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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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刘 铖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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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余秀兰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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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云如先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 要：优绩主义陷阱实质是个人主义归因偏误：以“能力+努力=成功”掩盖出身和运气的影响。其在西方制造出“精英的傲慢”和“底层的怨恨”，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在中国，高考作为典型的优绩制，学生们对高考分层的归因能够体现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情境中的表现。通过比较城市籍精英学子和农村籍二本学生这两类群体在归因自己和对方的高考结果时所运用的图式，本研究发现，“上下有别”的归因现象虽部分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理论假设，但是“谦虚”心理可能部分缓解了“精英的傲慢”；不同于西方的是，两类群体都持有“先赋应得”观念：认为天赋、出身等作为非个体可控的因素，是不置可否的或者具有正当性的。“先赋应得”观念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反应得”原则不同，它反而和优绩主义形成强功能关系，缓冲了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可能产生的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后果，然而它也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陷阱。鉴于此，应将优绩主义嵌入中国情境中进行分析，而非“脱嵌”地迁移现有理论进行解释。2023年9月，一起网络事件引发热议，某知名主播在直播带货时，一些观众评论商品的价格偏高，随后该主播指责道，观众应当先反思自己工资为何多年未涨，多寻找自己的原因，反思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该言论一出，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不满。事后，许多媒体借用桑德尔（Sandel，2020）近年的新书《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直译为“优绩暴政”）来形容该主播。“精英的傲慢”是指精英阶层笃信自身的成功源于“能力+努力”，底层的失败源于“没能力+不努力”，而忽视了出身、运气等因素，因而，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理所应得”，而底层的失败是“咎由自取”。“精英的傲慢”同时伴随着“底层的怨恨”——底层民众丧失尊严、充满自卑甚至心怀不满（桑德尔，2021：12）。如桑德尔著作的原名所述，这些现象正是“优绩暴政”的后果，或者说“优绩主义陷阱”（Markovits，2019）。优绩主义陷阱会威胁社会团结，违背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网络是现实情绪的“放大器”，这些网络舆情可能是现实的一种征兆，值得警惕。近年来在美国，优绩主义陷阱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民粹主义、社会撕裂……引起众多学者的反思。部分原因可归结为，“优绩暴政”界定了赢家和输家（桑德尔，2021：6），输赢双方存在激烈的观念冲突：一端是赢家极力维护的以优绩主义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如强调“能力+努力=成功”的美国梦；另一端是输家感知到的“出身+运气=成功”的不平等现实，乃至丧失尊严。就我国而言，一方面，也存在一套主张“能力+努力=成功”的优绩主义话语，最为典型的就是高考，比如天道酬勤、“高考是最公平的”等；另一方面，无论哪种社会情境（包括我国），都无法避免“出身+运气”助力个体成功的社会地位再生产现实，比如城乡户籍分割带来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2014；吴晓刚，2016；Golley and Kong，2018；邓飞、傅文晓，2020）。那么，聚焦到优绩主义叙事最为典型的高考领域，上述两方面的“碰撞”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即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情境中是如何表现的，与桑德尔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解释有何异同？要探析以上问题，我们需要借助更为具体的经验研究。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设计，考察高考分层后学业成就高和低两类学生群体对高考结果的归因图式（包含能力、努力、出身、运气等因素），并深入分析两类归因图式之间的异同（何种分歧或共识会引起或抑制冲突），进而总结中国的优绩主义陷阱与西方学者理论解释的异同。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专指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政治职位的分配），广义上是指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早期一般取狭义，指让贤能之人担任公职以求善治（Mulligan，2022），一般翻译为“贤能政治”或“尚贤制”。例如，贝淡宁（Bell，2015：4）区分了经济尚贤制和政治尚贤制（economic or political meritocracy），博古睿等人（Berggruen and Gardels，2013：9）用“负责任的贤能政治”（accountable meritocracy）来概括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选拔、培训和问责以保证官员德行和民众福祉的体制。新近的讨论一般取广义，指以个体内在可控的要素（如能力、努力等，而非出身）为依据获得的资源才是个体“应得”的（Bell，2015：4-5）。用一个简单公式表达即“能力+努力=成功”。取广义时，一般指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本研究取广义，且将其限定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依常识来看，当世界历史走出阶层封闭的贵族政治时代后，社会变迁会按照“工业化假设”的逻辑进行：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就的赋能作用越弱，个人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越强，社会越往优绩主义的方向发展（Treiman，1970）。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趋势看，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反而越趋于不平等。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27）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证实，世界历史上，经济资本积累和继承（出身的一部分）的影响在逐渐增强（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因此，优绩主义存在一种陷阱，它使我们过度相信“工业化假设”，而忽视了“再生产假设”中的出身不平等。