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假期去看了电影《出走的决心》。
电影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原型人物是56岁离家出走，自驾环游中国的苏敏女士。
电影基本上如实还原了她的一生——
作为女儿，她是家里的姐姐，重男轻女的父母一生都在道德绑架她帮扶弟弟，不惜剥夺她考大学的机会。
作为妻子，她起初以为结婚就可以离开原本的家庭，但几十年来丈夫对她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和她AA还动辄打骂。
作为母亲，她为了女儿隐忍着不离婚，等女儿长大，结婚，生小孩，再把女儿的小孩带大……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得了抑郁症，她也发现，解开这个死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
从这个家出走，从女儿，妻子，母亲等等一系列桎梏她的身份中出走。
她开着车，奔向世界。
苏敏的故事我也关注过，她是一位非常勇敢，令人钦佩和赞赏的女性，看完电影，我当然也更加为她感动。
只不过我心里总隐隐有一个感觉，好像哪里少了点什么。
100多分钟的电影，有90分钟是在讲女主角的前半生有多苦，最后十多分钟广阔天地任我行，但好像唯独没说清楚一个问题：
她到底是怎么“走出去”的？
苏敏很成功也很幸运，她做直播，做自媒体，实现了经济自由。
电影里对这段基本就是一笔带过，好像她开车上路的那一刻，就自动拥有了一堆粉丝和稳定的经济来源。
可现实中呢？
大部分想要“出走”的女性，真的那么容易去复制苏敏的路吗？
作为被触动的观众，我没办法回避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越思考越觉得，好像电影对“女性出走”这个话题的探索，只停留于呐喊，更实际的问题，它没有涉及到。
有那么一点可惜。
但我也继续想下去了，只是呐喊，只是提出问题，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就没有意义吗？
当然也不是。
其实很多人聊到这部电影，包括聊到原型苏敏女士，都会提到，这很像是出走的“娜拉”。
娜拉，是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出走女性第一人”。
她原本有个看似幸福的家庭，丈夫很“宠爱”她，但当她意识到，丈夫对她的好，只是把她当做玩偶，当做豢养的宠物时，她毅然决定离家出走。
话剧写到娜拉出走就完结了，要说起来，易卜生也是只完成了“呐喊”本身。
鲁迅还专门提出了延伸思考，说娜拉出走之后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只能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梦是美好的，可钱还是要紧的。
但我们会说《玩偶之家》没有意义吗？
当然不会。
相反，能够引起鲁迅等一众学者去思考，去讨论，这本身就是《玩偶之家》的意义。
剧本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丈夫说，对你的丈夫和儿女尽职，不就是你最为神圣的职责吗？
娜拉说，我还有别的职责，也同样神圣——对我自己尽职。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娜拉的话毫无问题，但在当时，这几乎是离经叛道的。
要知道，这部剧写于19世纪，当时的欧洲远比现在的东亚还要保守，这剧刚写出来一度被禁，也没有女演员愿意演出。
在大部分人眼里，娜拉是不可理喻的，怎么可能因为要独立，要自由，就背弃家庭，放弃优渥的生活？
那时候社会上几乎没有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她跑了靠什么生活？
易卜生也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这种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以至于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写了出来。
把它摆在所有人面前，触发人们去讨论，去思考，去辩驳。
但我们也都知道，这种被触发的思考和觉醒，最终也客观上促进了女性权益的进步和发展。
人们只有先看见“娜拉”，看见“娜拉”的心声和诉求，才有可能去共情她，然后更进一步地思考，如何成为她，帮助她。
《出走的决心》和苏敏本人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直到现在，依然有一部分人认为，苏敏的出走是不负责任。
他们认为，苏敏的丈夫虽然对她没什么爱情，但至少不嫖不赌，没有不良嗜好，两人也有共同的子女，过了这么多年了，就算小打小闹，磕磕碰碰，不也是夫妻间的“常事”吗？
苏敏离家出走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就是娜拉拒绝履行“对丈夫和儿女尽职”的行为。
可是，苏敏也像娜拉一样，选择“对自己尽职”。
她要出走，她要尝试另一种可能性——自驾游，做直播，带货，在五六十岁的年纪离婚，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会说，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盲目复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苏敏，离家出走之后都能当网红，当大女主。
但她至少呈现出了这么一种可能性：
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觉得你的丈夫不爱你，不尊重你，你完全可以这么想，而不是为了所谓“完整的家庭”而委曲求全。
你也可以设想，怎么结束这样的生活。
如果你不想只是做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你更在乎先活出自己，这也都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看世界，可以独自旅行，可以做自媒体谋生……
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可能性。
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要去做，但至少，我们能看得见。
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很多人讨论苏敏，讨论《出走的决心》时，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活。
提到自己的婚姻：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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