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上，张诚正在专心致志地玩着手机游戏，突然之间发现心仪的女生贝贝不见了，座位上只剩下了书包。他开始紧张地四处张望，试图找到贝贝的身影，直至扒开由一堆红色校服遮掩起来的角落。
然而，映入他眼帘的，则是一堆男生围着一个女生。他们按住了她的手和腿，其中有人脱下裤子，开始往女生的身上乱摸。此时，一旁观看的学长做出了“嘘”的手势，让张诚不要告密——因为那个被校服包住头的人，正是贝贝。
瞬间，看着施暴的场景，张诚震惊到无法动弹。他不知道的是，上述性暴力的场景，只是在特教学校中的冰山一角，实际案件数早已过百。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纵容性暴力的“黑箱”又如何构成的呢？
这就是由2009年“台南启聪学校性侵案”改编的电影——《无声》，一部比《熔炉》更让人心碎的影视作品。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无声胜有声”的故事。
作者：李钘滢
在特教学校中，不止一个痛苦的“贝贝”
电影从听障男孩张诚的转学开始。由于无法跟上普通学校的上课进度，张诚来到了启聪学校，一所给身心障碍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的特教学校。
与之前的校园环境不一样，启聪学校的老师与学生都会手语交流。在这里，张诚再也不是听人世界的“异类”，他开始有了可以对话的朋友，还认识了一个心仪的女孩贝贝。因此，张诚很快就融入了这所新学校。
直到有天晚上，他突然看到了在厕所，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光。这让张诚提高了警惕心，准备走过去查看。然而，贝贝却在此时突然出现，让他陪自己去泳池练习憋气。
至于张诚注意到的现象，贝贝用手语告诉她，那是一些男生在“玩”。可对于男生们在深夜里“玩”什么，贝贝没有继续讲下去，张诚也就一无所知。然而很快，“一起玩”的游戏，便以极其畸形的状态，呈现在张诚面前。
在公车上，张诚目睹了男生性侵贝贝的场景。可其他同学依然对此熟视无睹地打闹，老师则是戴上了耳机不为所动，所有人仿佛都对此见惯不怪，只有他一个人震惊到无法接受，只能迅速地下了校车。
那晚，张诚彻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回忆起贝贝被性侵的场景，只能在床上不停地翻来覆去。但还等他想好如何帮助贝贝，另一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则发生了。因为第二天，当他回到学校后，看到贝贝居然与欺负她的男生一起打球。
他不解地追问贝贝，为何要这样委屈自己。可贝贝却表示“他们只是在玩”，并且“他们做那种事很讨厌，平常都是很好的人”。在对话的最后，贝贝还提醒张诚，为了避免被其他同学排挤，可以向其他男生一样欺负自己。
看着贝贝无奈的表情，张诚也很难过。于是，在纠结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曾帮助自己的王老师检举。但面对着老师的发问，贝贝对此还是闭口不谈；直到在老师的安抚下，她才慢慢讲出来长期的性侵事实。
原来，那天在公车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最初被性侵时，其他女同学注意到了贝贝被男生施暴，便急忙向女老师求助，可老师却无动于衷。事后，贝贝找到女老师，问她为何不阻挠学生；可老师却认为那天贝贝只是与男生在打闹，且那些男生平时表现都很乖。
就这样，在老师置之不顾的处事态度下，施暴的次数开始变得频繁起来。贝贝就这样成为了那些男生的性玩物，经常被他们欺负。对此，贝贝无能为力改变现状，也不知如何反抗，只能麻痹自己，接纳“大家只是在一起玩”的说法。
她的坚忍，就像是在学习游泳时，不停地憋气；唯有把事实“憋住”了，暴力得到合理化的解释，贝贝才能在学校继续生活。哪怕有人为自己感到不公，贝贝都不敢倾诉，反而认为自己在“出卖同学”——很明显，她已经在长期霸凌下，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庆幸的是，这次王老师没有置之不顾，很快便向贝贝家长、学校校长反映性暴力的情况。但没想到的是，在后续的调查中，那些被性骚扰、性侵的案件高达几百例；贝贝的经历宛如复制粘贴般，蔓延至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
在与老师的对话中，不少学生都表示自己的不情愿与痛苦。即使有老师知情，却没有人愿意为他们站出来。因此，他们只好服从了学长的要求，参与这种这种“一起玩”的游戏，无奈地、被迫地接受着各种屈辱的暴力行为。
与此同时，当欺负贝贝的男生们发现张诚告状后，便集体殴打他，甚至威胁他去触碰另一个男生的生殖器官，只为保证贝贝可以从施暴中脱身。无奈之下，张诚只好屈辱地做了。但男生们并没有践行他们的承诺，贝贝很快又被性侵了。
在这所表面上安静、和谐的特教学校中，实际上却是乌云密布，笼罩在每一个学生身上。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贝贝”，哪怕努力地尝试去呼喊与求助，却没有人听得到。
对同学施暴的他，也是被老师性侵的受害者
贝贝与张诚的经历，或许会令不少观众感到强烈的不安。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校园中性暴力的开始，其实最早源于一位美术老师对学生的施暴。
在受害学生的控诉中，学长小光是那个“一起玩”的发起者，主动怂恿同学们去欺负别人。可在小光的成长过程中，他从小学开始就被老师性侵，并且校长一直对此事知情不作为。直至那位美术老师退休后，小光才逃脱对方的控制。
但在日复一日的侵害中，小光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甚至开始把老师对自己的行为，转移到其他同学身上，发泄自己的不满。至于贝贝，只是他施暴的其中一个对象；还有更多受害者，为了避免被小光欺凌，只能成为施暴的同行者
