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原题
用文字堆砌一个坟茔
——纪念我的父亲
我父亲欧阳毅（欧阳诣）是我国现代造纸教育、工业开拓者之一，1905年3月1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留校主持编辑校刊。
1928年他考取官费留学，三一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硕士，三三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授予化学科造纸博士。回国后出任各大学教授，筹办过几个造纸厂，也有许多著述和科技成果，解放后参加东北工业基地的恢复和建设。
他先在辽西省工业厅工作，于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沈阳），任研究员，筹建农林产品研究室。1962年调沈阳轻工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身亡。
1968年的一天，盛夏还未离去，林区的小镇仍然能听到嘈杂的虫鸣。我收到了一封电报：父病危，速归，妹。我立即收拾行装，请假、准备钱粮，到数千里外东北的沈阳去探视父亲。正准备赶到车站出走时，被人喊住了：有你一封电报。我接过一看：父病愈勿归，妹。
我只得放弃回家，但心中却存许多疑虑：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隔一天，却收到两封内容迥异的电报。便立即拍了个电报，并同时写了一封信进行查问，一直没有回音。
几个月后，我们单位的“革命”领导对我进行隔离，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判，要我交待我父亲的问题，这时我才晓得我父亲已经去世。
后来我探望过不少次母亲，她很少跟我们说起父亲，更从未提及我父亲的死因。直到1970年代后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才从母亲和弟妹谈话中，分析出我父亲是被人打死。但是他埋在那儿，或者他的骨灰存放在何处？她们的谈话中，我找不到这样的信息。
我慢慢地判断出：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埋在那儿。
父亲就这样在世界上无影无踪的消失了。
我还是孩提时，就从理化知识读物中晓得“蒸发”的含意。但是近年来报刊媒体中，常把人突然消失比作“蒸发”掉。实际上，那人只是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或者这座城市，可能什么时候他们又会相聚。而我们的父亲确确实实在这个世界上蒸发掉，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当然物质发生相变，他并没有消失，将会是另一种形式出现。
父亲已离去我们五十个春秋，我们兄妹四人虽各在一个城市，仍然能相聚相离，我们在一起谈过很多事情，就是没有说我的父亲，每个人都不愿揭这块让人心疼的伤疤。
母亲于2001年初冬在大连去世，她活着时交代我们，把她的部分骨灰撒在长江里，我们沿着她故乡安庆开始，合着菊花花瓣一路撒去，刚到长江湖北境内，我再也不忍心继续撒去，便把她那剩下的骨灰带回长沙。长沙是父亲的故乡，母亲也在湖南工作多年，他们还在这里生了三个儿女。
我于是把父亲抗战时期撰写的“实用造纸学”的封面和绪言复印了一份，连同他用过的几本书，用一件他穿过的派力斯西装包裹着，和母亲的那点骨灰合葬于长沙市郊一座叫石马铺公墓的山坡上，墓碑上嵌有母亲的磁像，也并排嵌有全家福剪裁下来父亲的磁像，终算有个我们寄托哀思的地方了。
父亲叫欧阳毅，字子言，但大多时候，他在书上签名却是欧阳诣。毅和诣这两个字的发音相同，意思差异很大，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把毅写成诣，现揣摩：可能是叫欧阳毅名的人很多的缘故吧。
他是留美博土，长期受的是西洋教育，又一直从事现代工业技术工作，大概是由于家庭渊源关系，他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我们从小，他只教我们读古文，没让我们背一个英文单词。从他的“字”为子言也可以判断出：子应该是孔子，言是话语，说明他是按孔夫子说的话去做一切事情。
他回国后，办了一个“三元学社”，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学术团体，而主要是生产各种日用化学工业产品的机构，生产过墨水、浆糊、纸张、针、线……他认为他们生产出的东西是最好的或者是品质最高的，因此称之“三元”。
