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9日，我们江一中高六六（2）班在重庆巴南区东泉聚会，以纪念我们＂毕业＂五十周年。这也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真正经过认真筹备的全班意义上的聚会。然而最后参加聚会的同学却只有二十七人。这个事实使积极参与筹备的我不由感觉有些凄凉，二十七人，刚好是我们毕业时人数的一半。
老师呢，则一个没请。还健在的老师们都年事已高，聚会地点又太远。事后我们几位同学代表都去一一作了探望，但几乎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每处呆了不过十多二十分钟就匆匆离开，留下一张匆匆离影。每次离开，我都有些不忍，然而还是匆匆离开了。
事后，我便多次想到＂毕业＂这一个话题，我的思绪又有些迷糊起来，我们高中真＂毕业＂过吗？关于＂毕业＂，有哪些值得我回忆和珍藏的呢？我似乎想不起。我尽力去想，去回忆，去梳理大脑中仅存的记忆……
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五个阶段的系统学习，也就是说“毕业”过五次，然而关于“毕业”“毕业典礼”“毕业晚会”，毕业时同学间、师生间的惜别，却几乎是空白。
一 、初小
我们那个时代小学要分初小和高小，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初小所在的初五八（3）班，在班主任傅浩云老师的带领下，曾是一个十分红火的班级，是全县第一个＂红领巾＂班，是专门改造＂落后分子＂的班。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改变了这一切。傅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一个好端端的班级从此改变了模样。因为傅老师是右派，也就成了敌人。同学们不再尊敬他，调皮的学生也不再害怕他。同学们上课不再起立，课堂上不再自觉遵守纪律。课堂开始变得闹哄哄、乱糟糟的，最后连课都上不下去了。
到毕业那一学期，傅老师等＂右派＂被赶出了学校，虽然我们班换了不少老师，但是情况并未有多大好转。就这样，在这纷乱的局面下我初小毕业了，那个曾经红红火火的＂红领巾班＂也永远在历史中消失了。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全班毕业合影，只留下一些残存的＂乱象＂。
二 、高小
我的高小两年是在大跃进的疯狂中渡过的。
到毕业的1960年，这种疯狂的后果尽管已经开始显现，人们开始饿肚子，我们幼小的心灵也知道什么了是饥荒，但大跃进的疯狂劲却仍然没有过去。
在＂一年普及小学、两年普及中学、三年普及大学＂的口号呐喊声中，我们学校在毕业班中办起了＂实验班＂，一些同学令人羡慕的分到实验班，尝试＂中学教育＂。于是原来的班级打乱了，我们这些不能到实验班的同学重新编成几个大班，我所在的班被安排在会议室上课。
过去熟悉的同学分散了，新的班级太大，一时令人难以适应。我已经记不清那混乱局面下我究竟分到了哪个班，谁是班主任，在新班是怎么上课的，有哪些老师上过课。我印象中只有那些挂在墙上的以大字报形式写成的很多语文问答题及答案，而且我也同样记不清我去背过这些东西没有。
我们就又一次在这样纷乱的局面中毕业了。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晚会，没有毕业合影，也没有毕业证书。关于毕业我只记得毕业前的体检结果：年龄快13岁的我，身高1米27，体重39斤半（市斤），营养状况（居然是）＂中等＂，视力0.2和0.3。就这样我又一次稀里糊涂的毕业了。
三 、初中
1962年9月，我念初三了。那时的中国终于从大饥荒中喘过气来，紧缩的教育开始复苏，从"反右＂开始＂向左转＂的知识分子政策刚刚开始有些＂回暖＂的迹象。学校又重视教学质量了，甚至实行了奖学金制度，对那些努力学习而成绩优秀的学生实行奖励。记得学校的一、二、三等奖学金的奖金额分别为7元、4元和2元。这绝对是一个诱人的数字，要知道当时我们一月的伙食费才6元。记得我姐姐就获得了二等奖。我们就在这种有希望的空气中进入了学毕业班。
尽管形势不久又向＂左＂转，但由于惯性，我们还是基本正常的毕业了。
我们正常地进行了毕业考试，一共考了十科，有语文、政治、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历史、地理、农业气象。我也开始崭露头角，毕业平均成绩达九十分以上。但因为我基本上不交作文，（一学期只交了一个，不是没写，而是没交。）因此占百分之二十的平时成绩就几乎是零分，所以语文总评只有79点几分，主科总评不到八十分，这样我就基本与奖学金无缘了。
（后来有同学计算了我平均每科在九十分以上，达到了三等奖学金资格。于是在下学期开学时，作为高一新生的我，被补发了三等奖。不过此时奖励不再是金钱，而变成了学习用具。）
