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最早发于2022年12月3日，那以后的一两个月之内我们都是经历了人生中很艰难的时间，至亲的离世带来了无尽的悲伤，即使曾经有些厌恶的繁文缛节也变成了奢侈，甚至无法去做最后的告别。）
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战时战后十四年的回忆录，回忆中的主要地点是大连市，他的名字叫做久保田 穆，于1934年生于日本，于1940年随父亲转职到中国大连当时的满化就是现在的大化而举家搬迁到大连，直到1954年全家再度回到日本，回忆录中他回忆了从6岁到20岁之间的经历。把这个很长的日语文章借助网络翻译加我仅有的日语能力多少做了修正，远远不能算是表达原意，但是也还是想能帮助各位一起去了解那段时间内发生在大连地区的旧时旧事。
其实，我更想是把这篇文字给还在求学的孩子们看看，看看这个日本学童的求学之路，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在疫情三年即将迎来了胜利之日，无论过往或者未来再有什么曲折，作为一个个体是要怎么面对学习和自我成长，可以从这个文字里获取到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
日语原文为竖排版，经过了文字提取和网络翻译，改订如下，日语竖排版和横排版的PDF版等再校正过日语后作为原始文稿会在以后分享给大家。（原文日语文稿曾经分享过多次，如果还有想要的朋友请在后台单独私信给我吧。）
成长经历
我是昭和九年（1934年）在东京出生的。家里有两父母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四个人，父亲在东京工业试验所工作。昭和十五年，父亲调到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当时被称为满化）工作，全家搬到了满洲国大连市郊外的甘井子。甘井子，隔着大连湾正好位于大连对岸。我们住的房子是满化的宿舍，在离海岸约三公里的高台上，从宿舍的窗户可以眺望大连湾入口的风景名胜三山岛，景色很好。
战时的生活
昭和十六年四月，我进入了大连市甘井子国民学校，那一年的十二月，那场大东亚战争开始了。在寒冷的礼堂里校长讲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开战后的两三年没有特别的日常生活变化，在广播和报纸上看到了圣大战果的报道，相信日本会赢，一点也不怀疑。小学三年级的暑假，也有和母亲和哥哥一起去浜松的祖父家玩的佘裕。但是昭和十九年，从四年级开始战局就不如想象了，在课堂上军事色彩也变浓了，开始学习莫尔斯信号、手旗号、刺刀术等。
这一年夏天，母亲患胸膜炎去了医院。虽然努力治疗看护，但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想也许是想过头了，但由于当时医疗器具的不完备、优质药品的不足等原因，没能充分治疗，我感到很遗憾。
昭和二十年春天上五年级了，到了这个时候大连经常有空袭，每次都会进入防空。另外，也有利用上课时间被动员去捡铁屑的。为了捡铁屑，作为奖励得到了糖稀，但我记得当时糖已经是配给制了，不容易买到，因为吃到甜食所以很开心。
但是，关于那样的饮食，即使记得很清楚，也完全没有做过暑假作业或在学校举行活动的记忆。我想大概是一边在意着空袭一边和朋友一起玩的原因吧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从早上开始就是晴天，非常热。我听说这一天有重大广播，但是被父亲吩咐去中国人街买了紧急用粮食的干面包。回家后去朋友那里玩，在那里听到了日本输了的事情。从那以前开始，总觉得物资的不足增加了，空袭的次数变多了等，日常的状况恶化了为什么呢。那天从那之后到傍晚，和朋友商量着“今后会变成什么样”“能回到内地吗，能回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呢，回到内地的哪里，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孩子们心里也对前途感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学校因为是放暑假了，这样关门闭校了。
二战结束后的大连
