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吴璟教授就“危旧住房如何自拆自建”接受财经频道《央视财经评论》采访。
政策观点
自拆自建，重在谋共识筹资金
危改房自拆自建的模式最大的优势和魅力来自于，其发挥了业主的自主性，从政府或企业“要我拆”变成了“我要拆”。但反过来说，这种自主性也可能形成了操作层面上的挑战。
个人看来，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业主如何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要不要做”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这件事。这里面涉及到成本的分摊、规划或建筑方案，甚至细化到房源如何挑选、顺序如何定等等诸多细节。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做到让小区业主都满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方面，来自于筹资模式。在广州花都区这个案例里面，主要是由小区业主自筹资金为主。除此之外，我们能否有其他资金来源去降低业主负担、提高业主积极性，也是在“自拆自建”模式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到，在花都区这个案例里，它的户数只有十几户，相对来说比较少，依然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才在以自筹资金为主的前提下顺利推进了自拆自建的工作。这样来看，这项工作确实挺难的。
自拆自建是有益且必要的探索
如果把危旧房的范围缩小一点，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979年以前竣工且仍在使用的住房，全国城市层面大概有500万套左右，1959年以前大概有100万套左右。虽然还没有逐一对这样的住房进行鉴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了它的使用寿命，很有可能达到了C级或D级的危旧房。C级是局部功能的丧失，D级整体都存在风险。因此，对这类住房的改造，不仅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也是对全社会的责任，其涉及到公共安全、城市风貌、社区活力重现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正向外部性。
个人看来，在目前面临比较重的老旧小区甚至是危旧房改造的任务下，且不同城市不同小区差异化明显，我们很难用某一种单一的模式适用于所有情况，不仅要“因城施策”，甚至在老旧小区或危旧房改造上，是需要“因小区施策、因楼施策”的。在这种背景下，工具箱中多一种工具，对策库中多一种对策，一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虽然花都区案例是一个试点，广州市也出台了试点文件，但我们很乐意看到类似的试点在更多的城市有打样的案例出现。
规模扩大，有难度也有新空间
对比杭州浙工新村和广州花都区集群街2号楼案例，在谋共识方面，浙工新村难度肯定是显著提升的。广州花都区案例中是十几户业主，而浙工新村是400到500户不同业主，很显然在“要不要做、如何做”上达成共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广州出台的试点文件中，提出有90%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推进，但在真正实践中，要把“好事做好”，我们总是希望同意率能提高，更多业主甚至100%业主都基本赞成方案。这在实操层面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反过来，也带来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浙工新村的改造过程中增加了公共空间，特别是增加了400多个车位，车位出售的价格也代替了业主的一部分改造款，拓展了筹资的渠道。空间的扩大，其实对资源辗转腾挪的空间也扩大了。因此可以说，规模扩大，加大了难度，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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