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王其康：我的苦命兄弟
文摘
2024-11-15 00:3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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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康，生于1950年。1963年考入江苏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1968年11月插队于江苏如车县凌民公社，劳作之余读书写作。1973年进入如东县文化馆文艺创作。1974年到如东卫校学医。1978年回南通任大力钳厂厂医。1994年创业经商，2010年退休。出版专著《工厂医生手册》《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王宾家族史话》《岁月有我》。原题
为了寻觅一张照片，一张埋藏于我心底里五十年前的照片，费时一整年，过程一波三折，情节如同电视剧。王健1950年生，与我同岁。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均于幼时夭折。王健的出生，给他父亲带来无尽的欢乐。不料他12岁、妹妹9岁时，母亲却因患白喉而撒手人寰，父亲只能辞去上海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回到南通照顾子女。几年后父亲再婚，王健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63年，王健考入当时南通最出色的初中学校“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现名南通市实验中学，又名崇敬中学），与我同窗且同座三年，又历经两年文革运动。1968年底我们俩人初中毕业，同插队于如东县凌民公社七大队四队，同卧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同甘共苦又两年，情同手足。他下乡不久，父母全家下放至南通县英雄公社。父母体力不支，不能挣工分，生产队给予帮扶。王健在插队时，勤勤恳恳，长期省吃俭用，支持父母，帮助抚养弟妹。由于长期过度劳累，透支体能，竟被一场普通感冒而击倒，未能起死回生，于1970年早逝，年仅20岁。与王健同学七年的奇缘巧遇，朝夕相处，在我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五十年一直未曾抹去。2019年我开始写长篇回忆录《岁月有我》，萌发了辟出“王健同学”章节、再配上一张他的照片的想法，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然而，与王健分别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去何处才能寻觅到他的照片呢？首先想到的是无所不能的“朋友圈”。我在原三初中同学的微信群中发了一条信息，发动大家查找，结果是渺无音讯。继而，我来到母校，即现在的南通市实验中学，希望从学生档案中有所发现。校领导热情接待了我，并嘱校档案室老师认真查寻。几天后，接到档案室老师的电话回复，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我们是66届毕业生，1968年底离校的。时值文革运动，学校秩序混乱，66届学生档案，大部分已经在运动中散失，王健同学的档案未能找到。我仍心有不甘，找到王健1968年插队前的居住地，崇川区城东街道办事处东大街社区。社区干部知道我的来意后，介绍我走访了几户原住民，终因时隔过久，无人知晓王健家人的现状，线索再次中断。社区干部提醒我，不妨去城东派出所求助，或许会有一线希望。去年三月，春寒料峭，正是新冠疫情的严控时期。我戴着口罩，不顾危险，来到城东派出所。办事的人排成一条龙，大多是外地返回南通的民工，办理暂住证明的。排队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接待人员听明白我的诉求后，苦笑地说：“老先生，最近开复工是头等大事，办暂住证人很多，仅此就忙不过来。你这件事时隔太久，是大海捞针。别说是否能查到，就算资料在，现在也没功夫办。”我声明已经找了很多渠道，实在无路无走，才来派出所求助的。接待人员帮我联系了派出所领导，让我去二楼试试。在二楼，一位民警花了很长时间，在电脑耐心查找“王健“相关信息，未能如愿，我只好无比失落地离开了派出所。回家后，很多天我面对“王健同学”的章节，迟迟无法动笔。回忆王健的点点滴滴，逐渐地穿越到五十年前。在诸多的碎片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我们在乡下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在我的印象中，王健的性格随和不乏机灵，平时沉默寡言，写一手漂亮钢笔字，但身材矮小没力气，农活干不动。凌民公社七大队袁支书对知青体贴入微，悉心照顾。他让王健先去副业场养蚕，后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负责外调和写材料。这让我们同插在一个生产队的三位知青歆羡不已，恨不得自己也长矮点。王健的家原住在南通东大街，父母长期体弱有病，不敷体力劳动，就靠卖点烤红薯，租售连环画，再拿些居民救济费过日子，是城镇困难户。记得上初二时，我多次去他家看连环画，他父亲那时就躬着腰，双眼混沌，寡言少语，坐在板凳上抽烟看店。他母亲身体也够呛，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床边还站着小三岁的妹妹，和流着鼻涕的小弟弟。这么个困难家庭，在“文革”中，竟然被居委会列为“下放”对象，迁到了南通县英雄公社乡下。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夫妇俩，携带尚未成年的子女，怎能应付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想必安置他们的那个生产队，也多了个不小的包袱。而作为长子的王健，对父母及弟妹的苦难，又多了一层牵挂与担忧。1970年春节，王健准备去英雄公社过年，与父母团圆。