“三元”科举制度三个等级中的头一名（状元、会元、解元），也有认为是日、月、星，反正都是世上头一份。当然也用“三元学社”的名义出版过一些书籍。
抗战胜利后，家里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父亲倾其全家所有，花了一百块大洋做了这套埋在墓地的派力斯西服。他这样做，是出自对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喜悦，还是因为就要到轻工业战线大展才智？他没跟人说过，母亲也不知道，心里便有些怪他。当时，正是到处都要用钱之际，花这么多钱去做西装是有些奢侈。
我从今天现代一些人的做法，才悟出他这样做的道理：他一个洋博士、一个教授，在外面找事，没有一套好西装怎么行呢！过去“艺人”叫行头，现在人们叫“包装”，却不知对否。
大约三岁左右，那是抗日战争峰火的年月，我们举家西迁，汽车在一个公路口停了下来，把我们全家的行李卸下，父母要我守着行李。他们四处去寻找车子，还是去接外婆和兄弟，已记不清了，我紧张极了，天空有轰鸣飞过的一架架飞机，在我身旁不断飞驰而过的各种汽车，还时而出现扶老携幼，挑着简单行装，步行往西逃难的人群。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找来一部汽车，我幼小的心灵才恢复了朦朦胧胧的平静。
1945年的春节刚过，我们家租了一只乌棚的木船，从镇远顺流而下，打算重返洪江，不记得船航行了几天，天黑了，船在一个小码头停靠住，后来才知道它叫榆树湾（现在已是湘西中心城市怀化）。就在船上的这个夜晚，妹妹由父亲接生，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河生。
我们到了洪江，父亲在这座小城近郊，办了一个造纸厂，当时称作湖南造纸厂，后来称作洪江造纸厂，不知是因为战乱、还是匪患，我们到达洪江时，这个工厂已经停工。在童年和少年，这是父亲和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候。
我不知父母如何认识刘家的，只知是刘老八介绍我们住进了“留园”，我们住的是最里面小院内的一座木楼。这个小院是大姨太所有，她要父亲给她写的园名为：“怡园”，留园是苏州有名的园林，他们就是仿它而建，因此也起名留园，只是苏州的留园内没有怡园。她和女儿住在正楼，还出租了一些给其他住户，我们这幢偏楼虽然很小，但楼上楼下全部被我们租用。大姨太虽然和刘氏兄弟经常吵架，但对我们一家都非常客气。另外，刘老八还让小儿子拜我母亲做干妈。
父亲利用他办的“三元学社”，生产化学浆糊、墨水之类的东西，赚了钱没有不得而知，他还做着胶印的实验，当能印上二十几张时，他会很高兴。但仍没有投产和推广。
另外，他就是在这儿教我和我哥哥读五字鉴，我当时年记小，尤其要我死背东西，没有兴趣，就挨他训斥、责打，甚至把我捆在围椅上，要我背书。虽然这本教材既长了历史知识，又能提高文化水平，但是比起千家诗、三字经、百家姓枯燥不少，甚至我感到还不如“幼学”好懂。接着就把四岁半的我，刚满六岁的哥哥同时送到小学读书，因为学校没有一年级，我们就直接读二年级，课余仍教我们背“五字鉴”。
抗战胜利后，父亲离开洪江，到外面去谋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江西中正大学当化学教授，他每到寒假必然回来，暑假好像也回来过，只是次数很少。
洪江附近盛产桔子和甜橙，尤其甜橙非常便宜，他就做防腐实验。因为时间很短，他又要外出工作、讨生活了，这个实验的结果如何，我已记不清了。他每次从江西回来，总要给家里带回各种精美的瓷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釉下彩薄胎水盂、茶杯，胎仅蛋壳这么厚，可以透过光亮，后来我也买过这种瓷器，制作远没有这样精美。还有哥釉的笔洗、笔架、臂格，当时看到它上面的冰裂碎纹，觉得非常神奇。
他也给我们兄妹带来些礼物，我对大部分印象都不深了，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盒玩具，里面有木制的白雪公主和群卫士，我们用小槌去击这小球，小球撞到摆在一定距离远的这些木人，就得分，按得分多少决定胜负。他还买了两本连环画给我们，一本叫石榴花，是讲一个爱打抱不平的女孩，每仗义行侠后，都要放上一枝石榴花；还有一本连环画，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主人有只手枪，敢同恶势力博斗。
