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场宿舍到村寨共同体：一个老挝中资橡胶农场的雇工管理个案研究
![]()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何海狮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韩佳咪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 要：本文讨论了一个老挝中资橡胶农场的本土雇工管理实践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在胶工与农场的互动博弈下，农场宿舍逐渐被赋予老挝传统社会文化意义，转变为村寨共同体。村寨共同体与农场的叠加和互构，促使胶工对村寨的情感认同向农场及其劳动“转移”，为农场获得稳定且可靠的劳动力提供了保障。同时，借助村寨共同体的属性，农场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柔性劳动力监督与管理机制，进一步稳固了劳资关系。该案例表明，本土劳动力将家庭与村寨等传统社会结合方式嵌入到现代劳资关系之中的倾向，能够引发劳资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深入挖掘本土劳动力的社会结合方式，有助于推进中资企业更为良性和稳固地扎根海外。孔雀橡胶农场隶属于一个中国国有橡胶公司。该公司深耕中国橡胶市场，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与销售经验，并于2005年进驻老挝，在老挝北部的南塔省成立了老挝分公司，建立了面积约5600亩的孔雀橡胶农场。依托中老两国合作开展的替代发展项目的政策支持，分公司在老挝业务进展顺利，成立次年即着手种植橡胶树。但好景不长，农场很快就陷入了招工困境。最初，农场选择就近招工，因为周边有多个人口约两三百人的大村寨，并且当地缺乏就业机会，各村寨都有较多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但是，这些就近招来的劳动力极不稳定，常常出现“今天来明天走”“迟到早退”的现象，农场不得不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补充劳动力。一年后，农场放弃了就近招工模式，开始尝试跨省招工，前往老挝东北部的山区省份丰沙里省招收工人。农场管理层认为，跨省招工会增加工人的“返家成本”，对稳定劳动力有帮助。但这批丰沙里胶工在工作了约5年后，也开始陆续离开农场。从表面上看这有两个诱因，即突然波动的工资和糟糕的住宿条件。胶工们一直住在河边搭建的简易木板房中，雨季时，房屋常会浸水甚至会被冲毁。2013年，农场开启了第三次招工，这次招来的胶工来自老挝另一个偏僻山区省份华潘省。然而，第三批胶工的稳定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总结第二批胶工的离职原因时，农场认为突然波动的工资仅仅是离职的导火索，宿舍等配套福利的缺乏才是工人离开的真正原因。因此，招收第三批工人后，农场马上着手改善了胶工的住宿条件。但这批胶工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些物质方面的福利，而是提出了更多关于日常社会关系处理方面的需求。起初，这些需求多被农场视为无理取闹而被直接无视，从而引发了摩擦与矛盾。随着矛盾的积累，农场逐渐看到了胶工需求的普遍性，意识到胶工对农场提出诉求背后的逻辑是将农场空间视为村寨共同体，他们的行为是合乎老挝社会传统的。于是，农场开始积极予以回应，尝试通过选举村长等方式将农场宿舍打造为村寨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农场劳动力逐渐稳定了下来。
实际上，这个案例并不特殊。在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劳动力是一种可交换的商品，劳雇关系更倾向于利益取向的“交换关系”（Clark and Mills，1979），但这种市场主义的理性逻辑更像是一种理想模型，在现实社会中大多会遭遇来自地方的“抵抗”。在老挝等传统社会，劳动力并不是个体化的，人们也不会将劳雇关系视为简单的劳动力买卖关系，而是倾向于将其放置在传统的社会结合脉络中进行理解和实践。基于这一普遍性的现实，本文将以孔雀农场雇工管理为案例，梳理胶工与农场相互博弈与配合，将老挝乡村社会结合方式嵌套进现代农场宿舍，构建出“农场+村寨”的特殊劳动力管理模式的过程。本文的田野资料来自于笔者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在老挝南塔省的实地调查。调查期间，笔者征得了农场负责人同意，驻扎在农场胶工宿舍区，得以深度参与观察胶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孔雀公司的雇工难题并不是孤例，以当地劳动力招募与管理为核心的劳资关系问题构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挑战之一。一项以21家海外中企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海外中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忽视雇佣双方的劳资关系，低估东道国对劳工关系管理的重视程度（Johnston，2015）。由此引发的劳资矛盾与纠纷，一方面给企业生产和经营带来了极大困难，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舆论发酵，给海外中企带来了负面社会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贴上了“土地掠夺”“剥削当地劳工”“引发当地政府腐败”和“不遵守国际法”等标签（Mora，2022），既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唐晓阳，2015），也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Shi，2008）。不同于技术、信息、资本等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虽然也处在流动之中，但因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文化资本等的不同，劳动力依然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遭遇的劳资问题同样深具地方特殊性。以目前积累最丰富的在非中企研究为例，劳资关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与当地工会的关系上。一方面，自殖民时代以来，很多非洲国家培育了丰富的工会传统，甚至形成了激进工会和对抗性的劳资关系。这与中国经验差别较大，走出去的中企缺乏与此类激进工会打交道的经验（柯姗姗，2011）。另一方面，中企对劳资关系的重视总体不足，既体现在人力资源部门在公司地位的相对弱势之上，又体现在关于跨国别劳资关系的员工知识培训的相对缺乏上（沙伯力等，2016）。有研究者指出，既然非洲劳工法律较为完善，那么中企应放弃非正式管理策略，转而依靠当地的明文法律规定，以厘清雇佣双方的职责与权利，达成高效管理的目标（黄岩、麦靖仪，2020）。也有学者认为，非洲有与中国类似的重视家庭和集体的传统思想，这为中企在劳工管理中打“情感牌”提供了很好的抓手（李安山，2014；韩振国，2017）。
