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评介 | 新李嘉图经济学：代数的沃土与理论的贫困

谢克随后欲正本清源，把马克思的概念体系“立”起来，以便在后文同新李嘉图主义的谬误相比较。在他看来，马克思观点的基本结构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社会再生产首先是一个劳动过程。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介，因而社会再生产便包含上述两对关系的再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相辅相成，两者都是劳动的结果。因而，“劳动时间对社会再生产的调节是基础性的”。

2）劳动在调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商品来自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伴随着庞大的社会劳动分工。为了将无政府状态的私人劳动纳入社会劳动分工所固有的相互依赖性之中，交换必然产生。“交换是内在于生产自身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矛盾得以显露的场域”，而价格和利润便是这一矛盾之显露的中介。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关系：“价格和价值作为再生产的直接调节器，社会劳动时间作为价格和利润的——因而也是再生产的——内在调节器”。

3）抽象劳动和价值。劳动如何调节生产？答案在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满足的是不同的人的需要，因而具有异质性。但商品交换则需要找到不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同质性，只有以劳动时间衡量的可量化的抽象劳动才能充当这一角色，因而劳动的抽象过程也就是一种真实的社会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抽象过程只发生在偶然的交换之中；然而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作为有待交换的商品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抽象劳动和商品价值在一开始就主导了整个生产过程——“参与商品生产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而交换仅仅是以货币形式实现它”。

4）货币与价格。货币，作为表达使用价值相互等价的必要中介，也就伴随着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而产生出来。价格是交换领域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并随着《资本论》的推进，不断采取愈加复杂的形式，从工资的决定，到流通和周转费用的影响，再到生产价格、利润，以及地租、利息等范畴，但价值规律一直贯穿其中，内在地统摄了上述价格现象。“我们不仅要能够设想价格幅度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型表现为其相对于价值的可变性（复杂性），也要能够设想这些变化的限度，以及这些限度同社会劳动时间的联系。”马克思本人也一贯地坚持了劳动时间之价值决定在价格体系运行中的本质性作用，而庸俗经济学则往往以其“无法被看到”为由简单拒绝。

根据Steedman的总结，新李嘉图主义的主要观点可分为三类，结构如图1所示，此理论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1）冗余性论点[the redundancy argument]。Steedman认为，结构图左侧的“实物生产和工资的数据”[physical production and wage data]“足以决定利润率……以及全部生产价格”，正如路径（b）所示；同时，“各种商品中体现出来的劳动量……只有在生产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才能被决定”，正如路径（a）所示。由此可见，劳动价值“在决定利润率（或生产价格）方面并不发挥基础性作用”（1977:14）。因此价值在分析交换关系方面是冗余的。

谢克认为，上述观点并未抓住根本。因为没有回答“实物生产数据如何决定”的问题，但在马克思的框架内，答案是很明确的——劳动过程。首先，实物生产究其根本来说就是由劳动进行的；同时，没有劳动将价值以使用价值的形式物化的过程，便根本不可能形成价格，也就不可能由实物生产数据。另外，利润和价格亦是受到劳动价值在底层的制约的，这点将在下节得到考察。新李嘉图主义的谬误在于：①他们倾向于把生产看作一个技术过程而非劳动过程，故而，既然新李嘉图主义更强调分配，那么一旦生产被视为仅仅是技术过程，分配也就作为唯一“真正的社会关系”而成了讨论的焦点；②他们混淆了现实的过程和思想上的占有，因而也就混淆了现实世界中社会劳动时间对交换的调节和实物数据对这一现实过程的概念性概括，后者只能用来概念性地计算价值，而无法决定价值，故对其的片面强调彰显了新李嘉图主义的唯心主义态度。“这样的计算并不能决定这些价值，正如对地球质量的计算不能决定地球的质量。”作为代替，谢克指出，真实的结构图应如图2所示。

