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丨600余通山西北朝石刻文献价值非凡，既可补史、证史，也为深入研究北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课题提供珍贵材料

本文所言石刻文献，是指古人刻在石碑碣、墓志、造像或崖壁上留下的文字（包括墓砖铭，不包括瓦当文字和瓦文），这些文献记载了政府和民间活动的历史片段，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山西是北朝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公元398年，北魏定国号为“魏”，由盛乐迁都平城。作为首都，平城成为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定都平城97年间，除遗留下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和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焦山石窟、鹿野苑石窟等大体量文物外，尚遗存许多遗址、墓葬、墓志和石刻题记。北朝后期，晋阳成为东魏、北齐的军事中心，北齐别都，也遗留下大量达官贵人的石窟、墓葬和墓志。特别是，北朝时期山西存在多条佛教传播路线，著名的有两条，一条是平城至洛阳路线，由北至南，贯通全省；另一条是晋阳至邺城路线，也是由北而南，又可细分为两条路线。在两条线路两侧，产生并保留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寺和石刻题记，数量可观。为北朝和云冈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依据《北史》，北朝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代，由于多是北地以鲜卑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故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儒学基础薄弱，文化相对滞后；在统一北方过程中，首重武功；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鲜卑文化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导致鲜卑语言日渐失传。北朝书面文字传世较少，私家著述亦寥寥可数，流失散佚比较严重。即使正史也是如此，《魏书》修完后，也是遗失很多，唐代修撰《北史》后，后人多据《北史》修补《魏书》。因此，北朝碑刻、墓志或题记等遗存资料尤显珍贵。

北朝碑刻的重要性已如上述，可惜迄今为止，尚无一种《山西北朝碑刻》之类的专门著述。明清以来集录北朝石刻文字资料者，散见于各种金石著作。如明代胡谧撰《山西金石记》、清代孙星衍与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王昶撰《金石萃编》、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撰《语石》、胡聘之主编《山右石刻丛编》、杨笃主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等，均或多或少收录有北朝石刻文字。清代山西诸县也有不少金石专著。其中，《山右石刻丛编》是收录山西地方石刻文献最多的集大成之作，但收录的北朝石刻文字甚少，全部累计，不过数十篇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山西北朝碑刻大量发现，见于著录的有赵万里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80年代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与叶炜90年代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及近年王连龙著《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南北朝墓志集成》，叶炜、刘秀峰著《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赵君平、赵文成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太原市文物考古所编《晋阳古刻选·北朝墓志卷》等。近年，日本学者也开始收集、访求和整理出版北朝墓志，目前已见有梶山智史著《北朝隋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纵观这些著作，虽成绩很大，然尚存不足：如局限于收集墓志，对于碑刻和题记，几乎视而不见，直接导致一批资料弃而未用；北朝碑志和题记最多的大同，占平城之地利，至今却无一本北朝石刻文献著作问世，令人扼腕痛惜。

收集山西北朝碑刻较全的《三晋石刻大全》，是山西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石刻文献资料整理著作，由古及今，拟收碑刻20000余通，皇皇巨著，对研究区域文化功不可没。从已出版的70余部各县市分册观看，任务到县，效果很好。但就北朝部分而言，该套图书也稍有瑕疵，许多碑志摩崖题刻和造像题记没有收录。如《三晋石刻大全·灵石卷》，仅收集出版600余通碑刻墓志，其后不久出版的景茂礼编《灵石县碑刻全集》，数量则达1100通（方），超出《大全》近一倍。另如和顺县，北魏隋代题铭共五六十品，实际上只收录十一品。还有个别编者把关不严，一些重要碑志的录入没有引用既往研究成果，没有附上完整的拓片和原石照片，甚至漏掉基本数据，使研究者难以了解石刻原貌，导致珍贵资料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