从研究范式来看，以非洲中企为对象的海外雇工研究主要由两大范式主导。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吴迪（2016）称之为“雇佣工制政治理论范式”。例如，一些研究强调，海外中企倾向于从国内雇佣工人，而不愿雇佣本地工人，并且由于其在非洲复制和移植了国内的劳工管理模式，中企员工在当地处于“自我孤立”状态（Kushner，2013）。但沙伯力等（2016）仔细审视后指出，这种观点忽视了非洲劳动力的实际境况，严重歪曲了中企的雇工实情。李静君（Lee，2017：93-95）在长期田野调查基础上比较了中企和国外企业在非洲的劳工雇佣与管理差异，将中企管理模式称之为“集体禁欲主义”。同时，她还比较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本土劳工的特点，认为当地群众以及地方政治的历史与实践是理解劳工性质的关键点之一（Lee，2009）。不过，李静君虽然呼吁研究者们关注本土，但其理论核心依然是超越地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实际上，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会借此范式，以先入为主的“俯视”姿态将中企海外投资活动纳入批评视阈，提出了诸如“新殖民主义”等带有明显偏见的观点（Bayo，2011；Tiffen，2014）。第二种是发展研究范式。相关研究主要由国内学者主导，以中企在海外落地生根的过程为重点考察对象。该范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中国经验如何落地”。例如，徐秀丽和李小云（2020）提出了“平行经验分享”模式，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如何在非洲共享；雷雯等（2017）对中国经验中的“干部带头和监督”等如何被本土化进行了考察。在该范式下，雇工问题作为一个衍生分支而被关注，例如讨论中国经验中的人情世故如何在本土劳工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张晓颖，2016），等等。总的来说，这两大范式主导下的海外雇工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宽广的思路，但同时也带有局限。局限之一就是削弱了对地方社会微观文化的特殊性的关注，这在理论先行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表现明显。同时，在发展范式下，“中国经验如何落地”的问题预设同样容易导致对地方文化及地方劳动力内在特质的关注不足。本文将尝试跳脱两大范式的既定框架，深入挖掘海外劳资关系中的地方性知识及其实践。在资本主义市场下，资本家以货币购买市场化的劳动力，再利用其进行商品生产。这实际上预设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具有个体化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种权利不证自明，因为自由、平等、契约和个体化（个体利益）等已被视为“天赋人权”（马克思，2018：204-205）。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这些个体劳动者常常以“无产阶级”这一集体形式出现。但布若威（2008）认为，这些无产阶级工人其实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于是他将“主体性”纳入劳工研究的视野。在福柯（1999）“权力”概念的影响下，后续学者将性别、种族、公民身份等元素也纳入了主体性研究的视阈（Thomas，1985；Lee，1998）。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这些研究虽然强调非阶级的范畴，但其真正的关注点仍然是劳工的阶级关系（闻翔、周潇，2007）。还有部分学者试图淡化阶级视角，关注劳工的社会文化属性。例如，谢国雄（1997：22-37）基于台湾省劳工研究的经验，引入诸如人观、时间、空间、因果等“基本文化分类概念”，通过这些概念重新思考何为劳动者和劳动者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进而讨论了“劳雇关系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在当下的中国，城市资本大量涌入农村社会，触发了深具乡土特色的劳雇关系。相关研究表明，外来资本常常将以人情为基础的情感认同策略和以当地农村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嵌入策略相结合进行农业劳动力监管（徐宗阳，2016；陈航英，2021；陈义媛，2023）。简单来说，这些研究试图发掘错综复杂的经济实践背后的深厚“社会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探寻经济行为背后的“行动伦理”（周飞舟、何奇峰，2021）。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探讨劳工文化属性尤其是劳雇关系，实质是在讨论一种社会结合的方式。“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社会结合是人类普遍的社会需求乃至心理与生理需求（Baumeister and Leary，1995）。所谓“社会结合”，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麻国庆，1999：112）。其中，“纽带”既包括复杂多样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信仰和观念等。在这个意义上，劳雇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结合的“纽带”和方式。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雇关系和地方传统社会中的劳雇关系区别较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被视为个体，劳雇关系一定程度上被简化为以物质利益为主的交换，因此其社会结合主要由外在的刚性制度来保障和维持，往往是较为脆弱和缺乏韧性的。相较而言，在地方传统社会，劳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嵌入”（波兰尼，2007：60-61）在整体性社会结合的脉络之中。可以从克拉克对“交换关系”与“共同体关系”的区分中理解两种社会结合模式的区别。克拉克指出，当人际关系是“交换关系”时，物质利益的交换被明确期待和计算，而在“共同体关系”中，对物质利益的回报期待会让位于基于共同体关系的情感与连结（Clark and Mills，1979；Clark， et al.，1986）。显然，当劳雇关系是一种“共同体关系”时，随之而来的社会结合往往会更持续稳固。
虽然“社会结合”与“社会基础”（徐宗阳，2016）等概念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社会结合”显然更能突显本文所强调的不同劳雇关系之间的差异、劳雇双方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劳雇关系的动态平衡状态等。劳雇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两种社会结合方式的碰撞，即劳动力个体化下的社会结合方式与劳动力所属传统劳雇关系下的社会结合方式之间的碰撞。同时，二者互动博弈之后还产生了一种处于结构化过程中的新型劳雇关系。在这种劳雇关系中，劳动者不是被动的，也没有一味地为资本所利用，他们往往会根据地方社会与文化的积淀抑或社会文化资本，主动构建社会结合的具体形式。以当代非洲南部的劳动者为例，他们便始终在主动寻求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体化价值观的“依附性雇佣关系”。弗格森（Ferguson，2013）在《依附宣言》（Declarations of Dependence）中犀利地指出，依附关系不应被视为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与不平等的关系，也不是一种过时的、应被抛弃的前现代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当代行为模式。换言之，依附性雇佣关系是劳动者主动摒弃资本主义劳资关系逻辑，转而寻求的一种新的雇佣关系和社会结合方式的产物。因此，考察不同社会结合背景下，劳雇双方的内在冲突以及新的劳雇关系达成的过程，进而形成对现代化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中劳雇关系的更深刻认识，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尝试。同时，这对于缺少跨文化经验的中国企业的海外实践尤为重要。（三）社会结合中的老挝农民
