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同地区对蛇的认识和利用基本是相近的，无论从其形象还是特性而言，蛇都被当作一种灵物，我们可以在早期的不同文明中看到这样的形象（图一），蛇被放在一种关系之中，作为辅佐或者控制的对象以强化某种神性和力量。
图一 米诺斯文明“蛇女神”陶塑像（BC1600）
北方地区的东周青铜器上见有类似的图像，学者们概括为“操蛇”、“践蛇”、“珥蛇”、“衔蛇”、“戴蛇”等，施动者有兽、鸟、人、类人兽等等，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多件陶范亦可见到（图二-图四），是晋国及三晋地区的图像类型之一（图五-图七）。
图二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ⅡT81H429：17）
（图片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121页）
图三 侯马铸铜遗址（ⅡT33③A：7）
（图片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121页）
图四 侯马铸铜遗址（ⅡT86③：25）
（图片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21页）
图五 赵卿墓铜瓠壶盖
（图片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256页）
图六 赵卿墓高柄方壶柄部纹饰
（图片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273页）
图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铜壶及其画像纹
（纹饰线图采自《晋国青铜艺术图鉴》第323页）
《山海经》中记载了多位“珥蛇”、“操蛇”、“践蛇”的神祇，如“不廷胡余”、“禺强”、“弇兹”、“于儿”、“禺䝞”、“夸父”、“夏启”等等，身份涉及水神、山神，以及著名的传说人物等。
《海外北经》载：“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大荒西经》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
《中山经》载：“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
另外《山海经》还记载了多位“操蛇”、“珥蛇”的巫觋，如《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东经》载：“雨师妾……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我们无法精准的将这些神巫与无榜题的图像对应，但是这些相似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内涵。
关于这些图像的内涵和功能有很多学者都有探讨，通神是一种普遍的解释，这主要是从蛇的诸多特性出发的：蛇身体细长，伸卷自如，生活在潮湿的山林中，爬行速度快，擅水，某些蛇类有剧毒，冷血动物，会蜕皮，繁殖力强……这些特性被古人所喜并发挥利用；此外，龙的形象起源离不开蛇，龙蛇关系紧密而使得蛇长久以来便被作为崇拜的对象。由此。蛇即被视作祭祀的灵物，祭祀正是沟通人、神的重要方式，通过祭祀以达成人类的愿望，无论是具备蛇特性的神祇，还是借助蛇特性的巫师，应都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人类对蛇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崇拜它繁殖力强、爬行速度快、蜕皮（寓意重生，引申为升仙）等的能力，也对它充满了恐惧，因为日常生活受到蛇的伤害而产生了驾驭、控制它的想法，所以“操蛇”、“践蛇”、“珥蛇”、“衔蛇”、“戴蛇”形象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操蛇”、“践蛇”、“珥蛇”、“衔蛇”、“戴蛇”是在当时自然崇拜、巫祭兴盛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到了汉代，这一形象延续，在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可以见到。它们一方面继续传承着早期的形象和认知，另一方面，也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功能。比如汉代的乐舞类图像中就有表现弄蛇的题材，是一种世俗娱乐的技艺。汉代重视蛇的故事也有其广泛的民间基础，《史记》《汉书》《西京杂记》《东京赋》等文献就记载两汉时期多件与蛇有关的故事，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刘邦斩蛇，黄公制蛇等，以及王莽被视作白蛇转世，具有政治的隐喻价值，而这些也是蛇世俗化观念转变的表现。
我们会在后世的民俗类文物中看到“五毒”图像，蛇为“五毒”之一。人们在端午节做“五毒”饼、挂“五毒”牌、祭“五毒”神，给小孩子穿“五毒”的肚兜等等，具有驱邪、攘灾、祛疫的寓意，祈求安康。“五毒”神经常表现为拿着长剑的钟馗，也有骑虎降“五毒”的张天师（图八）。
图八 山西考古博物馆藏“张天师降五毒”铜造像
END
图文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郝丽君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郝丽君
终审 | 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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