斯（2017b：155）同样也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生活在遭受“无意义”的困扰，他节选了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的段落来呈现这一困扰：“一个人只有醉了，醉心于生活，才能生活；但是，一旦清醒，便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欺骗”。这个片段里所谈及的“清醒”指的就是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只是“表面上”很美好的生活，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死亡终将到来。托尔斯泰一直追问的是：“生活中有什么目标是等待我的那个无法逃避的死亡不能消除，不能摧毁的？”（詹姆斯，2017b：156）

在詹姆斯笔下，托尔斯泰是杰出的圣徒，他有着比常人更柔软的心境，对人之为人的共同命运和生活的意义有更迫切的追问。他的精神病态首先开始于对生活的“冷眼旁观”，即进入到一种在生活之外评判其价值的状态。因此，虽然拥有美满的家庭、财产、名声，但这些都无法激发他的情感能量，他无法兴奋地投入这些事情，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出生活更丰富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和那时许多患有“快感缺失症”（anhedonia）（詹姆斯，2017b：147）的人一样，对他们来说，人在有限的此世生活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随时被抛在身后，“世界”孤零零地存在着，跟个人毫无关系。在詹姆斯看来，托尔斯泰在理性层面上追问生活的意义，却陷入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分裂的痛苦之中。而理性本身无法弥合这个分裂，因为从逻辑上说，既然生活的终点就是死亡，那么，有限的生命以及围绕着这种有限性所发起的追问从一开始不就是没有意义的吗？这种悬置自然生活的反思抑制了自然本能和投入世界的热情，所以无法给出真正的答案。

总的来看，詹姆斯对基督徒和托尔斯泰的分析揭示出现代个体的自我分裂源自于无法超越有限的生活目标和识见。个体意识停留在自我和外在世界的不完善、错误以及罪过之中，却没有清晰的目标和情感能量来突破这种有限性。因此，纯粹外在的道德要求无法在个体身上产生效果，反而变成一种纪律管控，让人内心感到痛苦却又不能主动地在行动和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在詹姆斯（James，1992a：601）看来，道德要求必须成为个人近乎本能地感兴趣并自发去追求的道德理想，否则只会制造出更多受人格分裂之苦而道德上无能的个人。至此，我们可以说詹姆斯对救赎宗教的传统做了一种新的建构性的工作，他从个体自我与生活关系的维度出发，看到了历史上的救赎宗教问题与现代个体灵魂的连接点，也就是超越带有虚无性的尘世生活并沉溺于个体有限价值的自我。

既然道德教化本身无力让个体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无法创造出尘世生活的永恒价值，那么宗教信仰又将如何给有限的个体带去救赎呢？这种救赎的意义和效果是什么呢？面对现代个体的心灵困境，詹姆斯进一步探索了宗教之于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功能。接下来的分析将会展现詹姆斯对救赎宗教传统所做的进一步推进，他的宗教功能论从诠释神圣的救赎经验出发，在遭遇灵魂困境和自我分裂的个体身上，把宗教的神圣性与世俗的道德生活连接了起来。

宗教功能论

与神圣性的现代意涵

在进入“诸宗教的科学”这一研究领域之初，詹姆斯（2017b：6-7）就借用新康德主义的术语澄清了自己关心的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用研究事物的实在性质的方法来研究宗教经验，把宗教现象理解为有自然原因的历史事实；第二类问题是用研究事物的意义或价值的方法来研究宗教实践，对宗教实践做出价值判断。但詹姆斯不想继续类似德国圣经批评学所做的工作，在《宗教经验种种》以及更早的《信仰意志》这本文集里，他研究和批判的都不是《圣经》，而是圣徒的宗教实践。他模仿康德的用语称之为“纯粹圣徒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saintliness）。从信仰与生活的关系维度来看，“圣徒状态”就是神圣性最完全的体现，圣徒真正超越了病态灵魂的怀疑状态，实现了皈依，圣徒的实践似乎就是渴望获得救赎的心灵结出来的道德果实，能够连接起信仰与道德。

然而，纯就圣徒的实践来讨论“神圣性”确实难以辨别救赎的真假，在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里，我们如何能够辨认出真正的“圣徒状态”呢？如果我们回忆起韦伯（2018：59）在《科学作为天职》那篇演讲里的警告，就会知道他早已说过，在除魔的时代，最不缺少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假先知。詹姆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抛开了神学对宗教的存在秩序和伦理原则的规范之后，开启为“神圣性”的存在秩序和道德原则提供新的规范的探索性工作。这时，他把目光对准了历史上的“圣徒状态”，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