2）不一致性论点[the inconsistency argument]。新李嘉图主义认为，正如图（1）中的被截断的路径（c）所示，价值量对利润和价格的决定不但是冗余的，还是有误的，这与“转形问题”有关。谢克假定，在价格与价值成比例的情况下，所有货币数量都与相应的价值量成正比，价格是价值的直接表达，此时的价格和利润可被称为直接价格和直接利润。然而，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直接价格会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从价值到（货币形式的）直接价格，再到生产价格也就经历了一个双重转形的过程。这时生产价格同直接价格、实际利润与直接利润之间势必产生偏差。在新李嘉图主义者眼中，这毋宁说是偏差，不如说是价值范畴与生产价格范畴不相兼容的证明，因此为了保留后者，必须舍弃前者。但谢克在文中试图说明，实际利润与直接利润的总体偏差是两个因素的综合结果：首先，这取决于资本家消费品的价格同其价值的偏离程度——亦即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方式，以及个别价格—价值偏离的合成模式；第二，这取决于资本家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剩余价值作为收益来消费——亦即取决于这种剩余价值在资本和收益之间的分配。

另外，可以证明，对于给定的劳动过程条件，利润率始终可以表示为剩余价值率的稳定（即单调）递增函数，而且有研究表明，当直接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尽管转形后的货币利润率r通常会偏离价值利润率r0，但这种转型利润率也是剩余价值率的单调递增函数（Shaikh, 1973; Morishima, 1973:64），“当价值利润率上升（下降）时，它在流通领域的反映即转形利润率也会上升（下降）”。其典型的内在关系如图3所示。

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价格总是价值的外在形式，是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反映，这里的转形所做的只是改变这种外在的形式，将某些新的决定因素和新的变化来源引入其中，但要以保持内在联系不变的方式进行。在图3中，相对自主的流通之镜[mirror of circulation]中，转形利润率表现为价值利润率的替代图像，两者在受到剩余价值率的决定的层面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幅度上又有所差异。流通领域的自主性也就表现在这种位移的大小之中。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的有限性恰恰体现为：价值范畴的结构（有机构成的模式，以及剩余价值转化为收益的比例）为这种位移效应起到了限制作用。因此，价值形式的变化受到价值结构本身的制约和限制。而新李嘉图主义者的讨论中当然完全没有相对自主、在一定限度内变化这样的概念。

当然，谢克还指出，关于转形问题的探讨在文章中是远远不完全的。例如，尽管可以确定，个别价格—价值偏差不会改变总价值大小明确调节总价格大小的事实，但仅止于此还不够。一旦转向更具体的分析，那么个别价格—价值的偏差和它们所带来的价值转移就变得非常重要。为了分析竞争现象、区域和国别差异、发展和欠发达现象，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本身是最重要的，一旦开始考虑到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价格—价值偏差的方向（决定价值转移的方向）和幅度（表明这种转移可能有多大）两个方面来解决价格—价值偏差在理论上的决定因素。此外，还需要研究它所涉及的现实中的经验量值，毕竟，理论的目的是把握现实关系的结构——而这只能通过研究现实关系本身来实现。

3）首要性论点[the primacy argument]。谢克强调，价值与货币利润率之间在量上的区别不应遮蔽两者更为根本性的质和量上的联系。然而，Steedman认为，“现在，如果这些利润率不同，哪一个才是重要的？哪一个会影响资本家的决定和行动？在竞争性经济中，在行业之间，哪一个会趋于统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货币利润率，它影响决策，并趋向于平均化。马克思使用的‘价值利润率’并不是资本家所关心的，它对资本家来说也是未知的……S/(C+V)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是有意义的利润率，而且它不等于真正的、货币的利润率。”[1977:30]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Steedman指出，所有的实际决策都是以货币量为基础的。这没有问题，马克思同样认为，货币价格和利润是再生产的直接调节器。不过，价值规律的目的正是要发现这些货币量的内在规律。随后，Steedman继续说，由于价值利润率“不为资本家所知”“与他们无关”，因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利润率”——意思是，在Steedman的眼中，只有“资本家所知”才是重要的，即只有表象而非本质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谬误。再进一步，这些资本家事实上“所知”的是什么呢？是实际决策中所依据的、他们能看得见的价格、个别利润率甚至平均利润率，但这些永远不等于生产价格和统一利润率。这就是说，如果按照Steedman的讲法，理论应严格建立在资本家实际“所知”的基础上，那么理论中就不应出现统一利润率这样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新李嘉图主义自己犯了不一致性的错误。

那么，Steedman为什么会犯下这些严重的错误呢？谢克的回答是：因为他完全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概念中讨论问题的。如果像新古典主义那样假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分工之间没有矛盾，因而劳动的衔接[articulation]是直接的，那么同样可以假设生产价格和统一利润率能够在流通中直接获得。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矛盾也就被忽略了。一旦用均衡的概念取代“倾向性调节”[tendential regulation]的概念，就会从作为类型化[typification]的抽象转变为作为理想化[idealizaiton]的抽象。这种庸俗化的研究取向大量体现在Steedman所依赖的基本数理模型之中。