具体讨论本文案例之前，有必要对老挝的传统社会结合方式略加讨论，特别是其中对于雇工群体（老挝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特征与形式。第一，普遍的流动性。东南亚社会被政治与历史学家界定为曼陀罗政治体系，其特点之一是“更希望控制人口而不是土地”（斯科特，2016：72）。一种有效控制人口的方式是形成庇护关系（Scott，1972），庇护的特点是基于私人关系的追随，追随容易造成更为普遍的流动。这与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区别。虽然中国的农民工也在不断地流动，但他们总有一种叶落归根的观念和行为。当然，本文不否认户口及城市政策等也为农民扎根城市设置了巨大阻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老挝社会，流动是一种日常。第二，家庭的普遍牵制。学界对于如何界定老挝的亲属制度有所争议，有学者认为其遵循了母系继嗣规则（郝国强，2013），也有学者认为男性继嗣传统特别为老挝社会所强调（Thomas，1976）。出现认识方面的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老挝社会缺少较为典型的单系继嗣集团，也没有形成与中国社会类似的宗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老挝社会的亲属关系是松散和疏离的。相反，老挝社会基于血亲、姻亲等结成的亲属关系是稳固且互动频繁的。因此，苏世天（2019）主张超越一般的谱系结构逻辑来考察老挝社会的亲属制度，并重点讨论其亲属关系的实践性特征。在血亲和姻亲的基础上，通过“极强的日常实践性”，尤其是“共同的生活和地方性的居住带来的亲密感”（苏世天，2019：104），老挝社会的亲属关系表现出丰富的扩展性、极强的亲密性和频繁的日常互动性等多重特征。例如，在老挝社会，劳动等合作机制几乎都是以（实践性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专注老挝研究的人类学家埃文斯（Evans，1995）曾考察过由老挝政府推动的短暂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认为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民对合作的理解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的错位。老挝农民也重视农业合作，但是其农业合作的最重要基础是广泛的实践性的（有选择性的）亲属网络，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安排。
第三，村寨的重要性。老挝村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封闭共同体的特征（Ireson，1996）。由于村寨内部的亲属关系是扩展性和实践性的，基于血亲和姻亲的亲属关系才可以沿着诸如“哈格”（“爱”，Hak）等兼具私密之爱、家庭之爱和友人之爱等多重情感，融通血缘与非血缘、亲属与非亲属以及家庭与村寨等不同面向，亲属关系才能进一步扩展为村寨共同体，亲属情感才能进一步转换成村寨的“情义共同体”（苏世天、郝国强，2022）。当然，老挝的村寨共同体特征也与其庇护主义传统有关。在庇护主义传统下，老挝社会更重视地方性与私人性关系，地方社会与中央的连结较为微弱，而与村寨等地方性的领导者有着更紧密的认同。老挝村寨几乎不与更大的政治或社会单位进行紧密连结（Ireson，1996）。艾尔森认为，法国殖民的历史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对老挝村寨的传统组织形式的影响甚微，尤其是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面”，老挝农民的村寨认同至今依然强烈，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Ireson，1996）。在当下，老挝村寨的共同体及其自治属性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更大赋权，由于老挝政府自身财力物力及行政治理能力不足，大量村寨建设与管理的工作都是直接由村寨内部解决。这些工作既包括道路维修、学校修建、寺庙修缮、农田水利维护等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包括处理偷窃、家庭矛盾、离婚、婚外情、打架斗殴等日常治安事件，还包括对搬迁、出生、结婚、离婚、死亡等的登记及审批，各类税收的上报和征缴，土地的开发、买卖、分配等复杂繁琐的村落日常管理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村长的位置举足轻重。村长通常被视为村寨的代表，上述工作也均由村长负责召集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村长甚至还扮演着村寨“外交官”的角色，代表村寨村民与外界进行互动。这里的“外界”既包括上级政府乃至国家，也包括村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如外来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村长见多识广，具备更丰富的“外交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村长代表着村寨共同体，对土地、房屋、牲畜等的买卖租赁等具有监督、管理和审批的职责（当然，村长也会从中收取一定的中介费）。可见，老挝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老病死在内，都有村寨的深深介入。村寨是老挝农民政治、文化和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述老挝传统社会结合的三个特点来看，老挝劳动力具有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一方面，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在流动中却又像蜗牛一样背着一个家庭和村寨的庞大外壳。本文认为，这些外壳正是理解老挝农民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上述三种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即在农场和胶工的博弈互动中，如何将宿舍建构为村寨共同体，创造出“村寨+农场”的独特管理模式。
从社会结合的视角看，孔雀农场在招收第一批工人时并未意识到劳动力背后的家庭与村寨的牵制，正是这种忽视最终导致了在农场周边村寨招工的失败。第二批招工时，农场采用了跨省招工的方式，这表明农场对胶工背后的社会结合传统已有所察觉，认识到跨省招工是切断此类原生牵制的办法。但农场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老挝农民来说，流动是常态，是重新扎根的开始，他们并不像中国农民工那样将根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并总想在一段时间后“落叶归根”。农场用中国经验来看待第二批老挝胶工，认为他们赚钱后自然是要重返家乡的，因此只要工资有吸引力，其他福利都是次要甚至多余的。所以，即便看到第二批胶工大多携家带口来到农场，农场也并未给他们建造合适的房屋，而仅仅是与胶工一起搭建了随时可能被雨水摧毁的简易廉价木板房。经过前两批招工的失利，农场开始认识到住宿的重要性。因此，第三批招工后，农场做出的最大改变就是建造宿舍区并配套较为完善的福利设施。宿舍区完工于2015年，分为2个相隔500米的片区，称为“一队”和“二队”。宿舍为连排平房，墙体为水泥砖或火砖，共75间，每间配有一个大起居室和一个厨房，水电均直通各家。卫生间和淋浴设备单独建于宿舍区一角，为全区公用。农场还兴建了胶工子弟小学，由南塔省教育厅统一管辖。宿舍区距离县城约20公里，开皮卡车约需20分钟，交通较为便利。据农场2023年的统计数据，目前宿舍区共生活着58户，约190人，其中胶工为98名。2013年至今，胶树出胶量不断增加，胶工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年收入从人均1万余元人民币逐渐增长到了1.8—2万元人民币。对于胶工而言，这样的收入非常可观，若是在老家，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很难达到1500元人民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孔雀农场建造胶工宿舍主要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即保障胶工及其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建造胶工宿舍与资本主义工厂为工人建造的“工厂村”或公寓楼等具有相似性，目的在于确保劳动力的忠诚与稳定以及提高工作效率。有研究表明，资本主义早期的宿舍安排与同时期的“家长制”企业管理方式具有一致性（Ackers，1998），而到了美国福利资本主义时期，为工人提供住宿更多是出于商业考量，因为提供住宿可以提高工人25%—33%的工作效率，并且有助于安抚工人罢工，继而控制工人。总之，其目的在于促进工人生产，而不是家长式管理（赖特，2015：220）。在上述实践中，工厂对宿舍的管理总体上是“抓大放小”，抓的是宿舍区的规划、宿舍资源的分配等，对于工人在宿舍区的日常生活则大体不会过多干涉。