有研究证实，不平等程度往往和人们的优绩主义信念“齐头并进”（Mijs and Savage，2020；Mijs，2021），而且在最近的时期和世代中，优绩主义信念愈加强烈（Mijs，2018），甚至成为合法化收入不平等的“外衣”（Themelis，2008）。优绩主义概念的提出者迈克尔·扬于1958年出版的社会学讽刺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中首先预见了这种优绩主义陷阱（Young，1958）。当优绩主义叙事成为一种主宰社会的“暴政”后，“能力+努力=成功”就成了社会中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它制造了一个机会平等的“幻象”世界，形成一种“符号暴力”，不仅掩盖了“出身”的影响，也掩盖了非个体可控的运气。事实上，运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个体的成功（Frank，2016），有学者用“运气主义”来概括这种影响（Streib，2023）。因此，优绩主义究其根本是一种个人主义归因偏误：以“能力+努力=成功”掩盖出身和运气的影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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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主义陷阱的个人主义归因偏误还表现在，它将个人能力完全视为可控要素，是“应得”的。然而，实际上，个人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不可控的天赋造就的。美国《自然》杂志（Natur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智力在广义上的基因遗传性为48%（Devlin，et al.，1997）。将天赋视为个人“应得”的观点在部分学者看来并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因为从道德上讲，天赋的随机分布应当被视为社会的共同资产，正如罗尔斯（2009：77-78）正义论中“差别原则”的隐含假设。依此来看，天赋就像“基因彩票”（哈登，2023），天赋好应归因于“抽彩”的运气好，而非个人的“功绩”。因此，优绩主义暗含一种道德陷阱，它因否认天赋和运气背后的公共性，而导致优胜者恃才傲物；失利者被羞辱、被憎恶、自怨自艾，这是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的核心道德情感来源（桑德尔，2021：12），让人们无法产生团结感、公共善，意识不到“我们”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朱慧玲，2020）。继迈克尔·扬之后，还有许多学者关注优绩主义。特别是当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时，一些美国学者开始用优绩主义陷阱来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Sandel，2020；Markovits，2019），比如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事件，该因果解释也得到了一些证据支持（Bukodi and Goldthorpe，2022）。“美国梦”是典型的优绩主义叙事。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合流”，孕育了后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拉大了贫富差距，工薪阶层愈加抱怨不公。有研究证实，在一个整体崇尚优绩主义的社会中，不同收入阶层对待不平等的态度会两极分化（Roex，et al.，2019），低收入阶层更不愿意相信优绩主义（Newman，et al.，2015；Heuer，et al.，2020；Berkel，2021）。在美国，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将社会卷入一个各阶层相互指责的巨大漩涡之中（马科维茨，2021：16），充满怨恨的底层试图戳破高等教育筛选机制及美国梦营造的优绩主义叙事，拥抱民粹主义。民主倒退、政治极化、逆全球化等一系列连锁问题爆发（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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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精英的傲慢》一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引起了学术和公共领域对优绩主义陷阱的广泛讨论。“优绩主义”一词迅速成为国内学者审视我国教育发展问题时的“脚手架”，这些域外文献也成为直接的引用来源。然而，值得商榷的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文献来论证我国优绩主义陷阱的做法是否恰切？优绩主义在中国是否也会引起如桑德尔等人所述的社会陷阱，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对此，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考虑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其次还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提供事实证据，而非直接引用国外文献来论证相关观点。此前，已经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中国情境中的优绩主义区别于美国的特殊性：首先，二者根植于不同的制度情境；其次，二者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就优绩主义所根植的制度情境而言，除前文已提及的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贤能政治特殊性的学者外，我国学者陆一（2023）从教育选拔机制入手分析优绩主义，发现由于政治体制、教育评价机制、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国的优绩主义和美国并不相同，选贤任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贤能基于统一的定义，注重客观明确的标准化选拔机制，秉持“为国选材”和“致公去私”的价值取向。刘烨（Liu，2016：7-8）用“儒家优绩主义”（Confucian meritocracy）来概括中国这种独特的基于儒家思想、以标准化考试为渠道、自上而下的社会选择模式，表明其与英美“自由优绩主义”（liberal meritocracy）、德法“计划优绩主义”（planned meritocracy）的不同。就优绩主义在中国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言，项飙在与桑德尔对话时提到，在高等教育筛选机制中，中国人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产生强烈的反精英情绪，因为中国人对社会结构性条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优绩主义社会，优绩主义在中国更多是寒门在面对权、钱、名等非优绩竞争逻辑时一种“别无选择”的个体策略，它不太可能发展为美国那种可以称作“起义”的民粹主义（项飙、桑德尔，2023：210-211）。项飙的判断似乎部分回答了本研究的问题，但其仅是宏观思考，还需要经验证据的支持。目前已有的经验证据很有限，一项基于世界26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未包含中国），教育获得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人们对教育优绩主义的支持（Duru-Bellat and Tenret，2012），但是有学者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两个中国子集数据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教育获得水平越高的群体越不支持“努力决定成功”的优绩主义（Bubak，2019）。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早期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与西方社会的想象不同，中国大多数人都相信优绩主义且接受不平等，而且越是农村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越是如此，因此，他一贯认为，中国社会不太可能产生群体愤怒（怀默霆，2009；Whyte，2010：181-200；Whyte，2016）。虽然在他最新的调查结果中情况已发生巨大改变——人们不再支持优绩主义叙事，但他依旧保持原先的积极看法（Mazzocco and Kennedy，2024）。需要说明的是，其基于最新调查的研究成果还未正式发表。
