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丨分类考察山西浮山南霍东周墓出土铜容器，分铸法为主、分范方式成型、连接工艺多样

南霍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南霍村。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春秋晚期铜容器墓5座（M9~M13），出土铜容器鼎、甗、敦、豆、盘、匜、共23件。本文分类考察此批铜容器的制作工艺，以期揭示其工艺特征和技术水平，为晋国铜器和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资料。

这5座铜容器墓的级别略有差异，其中M11、M13为2鼎墓，M10、M12为1鼎墓，M9被盗未见铜鼎。从数量上看，M11、M13均出土7件铜容器，M9、M10和M12各出土3件铜容器。鼎、敦、为基本的铜容器组合，部分墓葬还随葬有盘、匜、豆、甗。

考察铜鼎6件，分别出土于M10~M13。铜鼎均有盖，方形或圆角方形附耳，蹄足，近足底处起台，形制略有不同。铜鼎M10∶11、M11∶14器盖均有3个细环纽；铜鼎M11∶17、M12∶9器盖为喇叭形捉手，盖、腹均饰细密蟠虺纹；铜鼎M13∶13、14器盖均有3个较宽环纽，前者盖、腹均饰细密蟠螭纹，后者盖、腹光素。上述细微差异表明，这6件铜鼎具有不同的生产背景，并非同一批次生产。

器盖多经打磨，范线多不可见，仅铜鼎M12∶9器盖捉手下可见两条范线，表明铸型为对开分型。环纽表面多见双合范范线，器盖与其连接部位多见长方形范线，说明环纽铸型为对开分型，镶嵌于器盖铸型中与器盖浑铸。器身多为三分外范，仅铜鼎M13∶14为两分外范（图一）。耳、足大多对开分型先铸而成后，预埋于器身铸型之中，待二次浇铸器身时被铜液包裹或叠压，实现与器身连接。器底范线为圆形，外腹多见3条竖直范线与器底圆形范线相接，说明器身铸型由3块外范、1块腹芯及1块圆形底范组成。

值得关注的是，铜鼎M11∶14器耳根部和器身均被不规则条形铜块叠压，器身内壁也可见两处铆钉状不规则圆形铜金属（图二），表明器耳与器身应为铜焊连接。工艺过程大体推测如下：器耳与器身先铸，将器耳插入器腹预留工艺孔内，在器腹内外装配泥范，铜液流经工艺孔包裹器耳根部和器腹，依靠铜液的凝固收缩和内腹铆钉状铜块的锚固，实现两部件的紧密连接。另外，铜鼎M10∶11器足和M13∶14器耳可见较多长方形小孔，应为泥芯撑的遗痕；盖、腹则多见颜色不同的不规则四边形垫片（图三），部分为带纹饰的小块，应为铜器碎片制作而成。

除铜鼎M13∶13、14外，其余4件饰纹铜鼎的盖、腹纹饰带中均可见纹饰范拼接所形成的范线，且范线两侧纹饰多有错位，说明纹饰多为模印法制作而成。

考察铜敦4件，分别出土于M10~M12。铜敦均有带环形纽的器盖，环耳，矮蹄足，近足底处起台，形制类似，但器盖环纽位置和器足形态略有差异。铜敦M10∶13器盖三环纽均分布于间隔由内向外第三、四周纹饰带的素带之中，铜敦M11∶11、16器盖三环纽均分布于间隔最外层和次外层纹饰带的素带之中，铜敦M12∶10器盖三环纽均分布于次外层纹饰带中。铜敦M10∶13、M11∶11及M11∶16器足均略粗矮，铜敦M12∶10器足则略显细长。

器盖多经打磨，仅铜敦M10∶13器盖可见两条对开分型的范线。环纽表面多见双合范范线，器盖与其连接部位多见长方形范线，说明环纽当与器盖嵌范浑铸而成。器底可见圆形范线，外腹均见2条竖直范线与器底圆形范线相接，说明器身铸型为两分外范，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及1块圆形底范组成。器耳内侧中线可见双合范范线，器身与其相接部位多见长方形光素区域，说明器耳铸型为对开分型，器耳与器身嵌范浑铸。器足对开分型，近器身处多被器身略微包裹，说明器足系先铸后再与器身铸接。铜敦M12∶10较为特殊，其内底对应器足处可见灰白色焊料（图四），表明器足与器身当为镴焊连接。