我尝试用常识来检视圣徒状态，用人类的标准去决定到底宗教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理想的人类活动的赞同？如果它本身能够得到赞同，那么任何鼓励这种宗教生活的神学信仰也是经得住考验的。否则它们就是不可信的。而这一切都只关系到人类的行事原则。这个原则只会消灭那些不适于人类的事物，留下那些最适合于人类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将之运用到我们的宗教信仰上。（詹姆斯，2017b：331）

价值判断的基础不在一个绝对的主体身上，而在于常识和人类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本身会随着人类生活的需要而发生改变。由此，詹姆斯对于宗教信仰进行了一种实用化处理，他实际上取消了上帝作为绝对的存在凌驾于世界和人类经验之上的观点，转而把信仰给人提供的对整体生活的指引和激励放在首位，这是他的宗教功能论的核心。经过这样的转化，传统的一神论上帝就变成了“有限的上帝”，不可能独立于人生存在世的经验。人与神明之间有一种亲密如伴侣一般的关系，彼此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沟通，人可以将心中的苦难对神明倾诉，宗教的出世与入世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但同时，詹姆斯对救赎宗教传统的转化工作还产生了很多有待诠释的问题。例如，神圣体验本身如何能够维持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而不导向弃世？神明对人的生活指引和激励指向了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说现代人无法接受古代圣徒所追求的理想目标，那么现代的圣徒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个性和行动理想？

首先，在信徒身上，人与神明的亲密关系是通过真正的皈依体验来实现的。詹姆斯（2017b：372-374、401）强调，皈依的体验是一种神秘经验，这种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可知性”，即创生出了日常未曾体验过的无穷意蕴和真理的权威性，但无法用指示有形事物的语言向他人传达。艺术和哲学的真理都源自这种神秘经验。在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体系中，神秘经验可以通过修行的方式来培育。

詹姆斯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描述神秘经验本身，但可以通过诠释有神秘体验者的经验来理解其效应。在神秘体验者身上，这种经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对个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扩展。所以詹姆斯不加区别地引用修行者的说明，并尝试勾勒出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比如印度教中通过瑜伽来修行的“三昧”就具有神秘特征。

瑜伽的一切步骤，旨在用科学的方法把我们引入那个超意识状态，即三昧。……无意识的活动在意识之下，同理，另有一种活动在意识之上，也没有自我的感受相伴随。……没有我（I）的感受，但心灵仍在活动，无欲望，无不安，无对象，无形体。于是真理放射出她的全部光辉，我们认识了自己——因为三昧潜伏于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的真吾，自由，不朽，万能，脱离有限以及善恶对立。（詹姆斯，2017b：395）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在许多基督教圣徒的身上发现，比如圣特蕾莎通过祈祷的方式达到了与上帝感通的经验：“在进入出神状态之前，灵魂经常软弱无力，为可怕的痛苦所折磨，但是从出神状态苏醒后，灵魂却变得十分健康，积极活跃。……这时我们的内心萌发了众多承诺和伟大的英雄气概，还有高傲的欲望和对尘俗的恐惧，并且还能清楚地感知到我们本来就是虚无。……灵魂被提升到高峰之巅，俯瞰脚下尘世的一切，那里没有哪个能够将她征服。如此，还有什么帝国比得上灵魂的帝国呢？灵魂对以前的执着多么羞愧呀！她对自己的盲目多么惊愕呀！她对现在依然为黑暗所包围的人们倾注了多大的怜悯呀！”（詹姆斯，2017b：410）

不难看出，在以上这些引述中，詹姆斯已经融入了自己对于神秘经验的解释。在神秘经验之中，个人的意志通常是失效的，人们感觉自己被更高的力量所控制，情愿顺从而不是抵抗。这种控制的效果是改变主体的内心生活，信徒从日常意识进入神秘状态就是从生命的匮乏感到丰盈感，从狭隘到宽广，从不安到安宁。这种体验上的变化呈现为一种可以激发内心对世间万事万物和人生一切际遇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占有欲意义上的生命进取态度，而是带着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万事万物和一切际遇带来的体验或行动机会。正因为人的边界感在神秘体验中被彻底打破，人才突破了渴望占有一切的唯我主义。自我融化在无边无际的实在整体中，不再在自我与他人或他物之间做出差序性的区分。

