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黄超】制度变迁与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

文化 2024-07-10 17:02 北京

论文

制度变迁与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黄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原文刊于《社会》2024年第3期

摘要：流动感知是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动的主观感受，是理解社会心态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建立了理解流动感知的理论框架，在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论述了流动感知的形成机制，然后基于2010—2021年七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发现：首先，流动感知的分布向上偏移，大部分居民都有积极的流动感知；其次，流动感知在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四类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的流动感知最积极，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最消极；最后，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存在世代效应，年长世代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比年轻世代更明显。本研究从整体视角分析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为理解制度变迁与社会心态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启示。

研究背景

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下不断增强：首先，经济持续发展和教育扩张提高了民众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其次，市场机制打破了城乡资源和机会配置的行政干预，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最后，与近百年发达国家的产业和职业结构现代化过程类似，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科层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创造出更多管理或专业技术类高级职业（李煜，2019a）。总之，随着原有社会结构的松动、新社会位置的增加，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起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公平竞争和努力奋斗实现了向上流动。这种社会流动格局使中国民众相信了现代化理论曾经的预言：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地位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性而非先赋性因素。正因如此，即使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社会不平等程度持续提高，中国民众整体上仍持有积极的社会心态（怀默霆，2009）。

然而，现实与现代化理论的预言并不完全一致，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近年来对地位获得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一方面，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关键作用促使社会各主体展开激烈的竞争。在一系列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的影响下，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日益明显（吴愈晓，2020）。另一方面，在排除产业和职业结构现代化引发的结构性流动后，家庭背景如今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其实比计划经济时期更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开放性趋于下降，代际职业关联度持续上升，阶层再生产的趋势日益明显（Jackson and Evans，2017；李路路等，2018；Zhou and Xie，2019）。这些现实似乎使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得更消极。例如，部分青年人的“躺平”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高等教育回报率降低使向上流动愈发困难有关。再比如，近两年“内卷”一词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日常生活的流行词，也反映了人们对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悲观态度。

综上所述，社会开放性和个体社会流动对社会心态有重要影响，因此，社会流动或可成为我们理解费孝通晚年所说的心态秩序的重要切入点。社会流动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的社会流动是指学术研究基于特定分层理论界定出来的流动状况，主观的社会流动则是指民众自己感觉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经历了向上/向下流动还是未流动，学术上称为“流动感知”（perceived mobility）。综观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流动感知对获得感、地位认同、政治信任等社会心态都有显著影响（盛智明，2013；陈云松、范晓光，2016；谭旭运、吕邈，2023）。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流动感知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与上述研究把流动感知作为社会心态的自变量不同，本研究把流动感知作为因变量。笔者将深入城乡居民的意义世界，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并阐释城乡居民流动感知的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从而在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中国民众主观世界的复杂变化。

文献述评

（一）流动感知的影响因素

1. 客观因素

索罗金（Sorokin，1959：509-510）曾经提出，社会流动会使个体的心智变得更加开放以适应变动不居的职业地位，但由于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场景并为可能发生的向下流动而担忧，因此，社会流动也会给个体带来心理压力。索罗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与子承父业的传统社会相比，社会流动频繁、职业地位多变的现代社会对社会心理有何影响？这是从宏观层面思考社会流动的影响。相对而言，布尔迪厄则更多在微观层面思考社会流动的心理后果。布尔迪厄认为，阶级由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三个维度来确定。所谓“资本总量和结构在时间中的变化”，就是社会流动（布尔迪厄称为“阶级轨迹”）。布尔迪厄区分了三种阶级轨迹：上升流动、下降流动和未流动。上升流动使人产生乐观情绪，下降流动的个体则比较悲观，更期待回到过去的秩序（斯沃茨，2012；布尔迪厄，2015）。由此可知，流动感知与客观的社会流动有关。向上流动的个体将产生积极的流动感知，向下流动的个体将形成消极的流动感知。