与资本主义工厂宿舍不同的是，孔雀农场一方面将宿舍定位为胶工及其家庭的临时居所，另一方面又试图对宿舍进行深度管理。这种管理策略，一定程度上源自孔雀农场母公司的单位制农场管理经验。孔雀农场所属的国有橡胶企业最初的管理体制就是单位制，相应地孔雀农场也尝试用“农场办社会”（韩朝华，2018）的思路对农场劳工及其生活进行全面管理。首先，农场将胶工宿舍分为“一队”和“二队”，并选派中方工人担任队长，这其实就是单位制农场中的生产队模式。其次，农场力求保障工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尽量提供福利设施。例如，提供职工家庭宿舍并配套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营建学校并聘请老师进行教学（后划归南塔省教育厅统筹管理），垦造集体鱼塘、菜园等补充供应员工伙食，等等。最后，农场会对胶工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如采用“禁”“引”结合的方式进行行为控制。所谓“禁”，即将一些行为定性为对农场或胶工有危害，并予以禁止，例如禁枪。胶工原来生活在山区，家家户户都有猎枪，但从农场管理角度看，猎枪对农场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危害，而且狩猎是一种耗时的娱乐，胶工们狩猎结束之后往往还会三五成群地喝酒狂欢，严重影响橡胶生产。所谓“引”，就是引导胶工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引导他们种植蔬菜，圈养畜禽，养成储蓄习惯等。传授蔬菜种植技术，是想引导胶工从刀耕火种的山地生活向平地集约的农业生活方式转变。圈养畜禽，是要引入一种科学与公共卫生的现代性理念。至于储蓄，胶工以前很少有储蓄习惯，拿到工资之后总是第一时间挥霍殆尽。二队队长说：“刚来时，胶工们领到工资就买老挝啤酒喝，喝醉了第二天又不好好上班。而且，老挝啤酒也不便宜，他们喝的量又多。很快工资就没了。而现在，固定到银行存钱的胶工越来越多了。”从农场角度来看，储蓄既有助于胶工养成合理安排日常开支的习惯，也有利于保障橡胶生产的正常进行。不难看出，孔雀农场试图打造“工厂宿舍+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但其逻辑依然是将胶工视作个体劳动力。虽然从工人福利的角度出发，农场提供了包括住房、娱乐、宗教、教育等全方位立体服务，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保障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使农场获得稳定且忠诚的个体劳动力。而在中国，“单位制”的实践是为了创造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型社会结合方式，单位制下的工厂同时是一个执行国家意志的行政组织（路风，1989）。相比之下，孔雀农场的“单位制”始终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更不是政治的。这当然既包括客观上的“不可能”，也包括主观上的“不愿意”。“不可能”是因为孔雀农场作为外资企业，既无力全盘复制单位制管理模式，也不可能被允许扮演兼具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全面社会改造目的的全能型单位制角色（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李路路，2002）。“不愿意”是指，作为一个营利性公司，农场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市场主义的，而非以打造一个全新的有机运转的社区作为农场的核心目标。由此可见，孔雀农场的实践是并不完全的“工厂宿舍+单位制”管理模式，实质上依然是将劳动力与农场的关系视为“交换关系”，而未清晰地看到劳动者社会结合的内在需求。
正如前文所言，流动对于老挝胶工而言是常态，流动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结合的可能。他们将入职农场视为整个家庭（甚至亲属）的徙居，而不是个体劳动力的短暂移动。时隔多年，农场的中方管理人员仍对这些胶工来到农场时的“壮观”场景记忆犹新。
当年公司雇了辆大卡车（从华潘省）接他们过来。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他们到这里的时候，车上挤满了人，青壮年、老人、小孩，甚至婴儿。很多小孩子连衣服都没有穿。车上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的牲畜，像鸡、鸭、猪和牛这些。……我活了几十年都没见过那种场面。（访谈对象DXM，20190226）
一位胶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孔雀）公司在老挝很有名。听说在那里赚钱多，生活也很好，我们就来了。我们华潘生活太苦了！”怀着在农场开启新生活的美好愿景，胶工们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将所有家当、家庭成员甚至亲属等全部带到了农场。这与在珠三角务工的中国农民工截然不同（任焰、潘毅，2006）。与其说胶工选择接受招募来到农场是为了赚取丰厚的工资，不如说他们是为了寻求美好生活，而丰厚的工资、各种福利设施等仅是美好生活的保障之一。可惜的是，农场提供宿舍等各项福利设施的目的是保障劳动力的家庭再生产，本质上依然是把劳动者视为单纯赚取物质利益的个体，而胶工却误以为农场提供宿舍等福利是为了迎合其安置新家以及重建村寨的社会结合目标。在胶工看来，宿舍就是“家”，宿舍区自然就是“村寨”。这显然与农场的定位有偏差和错位，并很快在日常沟通中转化为摩擦和矛盾。下面是两起比较典型的案例。
宿舍周边有很多村寨，胶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这些村寨往来，摩擦也不可避免。2015年，一位胶工与某村寨村民喝醉酒后发生口角，并借着酒劲拿板凳砸了该村民头部，致其流血。事后，胶工跑回了农场，被打村民则马上找到农场办公室，要求农场出面解决冲突。农场的中方管理人员郑重接待了该村民，并向他保证“一定妥善处理好此事”。但实际上，该管理人员预备采用拖延战术悄无声息地化解此事。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在中国社会往往有效的方法，在老挝社会却遭遇了困难。此后，这位村民每天都会来办公室找这位管理人员，要他赶紧将闹事胶工找来一起解决问题，导致这位管理人员不敢再露面，只能与其“打游击”。最后，农场只好委托一位曾在老家做过村长且威望较高的胶工出面与被打村民协商。协商结果是伤人的胶工赔偿被打村民4只鸡，冲突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2014年，农场男胶工L与女胶工M开始谈恋爱。不久，双方举行了老挝传统拴线仪式，并摆酒席宴请了全部胶工，算是订婚了。2016年，农场新来的一位女胶工N吸引了L的注意。于是，L移情别恋，开始与N恋爱，并提出要与M分手。事发后，M的家庭找到农场队长，要求队长出面解决此事。队长和农场中方管理人员认为，恋爱纠纷纯属个人私事，农场是一个企业，没有理由介入这类私事，“再说，大不了就分手嘛”，于是决定采用消极态度处理此事。但是，M的家庭对农场的“冷处理”并不买账，由于L和M分属一队和二队，M的家长持续不断地请求两队队长一同主持公道。僵持两个星期后，两队队长觉察到此事无法冷处理，只能积极面对。他们与部分威望较高的胶工商议后决定按“老挝规矩”来。于是，两队队长找到两家人，告知此事需要按老挝习俗办，但是“我们是外国人，不了解你们的风俗”。最后，两队选出了几位老人以及比较有名望的中年人出面进行协商，事件很快得到了解决。L家同意给予M家两头猪和数只鸡作为赔偿，M家则会既往不咎。后来，L和M分别结婚了，两个家庭之间也往来正常，完全看不出曾经存在隔阂。