那么，民众对优绩主义态度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究竟如何，只依靠问卷调查恐怕已无法深刻洞察，且怀默霆等人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基于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提供的只是一个宏观概括，无法解释这种数据结果背后真实的文化、道德、情感线索，也就无法切实考察中国区别于西方优绩主义陷阱的真正特殊性。至于中国不同教育获得水平的学生到底是如何归因决定教育成功的不同因素的，它带来的情感和社会结果是怎样的，它是否区别于桑德尔等人所述的优绩主义陷阱，什么原因使中国的优绩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果……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观察。有学者提醒，如果优绩主义陷阱引发的社会心理后果是以教育分层而非收入或职业分层为标准时，情况会更糟糕（Kuppens，et al.，2018）。因此，高考作为典型的优绩制，是检视中国本土优绩主义陷阱的切入口，研究者只有“理解”了高考分层中不同学生群体的这些“理解”，才能够“以小见大”、窥探中国优绩主义的真正特性。
依据文献梳理的结果，优绩主义陷阱实质上来源于上下两个阶层对成功的归因匹配及其衍生的道德情感结果。鉴于此，要考察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比较高考分化后上下两类学生群体对高考结果的归因图式，且是在无预设提示、无外在道德压力情况下（即直觉性的，更贴近于日常生活情境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的归因图式。为此，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进行探索，原因如下，首先，问卷或量表采用封闭式问答设计，题项的设计会将所有可能因素尽数列出，无法考察人们的直觉性归因；而访谈法的资料收集过程属于开放式问答，并无选项提示和预设，更适合考察直觉性归因，也更适合探索性研究，具有生成性。其次，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是情境性和互动式的，一方面，研究对象会结合亲身经历和体验进行归因和评价，不会丧失归因本身的情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质性研究主要基于互动进行资料收集，这也有利于研究者感知研究对象在归因时的情感状态，捕捉其情感背后的道德认识。研究样本的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式。抽样基于以下标准进行：（1）教育领域优绩主义的个人主义归因偏误强调“能力+努力”作为教育获得的条件，而忽视了符合教育再生产假设的因素。因此，要检视优绩主义陷阱，就需要寻找符合教育再生产假设的样本，即“高社会出身—高教育获得”和“低社会出身—低教育获得”的学生。（2）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宰制性影响，低社会出身和高社会出身分别被操作化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同时，为控制学历变量，我们将教育获得水平限定为普通高等教育。（3）两类群体之间的“距离”越大，其归因图式之间的差异可能越大，收集的资料越能检视相关研究问题，故本研究采用最大差异抽样方法：笔者将考取中国大学排名前十的高校定义为高教育获得（综合当前流行的中国大学排名而定），将考取民办二本院校定义为低教育获得。综上所述，两类样本分别为：考取中国大学排名前十高校的城市籍学生（后文简称“精英学子”），考取民办二本院校的农村籍学生（后文简称“二本学生”）。研究问题的操作化路线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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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抽样方法主要包括熟人介绍（熟人包括在校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和网络征集（通过学校论坛等网络渠道邀请）。精英大学组的部分样本通过田野偶遇的方式抽取（在N大学路上、餐厅、图书馆等地随机邀请），研究者还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取了部分样本。从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共联系到54名被访者，精英学子组27人，二本学生组27人（总体信息详见表1）。出于尊重访谈对象和避免访谈受到前置干扰的需要，研究者在寻找访谈对象时不限定城乡户籍，直到访谈的最后才询问户籍、父母职业、家庭经济情况等信息，故存在一些不符合研究设计的样本，包括农村籍精英学子和城市籍二本学生（见表1的注），这些样本同样被纳入研究的分析范围，其作用是为论文主干部分的分析提供辅助性的交叉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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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的形式为面谈和网络通话，在N市高校的样本（共16位）均以面谈的形式进行，其余地区高校的学生（共38位）均通过网络通话的形式进行。人均访谈持续约45分钟，访谈的方式为半结构化访谈，分为前后递进的两部分：分别对自己和对方群体的高考结果进行直觉性归因；分别对不同的归因要素进行更为细致的阐述和道德评价。由于本研究的访谈和资料分析交替进行，故访谈的具体细节会因研究进程而适度调整。笔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文本导入软件进行编码分析，整体逻辑按图3所示的结构进行，将访谈资料分为“精英学子归因自己”“精英学子归因对方”“二本学生归因自己”和“二本学生归因对方”四个模块分别进行编码分析，对每位被访者提及的归因因素及道德评价进行归纳，并以模块为单位进行异同比较。后文中引用的访谈文本，采用“组别（精英学子组标号J/二本学生组标号E）+序号（访谈顺序）”的编码方式，如“J1”表示精英学子组的第1位被访者。访谈的目的是获得个体的直觉性归因，因此，提问方式必须经过精巧设计。为此，我们做了以下努力以保证访谈的效度：（1）访谈前，我们以“高考”为主题邀请被访者，在访谈的主体部分结束后，研究者会就更为深入的话题与被访者进行更加开放、坦诚和深入的交流，以确保归因过程的直觉性。（2）研究团队成员既有精英学子的身份，也曾有二本学生的身份，无论在访谈哪一类对象时，访谈者都可以通过选择性表露身份，使被访者在归因时减少因访谈者和被访者身份差异而产生的顾虑。（3）起初，我们在访谈时的提问顺序是先让被访者归因自己、再归因对方，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转换了提问顺序，即先归因对方、再归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归因顺序影响个体归因时的直觉性程度，因为访谈越深入，个体的直觉性程度越弱，被访者结构化思考的成分就会增多。（4）为判断被访者已有知识基础是否对其高考归因构成影响，在访谈的第二阶段研究者会判断被访者是否具有社会学相关或优绩主义相关的知识基础。（5）在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循环推进过程中，笔者对原样本追加访谈甚至通过理论抽样追加新样本，以尽可能排除竞争性解释，追求理论饱和。