初中毕业了，我生平第一次照了一张二寸的个人半身象，记得姐姐取照片回来时说相馆的摄影师说我（相片）像一名新闻记者，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借别人的口）对我说的一句恭维话。
毕业证也发了，我那张＂记者＂像端端正正的贴在了上面，可惜这张毕业证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
这次毕业我们全班还照了毕业合影，这也是我唯一的一张毕业合影，上面还有老师、主任和校长。老师们坐在第二排。那是1963年，是中国从那著名的大饥荒走出来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前排的男生们瘦小的个子，还留着大饥荒潮水退去后的印迹。
最近我再次审视这张珍贵的照片时，我惊异的发现，我们的校长竟坐在很靠边的位置，而不是像现在的学生的毕业照那样，校长总是像众星拱月似的被人簇拥在中间。
四 、高中
1966年我们又进入了毕业季，但这时的情况却比我经过的所有毕业季更复杂、更纷乱，更令人不安和惶惑。
我们已经进行了毕业考试，完成了高考报名和自愿填报。离高考时间仅有半个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高考延期半年。几天后，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就以＂思想反动＂的罪名被驱赶出了学校。其余三分之二的同学去农搞＂社教＂，三分之一的同学留校继续搞文化大革命。
往后，众所周知，一浪比一浪高的、越来越诡谲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把我们，不，把整整一代中国学子打得晕头转向，使靑春凋零、岁月空抛。
这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毕业证书其实学校早已填好放在档案室，但是却没来得及发放，在后来的派性武斗中，档案室被一派武装占领，这些证书就此散失了，幸运的是这个派别中我有一个朋友将我的毕业证书取出来给了我，我终于有了一张能证明我文化程度至少是高中毕业的“硬拷贝”。
毕业合影、毕业典礼当然也一概没有。不过有幸的是在毕业那学期，曾经与我们班搞过联欢的重庆第24中高六六（1）班来回访时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就成了我们江一中高六六（2）班曾经存在过的有力“证据”，也是我们曾有过的靑春记忆，尽管上面差不多有一半不熟悉的然而是同样年轻的面容。
五、大学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我参加了1977年冬季的高考，虽然优异的成绩曾引起相当的轰动，我甚至成了当地的有传奇色彩的名人。然而我还是落榜了，那是几句话难说清的经历。
几年后，我以高等专科同等学历考入大学本科带薪学习。我同时被某师范学院继续聘任为高等师范函授数学本科兼职函授辅导。除每月为函授学员上2~4天的面授指导外，我同时还在中学兼职上课以䃼家用。那时我已36岁，是我们班上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并有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
两年后我们毕业了。但毕业时一些同学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毕业证书的样式，认为证书太小而且太不气派，于是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抗议浪潮。通过与院方和省教厅交涉，毕业证书变大了，封面有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字样，这些同学终于如愿以偿，而我始终对此淡心莫肠。
不过在中国，这个文凭倒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曾被复印过不知多少次，被缴验过不知多少次。不过如今它只剩下唬人的封面了，有用的内页已经遗失了。毕业合影还是没有，大概是大家忙于要一张“体面”的文凭把这事忘了吧，当然也没有毕业典礼和毕业晚会。
据悉，现在所有的高校毕业证书都是又大又体面，不管是什么学校。
以上就是我的关于“毕业”的故事。我至今留下的有初中毕业全班同学合影，两寸半身脱帽相片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一张，“拟毕业合影”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封面一本。它们无声地记录着我们光阴的故事。
闫振田：1968年，我参军在舟桥连当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