战争结束后，大连地区也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感觉暴动发生的迹象与日俱增，在留日本家长组织了自警团。因为我家没有母亲，所以父亲在自警团工作的时候和哥哥两个人进了壁橱，等父亲回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大连地区拥有不冻港大连港，军事上也是重要据点，苏联的进驻迅速，在战争结束后一周左右，无政府状态被解除，治安也逐渐恢复。但是另一方面，有在一瞬间失踪的人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想战争结束后快要发生暴动了的，对战前日本大规模地唱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士」等的美丽的言词来建国了的大满洲国，中国民众的不满足的暴露也是当然了。我也是个孩子，但我确实认为日本人是一等国民，中国人是三等国民。我们放学回家经过中国人街，向中国人的商店扔石头打碎玻璃窗也没有罪恶意识。有个朋友用空气枪打过中国大人。另外，上学路上有个警察局，经常看到中国人被日本人的警察管殴打。
由于苏联军队的进驻，满化的公司住宅的约一半被接收了，剩下的公司住宅员工家族共同生活，KI一家和KA一家也搬到了我家，成为了三家的同居。最初进驻的以雅玛诺夫中将为司合官的苏联军，据传闻其主卡是囚犯部队。事实上，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非常粗暴，见到手表、贵金属等眼睛一亮到处寻找，经常看到把掠夺来的手表戴在胳膊上四五个而得意洋洋的士兵。另外，经常看到在路边互相扔石头打架的苏联兵。
有一天晚上，同居的KA君回家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四名苏联士兵打开玄关的同时进入家里，马上把除了婴儿以外的所有人都聚集在玄关的木板之间。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两个士兵向我们顶着手枪看守，剩下的两个人开始搜家。我不记得被拿走了什么，但手枪顶着的恐惧心理至今仍无法忘记。之后也听过两三次苏联兵绕着房子转的脚步声，幸好大家都注意到了，所以没有被放进家里。
日侨学校生活
过了一个月左右，治安也稳定下来了，所以学校重新开始了。但是，由于甘井子国民学校的校舍被苏联军队接收，大部分老师都搬到了大连市内，所以不能和战争结束前一样运营学校了。
因此，位于满化、满曹（满洲曹达）满石（满洲石油）等大连地区的日本各企业的每个公司的住宅，在没有教员资格的家长中选择合适的人，小学就再开课了。我在满化社宅内的学校上学，校舍是旧消费组合的一间办公室，江户时代的寺小屋也像这样坐在榻榻米上上课。而且因为房间不够，所以上课也是上午、下午两班制，因为我是高年级学生，所以从下午开始上课。虽然不记得科目是什么，但是算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家的学习是解开战争结束前使用的算术问题集。
在日常生活方面，因为父亲再婚了，所以我有了新的母亲。四年级的8月时母亲去世后，和哥哥被寄养在别人家，从学校回来中学生的哥哥回来晚了，一个人在家，感到相当寂寞。因为有新的母亲在家，我觉得心情很平静。父亲工作的满化也被中方接收重新开始工作，所以父亲还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只是日常生活很艰苦，好像也在卖东西维生。
不久，苏联士兵也换成了纪律正确的部队，不同于最初进驻的囚犯部队。这次部队是科兹洛夫少将指挥的部队。作为当时的回忆，我用罗马字写了一篇文章给苏联军校看，当然写的意思是不明白的，但是被带到那个将校的家里，让我吃了点心。
在这样的过程中，昭和二十二年，向日本的回归正式开始了。即使是满化，也有很多员工陆续回国，但是高级技术人员到把技术转教给中国人，直到工厂运营顺利为止，都不允许回归。表面上是自主残留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强制留下的。父亲也作为化学相关的技术人员被列入了残留组。
我想我的同学，一共有一百多人，回归结束时剩下的还不到十人。剩下的人没有参加入学考试，而是自动升级成为中学生，但是因为甘井子地区没有中学，所以决定去对岸的大连市街设立的大连日侨学校中等部上学。校舍是在中央公附近的春日小学。上学从甘井子的家到周水子走了约6公里的路，从那里换乘电车到中央公园大约花了2个半小时。我早上五点左右起床离开家，八点左右到学校。幸运的是，上学途中没有受到中国人的虐待和欺负。
学生来自大连各地区，我的年级大约有七十人。教职员工是以留下的老师为中心，再加上数学、物理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构成的。体育老师有奥运会游泳选手宫畑虎彦，数学老师有后来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清冈卓行等多才多艺的人。