在处理类似摩擦的过程中，农场逐渐意识到胶工背后的社会结合需求，意识到他们将宿舍当作村寨，把农场管理者当作村长，但可惜的是，农场并没有承担村寨及村长职责的能力和经验。为避免在类似事件中不断陷入尴尬与为难的境地，农场最终决定顺势而为，召集胶工选举“村长”。村长由胶工内部选举产生，负责村寨中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事务，如个体或家庭之间、宿舍与周边村寨之间、村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与沟通等。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力强、愿意为村民服务的卡里斯马式领袖更容易当选村长。现在的一队村长孔赛即是一例。2016年，经亲戚介绍，孔赛及家人从华潘来到基地割胶，并于次年被一队胶工选为村长。孔赛在华潘老家就曾担任村长一职，熟悉村长的职责。来到农场后，他也展现出很强的领袖魅力，处处为胶工着想，获得了大家的一致信任。胶工一直希望购买附近的橡胶树或购买土地种植橡胶以增加永久定居的资本，他便一直努力为此想办法。一位胶工说：“乃班想让我们多赚点钱，计划带着我们买点南沙村的土地，自己种点橡胶。他去找过南沙的乃班了，但是南沙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了。我们乃班说，如果以后南沙有人要卖自己的橡胶树，他会第一时间沟通，帮我们买一点。”（访谈对象KN，20190314）虽然选出了“村长”，但农场并未撤销中方“队长”的职位，只不过其职责被缩减为主要负责橡胶生产的各项事务。如果说村长负责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工作，那么队长主要负责的是经济生产领域的工作，由此形成了“村长”和“队长”并行的双层管理模式。事实证明，对于胶工和农场来说，双层管理模式是一种双赢。“村长”的产生标志着胶工对宿舍的村寨定位得到了农场的正式认可，他们能够以宿舍为基础，围绕“村长”这一社会角色，依照老挝传统社会与文化规则，组建新的社会关系，构建村寨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胶工虽然从原有村寨共同体中抽离，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农场劳动，但是依旧对传统共同体关系保有认同与渴望，希望在新村寨组建新的共同体网络。同时，胶工之间原有的紧密血缘和地缘联系也使得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变得较为容易。这些胶工家庭来自相邻的5个村寨，不但地理上相近，而且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亲属关系。在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下，胶工们逐渐建构出了新的村寨共同体，新的村寨共同体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即便是在长达2个月的冬季橡胶停割休息期，也有大量胶工留在村寨，而不是回到老家拜访亲友。
表面上看，农场做出了不得已的妥协。但实际上，通过与胶工共同构建村寨，农场获得了稳定可靠的劳动力队伍。相比之下，将劳动力从村寨共同体中抽离，并以不完全的“工厂宿舍+单位制”进行农业劳动力管理的方式，却很容易掉入所谓自上而下的、看似理性的简单化规划陷阱（斯科特，2011：4）。可喜的是，农场在意识到问题后，逐步与胶工达成合作，最终促成了双层管理模式的地方性实践的诞生。本文将这种双层管理模式下的农场称为“农场+村寨”的叠加形态。事实证明，这种叠加形态确实大大有利于农场的劳动力管理和监督。农场将胶工管理工作进行了有效切割，中方只负责与经济利益相关部分的管理，无需花费过多精力去处理胶工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务，无形中化解了双方可能产生的日常矛盾。不仅如此，胶工及其家庭基于村寨共同体所形成的情感认同也被“转移”到农场之上，使胶工对农场也产生了一定的劳动认同。换言之，胶工与农场之间的关系由相对脆弱的“交换关系”逐渐转变为稳固的“共同体关系”。至此，农场已然意识到胶工背后的社会结合形态的重要性，不再视胶工为单个劳动力。简言之，胶工一方面是农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家庭和村寨中的一份子。当然，这两种身份并非简单的重叠，其间还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既指村寨逻辑对现代化农场管理模式的挑战及其所做的相应的调整，也指村寨本身的改变。这个村寨严格上说并不是传统老挝村寨，而是农场影响下的村寨。较为明显的区别有二：首先，这个村寨没有大部分老挝村寨都有的寺庙，因此也没有依托寺庙举行的佛教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村寨没有传统宗教文化，实际上，拴线仪式、节日活动等依然兴盛。其次，这个村寨的生计模式和其他传统老挝村寨亦有差别。大部分老挝村寨是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农场村寨则是以种植橡胶为主的经济作物为生。生计方式的差别自然导致农场村寨中人需要调整原本的生活节律。举个简单的例子，割胶工作主要在半夜进行，因此，上午主要被胶工及其家人用来休息，社交与娱乐活动则集中在下午和上半夜。这显然与传统老挝村寨的生活节律不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生活于传统老挝村寨的农民应该很难适应农场劳作。
“农场+村寨”是劳资双方在充分认识劳动力社会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共同构建的地方性管理实践。表面上看，这种叠加形态对农场而言是一种妥协，但实践证明，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忠诚以及劳动力管理的有效等多个方面，农场都是受益方。农场在充分认识家庭、村寨对于老挝劳动力的价值与意义后，将其作为劳动力管理的重要载体，不断寻求管理方式的创新。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农场、村寨、胶工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及其与劳动力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第一，家庭和村寨等初级共同体是胶工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物质、情感和空间载体。割胶工作的劳动时间并不长，每天约5—6小时，但时间固定在凌晨两三点至早晨七八点。这与胶树的生长情况紧密相关。白天，橡胶树经过一整天的阳光照射，进行光合作用，树茎导管中的元素发生化学反应，逐渐生成胶液，直到凌晨两三点，导管才会逐渐被胶水充满。而且凌晨一般气温比较低，湿度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割胶更有利于胶水的流出。不过，这种生物钟颠倒的劳作时间对胶工的体力乃至精神消耗是巨大的。一位胶工这样讲述：
刚开始割胶时，我很不适应，早上（指凌晨两三点）起不来，割胶时总犯困。我为什么现在爱抽烟呢？就是割胶养成的习惯。早上上山割胶太困了，抽点烟会清醒很多。现在越抽越多，每隔几天我就要去南塔的市场里买点烟叶回来。（访谈对象YD，20190320）
不过，在孔雀农场，在家庭和村寨共同体的全方位支持下，胶工往往可以较好地完成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由于胶工的工作主要在夜晚，白天通常会从上午一直休息到中午，他们的家庭成员承担了大部分家庭事务的责任。胶工万塔这样描述其家庭分工：
我和我妻子每天两三点就去山上割胶。（我的）两个孩子还小，我父母在家里（农场村寨）帮我们照顾孩子，也给我们做饭。我们割完胶回家一般是早上七八点，吃一块糯米饭就去睡觉了。（访谈对象YT，20190320）
下午和上半夜是胶工及其家庭的社交娱乐时间。一些女性胶工喜欢抽烟，下午时，她们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拿着烟叶袋，边抽烟边聊天说笑。傍晚时分更为热闹，各家炊烟升起，孩子们会在村里的公共水池边洗澡嬉闹。到了晚上，娱乐活动就变成了喝酒、唱歌和跳舞，通常是三五家庭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开着音响。宿舍区里歌舞升平，直至半夜。一位胶工说：“（我们）没事了就在家门口跟朋友聊天，也喝点酒，我们都喜欢喝酒。”（访谈对象YD，20190320）农场中方工作人员也表示：
老挝人是真爱喝酒啊！一天的工作那么累，他们经常在晚上喝酒，一喝酒就开始载歌载舞。我经常大半夜还能听见宿舍区那边传来的音乐声。（他们）喝多了就直接躺着睡觉，没睡一会儿就起来割胶。（访谈对象LGX，20190315）
抽烟、喝酒、聊天、唱歌和跳舞等娱乐，其实是胶工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需要休息和睡眠，还需要精神和心理的恢复与放松，而这些集体性的娱乐活动，正是获得情感慰藉和精神恢复的重要方式。第二，胶工基于村寨共同体而来的情感认同一定程度上会被投射到村寨共同体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农场及其劳动——之上。“共同的劳动、秩序和管理”（滕尼斯，2020：89）是村寨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相同生计方式容易引发相同的日常生活节律，进而培育出胶工对村寨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农场+村寨”的叠加形态又使胶工的情感认同会同时“移情”至农场劳动之上。下面这个案例正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2019年2月，胶工TH在农场周边买了一栋房子，要办一场乔迁新居仪式。仪式是老挝传统的拴线仪式，已被视为村寨一员的队长早早就被邀约了。对于队长来说，胶工的各类仪式和酒席的邀约很常见，他也基本都会参加，“今天他们请的客人比较多，老挝人又比较爱喝酒，我就买两箱啤酒带过去，大家最近复训也比较辛苦，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一起放松放松、开心开心”。
