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神神鬼鬼的姥姥
沉默悲戚的小脚阿姨
作者：顾晓阳
我姥姥娘家姓范，出嫁后，改随夫姓，叫王范氏。吉林人，农村妇女，天足大脚，精力过人，十分能干。国共内战时，共军四野发动老百姓缝军衣衲军鞋，她做得又快又好，屡受表扬。我妈常说：“姥姥要是识字，早早到外边去做事，那可不得了。”
我父亲1949年从山西进北京时，接来了我奶奶。1950年父母结婚后，我姥姥也来了我家。我不到一岁时，我们家搬了第三次家。奶奶单独住东房，身体不好，走路拄杖，很少活动。她在院子里时，只要看到我，就笑眯眯地跟我说话，但她家乡口音重，我听不懂，茫然不知所对。所以我跟奶奶一直没有交流。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病殁了。那之后，姥姥住进了东房。
我出生后，家里雇了一个保姆照顾我，我除了晚上和妈妈一起睡觉，其余时间与保姆形影不离。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她夫家姓张，天津人，早年守寡，有两个儿子。她在北京做事，供养住在天津的儿子。来我家后，大儿子已工作，二儿子庆本还在上学。她比我姥姥岁数小，脑后梳个缵儿，缠足。所以胡同里的人都管她叫“小脚阿姨”，我们家的人、包括我父母，则叫她阿姨。
那时，我妈妈在白石桥上班，要先到崇文门倒11路无轨电车，坐到终点站西直门，再换32路郊区车，一路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进门。我父亲上班近，但在我印象中总是出差、开会，工作非常忙，即使晚上在家，也是埋头读书，我不敢打扰。因此，小脚阿姨是我幼年里相处时间最多的人。
也许是一辈子生活得太艰难，小脚阿姨性格内向，神情悲凄，从没有笑过，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她爱带我在胡同里串门儿，不管到谁家，都是往小板凳上一坐，一句话也不说。但胡同里的人、尤其是“清洁大院”的人，都跟她很熟，都说她好。我妈妈有时周末下班早，阿姨就在黄昏时带我去北京站10路汽车总站，坐在马路牙子上等车。夕阳红黄红黄的，正对着我们，汽车从那里缓缓驶来。一见有车，她就问我：“这辆车上有没有妈妈呀？”车停了，人往下下，我们俩就一个一个地看，直到人都下空了。再来一辆车，她又问：“这辆车有没有妈妈呀？”……这就是她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此外，我想不起来她还说过什么。
我特别淘气，特别任性，阿姨带我，算倒了霉了。这一点，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但具体我给她制造过什么麻烦事，却一件也记不得了。因为一是我当时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恶劣；更重要的是，不论我怎么闹，阿姨总是默默地容忍着，从没对我厉害过。有一次，我不知干了什么把她给气坏了，她一句话不说，回到屋里打了个小包袱，挎上包袱就要走。姥姥拦住她，扯着包袱不让走。我在旁边看着二人扯来扯去，扯得阿姨眼里有了泪，知道出了大问题了，心里很害怕。可能从那以后我有所改变。
庆本哥哥是中学生，每年暑假都从天津来我们家住。他特能吃（可能是正在全国的“困难时期”，饿的），每天在饭桌上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把所有的饭菜倒进一个小铝锅里，我们全家人看着他端起小铝锅吃个一干二净。那真是人人喝彩，连我爸也笑着点头夸奖。我饭量小，挑食，瘦弱。我妈妈对我说：“你呀，要是能像庆本哥哥一样吃饭就好了！你应该向庆本哥哥学习。”
庆本哥哥一来，我高兴得像过节。他天天带我出去玩儿，跟他在一起，我乖得要命，让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生得虎头虎脑，力气大，性格开朗爱笑，莽撞不怕事。是个卫嘴子，特别能说，特别逗。他教给我计算十二个月每月天数的口诀：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天；唯有二月二十八。至今我还这么计算。他告诉我美女的标准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小细腰，大屁股。他妈要是知道他教我这个，非得打他；我妈如果知道了，可能就不让我跟他玩儿了。当时我五、六岁，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我姥姥的性格与小脚阿姨正好相反，爱说、爱交朋友、爱管闲事。六七十岁的人，腰板挺直，头发乌黑，身上似乎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无处用功。