他对我们很严厉，有时我甚至感到有些粗暴，但有时，他也同我们一起游戏。他常给我们演皮影戏，我记不清了这些皮影是他买的，还是请人刻制的。在他高兴的时候给我们演“夏德海”（下得海），“唐德柱”（挡得住），是讲述和危害人类的蛟龙与山魈打斗的故事，引得许多邻居小孩和我们一起观看，有时一些大人也凑过来围观。
我父亲不会做家务事，但会做针线活，在洪江时，我每年手上都要长冻疮，有时溃烂到能看见骨头，父亲用布和棉花给我缝制了一副棉手套（后来我到东北，他们称作手闷子）。
我从小肠胃不好，肚子老痛，父亲就去当地教会医院，请来医院最有名的德国医生，到我家给我诊治，他和我父亲全部用英语交谈，他在我腹部和其他地方用听筒听了一下，又按了一下，他说：“没事”，我后来一直没再去看肠道疾病。快要解放时，肥皂缺，父亲就用洪江盛产的桐油制作肥皂，不过这种肥皂不成硬块，而是棕红色如同猪油般的粘稠物。
他也到厂里去看看，仍没能让厂子起死回生，自己又只能外出谋生了。到了1948年底，战事正紧，寒假过后就没有出去了。可是母亲和父亲因一件事发生争吵，我祖父的田产全部由我大伯父占有了，引起了大伯父和我父亲、二伯父长期的不和，我母亲一直要父亲不要掺和家里的事。
一次，他经过长沙时，他最小的堂兄出现困难，说把田卖给他，这个堂兄最老实，父亲一直想帮他，自己实在不想买田，也没有精力去管理这些东西，何况解放战争正紧。然而被堂兄一再恳求，自己借也要借钱给他，何况他还用田作了抵押，于是堂兄的田就划到了他的名下。虽然一天租都没收，这件事不但引起当时父母的争吵，解放后，还给他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总要生存，解放前夕，他在洪江办了一所“湘西工业专科学校”，自己任校长，并亲自讲课，我母亲，还有刘时藩等也愿意在这所学校任教。后来，学校居然也招了几十名学生，还没等开课，就解放了。
解放前夕，一群人来到洪江，他们是什么人，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约我父亲到一个澡堂见面。父亲要我陪他一起去，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到，他们是要我父亲和他们一起离开大陆。回来后，不知他和我母亲如何商量的，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不久解放了，父亲也离开洪江到武昌中华大学当教授去了，幸好没敢在长沙多停留，否则就走不了啦。接着他被派到湖北农村参加土改，听说老家的一个农户到长沙城里，找他退佃，很久以后，我才晓得其原因和具体内容。
1998年，我到北京看望我小舅，他拿出一本影集给我看，我还以为是一般旅游拍的风光照片。看过他们家庭一些合影后，便是张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照，让我眼睛一亮，女的端庄、美丽，披着洁白的婚纱，男的穿着西装、坎肩、领带。这比我看过现在拍的任何结婚照都好看、时髦。
我小舅说：“这是你父母的结婚照。我当时还小，听说三姐和一个美国博土结婚了。我跟她们要了这张照片。当时你父亲好像在河南开封。”我听父母说过：他们结婚时，父亲在河南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母亲当助教。
我二伯父（我们称五伯）和我父亲关系最好，我祖父是前清的廪贡，以教书、行医为业，还从祖上分到几亩薄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虽然把自己几个孩子的国学基础打得很好，却根本无经济实力送儿女去国外读书，还把二伯父过继给别人，他很小，便在一个商店做学徒。
清末北京大学堂政法科招生，他从柜上支了些钱，只身到北京报考该学校，后被学堂录取。当时读书花钱不多，他自己也很节省，两边父母都能给他一些零化钱，终于把大学读完。毕业后，在湖南、江苏做律师，后来在江苏高等法院当推事、当庭长，最后调到上海高等法院当庭长，这时，他不但收入很高，而且也有了很多社会关系。
这时我父亲已从长沙甲种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这个学校是不要学费的，而且又在本市，加之父亲也很节省，家中支持少量的零用钱，父亲就把书读完了。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这个学校读书费用也不高，我五伯完全有能力全部资助他，把书读完。他毕业后，留校当校刊编辑，他在发刊词中扼要地阐述学术刋物的作用和办刋理念，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者广为引用。