救赎的意涵也在这种神圣经验中凸显出来。亲历者相信自己与一个更大、更广的实在有着密切的接续关系。一方面，他从自身内在与超凡存在的关系中获得安宁、勇气和力量，超脱了被病态心灵或习惯所框定的生活想象，超脱了一切对立的范畴来看待世间诸相。这是救赎带来的“出世”的一面，指向了同情和宽恕等舒展性的道德情感。但另一方面，救赎还有“入世”的实践面向，也就是人对神圣力量的回馈。获得救赎的经历者突破了有限的自我及其种种需求，有可能在时机到来时挑战和改变世界既存的道德秩序。

经过这番阐释，詹姆斯重新整理了信仰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信仰可以让人以最强盛的生命活力去追求道德目标。信仰和纯粹的道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给道德生活增添了一种更高的情感维度，“在道德只能尽其最大努力来顺从的地方，宗教却能够热烈地拥护，不需要人再进行斗争了”（詹姆斯，2017b：50）。

在詹姆斯看来，托尔斯泰以“平民化宗教”例证了信仰内在包含的生命意蕴，给个体带来了新的生命体悟，激发了新的道德情感，展现了现代圣徒的品性（James，1983：157）。对托尔斯泰而言，生命的无意义感本质上是因为他和他所属的社会上层生活充斥着谎言和虚荣，而他渴望能够摆脱这种只为彰显个人野心，充斥着贪婪、冲突和残忍的生活。詹姆斯（2017b：185）认为，托尔斯泰的沉思实际上已经表达了现代个体真实的生命需要：“如果人不相信他必须为着什么而活着，他根本就活不下去。无限的上帝，灵魂的神圣，人的行动与上帝的合一等观念，都是在人类思想无限隐秘的深层产生的。没有这些观念，就没有生活。”

文明化的现代个体需要找到让个人生活超越有限性的意义和价值，而引领托尔斯泰找到自己灵魂的“处所”和“使命”的是普通人在生活中对上帝的信仰体验。在强烈的宗教体验中，社会地位、智力的、文化的以及衣着打扮的差别，乃至一切人们引以为豪的专有之物都变得微不足道，人与人之间有更重要的共通之处，“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些特定的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运用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善良品质去战胜困难。所以勇气、忍耐和仁义一定是全部事业里最本质的部分”（James，1983：156）。托尔斯泰穿透他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看到普通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们面对命运起伏时的态度。圣徒的品性体现为普通人对劳动德性的坚持和对同胞的情谊，他们在信仰中理解生命的意义，并且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所以在命运带来的哪怕是最艰难的考验面前，他们依然坚持劳作，保持平静和坚毅，得享生命最完善的幸福。

对于忧郁的现代心灵而言，道德生活的战斗还在继续。詹姆斯认为，这场战斗首先需要以信仰来更新现代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人格，在神圣经验带来的救赎经历中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让爱与和谐成为自我感受的中心。“上帝”不再是超越于尘世之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造物主，而是渗入到人的日常道德生活奋斗之中，塑造着人的心性。与神圣存在的交谈互通才能给个体生活带来“非我的关切”，增强人对同胞的仁义之心、行动的耐力和勇气。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在道德生活中战胜那种永不餍足的自我呵护和内心无穷尽的惧念，以实际行动改善现世的道德秩序。

和托克维尔一样，詹姆斯也认为民主社会是最需要信仰来支撑其道德基础的。因此，在重新发现了救赎宗教对于生活在尘世之中的个体的重要价值之后，詹姆斯将救赎经历所激发的生命体悟融入对民主社会道德生活价值的重构之中。对于詹姆斯来说，带有救赎意义的公民实践才能重新激活民主生活的神圣性，在新的公民实践中才能解决现代个体因残酷的生存斗争而陷入的灵魂困境。接下来，本文将要沿着美国清教文化转型的线索，来看从救赎经验之中诞生的伟大灵魂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公民实践以激活民主生活的神圣性。

民主生活的神圣性之维：

从救赎体验到公民实践

随着传统宗教制度的衰落，不管是中世纪意义上的教会，还是早期基督教和新教意义上的教派，如今都已丧失了对世俗生活的规范性影响力。帕森斯和他的学生怀特在分析这一进程时指出，美国社会共同体不断地偏离了原初集中于被选者团体这一单一目标的正统加尔文主义模式（Parsons and White，2016：107-108）。曾经，清教对民主生活的指引奠基于上帝选民建设神圣共同体的模式，这个模式高度依赖个体、民族与作为绝对存在的上帝进行立约的行为。但遥不可及的上帝没有真正进入个体的生活之中，世俗性的权力欲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压倒了神圣的道德追求。

