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札 记
试验性：改写脚本、超越脚本、创造脚本
郭育松、洪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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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这项技术改造在2019年就已经结束。当我在2021年进入田野时，当初对接的常务副县长已调到市区工作，村两委也已新换了一波，想要重新与当地进行对接，变得非常困难。我在宾馆待了两天，不断在网络上搜寻和仁县相关的信息，此时，一则师范学生在乡村支教的新闻偶然映入眼帘。通过多方打听，我联系上了当时在村小学支教的队长，但被告知村小学将在当年撤销停办，所有小学资源都集中到了镇中心小学。于是，我立刻查到中心小学的电话，直接拨了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想来当地开展一次支教活动，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下午来小学和您当面聊”。在校长的办公室，我们促膝长谈，我真诚地介绍了自己想在当地开展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想法，也想为当地的孩子们做些事情。可能是缘分使然，也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校长，他答应了我的请求，鼓励我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他为我安排了住宿，甚至为我们将要来一起调研的人购置了洗浴用的热水器和用于家访的电瓶车。接下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我就拿到了学院开具的介绍信，招募了五位清华同学，在向当地教体局分管领导汇报后开始了这场支教活动。
从教材或老师的一句话，到实际的田野调查落地，中间需要说不清道不明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加持，这一步很考验研究者的能动性和学习能力。在2022年2月23日的组会上，我分享了自己的田野心得：“既要突破自己学生身份的局限，又要充分利用好学生身份带来的优势” 。前半句是说，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龄人相比，学生常常是“薄脸皮+玻璃心”，感觉和陌生人打交道是一件很害羞的事情，但在田野调查中，这种害羞的想法是一定要突破和克服的。后半句则是说，取得被访者的信任是做田野最重要的事情，而获得信任的关键就是待人处事的真诚。在面向村民用户的调研中，研究者既需要把握“关键线人”，又需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研究身份。我充分发挥自己学生身份的优势，以校长为核心联络了镇、村两级干部，以乡村支教老师的身份进行入户访谈，从家访入手，逐渐聊到家计、取暖等民生问题。在研究之余，我力所能及地帮当地的孩子们辅导功课，参与乡镇疫情防控，以心换心，以情动情。
要写清洁取暖，就不能只写清洁取暖。渐渐地，礼村的社会技术工程在村民的诉说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村里道路在硬化和修桥时和马路一样齐平，却没法和耕地一样齐平，所以，秋收时玉米小车得从地里往桥上抬，不能直接开到马路上；地里新建的灌溉机井出水速度慢、价格高，没有地上水漫灌来得方便；走形式改建的厕所并不好用……。这些在合村并居、推行农村厕所改造、清洁取暖等工程中，只求简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顾实际效果好坏的现象受到了礼村村民的质疑。
关于礼村农户的取暖情况，表面上看是煤炭的购入减少了、清洁技术的使用增多了，不过，前期的预调查出现了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两个版本：前者是政府汇报的几乎100%的清洁取暖率和十分乐观的清洁技术想象，清洁取暖补贴改变了村民的传统取暖方式；后者是村民深陷秋收赔本和煤炭涨价的泥淖，打算减少煤炭的购入量，节俭过冬，大部分农户的取暖习惯并未发生改变。礼村煤改的两个叙事版本引发了我的疑问：当清洁取暖技术进入礼村后，村民真实的取暖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图2：并排摆放的小煤炉和空气源热风机
仔细观察后发现，村民关于清洁技术的使用模式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使用频率上，有的村民搁置不用，有的村民则搭配煤炉一起使用，也有极少数完全替代散煤来用；在使用目的上，有等过年过节孩子们回来再用的，有为了换取来年的取暖补贴被迫使用的，也有觉得清洁方便、不伤害小婴儿来用的；在使用适应度上，有觉得不适应但也能忍受的，有主动放盆水来防止干燥的，也有积极改造暖气片来适应整个大家族取暖需求的。
图3：村民主动改造后的天然气暖气片
村民们只是抱怨这些项目/技术不好用，并不能说明项目是完全失败了。他们既能够理解国家政策的良苦用心，又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这让我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项目评估放在“成功/失败”的二元框架中，也不能把技术的使用放在“接受/拒绝”的对立选择中，打开技术使用情况的黑箱应该是本研究的关键。
当理论照进现实