席间推杯换盏，大家都很尽兴。酒酣耳热之时，一位胶工给队长敬酒说：“阿陆，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把我们当做朋友，跟你在一起工作很开心。”
深夜，酒席依然热闹，但队长第二天还有割胶培训工作，只能先行离开。临走时，他告诉笔者：“我看他们今晚这种样子，估计明早肯定有几个不能按时回来的，但是今天情况特殊，明天即使有人没来，我也不会给他记旷工或迟到，顶多批评几句。”
然而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当晚参加乔迁仪式的所有胶工全部都按时回基地参加了培训，没有人请假，也没有人旷工。笔者随机询问了几名当晚醉酒的胶工，其中一位说：“哎呀！昨晚喝多了，今天早上起来头特别疼。（昨天晚上）十二点多跟我丈夫骑摩托车回来的，要是不回来，今天肯定赶不回来。”另一位则说：“本来是不想回来的，多想直接躺在那儿睡到天亮，但是还要上班啊，阿陆都回来了，我们不回来不好。”
可见，与队长阿陆的深厚情感是胶工们返回农场的重要原因。这种情感的形成与村寨共同体密不可分。将这批胶工与第一批胶工进行比较，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点。实际上，阿陆对待第一批胶工的方式也是持续打“情感牌”，但却没有奏效。“他们爱喝酒，有时候干完活，我们就带他们一起喝酒，想拉近关系。请喝酒的时候答应的很好，说明天一定来上班。可是，第二天来基地一看，不见人影”（访谈对象LGX，20190223）。第一批胶工的旷工理由多与家庭及村寨有关，如佛教节日、村寨节日、拴线仪式、亲友聚餐等。他们所在的村寨与农场没有关联，而且生计方式是传统农耕，生活节律自然也与橡胶生产有差异。因此，橡胶农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拴线、聚餐等村寨集体活动的重要性也远远高于农场工作。可以说，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各项事务重要程度的“排序表”，与村寨共同体相关的互帮互助、村寨节庆、访亲问友等排在前端，农场劳作则居末端。唯有急需现金时，他们才会“勉为其难”地暂时接受农场工作。在对马来西亚台企的研究中，龚宜君（2002）借企业管理者之口指出，本地人旷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寨共同体的“拉力”，“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习惯问题，常常会缺席。而且他们也比较注重他们本身的kampung（乡村社区）的团结”。与马来西亚的例子类似，与村寨共同体的“羁绊”是第一批胶工不断旷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面上看，从第一批胶工的随意旷工到第三批胶工的“不回来不好”，似乎是胶工的改变。但实际上，两批胶工对村寨共同体的认同是一致的，只不过第一批胶工认同的对象是独立于农场的传统老挝村寨，而第三批胶工认同的对象则是与农场叠加的村寨共同体。同时，第三批胶工对村寨共同体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已经转移到维持村寨共同体生计的农场及其劳动之上了。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阿陆与两批胶工的互动。虽然第一批胶工与阿陆也会以娱乐社交形式进行情感交流，但双方的关系始终倾向于一种不稳定的“交换关系”，而第三批胶工与阿陆的情感交流则因他们对农场村寨共同体的认同而倾向于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关系”（Clark and Mills，1979）。第三，农场依托村寨的共同体属性，积极主动地调整劳动力管理措施以达到最佳管理效果。这里以胶工协同检查模式及挑选协调员为例加以说明。胶工协同检查模式是孔雀农场监督和考核胶工割胶情况的独特方式。由于胶工的收入依靠其所获胶水的分成，所以农场不需要对割胶进度和产量进行监督，但农场会对胶树的割胶口进行检查，包括对割线、割面及深度等的检查。一方面，胶工需要割断尽量多的乳管以确保有更多胶水流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伤树，以免影响橡胶树寿命。农场会对胶树割胶口进行检查和打分，根据打分情况实施相应的奖惩。较为特别的是，割胶检查及打分并不是由队长及技术人员单独完成，队长会喊上一批胶工（通常为十余人）一同前往。对此，二队队长说：
为保证奖惩的公平，每次去胶林检查时，队里都会带上一些胶工一同前往，防止胶工有意见，觉得不公平。遇到一些割胶割得很差的树，我们会去把那个树位的胶工喊过来，让他们自己看，这样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就会按照规定来接受惩罚。（访谈对象TS，20190318）
把胶工喊来一起检查割胶情况的行为，一方面如队长所言，确保了公开公平，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借助村寨共同体的力量给胶工施加一定的压力。这种舆论压力会促使胶工在割胶工作中更加注重其工作态度和行为。一位胶工告诉笔者：“大家都看着，割得差，（自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协管员的设置也是农场的一种创新。几乎与选举村长同时，农场开始从胶工队伍中挑选协管员。与选举村长不同，协管员不是由胶工集体选举产生，而是由队长挑选而来。按一队队长的说法，挑选协管员的标准是“割胶水平与综合能力”，因为虽然队长主要负责的是橡胶生产管理，但他们依然需要与胶工进行沟通交流，协管员的主要职责正是橡胶生产管理方面的上传下达。一队队长说：
有时候，我们分派一些任务或是下达一些规定时，都会交由协管员与其他胶工沟通。他们都是家人、邻居，他们之间好说话。即使有的工人有意见，也会先传到协管员那里，我们处理的事情相对就少了一些。（访谈对象LGX，20190227）
表面上看，协管员与现代工厂车间体系中的组长、班长类似，但其特殊性在于：（1）一个村寨只有一名协管员；（2）协管员的工作内容和队长高度重叠；（3）协管员的主要作用在于上传下达的“沟通”；（4）协管员的优势在于和胶工有家人、邻居等情感联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协管员是农场选出来的一位专门负责橡胶生产管理的“村长”。第四，村寨共同体也在不断重塑农场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在与胶工的互动中，农场管理者逐渐理解甚至认同他们的观念与想法。举例来说，这批胶工原来生活在山区，喜好三五成群地到森林野外野炊，“我们喜欢出去捉鱼，烧烤，所有人一起在外面喝酒，很舒服，我喜欢这种生活”（访谈对象LS，20190308）。而现在，因为农场的工作安排，野炊无法随心所欲地进行，不过农场也会入乡随俗，在一些公共节假日里安排胶工进行野炊。我们调查时刚好赶上了“三八”妇女节，农场放假一天，一队队长带着胶工及其家人去了前段时间找到的一处山间水塘捕鱼和野炊。一路上，男人们拿着捕鱼的用具，女人们背着装满糯米饭的竹篓、提着蔬菜和杀好的鸡鸭，孩子们拿着提前买好的零食。队长感叹自己这些年的变化：
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觉得老挝人喜欢玩，爱喝酒，爱出去捉鱼。我们很看不惯他们这种生活方式，老想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去管理他们，但是发现是没有什么用的，反倒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在这边时间长了，跟他们熟悉了，也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就开始主动地组织一些野外活动。他们很开心，每次活动结束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其实，在这里呆的久了，我也挺喜欢出去捉鱼和野炊。（访谈对象LGX，20190310）