笔者将访谈资料分为四大模块分别进行归纳编码，并依据访谈对象对相应因素的直觉性程度，计算每一模块中每个因素的示意分数。计算示意分数的目的是揭示可能存在的趋势，示意分数只是用来绘制定性示意图，并不具有精确的度量功能。为此，笔者依据示意分数对不同模块进行比较分析（先进行组内比较再进行组间比较），并绘制“2×2”的定性示意图（见图4），以呈现两个群体在高考归因图式上的分歧或共识。图4的每个象限代表一个模块，从第一象限到第四象限分别代表“精英学子归因对方”“精英学子归因自己”“二本学生归因自己”和“二本学生归因对方”。图中的椭圆表示被访者直觉性归因中提及的因素，具有位置和面积两个属性：（1）椭圆的位置代表因素在不同模块中的共现程度，椭圆横跨多个象限则代表该因素在相应模块中均有出现；（2）椭圆的面积代表不同因素的示意分数，面积越大意味着示意分数越高，学生对该因素的直觉性程度越强。因此，椭圆面积越大且位置越接近原点则表示该因素在不同群体、不同归因任务中的直觉性程度和共识性程度越强。
由图4可知，从组内比较的情况来看，每组学生在归因自己和归因对方时所采用的图式均有差异，精英学子组在归因自己和归因对方时的因素区别较大，二本学生组的区别较小。结合两组学生在归因时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来看，精英学子的归因属于“隔离偏向型图式”，二本学生的归因属于“关系偏向型图式”。“隔离偏向型图式”是指精英学子往往以“我”作为归因单位而很少将自己与“内群体”乃至“外群体”关联起来，因而在归因自己和归因对方时的要素差异较大：归因自己时能比较全面地意识到内外要素；在归因对方时，往往特别强调个体因素，乃至与个体因素紧密相关的家庭因素（通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关系偏向型图式”是指二本学生习惯于以“我们”而不是“我”作为归因单位，不会将“内群体”和“外群体”割裂，倾向于在群体间的“社会比较”中进行归因，故而在归因自己和归因对方时的要素一致性较强，但是在归因对方时也会更多地提及家庭因素。从组间比较来看，无论是精英学子组还是二本学生组，在归因自己和归因对方时均能较充分地意识到天赋、努力和家庭因素。虽然不同群体各有侧重，比如精英学子倾向于“天赋偏向型”（在天赋和努力之间更侧重于天赋），而二本学生倾向于“努力偏向型”（在天赋和努力之间更侧重于努力），但整体来看，两类群体在天赋、努力和家庭因素上的共识性最强，只有这三个因素的面积较大且同时分布于四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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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归因图式的分析可知，精英学子组和二本学生组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识，若进一步结合学生们在归因时的道德情感反应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既有能够印证西方优绩主义陷阱假设的部分，也有中国不同于该假设的情境特殊性，后文将具体阐述。
通过对不同模块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并把分析结果串联起来进行综合提炼，笔者发现：个体在归因教育获得低于自己和高于自己的群体时，会分别运用不同的归因图式，归因前者时倾向于个体性因素，归因后者时倾向于结构性因素，归因自己时则倾向于中间的情境性因素。也即，个体归因时的结构性程度并非固定，会随归因对象和自己的相对位置关系而改变。我们把该现象概念化为“上下有别”（见图5）。“上下有别”意味着不同学生群体的归因存在结构性分歧，可能会引发群体间的矛盾张力，故“上下有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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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现象同时存在于精英学子和二本学生中，且在精英学子中表现得更明显。首先，精英学子在归因自己时倾向于情境主义解释（包括教师、班级、家庭等，乃至运气），而不只是优绩主义主张的个人主义解释（比如努力、天赋等）；但是他们在归因二本学生时往往会用另一套“不对等”的个人主义解释（见图4中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的对比）。比如J3将自己的教育获得一部分归因于“教育资源”，如“从初三到高中都是在最好的班”“老师的努力付出”“父母的帮助”等，一部分归因于“个人天赋”。然而在归因二本学生时她却说：“其实是很个人的原因。”初二后被迫从教育资源优越的S市回到X市读书的J5，在归因自己时能意识到其成就得益于在S市的教育经历，包括“非常专业，对我们非常上心”的老师们；然而，在归因二本学生时她却将对方类比为“学校里面的问题儿童”，认为他们“一直不学习”，或者“他们选择了不去走（读书）这条路”。所谓的“选择”其实暗含的是一种“完全能动者”假设，而忽视了限制个体能动性的结构性因素。正如另外一些精英学子所说的“主观排斥接受教育的渠道”（J2）、“自己不想学”（J16）、“没有为自己的前途着想”（J23）、“没有把高考可能带来的影响纳入人生的规划之中”（J4）。更直观的是J6，他原本将自己的教育成就归因为“50%环境+20%努力+20%方法+10%天赋/运气”，而在归因完二本学生后该公式则变为“40%环境+40%努力+15%天赋/方法+5%运气”。其中，努力和天赋的比重都发生了微妙的上涨。其次，当精英学子与研究者讨论结构性因素时，他们往往会以自己的上位群体为例子。在访谈后期的开放式交流中，J4、J5、J2和J24分别举例说：
我觉得出身是会影响到很多方面的。我高中有个同学家境比较好，他父亲是级别比较高的公务员，所以他的学习资源非常优越。他高中是在我们那念的，但是他高三转到了C七中，而且他父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教育资源，包括他的高考地，他最后考的是X卷，也包括他的父亲还可以帮他加分。（J4）
我在S市接触到的大部分同学，家里都是比我家还要更有钱的，家长年薪起码是百万左右的……所以我从小已经接受了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优秀，比你成绩更好，家里又很有钱。……当时跟我住一个寝室的有一个成绩非常好，家里又很有钱的同学……他优秀到什么程度，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考完托福了，考了110多分，他上了高中以后，还被邀请去参加演讲。（J5）
我哪怕是在H市的省重点高中接受教育，大学时在一些学科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会因为一些客观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问题，明显落后于较为发达地区的同学。（J2）
我其实比较“酸”，比较嫉妒所谓的“人上人小孩”……他们从小就可以生活在非常优渥的中产家庭，然后上一个国际高中，最后去读美本。（J24）
