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力感和解：我在澳洲开始做心理咨询

没出国之前，我曾经很天真地以为，只要出国了，累积多年的精神创伤就可以得到缓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我来到异国他乡，并试图落地生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创伤变得更多了。新伤加旧伤，我笑自己是多么愚蠢，怎么会让自己变得伤痕累累？

但我从没放弃过「自救」。每次咨询师问我有没有自杀的想法，我坦诚自己有想过。小时候被父亲家暴的时候想过，长大了因为自己的性别/性向的认同想过，后来是因为工作遭遇大量的不可抗力想过。是的，我想过，但我没有做过。我怕痛，所以我不敢。我承认我很怂。

从大学开始，我就在学校做心理咨询，也去过两个不同的精神医院找医生进行治疗，但都没有效果。对话的时候，我知道她们没法帮助我，也很难理解与共情我的情况。比起支持我的身心，我更怕这些创伤像洪水一样淹没她们，最终我自己放弃了这些无用治疗。

直到来到澳洲，尤其在南澳经历了大量种族歧视的事情后，我觉得有必要去做心理咨询。无论是讲述在国内遭到的压力，还是在澳洲忍受的欺凌，我都有必要讲讲了。即使坐在我对面是一个毫无移民背景的白人女性，但我仍然渴望在一个安全空间倾诉。

我觉得现在的我，就像是一个快要爆炸的气球，只想快点把气放出来。

Trigger Warning：由于本文是由第一视角，讲述抑郁时的身心创伤。如果在阅读中感到不适，请停止阅读。

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最早是在2019年。那时候的我，已经出现严重的阅读障碍，几乎没法阅读和写作。在身心都极其崩溃的情况下，我还是努力记录下自己的日常：

第一次如此崩溃地哭泣，是毫无缘由的，从晚上九点一直持续到了凌晨四点半，哭到滴在衣服上的泪变干，眼睛也开始变痛时，我的消极情绪才终于释放完毕，所有的焦虑和惆怅皆得以舒缓。我开始慢慢平静下来，逐渐有了困倦的感觉。

时间往前倒推，当时的我，正在听一首抒情的歌。其名字和内容现已记不清了，但却莫名地刺激到我，让悲伤的情绪瞬间放大，情不自禁地迅速落泪。

睡醒后，看到床下堆积的纸巾，我突然有点迷茫。因为我无法找出明确的理由，去解释这一切。这种崩溃和悲伤，如同一阵风，来得快，去得快。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东西或事情，就能引起我的全部关注，让我飞快地陷入这种负面和消极中，无法自拔。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及之后的三四五次。在后来一次洗澡快结束时，当我一只手用毛巾擦干身上的水，一只手已经拿起准备穿上的衣服时，突然之间，一种摇摇晃晃的感觉从头蔓延至脚，让我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撕心裂肺地哭起来。似乎，只有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哭泣，我才可以继续活下去。 

庆幸的是，每次哭泣的时间都在缩短，极度失控的状态随之减少。我虽然仍然渴望和追求那种酣畅淋漓的发泄感，但也在努力找其他事与物将其代替，比如看轻松搞笑的电视剧和电影，又或者是长时间的运动。在每一次成功地转移注意力的过程中，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循序渐进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当时，我没有选择立刻求助，尽管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但我仍然觉得我可以克服，再加上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状况，我觉得「还可以再忍忍」，还没有到必须去看医生的地步。直到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对周遭的一切也越来越迟钝：

我会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仿佛我就是她，每天被无穷无尽的悲伤侵蚀，只有冰冷的躯壳在运动，可支撑的灵魂早已离去。有时候睡得迷迷糊糊，我会突然惊醒，然后迅速打开手机看时间，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是黑或白，只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煎熬，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度过每一天。

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拖延，不过是基于对疾病的耻感。我病了，但我不敢承认自己生病了，而且还是精神疾病。我不习惯示弱，尤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抑郁。我更害怕别人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可以开心一些呢？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开心不起来了。

我最后还是去看了医生。但那时候正值新年，开药的医生没有上班，我只好做了一次心理咨询。面对我的是一个四五十的小镇大妈，对我所讲的一切都没法理解。她试图用她有限的生活经验，把所有的痛苦归结为原生家庭，以此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但我只觉得鸡同鸭讲。