可以看出，长期的割胶工作并未将胶工完全塑造为现代农业工人，他们始终延续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对农场管理者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少中方员工娶了老挝姑娘为妻，越来越认可老挝生活方式。这位感叹自己变化的队长也在2022年与一位老挝姑娘恋爱结婚，并于2023年生下了第一个小孩。这些跨国婚姻也是农场和胶工的重要沟通桥梁，促使农场村寨共同体更为牢固。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村寨共同体与农场并不是无缝嵌合的。村寨共同体属性能够促使胶工更好地团结起来，但这种团结及其所附着的情感联系偶尔也会成为农场管理的阻碍。例如，按照农场规定，可以根据各队工作业绩以队为单位进行奖励，但这种符合市场逻辑的区别性奖励政策却在胶工中难以落实。因为若一队胶工获得了额外奖励，二队胶工很快便会以村寨为单位，联合起来向村长及队长讨要说法。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解释，通常都无法安抚胶工。最后，只能按照一队标准补足二队的奖励，区别性奖励便逐渐成了摆设，不再真正实行。又如，农场有权利开除胶工（常见原因是偷窃或长期过度酗酒等），但被开除的胶工常常会因为与在职胶工的各种亲属联系而继续在农场村寨生活。本节从四个角度探讨了基于胶工社会结合传统而来的“农场+村寨”形态与农场劳动力管理之间的复杂内在关联。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总结：第一，家庭及村寨等初级共同体为胶工提供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及精神支持；第二，在“农场+村寨”的实践基础上，胶工对农场劳动产生了一定的情感认同，推动着橡胶生产的顺利进行；第三，农场在村寨共同体基础上，主动推出了协同检查、设置协管员等举措，可以更有效地监管胶工；第四，家庭和村寨共同体的一系列实践和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方人员的认知和行为。
从农场的角度看，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简单来说，营造村寨共同体为农场解决了一个核心难题，即劳动力监管问题。一般而言，劳动力监管是规模农业雇工的核心困境之一，不当监管极易滋生雇工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增加农场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农场生产效率（潘璐、周雪，2016）。而“农场+村寨”的叠加模式，赋予农场以一定的共同体属性，客观上增强了胶工对橡胶生产的情感认同，有利于农场对劳动力进行更为柔性的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胶工的本土社会结合方式会嵌入现代劳资关系，促生了一种新的劳资关系。这种新的劳资关系使得劳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共同体关系”之中，继而成为农场稳固劳资关系的重要保障。
宿舍既是胶工的生活空间，也是胶工亲属的生活空间。接纳这些非农场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场的经营成本，但却是宿舍成为村寨共同体的基础。农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将这些闲置人口转化为候补劳动力，以应对可能的突发劳动力需求。转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践“替补胶工”政策，另一种是积极吸纳“胶二代”。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障正式胶工的收入，农场并未简单将闲置人口全盘吸收为胶工。胶树每年所产胶水的总量是固定的，在按胶水数量提成的工资模式下，全部吸纳闲置人口的方式势必会稀释现有胶工的工资水平，挫伤正式胶工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农场采用了“替补胶工”的方式。每年冬春季节的割胶期，农场会择机举行割胶技能考核，参加者包括正式胶工和在农场生活且希望成为胶工的新人，合格者会被录取为下一年度的正式胶工，未被录取者可以参加加试，加试合格者会被录取为替补胶工。当有正式胶工离开（自愿或被开除）、生病或因事请假时，这些替补胶工才有机会补缺。替补胶工政策是一项既符合村寨共同体逻辑，又符合农场资本运作逻辑的创造性政策。从胶工及共同体的角度看，该政策解决了共同体内部的劳动力剩余问题，是基于共同体情感而制定的一项关怀政策，充分体现了农场对宿舍村寨共同体所承载的血缘、地缘和情感的认可。从农场及资本逻辑的角度看，该政策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为农场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储备，还能促进竞争，提升胶工的劳动积极性。以2019年春的割胶技能考核为例，当年一队拟录取正式胶工40名，二队拟录取38名，两队共计78名，而参加考核者有88名。考核结束后，除78名正式胶工外，还录取了替补胶工8名（一队5名，二队3名），最终只有2名落榜了。这8名技术合格且随时在农场待命的替补胶工足以应付可能的突发劳动力需求，确保了橡胶生产的顺利和高效进行。同时，割胶技能考核也促进了正式胶工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升胶工的劳动积极性。例如，阿萨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胶工，她也希望成为一名胶工，于是参加了2019年的考核。但在农场的考前培训中，阿萨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队长警告说，若在培训期结束后，她的割胶技术还没有明显提高，那么她就可能无法通过割胶考核了。于是，阿萨的父亲和母亲每天加班对她进行培训指导，最终，她终于获得考核资格。可惜的是，考核时，阿萨比较紧张，没有通过。于是她又参加了加试，最终获得了替补胶工的资格。阿蒂也是2019年春第一次参加考核，她的丈夫是一名正式胶工。为了顺利通过考核，她提前一小时到达考核地点进行考前练习，“我有点紧张，平时练习的时候队长说我割得还不错，但是今天有时间限制，我必须割得快一点，可我怕割得太快会伤到树，伤树扣分更多”。经过努力，阿蒂最终被录取为一名正式胶工。
除替补胶工外，“胶二代”也是农场的储备劳动力。村寨共同体为个体家庭提供了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空间。“胶二代”的日常生活几乎围绕着橡胶生产展开，其家庭的劳动节奏、教育资源获取、社交与娱乐活动等都是在农场中进行。对农场劳动与生产的耳濡目染，使“胶二代”能够更为自然地进入胶工行列。前文案例中的阿萨就是一名“胶二代”，到了工作年龄，她就开始学习父母，试图成为一名胶工。下面两个案例中的阿瑞是辍学后被农场吸收为胶工的，阿特则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而成为一名胶工。
阿瑞随哥哥一家来到农场。先是在胶工子弟学校念书，可惜成绩一直不好。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他就辍学在家了。辍学后，一队队长邀请他去割胶。队长告诉笔者：“你别看阿瑞学习不好，但是他很聪明，我教他割胶，他一学就会，而且割得很好，我很喜欢他。”
阿特是农场的“胶二代”，2018年从南塔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的父母都是胶工，但他母亲因为需要照顾外孙女而在2017年退休了。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阿特参加了2019年的胶工考核，顺利成为了一名正式胶工。阿特的母亲非常开心，说他：“在家待业半年，终于有工作了！”
与阿萨、阿瑞及阿特等一同踏入胶工行列的“胶二代”还有很多。从农场角度看，“胶二代”从小在橡胶农场中成长，对农场和割胶劳动有较强的熟悉感和认同感。农场往往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他们在耳濡目染以及父辈或朋辈的帮助下很容易掌握割胶的相关劳动技能。2019年春的考核结束后，一队队长自豪地告诉笔者：