本世纪前后，由于基建考古的大规模展开和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新发现的北朝石刻文献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数量颇为可观。仅以近三十年出土或发现的为例，就有北魏熙平元年《黄河栈道题记》、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李法安墓记》、北魏太安元年《张金斗墓志》、北魏太安二年《吕续墓石椁题记》、北魏太安三年《尉迟定州夫人墓石椁封门刻铭》、北魏太安四年西平王《乙弗莫瑰砖铭》、北魏太安四年《解兴墓石椁题记》、北魏和平元年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北魏和平二年《梁拔胡墓题记》、北魏和平二年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北魏兴安三年《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北魏皇兴三年《邢合姜墓志》、北魏延兴四年《建康长公主大沮渠树舄墓铭》、北魏太和元年《贾宝墓志》、北魏太和元年《宋绍祖砖铭》、北魏太和元年《宋绍祖墓石椁题记》、北魏太和九年西平王《乙弗乾归墓砖铭》、云冈石窟北魏《太和七年五十四人造像记》、云冈石窟北魏《太和十六年石窟题记》、北魏《丹阳王墓砖刻铭》、北魏正始二年高平羊头山《五号石窟题记》、北魏延昌二年《马文口造像记》、北魏延昌二年《李高造像记》、北魏延昌四年沁水柳木岩《摩崖造像题记》、北魏熙平元年《裴经墓砖铭》、北魏熙平二年《乞伏万生墓记》、北魏《神四年塔记》、北魏孝昌二年并州刺史《薛怀吉墓志》、魏永熙二年《尉氏贺夫人墓志》、东魏天平三年《创建灵光寺碑记》、东魏武定二年《释迦多宝造像碑题记》、东魏武定四年《灵嵩寺石窟题记》、东魏元象二年《斛律大那瑰墓志》、西魏大统十三年《陈神姜造像碑》、西魏大统十四年《蔡洪造太上老君造像碑》、北齐天统四年《武功王韩祖念墓志》，北齐天保六年阳城《周壁石窟造像记》、北齐天保十年《法仇等千人造像记》、北齐天统五年黎城《东阳关小门摩崖石刻》、北周保定二年《檀泉寺造像记》、北周大象二年运城《古盐道摩崖题刻》、《隋梁州刺史陈公碑》、隋开皇十七年《左刚墓志》、隋开皇十八年《修长城石碣》、隋大业三年《浩喆墓志》等。

经过我们查寻资料与野外实地调查，目前山西省北魏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题刻的数量为200余通（方），北齐的据调查统计，也在200余通（方）。东西魏约100通（方），北周和隋约100通（方）。山西北朝石刻遗存文献总数已经跃居600通（方）以上，远超目前诸书所收数量，甚至超过此前预期近一倍。如果进一步推算，假设平均每通（方）100字，600余通碑刻题记字数就是6万余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北朝的原始资料，反映了北朝社会的方方面面，珍贵性可与出土古代文书媲美，因此调查、发现、收集、整理和研究这批资料，是非常有必要的。

山西北朝碑刻、墓志、题记按用途分类，初步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碑碣。碑碣是专门立于某个位置供人观读的石刻，包括标示碑、墓祠碑、寺观碑、史经碑、功德碑、纪事碑、地界碑等。记载了政府、民间、家族乃至某些名人多方面事情，涉及到政治、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宗教信仰等。如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图一），所记姓氏人名、官职爵位，是研究北魏前期政治极重要的资料。如北魏《密云太守霍扬之碑》，记述了霍氏生平事迹。又如东魏元象二年《斛律大那瑰墓碑》（图二），记载了高车人斛律大那瑰家族及其本人的事迹。北周天和五年《故谯沛郡太守曹恪碑》，记述了曹氏世裔和曹恪本人的生平业绩。又如永济隋代《栖严寺舍利道场碑》，记述了隋文帝复兴佛法、广建舍利塔、弘扬道法的功德。《魏书》记载，崔浩修《国书》后，曾以碑刻形式将其立在平城通衢大道“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供人观览。这是一种特殊碑刻，整部史书镌刻于石，首次出现，近乎《熹平石经》《三体石经》，又和崔浩所注《五经》同刻，可归纳入史经碑。