二本学生群体在归因时也存在“上下有别”现象，不过相比精英学子而言程度更弱，因为他们倾向于使用“关系偏向型图式”进行归因。比如在归因自己时，二本学生不只是局限于自己，而是会进行班级群体间的比较，E4提到，普通班“新手教师比较多”，“年级组长会把很有经验的老师分配到强化班”（E4），“导致同一个学校分化很严重”（E9）。E3说道：“当时给我们班配置的老师不是很好，数学老师是N大学的硕士，但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有些人虽然自己学习很好，但他教别人不一定教得好。我们就遇上了这样的老师，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E5也认为普通班的“学习氛围肯定是不如上层班级的”，他还提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最好的班级所在的楼层是最高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跟同一层次的人交流……学校在寒暑假会组织上层班级进行研学活动，会走入名校，跟名校那些学长学姐去交流。我感觉这个交流过程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对未来的追求影响很大。”可是，在归因精英学子时，二本学生会比归因自己时赋予更多的结构性解释，特别是家庭乃至地区因素。比如E4在归因自己时并未谈到地区资源差异，但是在归因精英学子时他说道：“我觉得首先每个地方学校资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始至终是乡村的嘛。”E12说到，他们“在大城市会有点帮助”。“他们从小就一直很好，以至于他们的小学、初中、高中所接触到的教育资源都很好，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师资力量也强很多。”（E24）二本学生还经常提到精英学子身上那种“极强的目的性”“超然的成熟程度”（E2）和“目标定向清晰”（E5）。比如E5举例的一个学生：“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考S大学，他知道自己考上S大学要学什么专业，今后要干什么。他甚至计划以后去德国留学，因为德国的机械工业很强……而且在暑假的时候他会自学德语。”他们清楚地知道精英学子身上的这种“目标感”并非纯粹的心理特质，而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是一种“目标掌控”的实践模式（郑雅君，2023：17）。E2提到：“高中时我们整个人不是太成熟，对未来也没有方向感，醒悟得比较晚。而他们的父母呢，就有规划，每一步该做什么，都会提前给他进行铺垫，提前做准备，即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E7反复使用“底色”这个概念，强调家庭的结构性作用。
可见，无论是二本学生还是精英学子，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上下有别”现象。从逻辑上看，“上下有别”现象说明两类群体的相互归因可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矛盾张力：精英学子归因二本学生时偏个体性，二本学生归因自己时则偏情境性；二本学生归因精英学子时偏结构性，精英学子归因自己时则偏情境性。该现象构成两类群体的分歧所在（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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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中，归因是一个重要议题。经典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差”指个体倾向于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失败归结为外部因素（Weiner，et al.，1972）。“基本归因偏差”指个体在归因他人行为时，普遍存在着高估个人或性格因素而低估环境因素的倾向（Ross，1977）。“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指出，个体作为行动者归因自己时更倾向于情境因素，作为观察者归因他人时更倾向于个体因素（Jones and Nisbett，1972）。在情感社会学中，乔纳森·特纳的归因理论指出，正性情感唤醒表现出内部归因偏向，负性情感唤醒表现出外部归因偏向（特纳，2009：88）。然而，上述理论对“上下有别”归因现象的解释力都比较有限，原因是经典归因理论未将社会学中的“阶层”维度纳入分析，会折损一部分解释力。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美国心理学界的兴起，阶层问题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归因理论中，成为社会阶层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Kraus and Stephens，2012；郭永玉等，2015）。目前，国内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达成的共识是，低阶层者是情境主义的，高阶层者是唯我主义的（胡小勇等，2014）。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更倾向于将贫富差距归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抱负等个体因素，其再分配倾向也更低（白洁等，2021）。然而，有研究指出，与贫富内外归因倾向存在稳定一致关联的并非客观社会阶层，而是主观社会阶层，二者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李静，2014：38），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倾向于个人归因（王晓磊，2018）。从客观社会阶层到主观社会阶层的转变，突出了社会心理学中另一个概念即“相对剥夺（感）”的重要性（默顿，2008：52；熊猛、叶一舵，2016）。研究显示，贫富外归因与相对剥夺感呈正相关（丁倩等，2019）。美国社会学家拉蒙（Lamont，2000：4）的定性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美国黑人尽管更全心全意地相信美国梦，但是他们对贫困的解释比白人更具结构性。
社会阶层心理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下有别”现象，然而，其研究结论默认某一群体的归因图式是一成不变的。“上下有别”这一概念的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一些归因细节，强调了归因图式的可变性：同一主体对不同的客体就同一个事件运用了不同的归因图式，即在归因不同对象时使用了“多重标准”。笔者进一步分析发现，精英学子在归因自己时之所以比归因对方时更倾向于结构性或情境性解释而非个体性解释，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精英学子面对研究者的提问，可能会出于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所说的“避免嫉妒”的社会心理，而将自我成就归因于非个体性因素。“避免嫉妒”的社会心理在中国文化中生发出“谦虚”的德性，如《道德经》中所言：“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舍克，1999：133）一个显见的证据是，精英学子在归因对方时通常将个体性因素置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归因自己时通常会把非个体性因素放在首位，对个体性因素往往轻描淡写，且部分学生比较强调外在的运气因素。上述话语逻辑或许恰恰体现着“功遂身退”的伦理规范。比较典型的如J20：“我觉得首先跟我在H市出生其实是有关系的，我是在一个省会城市，然后它有很好的教育资源，我从小也是一路非常幸运，然后师资力量都是挺好的……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幸运……我不能把这个成功太多地归因于我自己的努力。”回到文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有何不同于桑德尔等西方学者论述的特殊性。从迈克尔·扬到迈克尔·桑德尔，优绩主义陷阱一直以来被许多学者所刻画。然而，与这些学者的理论假设不同的是，“上下有别”的归因偏差现象恰恰说明，中国精英学子并没有过分沉醉于优绩主义营造的“幻象”——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源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精英的傲慢”主要表现在精英学子对二本学生的归因中，而不是对自己的归因。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精英学子习惯于使用“隔离偏向型图式”，同时，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谦虚”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英在归因自己时的傲慢。因此，“上下有别”现象部分地印证了优绩主义会带来“精英的傲慢”，但与西方情境存在不同之处。