前些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时，遇到老邻居，有好几个人几次对我说：“姥姥好，姥姥真好！”我感到奇怪，当年我们都小，并没有听他们说过什么，怎么过了几十年，反而这样念念不忘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一个朋友：“你们为什么现在都说姥姥好啊？”他说：“晓阳啊，你小，你不知道……当时，姥姥端来这么大一碗米、一碗白面，就能把我们全家救了……”我非常吃惊，从不知道有这事。后来我姐姐告诉我，当时家里给我爸爸订了一磅牛奶，有一年，姥姥每天从这一磅牛奶里偷偷倒出一半，送给不知谁家，剩下的一半再给掺上水，蒙混过关。但终于还是让我妈发现了，我妈说她：“你怎么能这么干？你想送谁，我再给你订一磅都行，怎么能卡阳他爸爸的？他是养家的啊！”
那时，我们胡同里穷困的家庭很多。我家旁边的“清洁大院”，有十几户人家，都是清洁车辆厂的普通工人和干部。一般一个家庭中只有男人工作，工资很低，女人都是家庭妇女，再加上三四个子女，生活非常困难。我从小随小脚阿姨泡在他们院儿，天长日久，几乎成为清洁大院的一名“编外”成员，对很多家庭的底细一清二楚。但竟困难到经常饿断顿的情况，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更不知道姥姥常给人家送东西。
也是我刚从美国回来时，有一次老邻居聚会，黄鼠狼对鸡子儿说：“‘困难时期’，你爸订了半磅牛奶，对吧？奶箱钉在大门外墙上，那时奶箱都不上锁。我饿呀！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你们家牛奶拿出来，打开纸盖儿，喝一小口，再盖上纸盖放回奶箱里。为什么只喝一小口呢？喝多了你们家人就该发现了，把奶箱一上锁我就再也喝不着了。咱得细水长流啊。那三年，要没每天这一小口牛奶，我他妈早饿死了！”鸡子儿说：“怪不得呢！我爸当时还说：这困难时期，怎么连牛奶的量也减了？缺一截儿呀……敢情是你丫的给偷喝了！”
我姥姥生育二子一女，其中一子早夭，我妈妈是老大，舅舅在老家当建筑工人。姥姥老观念，儿子最重要，女儿是人家的，什么事都向着儿子，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偏心眼”。我妈妈有一个姑父叫关俊彦，锡伯族，是吉林当地的名人、大人物，解放军到了老家后，关俊彦要把我舅舅带出去，给他当警卫员。我姥姥死活不肯，非把儿子栓在自己身边。后来我妈常跟我说：“不是她，舅舅不也就出来了？哪儿像现在？都是她给耽误了！”我妈妈曾经买过一块挺好的皮子，准备给我爸作大衣，时间一久忘了放在哪儿，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是让我姥姥给藏起来了，偷偷给了我舅舅。我舅舅每次来北京，姥姥都要给他几大包的东西带走。我妈说：“咱们家不定有多少东西都让姥姥给了舅舅，每月给她的零花钱她也不花，全给舅舅留着……”
姥姥信佛吃素，相信因果报应，手上总缠着一大串佛珠，没事就捻着佛珠念佛。在她的影响下，小脚阿姨也信了佛吃了素。刚开始阿姨还吃鸡蛋，后来姥姥说鸡蛋里有荤腥，她把鸡蛋也戒掉了。姥姥串联了很多信佛的老太太，一起偷偷去庙里烧香，鬼鬼祟祟地不知还做些什么。那时候把信佛看作封建迷信，是受到打压的，不敢招摇。
姥姥
我喜欢到姥姥的房间去，躺在大床上，听她盘腿讲故事。天上打雷下雨，她说是秃尾巴老李回家给母亲上坟了。秃尾巴老李原来是人，后来变成了一条龙，他有悲惨的身世，变成龙后，在与对手黑龙搏斗时被咬掉了尾巴。他每年都要回家上坟，一边飞一边哭，思念母亲的恩情……具体的来龙去脉，我长大了还记得，现在已经忘了。我感到她讲这个故事突出的是老李对母亲的孝，也是暗示我要孝。我对照自己，顽劣不听话、跟母亲耍脾气，心头有了压力。有一次阿姨给我洗脚，姥姥在旁边，说二脚趾比大脚趾长的人，不孝，让看看我的。一看，果然二脚趾长。她们二人都没说什么，我心里却蒙上了一层阴影，似乎命运降临到了我头上，从此一直忐忑地等待着不孝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这个阴影伴随了我好多年。
我上小学后，小脚阿姨跟我妈提出要走，并已在我家旁边的一条胡同的朱家找好了工作。我妈妈很惊讶，因为她是打算在我们家给阿姨养老送终的（这种事在当时并不罕见）。后来她才知道，是姥姥跟阿姨说：晓阳上学了，不用人看了。阿姨非常老实，自尊心又强，就另外找了事。我妈妈对姥姥很生气，说了她一通，因为像这样自作主张地“瞎掺和事”，她不是第一次了。姥姥就是精力太旺盛，不掺和什么事不舒服。
我上学后，有点儿懂事了。我特别想阿姨！想阿姨的时候，也渐渐体味到一些愧意。有一天，我没跟家里人说，自己敲开了朱家的门，去看阿姨。阿姨正一个人在厨房里吃饭，我感觉她十分孤独。她还是没有话，光是看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看看她，再看看别处。我们娘俩心里想的事，不用通过语言也互相能明白。多年后回想，我认为阿姨这次看见我，心里肯定感到安慰。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阿姨。
