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简报|平台经济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审视：回到马克思的劳资合作理论

作者：高岭 唐瑜 林传学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期刊：《中国经济问题》2024年第4期

高岭

唐瑜

林传学

【作者简介】

高岭，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数据科学实验室研究员（兼），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担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教育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理事，教育部《中国微观经济学》编写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团队），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教学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经济思想史学刊》《清华社会学评论》《北大政治学评论》和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唐瑜，男，汉族，云南曲靖人，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产业经济评论》《区域经济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经济思想史。

林传学，男，汉族，浙江温州人，管理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现为温州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在《江海学刊》、Behavioral Science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经济等。

文章摘要

平台经济具有多样性，包括“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合作主义”两种主要形态。本文通过回顾马克思及其以后的劳动过程理论进展，发现劳资合作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暗线，也是理解平台合作主义的关键。然而，国内平台经济文献的分析对象仍留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框架是滞后于实践的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忽视了平台合作主义的存在，也无法解释平台经济多样性。本文提出用“激励-监督”维度代替布若威的“强制-同意”维度，基于此构建的劳动过程的理想型可以为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合作主义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平台合作主义展现了平台经济实现劳资双赢的前景，但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约束，仍面临一些问题。如果我国能够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台合作主义进行扬弃，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劳资合作型平台经济。

关键词

平台经济；劳动过程理论；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

文章简报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数字技术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经济价值创造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竞争方式。因此，平台和云被认为是“第三次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配置了全球化，推动了各种市场、工作安排的重组，并最终创造和获取了价值。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平台经济加速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平台可以有效对接供需两侧的资源，以其灵活和弹性的劳动方式给大量失业的低技能工人提供一条就业之路而迅速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平台企业专注于扮演一个信息集成平台的角色，它不需要拥有一切经营所需的资产，但可以通过对双边市场的数字垄断而获取收入，这在资本市场上意味着非常有吸引力的财务绩效。然而，平台经济的野蛮生长也暴露出了相当多的问题，平台企业凭借交叉网络正外部性、网络自增强效应和快速成长规律走向了大规模垄断，在吸纳灵活就业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大量普通用户在平台经济时代成为“数字劳工”，被无偿地“非雇佣剥削”；一大批在税收、社会保障或劳动法方面未向国家登记的非正式工人依附于平台资本生存，以其灵活性、自由性等属性而为平台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商业风险。同时，平台企业的规模会形成市场壁垒使得新企业难以进入，这样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逻辑诱导平台之间恶性竞争，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正因为平台经济兼具创新性和破坏性，其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支持者称之为“创意经济”或“共享经济”，而那些不太相信它的好处的人则称之为“不稳定经济”或“零工经济”。国内多数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倾向于后者，对平台经济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基于劳资对立的视角，重点强调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平台对劳动进行控制和榨取，忽视或不重视平台经济中存在的“劳资合作”和“劳资双赢”新形态。然而，需要注意到，虽然马克思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对立型劳资关系，但其并没有忽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只不过，马克思的劳资合作思想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挖掘和发展，从而导致很多学者只用劳资对立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平台经济，忽视了平台合作主义这种新形态。事实上，平台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开始了从平台资本主义到平台合作主义的转变，平台合作主义的最大的特点在于，为平台创造最多价值的人应当拥有并支配平台。相比批判平台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合作型平台经济是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要的任务。

促进中国平台经济的良好健康发展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首先就需要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强制与合作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批判，找到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中劳资合作的线索；其次需要厘清劳资对立视角下平台经济劳动过程研究的共性问题，明确布若威主义分析框架的理论缺陷及其面向现实分析的局限性；最后需要结合平台经济实践的前沿经验，以劳资合作视角进行平台经济劳动过程新形态的创新研究，提出替代性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和客观地讨论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劳动过程多样性。

二、观点摘要

本文主张回归马克思的劳资合作理论，透过马克思的劳资合作理论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的多样性。通过回顾马克思及其以后的学者发展的劳动过程中的强制与合作理论，本文对平台经济的两种生产组织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合作主义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蕴含着劳资对立与劳资合作两条线索，而后者通常被忽视或低估。（2）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并不能为平台经济的多样性提供有力的解释。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平台经济时，使用的理论框架是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并把平台经济简化为平台资本主义模式，忽视了平台合作主义的重要性。（3）平台合作主义具有新的组织形式和特征，可以基于“激励-监督”两个维度，提出劳动过程的四种模式，从而作为分析平台经济生产组织模式的理想型。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理论界侧重于劳资对立脉络的劳动过程文献的梳理，忽视了劳资合作脉络的文献的发展。本文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及其继承者对劳资合作理论的发展，为分析包括平台合作主义在内的劳资合作现象提供理论参照。（2）本文从“激励”和“监督”两个维度提出了平台经济模式的理想型，批判和拓展了布若威的分析框架，使其能够兼容“平台合作主义”。（3）本文对已有的平台经济研究存在的叙事单调、视角单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分析，有助于今后的平台经济研究走出“布若威主义”范式，构建面向平台经济多样性现实的新理论范式。

三、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要关注平台资本主义向平台合作主义的组织形态转变，并有意识地扶持合作社型平台组织。平台合作主义的组织形态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导向。因为传统的融资，如硅谷的融资模式聚焦于投机与短期回报，并不适用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合作社经营，而工人所有制企业或合作社在与资本雇佣劳动型企业竞争中获胜的前提是，工人所有制企业或合作社自身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

第二，制定由适当公共政策支持的更广泛的监管框架是推进平台合作主义的必要条件。国外平台合作主义的实践展现了平台经济实现劳资双赢的前景，但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约束，其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在平台合作过程中，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家力量的影响。它所主张的工资和利润的公平分配、直接民主式的协商和集体决策、社区建设等通过制度设计来从关系层面生产工作场所的平等，通过重申经济公平来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往往被主流的国家体系和商业市场所排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维护劳动者权益、推进收入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