在大连，到了十一月左右开始下雪，一直下到四月中旬，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着，对我们来说冬天上学是非常大的负担。结果上学只有一年，在甘井子地区也开设了中学。校舍是满化社住宅的一家，老师选出了家长中的合适人选，分别负责擅长领域的学科。因为是白天工作结束后的课，所以数学、物理、化学都是夜间课。另外，英语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而没有课，取而代之的是俄语课。因为没有教科书，所以代课教师的家长们也因为准备而很辛苦。
在这样的状态下，又过了一年，恐怕是家长的负担太大了吧，决定再回到大连市内的日侨学校中等部。但是，因为怎么也不能从甘井子上学，所以把学校附近的空屋作为宿舍开始了宿舍生活，昭和二十四年的夏天住进了宿舍。校舍是位于老虎滩附近的静浦小学。这一年大连有罕见的台风袭来，行道树被刮倒，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在学科方面，以前是英语老师的人被留下了，终于从那个老师那里学到了英语。宿舍生活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但是没有上学的辛苦，也没有像战争结束前那样高年级学生召集低年级学生进行铁拳制裁的野蛮行为，很舒适。因为每两周能回家一次，所以大家都期待着这个度过了每一天。
昭和二十四年九月末回归重新开始，但此时父亲也留下了，没能回国。到了回归船出港的日子，我去大连港送行了，那天虽然有点风，但是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很多同学也乘坐回归船“山澄丸”去了日本。虽然离别的念头是彼此的，但后来还是讨论说“那是谁拧着毛巾哭的”。像这样，在大连地区，战前二十万人都被认为是三十万人的日本人，这个时期不到一千人了。从送行回到宿舍，舍内也弥漫着一种寂寞的气氛。我记得为了散心，我和几个残余人员去附近的河里捕蝉。
虽然在学校没有进行课外活动，但是在回归者出发后过了两天左右，有通知说要组建鼓乐队，所以要集合，我也参加了，但是大约聚集了三十人。指导者是从战前开始在大连地区从事音乐活动的木村辽次，这才是热心指导的。回国十几年后才知道，鼓笛队使用的笛子等是有志之士捐赠的。笛子是在黄铜上打了个洞，顶端有红色的毛线串，擦了一下本体就会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一周左右每天放学后反复练习，第一次演奏是在10月10日的巿内各工厂、职场的文艺工作人员参加游行的时候，一整天都在大连市内游行。之后也多次在文化节、运动会上演奏，但这个笛子至今仍在身边，时不时地吹着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但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昭和二十五年二月，残留的日本人大幅减少，在静浦小学的校舍里太大了，所以在文化台的民宅里，从中国方面租借了被称为旧鸟羽邸的房子。虽说是民宅，但在大宅邸里，可以容纳中等部、高等部的约六十人。从甘井子地区来的人，借了附近的四家民宅作为宿舍，住进了那里。各宿舍名为新生宿舍、团结宿舍、前进宿舍，另一家为共同食堂。早上六点半起床，打扫后大家聚在一起做体操、早饭、上学。
课程结束根据年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到晚餐为止是自由时间。入浴是一周两三次，入浴值班是劈柴、劈柴、生火等。自习时间是每个宿舍自主决定的。当时没有收音机、电视，所以大概晚上十点熄灯。没有社团活动，同好们聚集在一起打排球、篮球、乒乓球等。棒球、足球等需要广阔场所的运动，我没有做过。我想是因为学生数量少，工具也不齐全。学校主办的活动有文化节、运动会、远足、暑假的海水浴，郊游远足去了凌水寺，海水浴去了星海公园。
我想是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六月上旬的时候，中国方面对学校下达了“因为有中国反革命分子的人民审判和处刑（即枪杀现场），所以请参观”的通知，那天虽然是炎热的一天，但是下午被老师带领去参观了。人民裁判在市街的广场上建造了像舞台一样的东西，胸前挂着名牌，头上戴着“尖帽子”的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人们被后手绑在舞台上。罪状一被宣读，民众中就有发言和口号，这就是在判决中，马上所有人都被枪毙了。