耳、足均未发现使用泥芯撑定位的遗痕。铜敦M10∶13、M11∶16器腹发现较多垫片。铜敦器盖、腹部纹饰带中均可见模印法形成的纹饰范拼接范线或错位范线（图五）。

考察铜5件，五墓各出1件。铜形制差异较大，M9∶1、M11∶12、M13∶10颈部均明显内收，平底或矮圈足；而M10∶14和M12∶7束颈不明显，分别为圜底和平底。

铜中4件为浑铸成型，仅M10∶14为分铸成型。铜环耳内侧多见双合范范线，器身外腹对应部位多见不规则长方形范线，说明环耳系采用嵌范方式与器身浑铸（图六）。铜M10∶14较为特殊，其环耳与外腹相接处可见不规则三角形铜块和分离缝隙，内腹相应处也可见铆钉状不规则梯形铜金属，表明器耳与器身采用了铸铆方式连接（图七）。工艺过程大体如下：器身先铸，在上腹预留工艺孔，然后在器腹工艺孔内外装配耳部铸型，浇铸器耳。铜液流过工艺孔，冷却后通过收缩和类似铆固的方式实现器耳与器身连接。器身多为对开分型，外腹多见1条竖直范线贯通口沿、器底，也可见2条竖直范线与器底椭圆形范线相接。

铜M10 ∶ 14 腹、 底可见较多不规则四边形垫片，其余未见。铜M13∶10腹部纹饰也为模印法制作，纹饰带中可见纹饰范拼接的范线或错范痕迹。

考察铜盘3件，分别出自M9、M11及M13。铜盘形制略有差异，M9∶2附耳上部向外平折，器腹饰蟠螭纹，兽首矮蹄足，近足底处起台；M11∶37沿耳上部向外平折，腹部较浅，通体光素，残存1个柱状足；M13∶12附耳上部向外平折，耳面饰镂空蟠螭纹，腹、足均光素，矮蹄足，近足底处起台。

铜盘多为分铸而成。铜盘M9∶2耳、足近器身处均被器身包裹，说明耳、足为先铸而成，待浇铸器身时再将其镶嵌于器身铸型中与器身铸接（图八）。铜盘M13∶12耳、足均经修复，与器身连接方式不详。铜盘M11∶37较为特殊，沿耳外侧与沿唇齐平相接，其铸型当在器腹泥芯之中；器底对应三足部位有三个小孔，残存灰白色铅足1个，器足可见双合范范线（图九），说明器足与器身可能为镴焊连接。

此外，铜盘耳、足均未发现泥芯撑使用遗痕，铜盘M9∶2器底近腹处可见宽厚的浇冒残痕。

考察铜匜2件，分别出自M9和M13。铜匜形制差异较大，M9∶3呈椭圆形，敛口，流、鋬在腹部长边上，宽短流，环形尾鋬，平底无足，器表光素，器壁轻薄，颇具韧性，当为锻制而成；M13∶11呈椭方形，敞口，流、鋬在腹部短边上，兽面封口流，环形尾鋬，圜底下接三蹄足，器壁较厚。

铜匜M9∶3环形尾鋬内侧可见双合范范线，器身内腹对应部位可见铆钉状铜金属（图一〇），说明鋬与器身为铸铆连接，工艺过程与铜M10∶14环耳类似。铜匜M13∶11前两足残（现已修复），残留一灰白色断裂器足，推测前足与器身为镴焊连接。器底可见1条竖直范线，贯穿器底后足和环形尾鋬一侧（图一一），表明器身为对开分型。后足中央可见1条竖直范线，与器身范线连接，铸型当在外范之中。尾鋬一侧大，一侧小，内含泥芯，铸型也当在外范之中。