1966年红八月，全城大乱。红卫兵发布一道又一道“勒令”，企图再造一个红彤彤的新北京。其中一条是：北京居民中的“黑五类”，一律遣返回原籍，吊销北京户口。于是立即掀起了黑五类的“返乡”潮，短短一个月，几十万北京人被驱离，有些是全家一锅端，一个不剩。据一位当事人后来回忆：当她和家人通过北京站检票口时，两旁站满了革命小将，对他们拳打脚踢，打了一路。
我姥姥的成分是地主，当然属于驱逐对象。我事先什么也没察觉，在一个清晨我还在做梦时，姥姥悄悄离开了。家里人对我严格保密，应该是怕我太难过。后来有一天我走过北京站，见广场上坐着一个老太太，一身黑衣，胸前缝着一块黑布，上面写着几个白字“地主份子×××”。她孤零零一个人，斜靠在身旁一个大包袱上，灰头土脸，惊恐不安。我看着她，想象着姥姥走时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另外一天，胡同里一个孩子不知是故意地还是无心，问我：“晓阳你姥姥呢？”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从此胡同里再没人跟我提姥姥。
我不知道小脚阿姨是什么时候离开朱家的，应该是在朱部长挨斗以后不久。她回到了天津。庆本哥哥初中毕业后已去当兵，自立了。阿姨辛苦一辈子，终于可以休息了。
1966年冬，庆本哥哥回天津探亲，特意到北京来看我们。那正是我爸爸遭攻击批斗最厉害的时期，谁也不敢进我们家的门。庆本哥哥穿着军装，也不敢。他先到我们前院的章家，让小友子来叫我。我们在章家见了面。他比过去又高了壮了，已经像个成年人，穿着翻毛大头皮鞋，大衣和帽子都是皮的。他用担心的目光审视我。我想问他阿姨怎么样了？但张不开嘴，一张嘴，就流眼泪。他那天真爽朗的脸上闪过一丝悲戚。他在东北当兵，看监狱的，讲了好多那里有意思的事儿，想转移我的思绪。我渐渐平静下来，但基本上没有说话。
小脚阿姨在我家待了七年或以上（她哪年离开我不确定），每月工资30元。我妈每月给姥姥零花钱20元。姥姥回去后，我妈仍给她寄钱。据说她的生活条件很不好，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多年后我当了兵，平生第一次自己挣钱，每月津贴8元。我立志存钱，要给姥姥寄20块钱，给阿姨寄20块钱，以此来表示，她们当年也没白疼我。但在当兵的头一年里，二人就相继故去了。
妈妈说：姥姥在死前的一封信（她口述，请人代笔）中，还提到了我，说她在老家已替我相中了一个媳妇，身体好，会针线，“炕上炕下都做得”。她让我妈赶快把亲事定下来，不要拖。这位什么事都爱管的老人家，偏处一隅，仍操心着外孙的终身大事。
文革结束后，庆本哥哥又跟我们家联系上了，专门来北京探望。他早已经复员，在天津当工人。他说他妈妈临死前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别人不用找，就找晓阳他们家。
记得是在1966年5月间，那时已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但社会尚属平静，还没乱起来。有一天我和姥姥在胡同里站着，忽然来了一队十几个人，敲着锣打着鼓，还举着一张大字报，直奔我家而去。我以为是农业大丰收了或有别的什么好消息，我父亲机关的人来报喜，觉得很新奇，跟上就要跑。姥姥一把拽住我，说：“敲锣打鼓没好事！土改就敲锣打鼓……”过了一会，听到里面没什么动静，才带我慢慢走进院子。果然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只见那些人都散在客厅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倒还平和。我父亲站在一边，沉着脸看他们，一言不发。临走时，他们在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家有“四旧”，敦促我爸带头破四旧。我们家没有古玩字画、没有金银首饰、没有西洋货、也没有华丽的陈设。大字报指出的四旧的东西是：我妈妈的旗袍和高跟鞋、一盏宫灯（前两年在厂甸春节庙会买的，只有20多厘米高，类同玩具，是我缠着大人要的）、一副骨制的扑克牌（样子像麻将牌，但是扑克牌）、还有养的花。估计连他们也会感到意外，就这些东西，也叫四旧？
我真佩服我姥姥！她没有文化，更没有意识形态，但她有常识、有生活经验、有直觉，这些，往往比有文化有意识形态的人，更能看清事物的真相。她从那热闹的锣鼓声中，听到了文革“冲锋队”吹出的第一声号音。
顾晓阳专列
顾晓阳：北京三里屯咏叹调
顾晓阳：这样大度的女生
全让没轻没重的我赶上了
诗人北岛，也称商务经理赵振开
顾晓阳：顾城最后的日子
北京高干家庭的生活细节
人间亲情
不想与您失联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