新年过去，我从小镇回到城市，又再次去了精神医院。由于这次遇到的是一个性别友好的医生，我没有了上次的紧张与不安，反而有了被尊重的感觉。但我没有预约长期咨询，因为做完这次检查之后，我马上就要回学校，处理毕业论文等事宜。就算是治病，我都没有动力。

不过，我还是申请了学校的心理咨询，这次是一个老师跟我交流。老师的年纪可能只是比我大几岁，当她听到我经历了这一切，脸上是非常明显的诧异——我不是故意吓她的。我们维持着一周一次的对话频率，其实她给我的感觉很一般，但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后来，为了摆脱所有的负面情绪，我选择了最激烈的解决方式，直接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让新鲜感与忙碌代替那些精神创伤。我当然知道这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当逃兵可以让我感受到一点平静，哪怕一点点，我都可以产生一点「生的希望」。

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并学会把所有的伤痛掩盖起来，装成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我身体就会反射性紧绷起来，过去的糟糕回忆会迅速出现。我只能控制自己的大脑，告诉自己「没事」，深呼吸，试图平静下来。

就这样，战战兢兢过了几年，我身体背负的石头越来越多。疫情过后，我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就像是当初搬离到新城市一样，我迫切需要去一片陌生的土地，让枯萎的自己重新活起来。我想像花一样绽放，那么第一步，就是必须做心理咨询。

不可否认，诉说往事就意味着把我带回到痛苦的记忆，尤其是面对自我苛责与怀疑，但我准备好了。这次，我真的准备好了。在三十岁到来之前，我想自我赋权。

2023年6月，我终于来到了澳洲，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打破了我的所有期待。

来到澳洲之后，我才知道「好山好水好无聊」的意思，尤其是讲出这句话的强烈空虚感与无力感。就连身体都会感受到那种「寒冷」，随后突然颤抖起来。

在南澳的时候，由于遭受了太多种族歧视的现象，再加上没有朋友，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变成了一个默默工作的机器。唯一能够提醒我活着的，是写作。我写了很多自己的消极感受，甚至开始给自己写信，鼓励自己「要像妈妈爱自己一样」生存下来。

直到今年6月的时候，我终于回国，才向厦门的朋友们，问出那些已经想了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我出国之后，你们都不主动跟我说话了呢？为什么你们看到我的文字，却不会给我发一句信息，问我过得怎么样呢？我是死了吗？我是去了天国而不是澳洲吗？

控诉，是真情实意的控诉。我的音量本身就很高，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像一把机关枪，突突地向这些熟悉的人，发射。我好疯啊！我真的很疯！但我需要一个答案，我需要一个清晰并且恰到好处的理由，从而安抚我那颗受伤的心——其实，我只是需要他们的关心而已。

朋友给我的答案大同小异。他们当然看到了我的工作日常，也知道我过得很辛苦，但由于时差以及其他考量，所以最终还是没有给我发任何信息。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出国是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决定跟我「渐行渐远」。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就连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 ？自从出了国之后，精神创伤就像是影子般，在动荡的日常，紧紧跟随着我。我整日整夜睡不着觉，为了能不能交上房租，为了能不能抢到超市的打折食物，为了续上这该死的签证，为了我的未来。可这是我自找的，可能说出痛苦都没有足够的底气。

我永远都记得，刚来到林肯港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房子和工作，走在街上突然嚎啕大哭，难过得我只能蹲下来，太痛了。我还要忍住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得太大声，怕影响别人的观感。有人停下来问我，我还要一边擦眼泪，一边摆摆手说没事，表示「只是心情不好」。

可在异国他乡，背负着「留下来」的压力，何止我一个呢？在没有身份之前，我们就像孤魂野鬼，游荡在不属于我们的各个城市。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个室友已经在维州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是由于PR出了问题，只能迅速辞职，回到千里迢迢的塔州。