二是墓志或砖铭。其或详或简，记载了志主姓氏官爵、何方人士、家庭情况和本人履历，还有时人对志主的总结评议。墓志往往含有史书忽略失载的重要细节，可以程度不等地填补史载空缺，素来为学界所重视。利用墓志这种独特的个人档案，补正史书记载的例子举不胜举，下文再作详述。山西最早的北朝墓志尚不成熟，内容简单，形制不同，有的刻于石上，有的见于砖铭，形制不一，还有的直接写在墓室甬道、木棺上，或刻在石椁壁柱上，经历了一个从青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北魏文成帝以后，墓志趋向成熟，如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志》。墓砖铭亦属于墓志，较早的有北魏《乙弗莫瑰墓砖铭》（图三），时间是太安四年，稍晚有延兴六年《陈永夫妇墓砖铭》和太和十六年《盖天保墓砖铭》等。

三是石造像题记。造像题记也称发愿文，附属造像，记载了造像缘由、愿望、造像人的姓名、官职等。山西最早的造像题记，当属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图四），集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于一身，不仅记述了平城佛教徒开龛造像的情况和愿望，开山西地区石窟造像题记之先河，对研究北魏平城佛事活动乃至全省佛教传播有着重要价值；而且说明至晚从太和七年起，云冈石窟已由皇家独家开凿营建转向皇家和民间共同营建。另外，此题记中包含数十个碑别字，是研究魏书别字书体的重要参考资料。这类题记数量庞大，散布全省各地，各时代都有。

四是摩崖刻铭。摩崖刻铭大致分两种。一是有记事或标识作用，山西摩崖刻铭较早的为汉代，代表有垣曲县五福涧村黄河古栈道崖壁题刻《建武十一年遣修栈道题记》，记载东汉建武十一年汉政府组织工匠5000人修建黄河栈道之事。繁峙县《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为汉代地界标示。另有《运城北周运盐摩崖刻铭》，记述北周大象二年开修运盐古道一事（图五）。学者通过研究，梳理清楚解州盐池通往茅津渡口的道路是一条运盐专道，官府经常维修，该刻铭为解州盐池的销售和道路维修提供了重要证据。二是北朝摩崖造像出现后，与之相适应的刻铭多为佛像供养人的祝愿文，与石造像的题记大同小异，如《安泽县良马乡上寨村北齐河清二年摩崖造像刻铭》，记载了造像缘由和供养人姓名（图六）。

五是刻经。如和顺县沙峪摩崖有北魏永安二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刻经，乃是现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全品经文刻经中年代最早者，虽然有残缺，但是还保留有许多内容，对研究北魏佛经流传和版本有很大价值。

北朝石刻文献备受学界青睐，无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等，都不乏研究者。碑志刻铭的价值在于能对正史补苴罅漏，具体就是证史补史，北朝碑志刻铭也不例外，试举几例：

拓跋部原封代地，称代王，后改魏王，议定国号时众说纷纭，史载：“群臣曰……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道武帝拓跋珪却决定国号称魏，“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随后实际使用过程中却是二者皆用，正如崔浩所言：“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至于具体使用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详载，但在出土碑刻墓志中，有的称魏，有的称代，可以证实北魏确是“代、魏兼用”。如大同富乔发电厂出土的和平二年北魏壁画墓内，没有石堂和墓志，却有一段墓志文字写在甬道东侧靠近墓门的甬道壁上，共四列，由上到下书写，前面左侧上方墨书“和平二年”四个小字，其后正文皆为朱书，其文曰：“大代和平二年，岁在辛（丑），三月丁巳朔，十五日辛未，□□（散）骑常侍、选部（尚书）、安乐子梁拔胡之墓。”称大魏者也有不少，如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元淑墓志》，碑额篆书“魏元公之墓志”，墓志正文为楷书，起首云：“大魏故使持节、平北将军、肆朔燕三州刺史、都督□□□□□□□□」二道诸军事、平城镇将，复赠使持节、镇东将军、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嘉谧日靖，元讳淑，字买仁，司州河南洛阳人也。……”说明北魏时期，其国号一直是“魏、代兼用”，魏是正式国号，代是国内传统国号。这种双国号制，也是北魏特色之一。