“上下有别”现象揭示了不同学生群体在教育成就归因上的分歧，部分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存在，然而，不同学生群体间也有很强的归因共识。笔者分析发现，学生们在家庭（出身）、天赋和努力三个因素上存在明显的归因共识（见图4坐标系中心重合度最高的三个因素）：一方面与优绩主义主流叙事所称颂的那样，他们强调个人后天努力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承认出身、天赋等先赋性因素的“应得”，赋予其道德正当性，即认为因出身、天赋等非个体可控的因素导致的后天差异是正当的。该观念可概念化为“先赋应得”。笔者通过反复编码发现，学生们之所以认为“先赋应得”，主要出于三个理由：“自然而然”“后果论”和“伦理本位”（见图7）。“先赋应得”观念不仅存在于城市籍精英学子和农村籍二本学生中，同时存在于农村籍精英学子和城市籍二本学生中。这种观念显著区别于西方社会中的正当性观念，是中国优绩主义观念背靠的观念基础之一，其有利于社会团结，是缓冲优绩主义陷阱的文化基质，但也隐藏着另一种文化陷阱。
首先，不同群体的学生都认为由先赋性因素导致的个人后天差异是非人为的，因此是“应得”的。在访谈中，学生们普遍认为因先赋性因素而获益是“不可避免的”（J21），“不可抗拒的，没有办法解决，是非人为的因素”（E20），“属于固定的因素”（E22），“无法改变的”（E19，E21，J15，J21），“没有办法，决定不了的”（E2），“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J19），所以“存在即合理”（E15），且“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你只能去接受”（E19）。因此，学生们会认为，“说它合不合理没有用处”（J21），“如果说绝对公平或者绝对不公平的话，就没有意义”（E2），它“不涉及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感觉运转规律就是这样子”（J11），“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不公平，但它也是公平的”（J15）。因为这是一种“自然”，“它并没有违背什么社会道德”（J17），因此，“只能说是正常现象，大多数人都只会是羡慕这些自带的条件（天赋和出身），但并不会觉得它本身就不该是属于某个人的”（E16）。J7甚至认为：“我觉得它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有些人可能他的家庭条件很好，也是一种天赋……因为这种天赋，你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其次，学生们倾向于基于个体所能达到的成果来判断因天赋和出身而获益的部分是否是“应得”的，即倾向于从“后果论”角度而非“义务论”角度进行正义的证成。在访谈中，当学生们被问到“天赋强、努力少”和“天赋弱、努力多”两类人哪一类应该获得更多回报时，他们回答道，“应该根据他们的成果来判断”（J7），以“一件事做得好不好”（J13）为标准，“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才是重点”（E16）。J20说：“我还是会选择成绩明显更好或者做出的成果贡献更大的那个人。”正因如此，选择“天赋强、努力少”的学生往往会说：“天赋是既定的，如果有很高的天赋的话，一旦他努力，他的成效或者是效果或者是效率就比一些资质平平的人高出很多。”（J17）“毕竟有的人确实天赋好，这没法比，虽然人家不怎么努力，但是人家就是能考出好的成绩，有好的结果。这没办法，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去眼红人家。”（E17）J16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致的看法：“理性一点看待的话，我觉得还是会分给天赋好一点的人，但如果我很感性的话，我就会分给那个很努力的。其实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吧，选择分给天赋好的，因为他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比如题目做出来或者是达到一个高度。”为此，从“后果论”角度出发，“为了创造出更大的价值”（E10），“必然需要一些很有天赋的人对人类文明进行探究”（J14），“为人类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J21）最后，在访谈中，学生们更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思考天赋、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带来的后天收益是否“应得”，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他们倾向于使用“传承”（J4，E3）、“血脉传承”（J15）而非惯用的“继承”一词来理解再生产，类似的还有“家业”（E13）、“世世代代”（J5）、“父辈和祖辈的荣耀”（E6）等词。
这个是自己没法决定的，因为毕竟源于父母的努力和智力。（E12）
以我的角度看待的话，这肯定是人家前几代就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人家如果说有这个先天条件的话，不管是上一辈还是上上辈，那肯定是遇到机遇抓住了，再加上自身的条件和努力，导致人家有现在的这个家业。（E13）
我对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赞成的。因为我说实话，你的父辈、你的祖辈积累了那么多东西，留给你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抓住的机遇，风险是很大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E24）
这是人家父母自己的东西，人家父母的钱财，各种东西都是人家父母自己争取到的，人家也不是大马路上捡来的，不能因为人家天赋好，就嫉妒人家，这也是人家的一个基因，一种比较好的命运。（E19）
因此，“传承”的观念使得个体因先赋而获益的部分得以合法化。J4说道：“只有在这一辈获得改变，你的下一辈才可能会有改变……虽然我感觉这样好像会有点促进分化，但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基于以上理由，学生们倾向于认同先赋性差异带来的后天所得差异，如此一来，因不平等感知而可能带来的消极情绪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比如， E8用“释然”一词来描述这种态度：“我在高二、高三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是非常释然的，因为我明显地感受到，其实啊，也不是……就是……自愧了，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该考211，他有这方面的能力。”J5则用“很容易接受”来描述：“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很不公平的，大家的起点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这个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不公平、‘不应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常见、也很容易接受的现象。”E10则说自己已经“见怪不怪”。尽管还有一些学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接受出身差异，但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相较于欧洲人更加尊重权威和顺从（具海根，2004：8），他们也会出于主流文化的压力而采取回避的道德态度，比如E5使用了“忌讳”一词：“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太过于敏感的一个话题……虽然有人自己背地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不会过度地、深层次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说出这些话时心里也是有点忌讳的。”