刑场是在绿山脚下，去到了刑场看到事先挖了五十个左右的洞。在市内被卡车载着被拉回来的反革命分子站在那个洞前，每一个人有两个射手拿着枪，一个接一个地射杀了。看着这个样子，想到的是，他们都真的按照罪状行事了吗，其中是不是也会有不值得枪毙的无辜的人，那个人是怎么想的呢。
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如果不充分注意意思表示和行动的话，可能会被误解而遭遇意外。被枪杀者的态度各不相同。刚强的人自己走到洞前，懦弱的人两边都被别人抱着，终于到达了那个洞前，各种各样的状况，看着我也受不了。 但实际情况是，不看被枪杀后滚到洞里的地方，不能擅自离开那个地方。从那个场合溜出去，可能会被认为反对这个审判。结果日本人和中国人，从那里离开的人谁都没有。看过了这个处刑回到宿舍的我们，没怎么交谈，是个沉默的夜晚。
之后过了半年左右，又见到了执行枪杀刑的地方。寒假回甘井子家的时候，中国方面下达了让日本家人参观人民审判的命令。因为我是第二次参加枪杀刑，所以和上次相比那个打击有点小，但还是以复杂的心情去做。此时被处刑的人只有一个人，但比上次更近距离地看到，心里并不平静。和上次一样进行人民审判，宣判后马上被枪杀。被处刑的人被蒙住眼睛向后坐，两名死刑执行者开枪，但第一枪没有打中，接着又打了第二枪，但也没有打中，再射第三枪，终于射中了头部。脑浆飞散，就这样倒下了。大家都默默地踏上了归途，回到家之后，再也没有把这件事作为话题。
（这一段关于两次列席死刑判决执行的文字在最早发布时做了删节，此次补齐，其中的第一次发生于1951年6月10日，大连地区“著名”的张本政就是在这一天被执行死刑，有关他的百度词条中记录的死亡日期是错误的。）
这一年，残留者组织的“大连巿日侨劳动者工会”内部发生了对立。后来才知道，那是工会干部和反对它的工会成员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也被带入学校，成为了老师和学生的对立。我当然是学生，所以在反抗老师的一方。我自己至今还找不出明确的理由来反抗老师。我想结果是乌合之众之一。本来这些对立是大人们的对立，和作为孩子的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想是被大人利用了吧。
到了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我也上了高中三年级。昭和二十四年重新开始撤侨以后，本职的老师们多数回国，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大学教授的家长和在公司和研究所工作的有专业知识的家长作为老师进行了授课。在语言方面，不是英语而是中文，在刘德有这个原日本人学校工作的人是老师，这个时候学习的拼音文字的中文以后在我的工作上也很有用。我们是大连日侨学校这个非常特殊的学校，不过，能（经历）曲折而继续学习，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中国政府的援助，但我认为家长的献身努力也不亚于此。
对于高三的我来说，今后会变成什么样是非常问题的。如果是日本的话，是大学考试还是就业这两个选择之一的问题就可以了，但对我来说，老实说，目标是什么，只是一味地依赖现状而度过。只是三年前，哥哥进入了大连工学院的化学系，我也有了上大学就好的模糊的想法。当时作为残留者的子弟在中国的大学里人的，只有哥哥和另外一个的两个人。
到了六月，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大学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的事，我也决定参加。在那之前，因为准备了几次入学考试，所以暑假和朋友一个人不回家，留在宿舍学习考试。八月下旬的考试聚在一起考试了。虽然忘记了除了数学、历史以外还有其他科目的力量，但我记得只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好意，外语被免除了。关于报考的学校、学科，因为不能考虑离开家人去大连以外的地方，所以报考了哥哥学习的大连工学院，把用消除法把剩下的机械作为报考学科。合格发表在报纸上进行，日本人全部合格了。
大连工学院的生活