山西北朝碑刻填补了许多史载空白，如《隋代虞弘墓志》，详载了墓主人游历诸国、在中原做官以及掌管萨宝府的经历，是研究入华中亚人与丝绸之路的罕见资料（图七）。

近年，太原北齐韩祖念墓报告出版，据墓志记载，墓主人韩祖念字师贤，昌黎郡龙城县人，生于北魏永平三年（510），曾为大将军，封武功王，卒于北齐天统四年（568）。韩祖念在史书无传，该墓志所述之家世、经历、爵位、战事等，填补了史书之阙。尤其是，韩祖念与左丞相、咸阳郡王斛律金（488-567），太尉、东安郡王娄睿（531-570），太尉、武安郡王徐显秀(502-571)，太尉公、顺阳郡王厍狄迴洛（506-562）等人属同一时代，他们或为丞相、或任太尉或大将军，死后皆葬晋阳一带，晋阳军事地位之重要，由此可窥一斑。

另如忻州岢岚县发现的隋开皇十九年（599）修筑长城石碣，文为“开皇十九年七月一日，栾州元氏县王囗黎长宗领丁卅人筑长城廿步一尺，西至……王囗”（图八）。寥寥数字，记录了修筑长城的时间、民夫来源和人数以及修筑长城长度等信息。史书中未载隋开皇十九年修筑长城之事，该刻石的发现，正补史载之缺。不仅为探讨当时长城修筑的工程量提供了重要信息，也填补了开皇末年长城修筑的历史空白。有隋一代多次的长城修筑反映出隋与突厥的紧张关系，为御防突厥的进犯，不得不多次在忻州修筑长城，同时也说明这是突厥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

补史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这是关于北魏早期政治、文化诸方面信息量贮存最多最集中的一通碑，能从多方面补史载之阙，其学术价值略述如下。

一，《魏书》《北史》和《水经注》均记载文成帝南巡或立碑经过，都是一笔带过，极为简略，碑文的发现可以填补许多重要细节。如该碑碑阴记有随从官员的官爵姓名。随臣姓名是一批极可贵的资料，对了解拓跋政权的民族构成及鲜卑、高车族姓名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重要的是，这些姓名可以和汉化后的姓名对上，从中看到孝文帝汉化改姓名的一些规律。

碑文中有复姓者200余人，按姓氏归纳，复姓共60家，其中双字复姓占51家，三字复姓占9家。还有很多姓氏不见史书所載，如这批资料中的代伏云、吕河、［挟］库、豆连、比子、胡优、热阿、胡比、契胡、盖毛、勅烦、奚斗、折枋、立利诸姓。

碑文上记载的北地少数民族人名极有价值。因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但进行了少数民族简化姓氏的改革，而且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改名的热潮。少数民族成员在姓氏简化后，名字也删繁就简，相应汉化。只不过因史书所载绝大多数为改后之名，原名便多被忘弃，以致失传。这批资料的发现，有望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如对照史传碑文所载官爵、年代等，可知碑文中的平原王步六孤［伊］□就是《魏书》《北史》中的陆丽，太原王一弗步□□就是乙浑，乐安王直□何良即元良，乐良王直□□大汗即元万寿，常山王□□□连戊烈即元素，直勤郁豆眷即元郁，内行令蔡阳男宿六斤阿□即宿石，东安王独孤侯尼须即刘尼，等等。

二，碑文所见众多鲜卑官职，可以窥视鲜汉两种职官混杂使用的情况，使研究者对北魏前期官制中“华夷杂糅”的认识更加深化和具体。碑阴内保留着多种史乘及金石碑碣中从未刊载过的职官，如内行三郎、折纥真、斛洛真、斛洛真将军、雅乐真幢将、贺浑吐略渥、内小幢将、三郎幢将等，皆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此外，碑文中大量出现的内阿干、羽真、内行令、内行内小、内三郎等拓跋官号，对进一步探研其职掌及相互关系也很有意义。

三，这批资料对北魏前期诸尚书及其属官制度的研究也很有价值。碑阴共见尚书16人，其中单称尚书者6人，不明为何部尚书者2人，知何部尚书者8人，具体为仪曹尚书2人，殿中尚书2人，选部尚书2人，驾部尚书1人，西起部尚书1人。过去已有研究者发现文成时殿中尚书和南部尚书二职各为2名，然观察这批资料，至少还有选部尚书、仪曹尚书也是各为2人。有学者研究，文成时共有十一部尚书，碑文中却出现了超出十一部之外的“西起部尚书”，说明当时尚书并非十一部。除此而外，碑文中出现的北部折纥真、南部折纥真、主客折纥真与三都坐大官折纥真，使学界首次知道诸部尚书和三都坐属官有的称为“折纥真”。再由“主客折纥真”官号推析，其与南、北部折纥真并列，透露出那时可能还设有“主客尚书”。所有这些发现，均突破以往的研究成果。