学生们的“先赋应得”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反应得”理论指出，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境况和自然禀赋（即出身和天赋）并非自身努力的结果，因而是“不应得”的（李石，2021：48-49；罗尔斯，2009：79）。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平等主义价值观成了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19世纪中后期，基因病理学热衷于寻找某些种族先天智力落后的科学证据，甚至1996年出版的引发政治风波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论证了“黑人智力低于白人”的观点（Herrnstein and Murray，1996：276），但是西方人仍普遍将承认遗传基因对后天社会成就存在影响视为对平等主义价值观的违背（哈登，2023：248）。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反对基因病理学的研究者们力图通过心理实验证明种族间并不存在基因和智力差异（汪卫平、魏峰，2022）。西方优绩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上述这种不可撼动的“反应得”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之上，认为人们不应基于其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桑德尔，2021：11），这种只需依靠个人能力就能获得成功的信念，对维持美国现有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卡拉贝尔，2014：716），当不平等的现实同优绩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相悖时，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大学生们倾向于持有另一套观念：只要是顺其自然的即个体被动获得的，就是“应得”的。“先天获得的东西，那就是“自然”赋予你的，你就应该去得到……我认为，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它顺其自然地发生了，没有特意地去违背世俗道德、伦理、自然规律或者法律人情之类的，那么你获得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应得的。”（J22）“是家庭选择了他，天赋选择了他，所以他就是应得的。”（J23）这不同于罗尔斯式的“反应得”观念，而是一套“先赋应得”观念，天赋和出身都被纳入“先赋应得”的范围之内。“先赋应得”观念认为，天赋和出身是非个体可控的因素，这是“不置可否”的，甚至是合理的。人类无法评价或改变“自然”，只能顺从“自然”。道家认为，“自然而然”的“道”即是“德”，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实然”论证“应然”的自然主义态度。这种态度蕴含着道家强调的“以理化情”观念，“强调自然过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人在自然过程中对命的默认”（冯友兰，2013：107）。这样一种来自“自然”的“理”缓冲了个体感知不平等的“情”。《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论述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2010：97）先赋性不平等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同时，侧重“后果论”的正义证成和“伦理本位”的思维方式也使中国人在前述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支持“先赋应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优绩主义观念侧重于“正义论”（或“义务论”），东方则侧重于“后果论”（Mulligan，2022），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是合法的（谢宇，2010）。此外，“伦理本位”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认为“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是曰共财之义”（梁漱溟，2005：73-74）。如此，“先赋应得”就具有了合法性。总之，中国的优绩主义建基于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另一套价值观体系。回到文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有何不同于桑德尔等西方学者论述的特殊性。至此，可以发现，虽然强调个人努力在中美都有对应的文化观念（在美国是美国梦），但是“先赋应得”观念使中国显著区别于美国学者们所刻画的优绩主义陷阱。中国底层学子虽然能明显感知到结构性因素，正如多项经典研究发现中国人通常比西方人更注重环境的作用（Morris and Peng，1994；Choi，et al.，1999），但是在“先赋应得”观念的影响下，“底层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性释放了，部分地转化为强调后天努力刻苦的勤奋伦理。具体而言，在美国，优绩主义陷阱和正义论的平等主义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情绪后果；而在中国，优绩主义背后的文化基质不是正义论内含的平等主义观念，而是“先赋应得”观念，这一观念可以缓冲优绩主义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见图8）。因此，“先赋应得”和优绩主义可以说是相互嵌套的，具有高度统一的功能关系，二者的结合构成一种“位育”关系（潘光旦，1997：1-5），是在默认“位”的基础上才去强调“育”。正如E2所说：“因为出身是决定不了的，所以后天的因素是100%。”J14也说道：“虽然社会存在很多天才，但是仍然有普通人的容身之所。”J23用“自洽”这一概念来形容“位”和“育”在个体观念中的辩证逻辑。可见，“先赋应得”观念是维系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稳定的“支点”。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先赋应得”这一观念暗含的陷阱，它与再分配观念是逻辑互斥的，因而也可以说“先赋应得”观念是为了维系社会系统稳定而由底层民众承担的社会声誉层面的沉没成本。
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归因视角入手，检视美国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最具典型性的教育领域的本土表现。研究缘起于现实和学术两个层面的问题迹象：一是国内已经出现了类似“精英的傲慢”的现象，不利于社会团结；二是许多学者不假反思地援引国外的优绩主义理论来阐释我国的教育问题。为此，本研究通过比较符合教育再生产假设的两类群体——城市籍精英高校学生和农村籍民办二本院校学生——对高考结果的归因图式来操作化研究问题。研究发现了“上下有别”的归因现象，其部分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理论假设，但精英学子的“谦虚”心理可能缓解了“精英的傲慢”。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了这两类群体均持有很强的“先赋应得”观念，即以“自然而然”“后果论”和“伦理本位”等观念为基础，认为天赋、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及其后天收益具有道德正当性，该观念显著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如罗尔斯“反应得”原则所蕴含的平等主义价值观），起到了缓冲优绩主义陷阱的作用（见图9）。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先赋应得”观念同样存在着更深层的文化陷阱。