考察铜豆2件，均出自M13。铜豆形制相同，均有盖，盖面弧形略鼓，上有喇叭形捉手；器身下承以喇叭形豆柄，豆柄下端转折形成矮圈足，豆身上腹有两环形耳；盖、腹均饰细密蟠虺纹。

铜豆均为分铸而成。器盖打磨光滑，分范方式不详。器身和圈足均可见2条对开分型的竖直范线，说明铸型应由2块外范、1块泥芯组成。豆柄与器身相接处被器身铜液叠压（图一二），说明豆柄系先铸，待浇铸器身时与器身铸接。环耳内侧多见双合范范线，器身外腹对应部位多见不规则长方形范线，说明环耳与器身使用了嵌范浑铸方式连接。

此外，器盖可见较多垫片，垫片多避开纹饰分布。盖、腹纹饰带中可见较多纹饰范拼接范线（图一三），表明纹饰均为模印法制作而成。

考察铜甗1件，出自M11。铜甗为甑、鬲分体。甑体呈圆形漏斗状，斜折沿，颈部对称分布两个上部外折的长方形附耳，底部有放射状箅孔。鬲体为小口，肩部圆鼓，裆部较高，柱足。甑体底部向外凸出的子口与鬲体相应的母口套接。甑部饰细密蟠虺纹，鬲部通体光素。

甑部器耳近器腹处可见灰白色焊料同时叠压器耳和器身（图一四），表明器耳与器身当为镴焊连接。器身外腹可见2条竖直范线贯通甑底，范线分别位于两附耳之间（图一五），表明外范为对开分型，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组成。鬲部三分外范，三足外侧均可见1条贯通至口沿的竖直范线，器足内侧开口，内含泥芯，两侧均与器底弧三角形范线相接，说明铸型由3块外范、1块三角形底范、1块腹芯组成。

此外，鬲体上部铜环均通过桥形纽与器身铸接。甑部外壁纹饰带中可见纹饰范拼接范线（图一六），说明纹饰也为模印法制作而成。

南霍墓地铜容器以铸造成型为主，锻制成型极少。铸造成型中，又以分铸法为主，用于鼎、敦、、盘、匜、豆、甗等；浑铸法使用相对较少，仅见于4件铜的制作。锻制成型仅发现铜匜M9∶3一例。

先秦铜器生产尤其是铜容器的制作中，铸造成型是最主要的制作技术，锻制成型者数量相对较少。春秋中期之前，铜容器多为锡青铜或铅锡青铜铸造而成，少量为铅青铜或红铜铸造而成，锻制成型的铜容器极为少见。然而，锻制技术一直存在，多用于兵器、车马器等器类的制作。例如，殷墟花园庄东地圆盘形器、成都金沙遗址铜片、甘肃崇信于家湾铜盆、陕西宝鸡石鼓山铜铠甲、山西绛县横水墓地铜泡和马面饰等，均为锡青铜或低铅的铅锡青铜锻制而成。春秋早期之后，锻制铜容器开始涌现，且多为刻纹铜器，包括斗、盘、匜、、鉴等。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锻制铜容器当为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的春秋中期刻纹铜斗，其器盖、器壁均为锡青铜锻制而成。此外，山西定襄中霍墓地春秋晚期刻纹铜盘、匜，安徽蚌埠双墩1号墓、湖北郧县乔家院墓地、襄阳余岗墓地、襄阳陈坡墓地、枣阳九连墩1号墓、荆门左冢墓地等出土的东周铜盘、匜、鉴等，江苏淮阴高庄墓地战国中期刻纹铜盘和素面铜匜等，四川宣汉罗家坝墓地战国时期铜盆、鉴，陕西西安北郊秦墓战国晚期铜盘等，均为锻制而成。另外，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安徽天长三角圩西汉墓以及北京延庆西屯、湖北宜城跑马堤等墓地的汉代墓葬中，也发现有较多锻制铜容器。

此外，春秋早期之后所涌现的锻制铜容器的材质特征，与商代和西周锻制成型的车马器和防护性兵器等极为接近。这说明锻制铜容器的合金工艺承袭了商代和西周的铜器锻制技术传统，铜容器锻制技术至迟在春秋中期已较为成熟，并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得到广泛应用。