他将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米呀油呀，连带生产队春节分配的几斤粉丝和一斤猪肉，拼凑成两个麻袋，用一条扁担挑着，步行几十里地回去。出发前，碰巧我班的班长吉雄同学专程来看望我们。王健指着一副担子，对吉班长感喟地说：“父母比我还苦，应该孝敬老人。”想不到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交流。1970年春节过完，因大队安排的工作较多，王健早早回到凌民公社。他常常白天外出调查，晚上写材料。3月初气温骤降，他开始发热咳嗽，赤脚医生按“感冒”予以了处理。过了三五天，他体温不退反升，又去了公社医院就诊。张胜举大夫仔细检后，诊断王健患的是重症“感冒”，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出现呼吸困难，脸色发暗。张大夫判断病情可能转为了重症肺炎，因受客观医疗条件限制，向领导建议将王健转上级医院治疗。凌民公社收到医院报告后，非常重视，派了专职管理知青的张志强书记和办公室罗主任探望，决定直接转至南通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下文简称通医附院），并由公社协调解决了所需的医药费用。当晚，大队袁支书派我们三位南通知青，陪同公社张书记，一道乘船护送王健直驶南通，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而王健的父母，得到凌民公社通知后，闻讯从英雄公社乡下也赶到了南通。在通医附院大夫精心治疗下，王健同学体温渐趋正常，肺炎略有好转。正当大家松了口气时，他出现了意识模糊不清，逐渐昏迷。主治大夫怀疑王健免疫功能极差，导致感冒又并发了脑炎，立即做了腰椎穿刺，经脑脊液检查确定为脑炎无疑。这晴天霹雳让所有人震惊，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王健的老父亲仰天大哭，双手发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在王健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家人、我们几位知青伙伴、凌民公社的张书记，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祈祷奇迹出现。1970年3月底，一场看似常见的“感冒”，夺走了王健同学年轻的生命，是年仅20岁。最不忍看的是王健同学父亲，病怏怏显得格外羸弱、憔悴，抱着王健同学遗体，死活不肯放手，撕心裂肺嚎哭道：“伢儿呀，你是我们的依靠啊！你为什么给我们米呀油呀。你平时舍不得吃，身体就这样垮了呀。你是老大，弟弟妹妹这么小，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现场一片唏嘘。所有前来送别王健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和他的父母感到痛心、悲悯、泪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已经够悲催，而不幸降临于这样苦难的一家人，更像是人世间惨不忍睹的一幕悲剧！每每想起王健父母当时痛不欲生的场景，我心头不禁会涌上一阵颤栗。问世上，哪个父母能承受如此之痛？王健呀，你就这样忍心去了，抛下了父母，抛下了亲人，抛下了我们这群患难的知青伙伴。这样决绝的生离死别，让我们这些难兄难弟情何以堪？如若不是撞上了“文革”，正常教育秩序被“停摆”，你与我们，都应该能升入高中、大学，期冀健康而又美好的人生。不幸的是，在不该由我们背负深重苦难的年代，却被要求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如果你的父母不拖着病体下放农村，你也不会在自顾不暇的状况下，忘却自我，节衣缩食，长期透支自己青春和健康。你犹如一棵脆弱的小草，哪能经受得起如此风霜雨雪的相逼？二十岁的王健，青春未及绽放，生命就这样嘎然而止。就我所知，在如东县插队的知青中，岔河区杨通同学也英年早逝，至于全国知青中，在农村过早离世的更不在少数了。岁月匆匆，青春易逝。好兄弟王健，与我三年同窗，两年“文革”，又下乡两年，七年弥足珍贵的真挚友谊，让我难以忘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将王健留在心底里！想寻到他的照片，贴在这儿睹物思人，可惜我行文至此时，虽努力再三，还是无功而返。王健呀，我想，你在天堂会原谅我的无能与无奈的。虽没找到你的照片，兄弟我一直没忘记你！就这样，含着泪水，我写完了“王健同学”这个章节。由于付梓在即，《岁月有我》一书，直至出版，最终未能如愿贴上王健同学的照片，留下了憾事。然而，我没想不到《岁月有我》出版之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岁月有我》出版后，反响颇好，不仅被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十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所收藏，还被豆瓣网、百度网上线。同时，该书在读者中也产生较为广泛的好评。春节过后某天，一位不相识读者告诉我，说他读完《岁月有我》后，感动不已，并说他认识书中写到的王健的胞妹，还向我提供了通讯方式，真是应验了那诗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获悉后激动不已，迅速与王健胞妹通了电话，并向她赠送了《岁月有我》一书。通过交谈，我才知道了王健去世后，他家人的一些状况。王健的父母1979年从乡下回城，一直没工作，靠几个子女养活，相继于2000年和2005去世；王健的妹妹弟弟回城后，都有了工作，而今均已退休，儿孙满堂。令我感动的是，王健1970年去世后，骨灰先放在家中，父母护了三年，才将其入土，葬在乡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弟妹们协力将王健骨灰从英雄公社乡下迁到南通市的明星公墓，让王健同学终于魂归故里。王健同学胞妹，不仅老泪纵横地向我讲了这些心酸往事，还发给我一张王健同学初中时的照片，弥补了我内心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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