社会学通常将社会流动分为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两种类型。绝对流动是指衡量个体社会地位某些指标（如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绝对变化，相对流动是研究者通过统计方法排除产业和职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后得到的指标，后者衡量了个体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相对位置的变化。戈德索普（2021）访谈子承父业的体力工人和农民后发现，这些群体和父辈相比虽然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阶级地位没有变化，但收入增加、工作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仍然会让他们形成积极的流动感知。这个例子说明，第一，普通民众不具备判断自身相对地位的专业知识，也不一定能充分理解社会学家建构出来的阶级/阶层概念，因此，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些能够被直观感受到的指标对流动感知至关重要，也即绝对流动对流动感知的影响较为明显；第二，低阶层群体也有可能形成积极的流动感知，不过不是个体层面而是集体层面的，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

2. 主观因素

除了个体实际经历的社会流动外，流动感知还与个体对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有关。如果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比较积极并得以实现，则流动感知就会比较积极；如果预期比较积极但实现困难重重，流动感知就会比较消极。

在既有文献中，笔者注意到个体对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社会比较。赫希曼的“隧道效应”认为，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人们面对不同的阶级、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快速增加时会表现出很高的忍耐力，因为大家期待自己也能和先富起来的群体一样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但这种积极预期的风险在于，如果预期落空，则极易产生愤怒等消极情绪（Hirschman and Rothschild， 1973）。由此推断，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机会充足、收入增加较快、生活水平改善较为明显的群体会产生积极的流动感知，通过社会比较（无论是与他人比较还是与过去比较）发现自己机会匮乏、自身收入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群体则会感到预期落空，形成消极的流动感知。

第二个来源是阶层地位。心理学的“阶层认知理论”认为，不同阶层群体有不同的成就归因模式，进而形成不同的地位预期（Kraus，et al.， 2012；白洁等，2021）。高阶层群体资源丰富且受到的社会限制较少，因此倾向于向内归因，认为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自身特质、勤奋等自致性因素。低阶层群体资源匮乏且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因此更容易向外归因，认为社会地位主要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我们在布尔迪厄的教育再生产研究、“威斯康星学派”的教育期望研究和贫困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高阶层群体对向上流动充满信心不同，低阶层和贫困群体往往认为在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下很难向上流动，表现出较低的向上流动预期（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Sewell，et al.， 2003；威尔逊，2016）。然而，高阶层群体尽管地位预期较高，但由于经历了距离不短的向上流动，进一步向上流动的难度会更大，他们更容易感到预期落空从而形成消极的流动感知。而低阶层群体虽然地位预期较低，但一定程度的收入增加或生活水平提高便意味着预期的实现，反而容易形成积极的流动感知。

（二）既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既有研究从主客观两方面解析了流动感知的影响因素或形成机制，对我们理解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上述研究，以及其他聚焦各种社会态度的量化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有两个局限。第一，研究视角比较微观。研究者大多秉持心理学的个体主义立场，把流动感知等主观态度视为个体将自身教育、收入或生活状况等地位指标同他人或过去进行比较后形成的个体心理特征，较少从宏观视角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第二，已有研究通常假定个体的主观态度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较少从动态角度揭示主观态度及其形成机制随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规律。尽管部分研究也会考虑经济发展或制度变迁等历史性因素，但这些因素在分析框架中大多只作为背景而存在。笔者认为，将流动感知还原为个体心理的研究进路忽略了流动感知作为集体层面的社会心态或价值共识具有突生性和历史性，这就要求我们基于社会学的整体主义立场，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流动感知的建构过程。

研究假设

参照社会学关于集体心理的论述，笔者提出流动感知源于主观认知和客观现实的张力，即人们在特定制度中形成的关于社会地位和流动的主观认知图式与实际体验到的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经历相碰撞，便会对流动感知产生形塑作用。社会体制转型以来，包括城乡资源配置制度、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动摇了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构成了流动感知形成的重要背景。