田野调查是一个理论和经验不断对话的过程。在进入田野前，研究者应该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以免进入田野后没有观察重点而记录的时候事无巨细，但也不应有过强的理论预设，面对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时，需要适时进行调整。
一开始，我想用时间和节奏的概念来解释清洁技术为什么改而不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学年会的“时空社会学分论坛”上，南京大学的郑作彧老师对这一思路提出建议：“技术使用为什么要谈到节奏？节奏的概念是不是一种隐喻？如果是，那么它实质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另外，用节奏不一致来解释一部分人用了新技术而一部分人没有用，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带着这些问题重新回到田野时，我发现很多经验材料无法用节奏这一框架来解释，比如，不同家庭在同一技术节奏下为什么会衍生出不同的使用模式。
我慢慢意识到，虽然节奏分析的框架是蛮有吸引力的尝试，但不能因为追求一些时髦的概念而让经验材料变得难以操作，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需要既拥有社会学想象力，又要有关照现实的依据。我想，这一尝试不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时间理论的相关概念及其源起不够熟悉，想当然地套用了节奏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没有把握住田野中地方性的微观问题，总想拔高到技术扩散和技术节奏等较为抽象的维度上。
在打算放弃这一理论框架时，我已经到了直博的第五年，在科研依旧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的时候，我打算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参加公务员考试。结果是，论文在理论框架的选择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度，公务员考试在论文进度、疫情防控等各种因素影响下也草草收场。等到疫情结束，春节一过，我发现赶不上三月份的预答辩了，于是和洪老师商量，决定延期答辩。
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要寻找什么理论与之对话是每个博士生必经的学术磨砺。没有通过这一考验的学生，写出的论文往往理论是理论，经验是经验，俗称“两张皮”。洪老师看到我长时间没有进展，感觉我可能也要交出一份“两张皮”的毕业论文了。
在《社会》的稿件匿名评审中，一位外审专家评价本研究“是国内难得一见的有社会学想象力的STS作品”，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但这位外审专家也在理论对话和文献深度上对文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建议我们在与国内煤改的经济、管理类文献对话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理论生态位。另一位外审专家则强调了经济因素和南北方区域差异对于能源获取和消费产生的影响，期待文章在文献综述中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根据外审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了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专业研究国内煤改的文献，并强调了STS研究与经济、管理类研究的差异。
眼看修改期限已到，我开始集中精力修改论文。在和洪老师反复交换了若干个修改版本后，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明斋241室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面对面地推敲文字，最终凝炼出文章结论部分的重要段落：“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在配合完成技术改造、提高清洁取暖率的同时，也会根据具体的生活情景改写、超越并创造脚本。在个体脚本的变动、跃迁和流转中，清洁取暖也在改造成功和失败返煤之间跳跃不定……当村民改写、超越、创造脚本的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时，一个完成清洁技术改造的新型社会才成为可能。”
定稿会的专家意见让我们在理论贡献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迭代思考：引入STS的视角，为的是强调现有的散煤治理逻辑忽略了用户调节和改造新技术的主观能动性；与“驯化理论”进行对话，重新定义“技术驯化”概念，将田野观察所得的测试、调整和改造等多重适应试验作为技术驯化的三个分析性维度融入其中，体现出技术驯化理论的试验性意涵，打破原有的线性有序假设，也呈现了技术驯化成败的多种情况。
这一修改迭代的过程也启发了我如何去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框架。我可以从用户何以驯化技术、技术/政策何以驯化用户的两条路径，强调“驯化”概念的多方向性，为进一步探究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可能。
创造脚本的勇气
排版、新媒体编辑：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