本研究支持了项飙的基本判断，即中国的优绩主义不太可能引起如桑德尔所述的社会后果——反精英的民粹主义乃至社会撕裂。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把优绩主义视为应对非优绩社会的一种“别无选择”的个体策略（项飙、桑德尔，2023：210-211），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先赋应得”观念，即对非个体可控差异的合理化。基于此，再回看项飙和桑德尔的对谈，我们可能会对其中的一段内容理解得更深刻：
桑德尔：“我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也类似，顶尖大学中来自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少数。你认为什么时候这些统计结果会动摇人们对高考或SAT可作为优绩主义手段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
项飙：“这有点难预测……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城市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能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人们之所以还没有为这种变化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项飙、桑德尔，2023：213-214）
项飙所说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正是本研究提炼的“先赋应得”观念。怀默霆一直以来也持有和项飙类似的观点——中国不太可能因不平等而引发集体愤怒情绪并产生社会动荡，究其原因，怀默霆的论述概括而言大致有生活质量改善、经济乐观主义、绩效合法性、政治议程、政策干预、信息控制、社会参照等解释，而最主要的解释是中国人的优绩主义信念占据主导地位（怀默霆，2009；Whyte，2010：181-200；Whyte，2016）。然而，面对2023年最新的调查结果——中国人的贫富归因已经转为结构性倾向，他依旧维持先前的观点，认为面对新形势，经济韧性、政策干预、被动“躺平”等因素依旧能够基本保证社会稳定（Mazzocco and Kennedy，2024）。虽然本研究支持怀默霆的基本判断，但其解释实质上未触及深层的文化逻辑。本研究的“先赋应得”概念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补充解释：“先赋应得”观念可能会缓冲结构性归因带来的群体负面情绪。“先赋应得”的存在也意味着怀默霆研究中的一个前提假设——民众将贫富差距归因于结构性因素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加剧——是值得商榷的。除以上学术脉络外，“先赋应得”也推进了中国本土教育社会学领域主流的理论脉络。我国教育社会学界的主流理论通常遵循《道德经》中“物或损之而益”的逻辑，特别关注寒门子弟身上的“先赋性动力”（“底层文化资本”的一个构成要素）（程猛、康永久，2016；程猛，2018），即农家子弟会因为贫寒的家庭情境而先天地带有改变命运的精神动力和自我奋斗意识（余秀兰、韩燕，2018），但往往忽视了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观念——“先赋应得”。从“先赋性动力”到“先赋应得”的概念流转有助于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特殊性中编织起教育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之网。“先赋应得”和“先赋性动力”共同揭示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结构—行动关系，二者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典型的“位育”观念，既承认先赋性秩序，又不放弃后天的努力。也即，既能洞察或承认结构的作用，又特别强调个体的能动性，“知命改运”“尽人事听天命”。当然，我们不仅要看到“先赋应得”观念在维持社会系统稳定方面的正向功能，更要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寒门子弟为社会系统稳定而背负着沉重且隐性的文化代价。
除了核心问题外，本研究还回应了既往一些社会学家的主张。第一，研究关注了阶层和归因之间的关系，支持了特纳（2009：86）的呼吁：“归因在社会学分析中如此重要”。因为归因是社会结构和情感唤醒之间的中介。第二，研究聚焦于阶层与道德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这是赛尔（2008：xiii-xiv）呼吁的“阶级的道德意义”，只从利益、权力、资本等冰冷客观的角度来分析阶级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与分层相伴生的道德维度，因为道德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第三，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评价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社会团结。正如拉蒙（Lamont，2012）呼吁的，评价社会学（SVE）的意义在于增加社会的文化包容性，使大部分勤奋努力但因结构性问题而未能成功的底层学生也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不只是“以分数论英雄”（刘铖、陈鹏，2023）。本研究同样带来了一些现实启示。“上下有别”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和别人割裂开来”（E6），习惯于“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且“隔离偏向型图式”还会加剧“上下有别”现象。因此，为减少相互之间的分歧，我们需要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塌缩化和同质化即社会资本的降低会带来社会包容度的显著降低（帕特南，2011：417）。罗伯特·帕特南在15年间先后出版两本著作《我们的孩子》和《独自打保龄球》，列举了大量证据表明，美国人的社会关系网越来越内聚，越来越同质，美国人正在彼此疏离，退回到以家庭为主的亲属关系孤岛中（帕特南，2017：237）。因此，遇见更多与自己阶层不同的人们，有助于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打破社会联系的同质化，走出“上下有别”的归因图式。最后，本研究有如下一些反思和展望。为考察被访者的直觉性归因，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范式，本质上属于一项探索性研究，而非验证性研究。研究中的一些概念性结论，如“隔离偏向型图式”“关系偏向型图式”“上下有别”“先赋应得”等，只是提供一种理论启发，其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这些概念性结论是通过对资料的高度归纳、反复比较等分析性推理的方式得出的，而非由样本推论总体的实证主义路径。未来的研究可以就这些概念性结论进行更多的普适性检验。此外，国内研究不应“脱嵌”地把有关中国优绩主义的讨论建立在西方学者对美国优绩主义论述的基础上，而应当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去讨论。最后，“先赋应得”观念与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也是值得进一步拓展的领域，后续研究可以就中国“先赋应得”观念的起源及其同西方观念的文化差异做出更为细致的解释，并为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提供滋养。学术专题 |【教育社会学】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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