（一）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变迁与流动感知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包含了文化—认知性要素，它建构了人们关于社会实在性质的共同理解，并创造了形成意义的认知框架（斯科特，2020）。因此，我们可以基于城乡资源配置的相关制度导出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认知图式。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支持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国家通过集体化经营、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将农业部门的资源和剩余向城市转移。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保障了城镇居民享有更高的收入，以及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广大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以及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则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正如有研究所说，中国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户籍等集体性因素而非个人努力和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通常大于城市或农村内部的不平等（Wu and Treiman，2004；谢宇，2010）。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城乡居民的地位认知图式中，户籍身份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存在鲜明的社会地位等级差别。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资源配置制度的变迁降低了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在计划体制时期，得益于资源从农村的持续流入，城镇地区可以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过去由国家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包办的福利逐渐社会化，城镇居民在福利方面的成本逐渐增加。部分城镇居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还经历了下岗和向下流动。相反，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中国逐渐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政府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发展战略引导资金流向农村，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建设水平，相关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此外，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举措也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收入。虽然城镇居民至今在城乡资源配置制度中依然处于有利位置，收入和各项社会福利仍高于农村居民，但以城乡居民过去的地位认知图式为参照会发现，城镇户口如今越来越难以提供稳定的社会地位，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地位优势逐渐萎缩，主客观的张力十分明显，而农村居民会发现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城乡差异相较于计划体制时期明显缩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城镇居民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

（二）户籍制度变迁与流动感知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资源配置制度使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明显落差，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有很强的迁往城镇地区的动力。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外流，控制大城市人口容量，同时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品和最低社会福利的供给，国家建立了户籍制度和粮油供给制度以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除了考学、参军或招工等极为有限的渠道外，农民很难实现户籍转换和地位上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除。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加入WTO也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实现了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在教育扩张和产业职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与计划体制时期相比，农民获得了更多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即“农转非”）。如果说在城乡居民原来的地位认知图式中，无论是地域意义上还是户籍意义上，城乡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那么随着管控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农民会认识到户籍对社会流动的约束减弱，通过个人努力和能力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进而弥合与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

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或“农转非”的方式实现了城乡流动，但城乡流动人口的地位认知图式仍会面临现实的挑战。虽然农民工和户籍移民（“农转非”群体）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即能力较强、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才有可能进城务工或实现“农转非”（Wu and Treiman，2004；谢桂华，2012，2014；郑冰岛、吴晓刚，2013），但是，由于制度惯性，能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帮助他们完全弥合与城镇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距。对农民工而言，现阶段的收入、社会保险、就业和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户籍壁垒（李骏、顾燕峰，2011；吴晓刚、张卓妮，2014；陈云松、张翼，2015）。对户籍移民而言，尽管他们与城镇居民的区别相较农民工进一步缩小，但住房资产仍有显著差距。有研究显示，户籍移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不相上下甚至还有一定优势，但由于较晚进入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住房资产明显少于城镇居民（方长春，2020）。因此，虽然农民工、户籍移民与农村居民相比已经实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但由于其地位认知图式引导他们以城镇居民为参照群体，因此，现实中仍未消除的城乡差距将使他们面临更强的主客观张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户籍移民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

假设2b：流动人口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

（三）流动感知的世代差异分析

生命历程视角认为，个人生活镶嵌在历史进程中并受到历史变迁的特殊影响。同一出生世代在历史进程中处于相同位置，这一既定位置排除了大量可能的思想、经验、感觉和行动模式，限制了自我表达的范围，仅向那些具有特定的有限可能性的个体开放，因而具有相似性。不同世代存在差异性，即使年长世代和年轻世代可能在某个时点共同经历了特定历史事件，但因为生命历程早期的经验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不同世代在相同历史事件中仍会有思维和行动倾向上的差异（曼海姆，2002：65-108）。有项国际比较研究揭示了地位认同的世代差异：体制转型以后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老年人的地位认同低于资本主义国家老年人，而年轻人的地位认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没有差异（Evans and Kelly，2004）。显然，对于中国这样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国家而言，城乡居民的地位认知图式以及流动感知可能存在的世代差异尤其值得关注，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制度变迁对流动感知的影响。