四，从这批资料中，还可粗略了解统治阶层中各部落首脑的构成情况，至少可知拓跋、斛律、独孤、步六孤、素和、贺若、乙旃等鲜卑、高车、匈奴、羯族、吐谷浑等族大姓凭借实力而异常活跃，组成拓跋军事统治集团中坚力量。

五，该碑出现的这批鲜卑姓名官号，应当是鲜卑语的汉译或音译，通过这些汉音的姓名，可以窥视鲜卑语的读音和某些含义。

山西北朝碑志刻铭的价值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概括如下：

一，碑刻中包含云冈石窟和其他各地石窟题记，如实记录了各地开窟造像的由来，对了解当时佛教流传、盛衰、分布范围和民众心理都有重要价值。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窥视佛教的传播过程，有助于探讨云冈模式的影响。永乐宫藏西魏《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则记载了道教流传的情况（图九）。

二，碑碣墓志和造像题记刻铭是研究北朝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资料，仅在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内，就有汉、鲜卑、柔然、高车、匈奴、吐谷浑诸民族的人物姓氏，同在一个政权下服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和交融。在造像题记或摩崖刻铭中，汉族、鲜卑或其他民族成员姓氏共存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如北周保定元年《北周大将军延寿公碑颂》（图十），就如实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姓名，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三，北朝碑刻反映了许多社会具体情况与事件细节，如南北朝虎牢大战后，南朝守将毛德祖被俘，但被俘后情况如何，史载不详。北魏和平元年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记载，毛德祖在北魏的官爵是“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远将军、汝南庄公”。从墓志还得知，毛德祖被俘降魏后，又在北魏娶妻成家，妻子为榆次张智朗。毛德祖于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去世后，妻张智朗寡居31年，到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才去世。由中可以窥见毛德祖被俘后的情况以及北魏对待被俘将领的政策。另如斛律家族墓志和乙弗莫瑰父子墓砖铭，反映了来自高车和鲜卑别部两个家族的内徙、兴衰和婚姻情况。

四，碑碣墓志和造像题记刻铭互相参照，还可以检验和提升既有研究成果。如榆次《北齐□买墓志》出土后，由于墓志缺脱姓氏，暂定为《北齐□买墓志》，推测该墓志是韩轨之父韩买奴墓志。后来有学者对照邺城出土的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及文献中有关可朱浑元家族的记载，又根据墓志所载墓主官职和赠官，还有太妃好的资料，认定□买、太妃好二志的志主应即北齐扶风王可朱浑元的父母、可朱浑孝裕的祖父母可朱浑买奴夫妇，纠正了以往的认识，补充了可朱浑家族的情况，佐证了魏末怀朔镇陷落前后的历史信息。

太原北齐《狄湛墓志》发现后，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几位研究人员注意到，狄湛和唐代名相狄仁杰渊源颇深。通过研究史书和墓志，认定他是狄仁杰的四世祖，推知狄仁杰的祖先或为羌人，为研究狄仁杰家族世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开展北朝石刻文献的整理工作，从考古学视角来看，尽量提取石刻的完整信息，包括形制、内容、纹饰的变化等；从历史学视角来看，要提取石刻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人物生平、家世、信仰及其方式等；从文献学的视角来看，要掌握石刻文献的类型、文体等。最好兼顾使用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方位考察北朝石刻文献，提升北朝石刻文献研究的质量。

碑刻、墓志和题记，是三种文献载体，记载了北朝社会的各种事体，内容涵盖北朝社会多方面，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三类石刻反映了云冈模式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史实、民族关系、基层社会生活与心态、聚落构成、佛教流传路线和形式、历史地理、石刻分布规律、石刻文献的分类、功能和石刻中所见职官、僧官诸方面的演变等。因此，通过整理和考订，定会发现以前不为人知的许多史料，补充正史缺载或记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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