谢克强调“类型化”抽象和“理想化”抽象的区别：前者是科学抽象的特征，是对“现实的某些方面的‘最简单的表征’的抽取；后者则往往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特点”。在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类型化”地是一个倾向性调节的过程，其中一种差异和偏离不断地产生与之相反的差异化偏离，而“这种无序的全部运动就是它的秩序”（Marx, 1972:175）。同样，与新李嘉图主义预设的均衡分析不同，资本主义竞争是一场“战争”，一个过程而非状态，充斥着持续不断的对立与破坏，“每个单独的资本都力争在市场上占有尽可能大的份额，并取代其竞争对手，把他们排除在市场之外——资本的竞争”（Marx, 1968:484）。

单个资本永远无法保证获得利润，更不用说拥有所谓社会平均利润率了——平均利润率是成百上千次资本之间战斗的结果的平均值，而非给定值，因而不会也不可能作为资本家决策的直接决定因素发挥作用。在现实中，我们只能说，对于单个资本来讲只有预先保证的利息率是给定的。单个资本可以撤回工业或商业投资，将资本存入银行，就能获得可预期的利息；但这样做，它恰恰失去了作为工业或商业资本运行的可能性，也因此失去了赚取马克思所说的企业利润——超出利息的利润——的全部希望。

具体来讲，竞争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在任何特定产业中，新旧不一的生产方案并存，导致年利润率发生变化。由于旧的方法不断淘汰，新的方法不断诞生，这种产业内的利润率集合就持续地被积累的动力重新创造。在这些产业内的利润率中，有一组利润率将与那些使用普遍可行的最佳生产方案的资本的利润率相对应，将这种使用普遍可用最佳方案的资本称为调节资本[regulating capital]。这些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或它们的平均利润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即它们的平均企业利润率），才是一个产业的新增投资所关心的。不过，即使对于调节资本来说，从管理能力的调整到纯粹的运气等具体因素也会对于相关的各个资本产生利润率的变化，更不用说那些新进入的资本了。尽管如此，由于平均利润率大于利息率，这就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诱因，促使人们投资于最好的工厂和设备，而非仅仅赚取闲置货币资本的利息。此外，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越大，对新资本的诱导作用也就越强。因此，净投资将发生在调节资本赚取平均企业利润为正的任何行业，而这些新资本的流入在调节资本的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中相对较多，在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产业中相对较少。这种流动上的差异将导致前者的资本供给增长快于需求，而后者的增长慢于需求，从而在一边拉低市场价格和平均利润率，在另一边拉高它们。这样一来，各产业调节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和企业利润率）就会趋于平均化。换句话说，正是一个产业的调节资本的平均生产价格调节着这个产业的市场价格。一方面，产业内的竞争动力倾向于不断地扩大各个资本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产业间的竞争倾向于使各自的调节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相等。尽管利润率并没有一个均衡的时刻，但在每个产业中，“资本主义竞争的内在规律在平均化运动中体现出来”（Marx, 1970:208）。

然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中：每个公司的行为就好像它既无意也无能力影响价格，因而是纯粹的“price taker”。这一情况得以成立必须要满足一系列假设：首先，每个公司都被假定为总是以现存的（或预期的）统一市场价格为其产出定价，故其潜在销售量仅随其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据此作出利润最大化决策。然而，这里的公司不仅是一个利润最大化者，也是一个被动的利润最大化者——从不寻求削减价格以攻击其竞争对手的地位，而是和平地、有礼貌地以市场价格出售它所能出售的一切——因此，企业之间的对立被假设排除掉了。

随后，为了确保公司的规模不会达到足以影响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市场价格因为即使一个公司只通过改变其产量来寻求利润最大化，这个产量在整个市场上也可能有足够的分量，从而通过对整个市场供应的影响来影响市场价格，有必要假设每个企业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无限小的，每个产业都是由无限多的企业组成的，同时每个企业生产无穷可分的产品的无限小的部分。因此，企业不仅在本质上是和平的，而且也是无能的。一下子，企业间战争的核心特征--战斗的意图和损害的能力--就被假设消除了。换句话说，完全竞争状态中资本的竞争反倒是缺席的。