先前有研究发现，市场转型使出生世代具有进入不同所有制部门概率的意义。随着体制外部门的逐渐壮大，年轻世代在体制外就业的概率越大，年长世代在体制内就业的概率就越大（梁玉成，2007）。受此启发，笔者分别对年长世代和年轻世代两个群体展开分析。对于出生较早的年长世代而言，他们关于社会地位和流动的主观认知图式形成于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明显的计划体制时期，城乡居民之间的地位差距鲜明且稳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年长世代的城镇居民很容易感受到户口庇护作用在消退，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概而言之，这部分群体原先的地位认知图式与体验到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经历之间的张力较强。对于年轻世代而言，他们的地位认知图式主要形成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期。随着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迁，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逐步统一，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能力和学历等自致性因素逐渐代替了先赋性的户籍身份成为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面对相似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向上流动的空间，主客观的张力较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在年长世代中，城镇居民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

假设3b：在年轻世代中，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没有显著差异。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0—2021年收集的七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CGSS每次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大约12000个城乡家庭户，具有全国代表性和纵向可比性。笔者合并七期数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集，原始样本量为79471个。

（二）变量

1. 流动感知

流动感知在CGSS从2010年到2021年七期调查中的测量完全一致。调查问卷表述如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请问：（1）您认为自己目前处于社会的哪一层？（2）您认为10年前自己在哪个等级上？”两道题分别测量了当前的地位认同和10年前的地位认同。笔者把第一题减去第二题的数值作为流动感知变量的取值，取值区间为［-9，9］，正数表示感知到向上流动，负数表示向下流动，0表示未流动。本研究的流动感知大致代表了本世纪最初20多年中国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动情况的感受。

2. 居民身份

居民身份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根据研究假设界定出四种类型：“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笔者首先根据居住地，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个案界定为“农村居民”，把居住在城市的个案界定为城镇常住人口。然后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把目前拥有农业户口的个案界定为“流动人口”，把经历过“农转非”的个案界定为“户籍移民”，把自出生起就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个案界定为“城市土著居民”。

3. 出生世代

出生世代是本研究另一个核心自变量。按照世代分析的惯例，笔者以5年为间隔，把1945、1950、1955、1960、1965、1970、1975、1980、1985、1990等10个年份作为节点划分出九个出生世代。其中第一个出生世代包含1945—1949年出生的个案，最后一个出生世代包含1985—1989年出生的个案。由于流动感知是被访者对当前地位和10年前地位变化状况的主观评价，考虑到年龄过大的个案可能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多年，他们的地位认同会有特殊模式，年龄过小的部分个案可能10年前或者当前尚在求学，他们的地位认同意义有限，因此，笔者在九个出生世代群体中删除了在接受调查时年龄大于70岁或小于30岁的个案、已经退休的个案和正在上学的个案。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男性”=1，“女性”=0）、自评健康（“健康”=1，“不健康”=0）、婚姻状态（“在婚”=1，“不在婚”=0）、体制分割（“体制内”=1，“体制外”=0）、父母最高学历（“高中及以上”=1，“高中以下”=0）、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和职业类型。其中，性别、自评健康、婚姻状态、体制分割和父母最高学历为虚拟变量，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取对数）为连续变量。职业类型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体力工人”“农业劳动者”“其他职业或无业人员”，重编码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1。

（三）分析步骤和统计模型

数据分析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描述性分析，通过条状图展示流动感知的分布和不同年份的差异；第二部分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估计居民身份对流动感知的效应，以检验假设1、假设2a和假设2b；第三部分估计居民身份对流动感知的效应是否存在世代差异（检验假设3a和假设3b），为此笔者引入交互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第二部分使用的模型的具体形式是：

其中，y_i表示被访者的流动感知，x_k为自变量，包括居民身份、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职业类型、性别、自评健康、婚姻状态、体制分割、父母最高学历、出生世代、调查年份和省份等变量。β_k是各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β₀和ε_i分别为截距项和残差项。建模时使用嵌套模型的策略以考察核心自变量居民身份的净效应。