今年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二代胶工了，我估计以后还会更多。胶树产量一上去，他们的收入就增加了，一家要是有两三个工人，那一年下来收入也可以呢。再说，我们也比较愿意要这些胶工的孩子。他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习惯了，我们培训起来也简单，家人也会帮忙一起指导，我们省事很多。（访谈对象LGX，20190220）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替补胶工和“胶二代”成为农场重要的劳动力储备。一方面，他们在农场生活，但生活成本主要由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他们随时做好了“待命”的准备，只要农场需要，就会马上作为熟练工人投入橡胶生产。这类似布若威（2008：110-111）提出的“内部劳动市场”，不过这个“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年度考核机制。布若威（2008：110）认为，内部劳动市场“内化了外部劳动市场所具有的特征”，即强调自由和平等竞争的个体主义。与此类似，年度考核机制的核心目的就是竞争，争夺有限的胶工名额。而替补胶工的职位设置更像一种象征或一种警告，正式胶工要勤勉工作和认真干活，否则可能会沦落为替补胶工。第二，共同体认同的情感支撑。胶工并不会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看待“内部劳动市场”，他们更倾向于从村寨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农场的操作。年度考核机制和替代胶工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就业机会全部留给胶工家庭。这种就业机会优先照顾共同体内部的方式，符合村寨共同体思维。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场的考核机制促进了竞争意识，有撕裂群体联结的危险，但是村寨共同体却从情感认同层面对可能的撕裂进行了必要的缝合，甚至更进一步稳固了共同体意识。有了共同体的支撑，农场内部的劳动市场比布若威工厂中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坚固。因此，本文并不认同布若威的竞争就意味着强调个体主义的观点，农场的年度考核机制实质上是“在共同体中竞争”。由此，村寨共同体成为农场劳动力的天然“蓄水池”。表面上看，胶工背负的家庭及村寨的“外壳”对于农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这种基于胶工传统社会结合需求而来的负担却无形中为农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后备军队伍和正式胶工队伍因为社会结合而成为一个共同体，一方面构成了“内部劳动市场”，另一方面又铸造了坚固的外墙，在推动劳动力竞争的同时加强了内部团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农场+村寨”的劳动力稳定性是布若威（2008）在《制造同意》中描绘的工厂政体难以企及的。
本文讨论了一个老挝中资农场的工人招募与管理的个案，聚焦于劳资双方共同构建的“农场+村寨”创新性管理模式。最初，农场建造宿舍是出于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理性考量，并未看到背后的传统社会结合观念和实践，也没有意识到胶工来农场工作的目的并不“单纯”，而是有着家庭迁徙和村寨重建等多个目标。最终，在胶工传统社会结合方式的持续冲击下，“农场+村寨”的叠加模式得以形成。对于农场而言，村寨共同体在稳定、监督与管理劳动力等诸多方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双层管理模式的形成使村寨共同体成为一个闭环，胶工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个人纠纷和政治诉求等均可在共同体内部解决。以村长为代表的村寨共同体承担了胶工的日常生活、政治、社会与文化需求，以队长为代表的农场则主要回应胶工在经济生产与生计方面的诉求。在营造村寨共同体的过程中，胶工对村寨的情感认同逐渐加深，这种情感认同又因为“农场+村寨”的叠加模式而延展到农场及其劳动之上。农场由此在村寨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整套柔性劳动力监督、管理和控制的方式。替补胶工政策和“胶二代”兴起等又进一步扩大了胶工队伍，构建了稳固的“内部劳动市场”。同时，村寨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机制也有助于修复因竞争而可能带来的内部割裂。当然，对于孔雀农场的成功，本文依然建议采取审慎的态度，倾向于将这种劳资关系视为两种“社会结合”形式的碰撞，其结果仅仅是暂时的平衡。这在案例中尤为明显，“农场+村寨”的叠加并非严丝合缝、合二为一的，二者的张力持续存在。农场的盈利目的，有可能在未来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随着村寨共同体的日渐稳固，这种目标偏差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胶工与农场的离心力。况且，在30年租约到期后农场将撤离，村寨能否在此之前获得当地政府尤其是本地社区的认可和接受并扎下根来，依然是个未知数。总之，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框架下，世界各地的劳动力也没有被动地成为自由个体的“商品”，被供应到市场中去。劳动者作为“社会性动物”，本身有一套社会结合的方式，当他们被要求接纳一套全新的社会结合方式（以自由个体来面对资本世界）时，先在的社会结合模式会自然启动并发挥作用，这是波兰尼（2020：144-146 ）所谓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我们不应该将这种自我保护机制视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传统，更不应该将之视为一种落后模式。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正面质疑与积极回应，并且这种回应同样是现代性的产物（Ferguson，2013）。正如本文呈现的那样，老挝胶工充分调动了自身原有的基于家庭和村寨而来的社会结合经验，将其带入新的现代生产场域之中，促使劳资关系做出重新调整。
随着“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在世界各地寻求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机遇，希望通过布局全球产业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是，不少企业由于缺少跨国合作经验，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与阻力。其中，劳资矛盾与冲突是大部分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企业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以老挝为例，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老挝已有20余年，但是大量企业管理者依然对老挝社会存在简单化的错误理解，比如，将劳资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认为“他们（老挝人）就是认钱”“钱可以搞定一切”。并且，这种误解虽然已经给不少企业带来了劳资矛盾及经济损失，但仍呈盛行之势。与此同时，正如本文指出的，海外中国企业的相关研究也有可待提升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范式和发展研究范式固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但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劳动者自身的本土社会文化印记。虽然地方社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规模改造，但是依然有些社会文化印记异常顽固，具有“根基性的隐喻”，处于社会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正如“家”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一样（肖瑛，2020）。本文讨论的老挝胶工背后的家庭与村寨的社会结合模式，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因此，对海外中国企业的研究有必要将更多精力放在对当地社会结合模式等社会与文化心理结构的讨论上。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企业更加良性且持久地扎根海外。责任编辑：田 青
实习编辑：郭 琦
排 版：严 航
新媒体编辑：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