解放后，我和五伯父母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为了我父亲读书时经济状况好些，也不因他毕业后，马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经济拮据，他就给我父亲找了一个挂名的差事，可以挣到一份薪水，又不要当班，父亲胆子太小，一直不敢去领钱。”五伯还说：“我听说国家招考官派赴美留学生，告诉他，他当时还舍不得丢掉那份工作，在我鼓励下，他才赴南京参加考试，考的成绩非常好，获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
他还说我父亲回国后，做事、接人待物就有了洋派的作风：亲朋外出聚餐，他总是要各付各的账，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AA”制，但和女士外出却是例外，一定要自己付账。他还说：长沙近代史上一个大人物的女儿和他在国外是同学，这个大人物的父亲和我祖父在城南书院共过事，加上又是老乡，两人较为亲密，女的甚至想进一步发展关系，可是他还是毅然回国，和我母亲结了婚。
我从小字就写不好，我五伯说：“你父亲进的是洋学堂，字也写得不好。你祖父在他出国前，送他一本颜真卿的多宝塔拓片，在国外，他就用钢笔进行临摹。回国后，他的毛笔字或是钢笔字都写得特别好，自成一体。”他的字确实像颜字那样苍劲、浑厚、有力，不知是他使钢笔太多，还是熟悉篆字的原因，他写字起落笔、拐角都有篆字的特征，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字，确实与众不同，自成一体。
我有个家在大托铺的亲戚，他邀我去他家玩，经过猴子石时，他说：你父亲准备在这儿办一个造纸厂，后来没办成，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十年后，他的大儿子在河西一所高等专科学校退休后，一次春节期间我们见面时，他说：你父亲在水陆洲（就是现在的桔子洲景区）办的天伦造纸厂，他们的厂史现在仍有记载呢！
蔡伦在湖南多年，最后死在湖南耒阳；湖南竹子资源丰富；手工造纸一直没有中断过。如浏阳产的丁贡纸品质非常好，皮纸、毛边纸各地都有生产。父亲从国外一回来就到浏阳考察手工造纸和对其进行研究，不久，自己就掌握了这门技术。他独自进行各种造纸原料试验时，就是用手工竹廉，和石磨或小锥臼完成的。后来还添置了一个现代的小高压釜，用其蒸煮原料。
他教过许多大学，后来和我们谈论起过去时，他说：抗日战争时，在四川乐山的中央技专，他教的那一批学生已成了中国造纸界的骨干。有时会得意的说：某大造纸厂的总工程师就是他在中央技专的学生。
回国后任湘雅医学院教授
1956年底，他们调到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父亲说：我工作过这么多单位，除陆军机械化学校，就是这儿的办公、住房条件最好了。在当时，这个单位比工厂，甚至比大学的条件确实要好许多，1998年，我曾到林业土壤研究所访友，亲自体验后，觉得这儿的办公、住房、院落和一般单位没有两样。我不清楚陆军机械化学校是什么样子，他却因在这所学校任职，不仅他自己受到许多冲击和磨难，还使我们儿女一直受到牵连，给一生带来了影响。
他希望儿女们有一个学医的，继承祖父的医书，祖父和我们没有谋面，就已去世，他留下的几本医书，也不是珍藏的绝本，既使当时我们自己能选择生活的道路，可能也没有一个兄妹会选择这个职业，可是社会仅只给了我们生存的窄缝，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十多年前我到成都才发现，父亲自己喜欢医术，我哥哥手中就有一包他写的治病秘方。我还发现他用过许多书中，不是标注它能治什么病，就是夹着一纸包含它的治病偏方。
父亲说：他喜欢写绝诗、律诗，但我从未见过他的诗和诗集，在“文革”前，我确实听他讲过要联系出版诗集。我最早见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是解放前二三年印制，名为“原子能与宇宙射线”，是一本科普性的小书，但在广岛、长崎刚被轰炸过不久，这本小册子对普及原子能和平利用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他正式写的专著，是“实用造纸学”，这本书是他在中央技专上课时编的，抗战胜利后，再整理出版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请陈立夫写的书名。刚一解放，他把书的封面全部撕掉，另印了一个红字皮纸封面，重新粘上，不知他卖出去了多少，我手中有一本，其他大部分都留在洪江了。