不过，即使从受害者变成施暴者，小光的创伤仍然存在，时不时刺激着他。因此，当那个性侵的美术老师来看望小光时，他一方面痛恨对方对自己的暴行，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觉得很兴奋，甚至主动摸了施暴者。
毫无疑问，这正是斯德哥摩尔的表现，小光早已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了。他不知道如何自救，只能通过向贝贝施暴，找到自我存在感。在天台上，他面对王老师的问候，满怀愧疚地说：“像我这种人，值得活在世上吗？”
电影看到这里，这几个学生的遭遇，无疑让人感慨心碎。从老师对学生施暴，到学生到学生的施暴，所有的暴力都没人干涉，只有无可奈何地顺从与接受。如果有人早点发现，随后介入，可能伤害就不会严重至此。
一个巨大无比的“黑箱”，就这样显现在观众面前。黑箱，是日本被性侵女记者伊藤诗织，描述性暴力发生的空间，一片漆黑，无人知晓。那么在启聪学校中，允许黑箱存在的人，便是永远都在置身事外的老师。
事实上，小光的遭遇，校长早已知情却不作为，还告诉王老师“性侵小光的美术老师背景很强”，让他多为学校考虑。除了校长的无视，还有不愿帮助贝贝的女老师，以及早已知道性暴力的宿舍老师，都毫不例外地做了“沉默的帮凶”。
在老师之外，漠不关心的家长，则成为忽略黑箱存在的人。比如贝贝的爷爷奶奶，在知道性侵事实后，便选择把她关在家里。又比如张诚的妈妈知道他触碰男生性器官后，便第一时间提出让他转学，甚至觉得他是坏人做了错事，却不知道他是被逼的。
家长与老师，是小光、贝贝、张诚以及同学们的求助对象，却没人伸出援手。只有一个有良心的王老师，一直希望性侵案件得到曝光，受害者能够从创伤中复原。但一个人，根本无法撼动已经固化的社会体系，也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在电影的最后，贝贝为了被欺负后不怀孕，主动找医院去做绝育手术；小光则时不时割脉，陷在往事的阴影中无法自拔。至于其他的受害者，依然对此有严重的心理压力；甚至有人希望成为下一个施暴者，再去伤害其他同学。
社会体系形成的枷锁，彻底困住了这些残障孩子。于是，那些没法从阴影走出来的人，只需要把校服盖在其他人身上，便可以出气与发泄。可受到的伤害仍然一直存在，甚至会根深蒂固地留在他们的认知中。
可在进入特教学校之前，他们明明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为何要承受这些痛苦呢？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了吗？
被社会歧视的残障者，以及缺乏的性教育
分析完电影的剧情，我想在最后回到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社会歧视的残障者，以及他们缺乏的性平教育。
在阅片的过程中，我时不时都需要停下来，才能舒缓这种强烈的不适感。因为除了让人不安的性暴力的场景，影片中的一些情节，还能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大众对残障者的歧视与忽视。
比如在电影的开始，张诚在公车上被一个老爷爷偷包。可由于警察不会手语，无法与张诚沟通，又觉得老人不会偷东西，便不信任张诚。直到特校的老师赶来，与警察对话，警察才让张诚离开——听人与聋人的世界，仿佛有一堵厚厚的墙。
这种歧视的态度，还贯彻在家人与教育体系中。又比如贝贝的爷爷奶奶，由于害怕她被欺负，便一直把她关在家中，导致贝贝一直无法交友与受教育。等性侵发生后，爷爷奶奶的态度依然是关住她，却没有聆听她作为障碍者的真正需要。
这种被外界排挤的窘况，让贝贝与张诚两个人，哪怕在特教学校中被霸凌，依然不敢转学。他们知道一旦离开，自己就变得一无所有，失去求学与交友的机会，还会被听人认为是“异类”，因而只能默默忍受着暴力。
除了障碍者在社会中无法适应，影片中提到的性平教育，则一直没有展现。在王老师与校长的对峙中，校长表示已经增加了相关的课程。可看到的情节中，这些学生依然没有习得性教育与性别平等，也没有对过往行为进行反思。
上述如此敷衍的教学任务，无疑造成残障者的举报困境。特教学校只有覆盖性平教育，学生们才能保护自己，了解彼此交往的分寸感，学会尊重对方。而且，老师与家长也应该多关心学生，让他们可以在有困难时可以得到帮助。
最重要的是，影片到了结尾，还是没有提到身心障碍者被性侵后的法律惩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仿照韩国出台“熔炉法”保护孩子，以及在检举过程中能否提供合理便利，让残障者可以自己维权，并非永远都在等候。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并没有爆出“台南启聪学校性侵案”的事件。但老师对学生性侵，以及学生之间的校园暴力，却是真实存在的。至于社会对残障者的偏见与缺乏的性平教育，这些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解决的方案。
因此，在写这篇影评的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看一看《无声》，并且学会尊重身边每一个身心障碍者。若你有天听到他们被性暴力的事情，与其夸张地问“残障者居然有性吸引力”，还不如思考为何性教育还没有覆盖到残障议题上。
毕竟，障碍者也是人，既有探索情欲的自由，也有说“不”的性自主权。
作者
记者，关注性别议题和残障议题。
支持写作
从2019年开始，我从一个跟进性别议题的记者，转变为一个关注残障议题的助理社工，有了更多机会与不同的少数派对话，记录TA们的故事，继续发声与倡导。
在整理资料与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社会大众非常关心边缘议题。为此，我以公益记者的身份，继续参与少数派议题的写作。由于目前只有稿费支撑生活，我的经济收入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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