第三部分使用的交互模型的具体形式是：

其中，y_i表示被访者的流动感知，identity和β₁分别是居民身份及其系数，cohort和β₂是出生世代及其系数，β₃是居民身份和出生世代交互项的系数。其余自变量x_k包括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职业类型、性别、自评健康、婚姻状态、体制分割、父母最高学历、调查年份和省份。β₀和ε_i分别为截距项和残差项。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流动感知的分布与历年变化

图1a是流动感知变量的分布图，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该变量98%以上的取值都在-4—4，意味着绝大部分居民感知到的社会流动距离都比较短，长距离流动比较少见。这与客观社会流动的状况吻合。按照李煜（2019b）的说法，随着各项制度逐步规范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草根逆袭的长距离流动越来越少，21世纪以来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流动机会更多但流动距离更短。其次，流动感知的分布明显向上偏移，半数以上（55.36%）的居民认为过去10年间经历了向上流动，也有部分（33.07%）居民认为没有流动，仅有少部分（11.57%）居民感觉经历了向下流动。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与经济增长同步进行。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引进外资等政策的出台都致力于增大经济总量（林毅夫等，1994）。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经济的腾飞使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从而形成积极的流动感知。图1b展示了2010年以来流动感知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即民众感知到的地位上升幅度在减小。这与引言提到的近年来社会心态消极化的趋势一致，可能与改革进入深化期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有关，也可能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增强有关。总体而言，图1充分显示个体的流动感知是镶嵌在社会和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促成了集体层面流动感知的形成和变迁。

（二）不同身份居民的流动感知

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图（图2）观察不同身份居民的流动感知。图2a是不同身份居民10年前地位认同和当前地位认同的均值条状图，显示四类居民当前的地位认同均显著高于10年前。分群体看，城市土著居民10年前的地位认同（4.01分）和当前的地位认同（4.43分）在四类群体中都是最高的，二者差距（即流动感知）为0.42分；农村居民10年前的地位认同（3.08分）和当前的地位认同（3.92分）在四类群体中都是最低的，但二者差距达0.84分。这说明，与城市土著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感觉过去一段时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图2b进一步展示了四个群体的流动感知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显示流动感知均为正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城市土著居民，并且均值差异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总体而言，城乡居民在过去十几年始终维持着较为积极的流动感知，并且四类身份居民的流动感知差异显著。

表2是以流动感知为因变量的OLS回归模型，用以考察核心自变量的净效应。模型1仅包含核心自变量居民身份并设置了世代、年份以及省份的固定效应。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性别、自评健康、婚姻状态和体制分割等变量均对流动感知有显著影响，但并未大幅度改变“居民身份”变量的系数。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本人受教育年限”变量，其系数为-0.007，说明学历越高，个体流动感知越消极。受教育年限的负向效应可以从影响流动感知的主观因素加以分析。首先，高学历者拥有异质性更强的社会网络，其中可能有地位更高或社会流动速度更快的人作为参照群体，从而在“隧道效应”的影响下形成消极的流动感知。其次，高学历者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教育成就，倾向于向内归因，对社会地位有较高预期，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比低学历者更容易面临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而形成消极的流动感知。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和“职业类型”变量。其中，个人年收入（取对数）的系数为0.023，说明收入越高，个体的流动感知越积极。从各个职业类型的系数看，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新中产阶级）的流动感知比体力工人和农业劳动者更积极。收入和职业类型的效应可从影响流动感知的客观因素加以理解。在经济持续增长和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背景下，高收入者和新中产阶级职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个体经历了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投射到主观意识上就是积极的流动感知。

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居民身份”变量的各个系数仍然显著并与图2b一致。在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职业类型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即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证实了假设1。流动人口和户籍移民的流动感知也比农村居民更消极，也证实了假设2a和假设2b。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发生了明显分化。