那些没有拿到PR的朋友呢？搬家，成为了他们的日常。每次迁徙，都是脱了一层皮，不仅要跟朋友告别，也要辞去心仪的工作。所有在这个地方搭建的联结，都要像垃圾一样，面不改色地被丢到垃圾桶。不敢回头，也不能回头。所有难过情绪都要忍住，等拿到身份才敢发泄。

在搬家之外，还有语言的压力。由于澳洲申请PR要考英语，且有可能是多个类型的考试。以我读的社工硕士为例，在毕业前后需准备雅思、PTE和CCL。每场考试都需要花巨大的费用和精力，一旦没通过，就要重新开始。残酷的是，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

尽管考试能不停重考，但现实生活中因语言而产生的文化差异，也同样窒息。人们使用的语言，是带着生活习性的。无论我英语说得多好，我都无法完全理解澳洲人的方言，以及方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因此，我要接纳自己「融不入」的事实，并发展出自己的生存之道。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讽刺。也许很多人对澳洲的幻想，是生活在work-life balance的环境，非常chill，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我不否认这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在过上这种生活之前，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多，是澳洲本地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难。

有人出生在罗马，有的人出生是骡马。这就注定了，选择迁徙并且移居的我们，自我探索都是延迟的，我称为「慢半拍的人生」。当我终于意识到这些现象时，已经是离开南澳接近半年了。也就是现在，我才终于清晰地表达我的想法，写下我的反思——确实是慢半拍啊！

于是，想通了一切之后，我打开了一位朋友的对话框，向她了解关于在澳洲做心理咨询的可能性。我觉得我忍不住了，我很想把过去的创伤讲出来。写作已经无法满足我，我要与人面对面交流，寻求建议。我不能让悲伤控制我，我想情绪稳定地开启我的硕士生活。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收到了求助热线的回复，并且告诉我咨询的预约情况。打完这个电话，我突然感觉到身体轻松了很多。背上的石头当然还在；可与此同时，我听到了一小部分的它们，正在轰隆隆坠落的声音。

我试图挺直身子，像一个人一样。在这片陌生土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是幸运的。由于我性别/性向的身份认同，求助热线为我提供的是免费的心理咨询，有八次机会。这周，是我第二次进行心理咨询。

第一次心理咨询的时候，刚好恰逢我与喜欢的男生分手。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絮絮叨叨对他的不满以及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不是我在咨询最想解决的问题。但新伤实在是源源不断地出现，让我措不及防，只能在当下讲出自己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的压力。

那么，之后呢？我想聚焦回自己作为移民女性的身份认同。在做心理咨询之前，我就已经告诉咨询师，因为我的背景复杂，有原生家庭带给我的痛苦，也有工作施加给我的压力，甚至是跨地域、跨种族的议题，所以我并不期待在八次对谈中解决一切。由于我已经决定之后在澳洲生活，那么接下来的讨论都会以澳洲生活为中心，从讲述南澳的痛苦开始。

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因为咨询师是一个没有移民经验的白人女性。但我不想基于她的生活经验，就去做一些莫须有的判断。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在澳洲，找到一个有移民知识背景并且又是亚裔的女性咨询师，是很难的一件事。最后，我决定以此为起点，从诉说中找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结束第一次咨询之后，我身体的轻盈感越来越明显了。当然，我觉得有其他因素，比如没有在墨尔本做体力活。我发现，最近对人事物的态度都越来越积极了；哪怕是面对断崖式分手，我处理的方式都比以往更加成熟。

最重要的是，我不再自我苛责与怀疑自己了。过去，我时不时都会「后悔」人生做的一些重大决定：比如是不是不关心社会，只是当一个普通人比较好？又比如当初不去南澳续签，直接在大城市读书会不会更好？

但现在，我意识到在国内当记者的阶段，其实是我的「黄金时代」，是我事业的高峰期。因为我确实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写出了很多我至今看回去都觉得很有意思的文章。我在这些年是一直进步，而没有退步。尽管失意有时，但我应该为自己鼓掌，为自己感到自豪。

来到澳洲，会不会在返回学校，并且成为一个社工后，获得事业的第二个高峰呢？我不知道，但我不再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学会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并且努力与生活的无力感和解，让自己在未知中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这很难。事实上，向前的每一步都很难。但无论如何，我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