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一本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欧阳诣著平东化学工业考察记（初版本），出版社为京城印书局，出版时间为1929年11月，我估计这是他在大学快毕业时所写，出版时他已经到了国外：还有我父亲写的另外一本书，书名为“华北化学工厂考察记”，中国建设协会出版发行，作者：欧阳毅，1935年版。这是他回国后两年所写，他开始在天津永利制碱厂工作，任技正，是嫌职位太低，还是其他原因，不久就到河南大学化学系任主任和教授。这本书就是这个期间所写，是受建设协会委托，还是教学需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一些从事旧书拷贝生意的人，不知从那儿掏出来，供应人们的复印件。
最近获悉他于1928年在“北平大学校刊” 任编辑时，撰写了创刊号的发刊词，1990年代西北大学姚远先生撰写有关论文和编著的《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一书中对此有介绍，其中"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以吾所知，亦不外乎一实验室与一出版物尔。”文中扼要地阐述学术刊的作用，还精辟地揭示西方文明何以进步的两大标志，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者广为引用，将这句话作为我国编辑学木刊物的经典。
他从国外回来时，带回了一幅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鹿皮油画，还有一幅希腊神话故事的壁毯，和早期美国农村生活编织画。一些小工艺品，还有一枚十九世纪的美金，这种银币是不允许带出境的，后来，这种银币再没有发行。
回国后，我父亲就热爱上了收藏，他把自己的积蓄很大一部分都买了铜镜、礼器、祭器，还有各种杂件、古籍。除了携带一些小件随一家人在各地漂泊，其余的堆放在长沙二府坪自己的木楼一间空房内，这些东西差不多把这个房间全部填满，这些东西经过“破四旧”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荡然无存。
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往旧货市场、旧书店跑，买一些老东西，陆陆续续又积攒了一些藏品，在一次次政治风暴席卷后所剩无几，现在我们兄妹，每人仅留有他收藏的一两样物件以作留念。
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他的那一摊子并到华南工学院，剩下的科系同武汉其他大学工科专业的系合在一起，成立了华中工学院，他的同学原中华大学校长担任华中工学院院长。
武汉已没有他教的课程，他听说东北正在大搞恢复建设，非常需要高级科技人才，便应召来到辽西省工业厅，开始在辽西省造纸一厂工作（女儿河造纸厂）。这个厂生产走上正轨后，他被抽调搞干部培训（厂长培训班上课），接着进行新原料的抄纸试验，我记得进行过麦杆、棉花杆、苇杆、蔗渣……等制浆、造纸试验。
他英语虽然很好，但当时的资料文献都是苏联的，因此他身上有了一个俄语单词本，一有空就记俄语词汇，我不知道他后来俄文到底自学程度如何。
辽西省取消，成立了辽宁省，开始他大部时间仍是在进行各种原料的制浆、造纸试验。我们全家仍住在锦州市原辽西工业厅宿舍内，父亲也无一个固定试验单位和分析场所，当时还无造纸研究所。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辽宁省人事主管部门向社会招聘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高级科学技术人员。他随即去信询问，随后收到一些表格要我父母亲填报。
不久，我父亲、母亲都调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主持林产化学研究室工作，所里的领导和科学家都是学生物的，而且大部分是从日本人、苏联人学习的研究方法。他们出书、登文章，编辑志书，经费大多是国家所拨，很少估算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生产上的实用性，这些科学家考虑的是：科研总结的新颖和全面。