（三）城乡居民流动感知的世代差异

首先通过描述性分析观察不同身份居民流动感知的世代粗效应。笔者绘制了流动感知的均值折线图（图3），并计算了不同居民流动感知的世代内相关系数（ICC），该系数可以衡量流动感知在世代间的变异程度。图3显示，流动感知的世代差异有明显的户籍分割现象。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的两条折线比较平坦，世代内相关系数均为0.002，说明这两个群体流动感知的世代差异很小；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的两条折线“斜率”比较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022和0.033，说明这两个群体流动感知的世代差异较大。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197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世代中，四个群体的流动感知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高于0.5，且四个群体的水平较为接近；在1975年以前出生的年长世代中，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显著低于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由此可见，图2b和表2模型4显示的不同身份居民的流动感知差异可能主要由年长世代的差异所贡献。

表3是估计出生世代对流动感知效应的OLS回归模型。基于图3的折线形状并考虑到模型的简约性，笔者将出生世代视为连续变量。模型1到模型4分别是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4个子样本，出生世代的系数分别为0.005（不显著）、0.014（不显著）、0.072、0.093。在本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职业类型和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的世代效应十分显著。模型5的全样本模型加入了出生世代和居民身份的交互项。笔者根据该模型绘制了示意图（图4）。图4显示，在年长世代中，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显著低于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其中，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在四个群体中是最低的，证实了假设3a。在年轻世代中，四个群体的流动感知趋同，证实了假设3b。先前研究发现的农村居民社会心态更为积极很可能来自年长世代群体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模型3（即户籍移民子样本模型）控制了获得非农户口的年份，其系数为0.011，表示获得非农户口越早的户籍移民流动感知越低。这符合笔者的预期，因为越早获得非农户口的个体就越有可能和城市土著居民一样在城乡地位结构中占据优势，其地位认知图式以及面临的主客观张力越接近城市土著居民。

结论与讨论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被1949年以来建立的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强化，最终导致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不仅是属类差别，还带有地位等级的意涵。在相关制度变迁的背景下，笔者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理解不同身份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对2010—2021年七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首先，流动感知的分布向上偏移，即大部分城乡居民都能感知到向上流动，感知到向下流动的人则很少，这与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和职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关。其次，流动感知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四类群体中，农村居民的流动感知最积极，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最消极。最后，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存在世代效应，年长世代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比年轻世代更为明显。这种世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制度变迁对流动感知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将流动感知还原为个体心理不同，本研究将流动感知视为集体层面的社会心态或价值共识，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形成机制。笔者认为，流动感知取决于主观层面关于社会地位和流动的认知图式和客观层面社会流动经历之间的张力，其中，主观认知图式通常来源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例如，笔者发现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最为消极，这是因为他们在计划体制时期因户籍制度的庇护而享有比农村居民更优越的社会地位，主观上也形成了相应的认知图式。随着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革，户籍在社会地位分配中的作用弱化，这与城市土著居民原有的地位认知图式形成了较强张力，对他们的流动感知产生了消极影响。再比如，笔者发现流动人口和农转非群体的流动感知比农村居民更消极，这是因为他们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瓦解以后逐渐形成了不受户籍制度限制、通过努力和能力实现向上流动的认知图式，但由于现实中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与他们的认知图式构成了一定张力，因此对流动感知产生了消极影响。

通常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产生消极的社会态度，但客观地位和主观社会态度有时并不一致。很多研究发现，在地位认同、生活满意度、对社会不平等的容忍度等一系列社会态度上，农村居民均比城市居民积极（怀默霆，2009；张翼，2011；范晓光、陈云松，2015）。本研究也发现农村居民的流动感知比城市居民更积极。过去的研究通常致力于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分析这种城乡差异，并提出农村人口之所以具有积极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参照对象不是城市居民而是过去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进步显著，因而形成了积极的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2007）。然而，笔者认为，社会态度的城乡差异应当从城镇居民的角度加以理解。城镇居民的社会态度之所以更加消极，不仅是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福利减少和收入下降等情况，还因为他们在原先的地位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在地位格局出现变动后，原先的优势群体在旧有资源分配制度中建构的认知图式仍具有极强的惯性，当他们丧失优势并看到原来的下层群体向上流动时，极容易认知失调并由此形成各种负面心态。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

排版：严航

新媒体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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