在这一世俗化进程中，詹姆斯对信仰的实用化定位能否重新创造民主社会共同生活的神圣性维度？获得了救赎经验的个体的道德奋斗如何指向集体的目标，奠定共同生活秩序的基础？无疑，韦伯和涂尔干等欧洲社会思想家对詹姆斯的核心质疑正体现在这些问题上。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詹姆斯如何把神圣个体的救赎体验与一种新的道德生活结合起来，以及理解救赎体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效果。

具体来看，首先，詹姆斯选择从现代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需求来重新阐释个体的神圣体验，这是他与欧洲宗教思想传统根本的分野。实用主义思想在知识论上不再追求绝对必然的真理，而更关心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中如何获得规范和有效的知识。所以，在宗教思想方面，詹姆斯寻求的是一种由行动证实为能够改善人们共同生活的知识（Rorty，1997），他真正关心的是有利于人类自我保存和共同生活的宗教经验的生长。在现代心灵的忧郁现象之中，詹姆斯看到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绝不是狭义的个体救赎，救赎的关切落在人类普遍的共同命运上，而非被选中的任一个体怎样才能免于命运的磨难。在带来救赎的神圣经验中，个体的视野从只关心一己得失的有限自我转向此前没有被意识到的广阔宇宙生境，从而能够超越对立的范畴来看待世间万物的变化以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詹姆斯认为，带来救赎的宗教经验会自然产生关怀同胞的道德奋斗。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关注在美国土壤中生根发芽的自然宗教传统，即从爱德华兹到爱默生和梭罗这一脉所起的效果。他认为，爱默生等人的作品传达出了一种“心胸宽阔的情感”和一种与天地间万事万物为友伴的心境（詹姆斯，2017b：278）。这正是他所看重的救赎性宗教经验，这种经验内在融通了信仰、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社会情感（詹姆斯，2017b：248-249、273-277），并孕育了仁爱、友爱、心地柔软等社会性情感。历史上的基督教总是把慈善和同胞爱与一种极端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因此往往是不顾同胞苦乐的享受狂热的自我牺牲。但詹姆斯（2017b：282）认为，在美国带有自然色彩的宗教经验里，同胞情谊作为一种道德理想追求，来自于人在自然生境中的生存体悟，并且能够贯通到人与同类相处时的道德生活中。慈善真正的要义是待同胞宽厚，即可以在共处和交流中体会他人努力奋斗背后的生命意义，进而能以友爱与仁义待人。

因此，在获得了救赎经验的个体身上可以激活仁爱和友爱等积极的道德情感，让个体主动地关心同胞的生活处境，关切同胞的生命意义，并且能够赋予个体能量、意志力和行动力去实现理想的道德实践。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道德奋斗在具体情境中总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但在神圣经验的引领下，道德理想的根本要义是对同胞生活有一种“同情的洞见”，能体察他人的生活处境和生存状态（James，1983：161）。因为有了这种洞见，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个人艰辛劳动和牺牲不仅可以让其自身得到救赎，还可以让其得到同胞对其理想的理解和尊重，起到一种榜样性的作用，引领其他人也走出狭隘冷漠的生活状态。因此，从这种救赎经验出发的道德理想指向了一种新的公民实践：一方面，个体始终保有劳动者的可贵德性，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打倒，有耐性与韧性来承受为道德理想而奋斗所遭遇的苦难；另一方面，个人的奋斗目标是改善同胞的生活。

具体到美国人的现实需要，詹姆斯认为，在阶级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美国社会，只有重新发展带有救赎意义的公民实践，才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凝聚共和国。这种救赎性的公民实践不仅在美国历史上有所体现，还应该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被重新激活。他指出，拓荒者曾在艰险的环境中开垦田地，圈养家畜，为家人谋取生计，这种艰辛劳动构成了拓荒者的生命意义（James，1983：134）。人们敬佩他们的艰辛劳动，因为其中包含了带来同胞生活实际改善的内在理想。这种理想可以是修缮自己的房屋、给家人制造舒适的环境，也可以是承担整个城市的建设或者其他公共事业，“在每一条马路上、每一座桥梁上和每一座防火建筑物里都有英雄主义；在往来飞奔的列车上，在远航大海的轮船甲板上，在牧民的牛栏里，在矿工的矿区里，在江河飞流的木筏上，在消防队员和警察中间，永远都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始终没有消失”（詹姆斯，2007：421）。