考上机械系有五个日本人，当时是全寄宿制，不需要学费、伙食费、住房费，作为国家政策，解放军派遣的人也很多。学期开始是从九月开始，新人生是在十月上旬入住的。校舍使用的是旧南满工专的校舍，但是在距离新校舍星浦3公里左右的山边建设中。入宿舍的当天在现校舍集合，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移动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新校舍。宿舍在学校里，房间里摆着双层床。学科有数学、物理、化学、投影几何学、俄语、政治学、实习木模制作、焊接等。老师当然是中国人，但只有俄语是由苏联女性担任的。课程除了政治学之外，因为是公式、化学方程式、元素符号，所以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在生活方面，因为是和中国人交往的生活，所以很少和有5个日本人的朋友聚在一起商量。
向中国内陆移动
到了昭和二十八年的五月，回国的话题被提了出来。这次剩下的人可以回去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担心在中国上学的人会怎么样，所以和父母和朋友商量了一下。一是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国的大学，考虑到家人即使回国也要继续学业，毕业后回日本，另一个是和家人一起回国的想法。前者，当前的目标明确，不过，将来变成怎样不安。结果还是选择了回国。从大连工学院退学，回到甘井子的家，等待着回国的顺序。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任何进展。于是，甘井子地区的残留家庭提出了希望给中学生教数学的要求，我突然作为教师被提了出来。因为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
在等待的状态下，过了四五个月，到了11月下旬，中国政府突然叫满化社区的所有日本人集合了。虽然已经很冷了，但是带着家人去了集会场。
在那里被指示了的事，因为当时的大连地区是军事上重要的据点，就这样返回了日本关于大连的种种被问为难吧。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离开大连，分散移居中国各地“。我家作为第一批，移居湖南省衡阳泾阳矿山机，三天后出发。也有很多没有准备时间就这样放下来的家产。因为祖父是雕刻的老师，所以有很多雕刻和画，但是全部都不能带去。
出发那天把行李装上卡车，我们在大连车站附近的收容所度过了一夜。聚集的人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去衡阳的家人是从甘井子和我们，T先生О先生的三个家庭，从大连地区和K先生，一共二十人左右。第二天，我要离开住惯了十三年的大连。战争结束后，因为不能随便离开居住地区，所以完全是第一次离开大连。更何况这次能越过山海关踏上中国大陆，比起离开大连的寂寞，看未知土地的乐趣更强烈。
从大连站乘坐日侨专用车辆，傍晚出发了。列车一开始动，就有百感交集的东西。第二天早上到达奉天（沈阳），从这里向西跑，第二天凌晨通过山海关。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北京郊外的丰台，列车暂时停车。利用这段时间，我买了有名的北京烤鸭吃，我忘不了它的味道。列车再次开动，经过河北、河南、湖北和中国大陆中原，第二天中午到达汉口。在这里下了火车，住在旅馆里，这是出了大连的第四天，果然中国大陆很大。
从汉罗再换乘火车，途经岳阳、长沙、株州才到达衡阳站。出了检票口，车站在离道路十五段左右的楼梯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地。我很惊讶这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不过，土街地虽然在湘江对岸，但也不是很大，我们受到矿山机械厂的迎接去了工厂。
工厂就在湘桂线的旁边，隔着铁路在高台一侧有公司住宅，住在这个公司住宅里。大约三十家左右的集团，我家旁边隔着大连地区的K先生一家，从甘井子地区来的T先生О先生的两个家庭住到了小路对面。公司住宅是长屋形式，每一家都有一些庭院，房间是六张榻榻米和两张榻榻米。当然是中国式的，没有榻榻米，是土间，没有浴室和厕所。浴室是公司的公用浴室，厕所是离家五六十米的公用厕所。大便坑在过道的两侧排列着五个左右，和旁边有墙壁也没有门，生活上感觉最不方便。
父亲的工作是在机械厂新建化学分析室。和0先生、K先生一起做了计划制定、化学器具、药品的购买等工作。日后谈起来，我回国后就职于石川岛播磨重工，昭和六十三年接受了中国重庆铝厂的工作订单，当时是中方的机械制作工厂衡阳矿山机械厂。在与从这里被派遣的技术人员的杂谈中，我对他们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贵工厂工作过，他们当时都露出了无法相信的表情，回国半年左右，邮寄送来了当时父亲的业务日志的一部分。我根据这本日志了解了父亲们的工作内容。