再者，每项投入的无限可分性使固定资本的概念变得微不足道，但固定资本的扩张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产出的无限可分性排除了最小生产规模的概念。因此，作为竞争有机组成部分的资本集中概念也就不见了，不然企业的无限小性就不可能得到满足。更糟糕的是，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中，一个产业中所有公司都被假定为一样的，并且每个公司都被假定为享有与所有其他公司完全相同的利润率。此外，由于每个无限小的公司的投入和产出都是无限可分的，每个单独的资本实际上是整个流体中的一个“原子”。因此，货币资本和被束缚在生产中的资本之间的所有区别，以及马克思所说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从一开始就被取消了。因此，在长期的完全竞争均衡中，每个原子企业享有的统一利润率也等于货币资本的利息率，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留给“企业利润”概念的位置。

最后，完全竞争假定每个人，也就是每个资本，对所有与他们的意图有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都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在一般均衡中，商品生产中特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衔接的阻滞也就不再存在。于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便被遮蔽了，而起到中介作用的货币也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可以说，通过作出“适当的”完全竞争假设，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切重要特性都消失了。

谢克指出，即使没有公开承认，完全竞争假设依然被新李嘉图主义者挪用过去了。Steedman在其书中提到，在特定产业中的资本家常常面对多种生产方法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根据现有工资和价格对各种替代方案进行评估，此时这些现有价格与生产价格完全等同，所有的利润率都等于统一利润率。简而言之，其出发点是一个完全竞争均衡。

根据定义，当没有个别资本意图或能力以任何方式影响市场时，假设每个资本都完全无视其竞争对手，简单地选择所有替代选择中利润率最高的方案进行生产。由于资本家选择利润率最大的方案，故除非其利润率高于现有的利润率，否则任何方案都不会被采纳；而且，由于均衡是出发点，这些方案的现有利润率与统一利润率相同。根据假设，每家公司都可以获得这个统一利润率。因此，只有当利润率高于统一利润率时，资本家们才会采用新的生产方案。由此可知，采用一种新的方案实际上为现有利润率池增加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利润率，故可以证明，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必然会提高统一利润率本身。

上述过程即是所谓的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它由两部分组成：（1）数学证明，即如果实际采用了一种潜在利润率高于（低于）统一利润率的新方法，则统一利润率本身必然会提高（降低）；（2）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除非利润率高于能够保证得到的统一利润率，否则任何新方案都不会被采纳。由（1）可知，这意味着所有“可行”的技术变革必然会提高总利润率。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不可能的。

然而，谢克提醒道：以上论述是一个谬误。问题出在完全竞争中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而非数学上。事实上，谢克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证明，当马克思的竞争概念与同样的数学方法相结合时，“通过机械化使商品贬值不可避免地与实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Shaikh, 1980:95）。简单来说，马克思的竞争概念意味着，每一个资本都试图扩大其市场份额，与竞争对手斗争，并保护自己免受其冲击。于此，新的、规模更大、单位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案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正是通过降低单位成本，资本家可以降低售价，“取代竞争对手并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以试图占有更多价值。

然而，新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往往需要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入。生产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同此前的技术相比，总的回报率通常会越低。但一旦新方法得以使用，过去就无所谓了，因为这时，第一个采用新的低成本方案的资本家可以削弱竞争对手，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扩张自身——因此，资本家面临的真正选择是转向在新技术下的扩张（尽管回报率略低），还是坚持在旧技术下被破坏甚至消灭。

新李嘉图主义者及其拥趸不但不返回检查完全竞争假设的问题，反而坚持宣称资本家的上述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从而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不理性”的，需要进行一场“理性重构”（van Parijs, 1980:2）。这彰显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也就是说，新李嘉图主义的支持者倾向于将资本家的真实行为视为“不完全”的，仅仅是偏离了完全竞争概念的基准。当“面对完全竞争的幻想世界和真实竞争的基本事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时，他们改造了幻想，以便最终保留它。比如说，①“完全竞争”的概念被修改为“不完全竞争”，以增强分析的现实性，此时完全竞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抽象仍然被偷偷地保留下来了；②完全竞争被赋予神话般的历史存在，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竞争阶段的本质，由此，它被保留为一种“真实”的理想，一种一旦达到并可能再次实现的优雅的状态。然而，这种所谓历史存在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