因此，詹姆斯认为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工业社会建设这场“人类与自然的战斗”，让“我们的年轻人”到铁矿、煤矿、货运列车、捕鱼船队中去，进入铸造厂和钢铁厂，铺建马路和隧道，参与摩天大厦的修建，亲自洗碗、洗衣服和清洁窗户（James，1911：290）。只有共和国的劳动事业可以锻炼年轻人，培养他们的良知和同情心，使其以人类生活改善的事业为奋斗理想。但劳动者德性很可能会因为工资劳动的出现失去原本的道德意义，所以当下的公民实践恰恰应该让“社会的另一半人”也能体察工业社会里劳动者的生存处境，了解贫苦的生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后果，从而改善其生活并对抗现存于盲目奢侈的阶级与勉力维生的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在清教的自由化改革潮流里，美国的社会福音派已开始积极参与许多社会改革运动，如禁酒运动、女权运动、废奴运动等，同时他们还致力于教育和办学。不同的新教教派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更广泛的联合模式，并设有社会部门来解决社会福利的问题，例如，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许多部门致力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设在许多神学院内，教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解决劳工的劳动条件问题（Addams,1911）。按照社会福音派的看法，如果让基督教的精神渗透进主要的世俗部门，社会制度就可以充当上帝的工具以促进基督王国的再次到来。但是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福音派运动的救赎实践面临的阻力在于，它虽然以基督精神为名，但在实践中仍然需要以一种超越阶级对立的新道德理想在普罗大众中形成影响力，在具体的社会行为和关系中重新唤起神圣性。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的宗教思想比福音派的主张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公民实践的前提是对同胞生命意义和生活处境的充分理解，并且这种理解需要在个体身上培育开阔的道德情感和舒展的灵魂，让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忘我”，平等地对待同胞。

1902年，詹姆斯致信简·亚当斯，称赞她的《民主与社会伦理学》一书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对民主的宗教进行了富有同情心的诠释。1907年，詹姆斯又收到了亚当斯新书《新的和平理想》（Newer Ideals of Peace）的书稿，他再次热情赞赏亚当斯的心灵“如此富有深刻的原创性，又如此地平静而无害”（Deegan，1988：254）。相比于更具强烈男性气质的社会福音派，以亚当斯为代表的女性社会改良者不再把同胞视为已堕落的等待拯救者，就像亚当斯在谈及“社会定居点的主观必然性”时说到的，“人类的行为在社会关系之中展开，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展开，对于他人的热情和友爱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因此，基督教必须在社会进步中得以揭示和体现。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创造出对于人性的深层热情，即一种让人惊叹的同伴关系”（Addams，1985：59）。因此，这些社会改良者以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定居点为中心进行社会服务，同那些漂泊于城市中的移民和贫苦阶层共同生活在一个邻里社区，在体察他们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基础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亚当斯在精神气质和实践方向上更接近于詹姆斯所追求的具有救赎意义的公民实践。

随着进步主义时代的到来，清教教义和教派力量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力在衰退。无论是詹姆斯本人，还是他所赞叹的由亚当斯所代表的社会改良者都身处这股潮流之中。对于詹姆斯而言，如果民主社会的市民生活完全建立在物质进步的图景之上，将会导致民主生活完全转向功利主义的价值维度。因此，他通过重建救赎宗教与现代个体的灵魂问题的连接，给民主时代的公民实践指明了新的方向。一方面，他认为现代个体不能放弃对灵魂的内在深度和广度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在个体的宗教经验中有最高的表达。另一方面，他认为民主社会的道德重建需要依靠获得救赎体验的个体将信仰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注入到公民实践之中。在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过程中，信仰的作用是让人自愿投入更广阔的生活，触发对于同胞生活处境和生存需要的同情，以改善同胞生活的理想来战胜虚无。在救赎经验的指引下，个人的道德奋斗指向了对同胞与世间生灵的博爱，从而能够获得同胞对其价值的理解和宽容。这种具身化实践及其感染力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民主传统的发展提供了神圣性基础。