来到衡阳之后，我自己什么都没做，弟妹们也没能上学，只是在玩。本人他带着弟弟在附近散步，一个人出远门溜达来消磨曰子，有人说想让在公司里的四个人左右的小学生教他们学习，所以决定每天上午教他们学习。就这样度过了昭和二十九年。
那一年，中国政府通知哥哥和我回大学，哥哥是化学系，我是机械系，所以离衡阳最近的学校，哥哥是广东省的广东工学院，我是江西省南昌的华中工学院。
华中工学院生活
在华中工学院，我和在长沙的同学N君在一起。决定1月下旬出发，为了在衡阳外事科领取移动证，第一次制作了自己的印章。这个印章现在还在使用，是用水牛角做的，上面有制作者的名字。我还想见这个人一次，可是还没有机会。
虽然全家出动送我去了衡阳站，但是因为出生后第一次和家人分开去遥远的未知之地，所以很紧张。在车内，只是眺望车窗外广阔的风景。下午四点左右到了南昌站，但是没有人来接我，做好了顺其自然的觉悟下了站台，马上就遇到了N君。他和中国人的同学在一起，听说是来拿行李的。收到行李，三个人坐车去了学院。学院里的寺庙是寄宿舍。
专业是我是机械制造工艺系，N君是汽车（日语中是自动车）系，所以很快就分手了。宿舍的僧侣房间有六张榻榻米那么大，铺着席子铺着被子睡觉。五个人是一个房间。我和N君因为是转校生，放学后被安排去上补习课了。因为每个老师都是两个学生，所以对学习中文帮了大忙。吃饭是在食堂吃的，只是有桌子，在带把手的杯子里盛上饭（早上是粥）和菜，站着吃。这一周左右就习惯了。
三月中旬，新校舍在武昌郊外的喻家山脚下建成了一部分，所以决定迁移，但是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要移动的话需要向南昌外事科申请并拿到移动许可证，但是因为是作为学院迁移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个人申请，没拿到许可证就搬到武昌了。搬到武昌一个月后，武昌外事科把我叫出来。因为没有移动许可证就搬家了，所以像被审判一样站着被调查了。只是被口头注意了就平安无事了。
宿舍是新建的，很舒适。八个人一个房间，十张榻榻米左右的大小，两侧排列着两层，中间放着桌子和八把椅子。风吕只有淋浴。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午休时间有两个小时，可以午睡。
进入七月就到了雨期，阴雨绵绵，长江水位不断上升。7月末放暑假，本来打算回衡阳的家，但是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列车也不通，所以放弃了回老家。宿舍里也留下了相当多的学生，为了预防堤坝决口，学生队结成出动了。出动第一天，在雨中担扁担，由于不习惯的风土和繁重的劳动，患上了疟疾。烧上烧下，睡了一个星期左右。体力也急速下降了。结果，我的扁担队一天就结束了。之后，作为残留队员写了对出动者的激励文。我至今也忘不了照顾我的同学们。九月二年级了，专业的学科增加了，语言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有了自信。
回国的喜悦
11月下旬，突然中国政府上行，决定回国，请尽快准备直接去塘沽“。听说衡阳的家人已经出发了。中国政府还支付了回国的准备金。我用这些钱买了一个行李箱准备好了。班里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会，为了纪念赠送了几本书。另外，从某个同学那里得到了几张清朝时代的邮票。我不会忘记大家的亲切。
接到通知后两天后，我向塘沽出发，在坐火车找座位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去广东工学院的哥哥。我松了一口气，心情变强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塘沽，和先到的家人，时隔十个月再次在一起。二十七日下午，乘着迎接的兴安丸出航了。途中遇到暴风雨，被晕船折磨了，30日早上通过了鸟取县海域。走到甲板上看本土的时候，海岸的景色真的是白沙青松这个词，再次感受到了日本果然是个美丽的国家。到达舞鹤港，检疫结束后10点左右登陆了。和来迎接的祖母、叔父、姑姑时隔十几年再会了。
回国后，已经五十岁的父亲找不到工作，母亲和哥哥出去工作支撑家计等生活的辛苦，不过，5年左右恢复平静，终于得到稳定的生活到现在。我也进入了六十五岁，也就是所谓的老年人的类别，不过，我度过的战争中，战后的十四年，与回国后经过的四十五年同样的比重，不，以那个以上的重量烙在脑里。
幸好我没有成为孤儿，接受了普通人的教育。到今天为止，通过公司的工作，也能为日中友好注入微卡，现在也和当时的人们通信。今后也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