南霍墓地铜容器铸型普遍采用较为简单的分范方式，垂直方向多为三分或二分，未发现水平分范的迹象。另外，铸型的分范方式与器类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铜鼎器身铸型多为三分外范，两分外范仅见铜鼎M13∶14一例；敦、、豆、匜的器身铸型均为两分外范；铜甗甑部铸型为两分外范，鬲部铸型为三分外范。

南霍墓地铜容器多为分铸成型，其环纽、环耳、器足等附件与器身主体的连接技术大体有简单铸接、嵌范浑铸、铸铆接、铜焊及镴焊等。不同器类附件的连接具有一定的技术选择，附件与器身连接技术也同附件类型和器形有一定联系。简单铸接是最常见的连接技术，鼎、敦、盘、豆等器形的耳、足均使用了这种连接技术。但是，二次浇铸器身时，炙热的铜液会流经嵌入的附件，并对局部再次加热，造成局部组织异常。嵌范浑铸技术多应用于鼎、敦器盖的环纽和敦、的器耳。铸铆连接技术仅发现2例，分别为铜M10∶14器耳、铜匜M9∶3环形尾鋬与器身的连接。铜焊连接技术仅见1例，用于铜鼎M11∶14附耳与器身的连接。镴焊技术发现较多，多用于敦、盘、匜的器足及甗的器耳与器身的连接。使用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对镴焊焊料和铅足的合金成分进行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均为含铅96%以上的铅金属，表明镴焊焊料均为高铅的铅基金属（表一）。

另外，使用铸铆和镴焊连接技术的铜容器多数光素，也未经细致打磨，范线清晰，铸造缺陷较多，制作较为粗糙，质量较差。

模印法是东周铜器生产中纹饰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技术进步，形成并兴起于春秋中期，广泛应用于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铜器纹饰的制作。瓦窑坡墓地春秋中期M29、M30部分镈钟、纽钟、铜簠及铜鼎的纹饰带中发现较多模印法制作的纹饰，且纹饰单元多数包括两周或两周以上纹带，纹饰单元的大小和幅面宽度也多不相同。此后，模印法大量发现于浑源铜器、太原赵卿墓铜器、临猗程村铜器等春秋晚期晋国铜器中，侯马铸铜遗址更是发现大量用于模印法的纹饰模、镶嵌痕迹明显的纹饰范残件及纹饰范组装完整的铜铸范，并且部分纹饰模体量极小，仅有一个纹饰或采用更小的纹饰模拼接而成。

南霍墓地铜容器中，所有饰纹铜器纹饰带中均发现有纹饰范拼接范线，应均为模印法制作而成，且纹饰单元均仅包含一周纹饰带，各纹饰单元的大小和幅面宽度也多数相同。仅就模印法的技术特征来看，其与瓦窑坡墓地M29、M30春秋中期铜器差异较大，较接近于春秋晚期的瓦窑坡M23和赵卿墓铜器。从模印法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南霍墓地铜容器的年代应晚于瓦窑坡M29、M30，与瓦窑坡M23年代相去不远。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到以下初步认识：南霍东周墓铜容器以分铸成型为主，浑铸成型和锻制成型均较少；铜器铸型分范方式较为简单，但分范方式与器类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附件与器身主体的连接技术多样，但不同器类对于附件的连接方式具有一定的技术选择。

此外，M13两件铜豆的形制、纹饰及工艺特征较为接近，表明两者具有相同的生产背景，可能为同批次生产；两件铜鼎的形制虽然接近，但纹饰和铸型工艺差异较大，表明两者具有不同的生产背景，并非同批次生产。另外，综合形制和工艺特征分析，部分铜器如铜鼎M13∶14、铜M10∶14、铜盘M11∶37等，形制简单、制作粗糙、铸型简单、使用大量垫片、光素无纹饰、多使用铸铆和镴焊连接，与同墓其他铜容器制作考究并多使用先铸铸接等工艺差异极大。这些工艺现象说明，南霍东周墓铜容器具有多种来源，部分铜器可能为满足丧葬礼制需要拼凑而成，其实际生产背景可能比观察到的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