结论

詹姆斯的宗教研究从一种激进的反柏拉图主义立场出发，与传统意义上对宗教真理的追寻分道扬镳。这种革命性的工作开启了一条理解宗教经验与人性、宗教与生活之关系的全新路径。自经验主义革命以来，宗教的地基逐渐塌陷，教会制度和神学家的权威无法收束人们的心灵，无法给人心以超越性的价值。在现代背景下，忧郁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它不再体现为个人因被抛出一个有稳固意义的宇宙秩序而生出的放逐感，而是体现为生存在一个一切意义烟消云散的世界中的虚无感（Taylor，2002：39-40）。詹姆斯并没有简单地批判现代个体精神上的虚无感，他的宗教研究从忧郁个体切入，不断逼近忧郁经验背后隐藏的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切和对超越自我有限性的追求，并指出这种追求由于忧郁者深陷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的经验中而无法实现。他认为现代道德生活的困境在于这种自我否定的能量战胜了对超越自我有限性的追求，因此尤其需要重新接续救赎宗教的文明传统，通过诠释救赎宗教传统来找到能够解放狭隘人格的生命意蕴和情感力量，用触及灵魂的生命经验来激活个体的道德能力。詹姆斯的宗教功能论把信仰给人生提供的指引放在了首位，不仅提出了一种阐释救赎宗教传统的新方法，而且为民主生活的公民实践确立了新的道德内涵。

从理论反观现实，詹姆斯对忧郁所做的心理学分析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是普遍的忧郁体验在美国社会根本没有消减的趋势，反而走向了他担心的方向，即愈加导致人们蜷缩在个体有限的“小我”之中。这背后不仅有结构性的原因，而且有思想、文化传统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断裂的原因。在詹姆斯之后，美国社会并没有以他所说的方法作为面对普遍忧郁体验的方式，相反，取代救赎宗教位置的是心理治疗法。二战后，美国的心理治疗行业迅猛发展，心理治疗师鼓励焦虑不安的美国人“追求个人的幸福”，传播着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价值观。

但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这种被纳入到市场体系中的心理治疗取向是否有力量消除现代人日常焦虑不安的底色？詹姆斯对忧郁的分析本身指向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人。在新教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笼罩之下，个人被强大的制度性力量推动着去进行日常工作，规划自己的生活。如今，我们时刻处在竞争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意志力，绷紧神经去处理社会制度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种去自然化的职业之路反过来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人生活内在的苦乐和意义对自我来说无关紧要，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与紧张构成了理性化生活的底色。但是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詹姆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启发。他认为现代个体不仅需要更深地探索灵魂的内在需要，还需要在救赎经验的指引之下进行公民道德生活的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克服现代人的虚无体验。

在美国，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期，忧郁才成为困扰每个人生活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期，詹姆斯认为只有重新恢复一种具有救赎意义的公民实践才有可能解决这种精神危机。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社区的慈善工作乃至种种社会改良实践背后都有解决孤立个体问题的深切宗教关怀，以及通过公民的具身化实践重新创造出民主生活的神圣性之维以安顿灵魂的需要。1892年，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日晨祷会上的发言，题目是《基督教与民主》。从整篇发言来看，杜威（Deway，1971：3-10）显然已抛开基督教的教会体制和教义，把宗教的动机阐发为人性的动机，努力打破把宗教思想、个体行动与社区生活隔离开来的法利赛主义。以简·亚当斯为代表的美国人道主义者也努力在社会工作中推进这种融合。

通过上文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詹姆斯的宗教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詹姆斯改变了个人在神圣秩序和道德秩序中所处位置的初始设定。在美国建国初期，国父们力图建立一个遵循“上帝之设计”的道德秩序，具体体现为一种建立在个人自律自治基础上的互利秩序。个体必须遵守这种道德秩序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更高要求，按照它来约束个体人格的发展，这是自由主义传统能在美国扎根的道德基础（贝拉，2016：192-194；Taylor，2002：67）。但到了詹姆斯这里，道德秩序不再是一种先验的规定性。20世纪60年代，不少批评者都指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论调威胁了自由主义传统的道德根基，导致宗教无法再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贝拉等，1991：179-180；Taylor，2002）。这种批评存在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错置。在詹姆斯这里，神圣性有具体所指，它是通过个体探索灵魂的内在深度才能获得的，只有个体真正获得了救赎经验，才能产生对同胞生活苦乐和意义感的关切，投身于改善同胞生活的实践，创造出民主生活的神圣性之维。当个人的理想实践能够让不完美的世界不断地得到改善，个人才会真正得救，那些属于个人的生活意义也会得到同胞的同情、理解和宽容。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田青

实习编辑：郭琦

排版：严航

新媒体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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