父亲一进林业土壤所，就着手研究造纸废液的综合利用，除提取各种化学原料外，还用其生产胡敏酸，提高土壤的肥力。实际上把它们变成了肥料，并对不同品种作物进行着肥效试验，至今我仍认为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可是单位一直不很重视，不久就要他搞枝桠木造纸，经费很少，他便设计一些简单机器，进行枝桠的削片、磨浆，他们又认为太土，所长兼党委书记还亲自在1958年贴了我父亲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这搞的是什么研究”，林产化学研究室被撤消，开始并入林业室，后来又转入植物室，接着安排他搞植物的分析利用，实际上是给各种植物的成分进行化学分析而已，不时抽他研究生产小球藻，和其他上面布置的临时性工作。
这时本溪木材厂厂长和工程师来找他，说他们厂木材加工留下大量的桦树皮和其他树皮，有些树皮能造纸，桦树皮能做什么用呢？父亲说能制漆，他们在父亲指导下进行制漆试验，搞了一两年终于成功，这种桦皮漆可制成近似于洋干漆漆片，也可制成液体涂料。他们厂送来一对竹丝画条幅表示对父亲的感谢，后来我在东北一些商店涂料柜台见到过桦皮制的漆片和液体涂料。
所里于1958年办了林业土壤学院，1959年、1958年招的学生全部委托沈阳农学院培养，父亲也被安排到农学院农产品综合利用专业去上课。这是不是所里在农学院委培学生，采取的一种交换，或者弥补，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困难时期来了，所里要他研究各种代粮食品。
1960年招生后，林业土壤学院正式成立，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委派了专职、兼职的教师，父母都被调到林业土壤学院，母亲是专职教员，父亲是否还从事其他研究，己记不清了。他在林土所受到压制，心里一直不平衡，这个所主要的高级研究人员，除第一副所长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云南大学任教授外，其他人中有的是留日的，有的是在国外考察两年，有的就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因此利用上课的机会，他讲到“羊皮纸”时说：同学们没见过羊皮纸，我在美国的博士文凭就是羊皮纸做的，他随即拿出来，让同学们传看。到轻工业学院上课后，他仍然拿羊皮纸博土文凭给大家看，后来“文革”时，却因此挨了不少大字报。
1962年父母调到了沈阳轻工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这所大学是在原来工会干校基础上办起来的，主持教学的副院长是留日的，曾在伪满大陆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入了党，担任东北工学院教务长，他是发酵专业的教授，还有一名教普通化学的教授和两三名讲师，父亲、母亲来到这个学院，都将是支撑学校门面的教授和讲师。
父亲这一段似乎还是平静的，虽然没有多少科研成果，带出了东北一批造纸的大学生。但是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刺激很深，我妹妹由“九中”转到辽大附中，这时的中学已建档案，妹妹在九中的班主任和她关系很好，说：“你的档案就自己带过去吧。”回到家里，一家人出于对档案内容的好奇，轻轻从一端拨开了口子，把对父亲的调查表抽了出来，上面没有一句好话，我记得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地主，当过反动军官，国民党员，工作消极，有右派言论，“反右”时定为中右，现内部控制使用。
看到这个后，父亲一下子老了。他利用出差或探亲的机会，设法安排退休后的事情，时而想在武汉买房子安度晚年，时而想在长沙买房子，还没退休，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回过长沙几次，对长沙的生活环境很满意。1968年再一次从长沙回去后不久，就从此在这个世界上蒸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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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号不易 贵在激励
长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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