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许小济,1953年生于北京。1960年上北京景山学校”。1968年到山西原平县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载波专业。先后就职于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等公司,主要从事国际通信、光缆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到世界各地去插红旗
作者:许小济
“插红旗”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一个词儿,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红旗插到资本主义的阵地上。现在这个词儿早已过时,没什么人再说了。不过,我在退休之后与网通的老同事吃饭聊天时,有时还会提及我们当年一起“插红旗”的日子。有人说那时干劲真大,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还有人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是啊,“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999年网通控股公司成立,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建设新一代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全方位的宽带服务。我是2000年到网通工作的,那时,公司上下斗志昂扬,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
公司总裁是田溯宁,他是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最早提出把互联网带回家,人称“互联网先生”,以后又称“宽带先生”“云先生”等。他的演讲,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甚至说到马革裹尸,听的我是热血沸腾!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我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国家也鼓励走出去。公司为了发展国际业务,成立了国际业务部、国际网络部等部门,我在国际网络部任总经理。
在公司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述职大会上,我说,“我们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国际网络的建设,确保国际网络的安全可靠,为国际业务提供支撑。简而言之,我们今年的口号是:‘插红旗,护大网,保收入。’插红旗就是要到海外去建设POP点,扩大我们的网络覆盖,我们要像切-格瓦拉那样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管理层们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讲的很有激情。
插说一下,格瓦拉是我从小就崇拜的英雄。古巴革命成功后,他辞去了古巴二把手的地位,抛弃舒适生活,到世界各地去闹革命。以后受伤被俘,惨遭杀害。我对他非常钦佩。后来(2010年)我还真是有幸去了一趟古巴,那里到处可见格瓦拉的照片,他戴着贝雷帽,一幅硬汉形象,他深受古巴人民的爱戴。
我在哈瓦那的一个书摊前
关于“插红旗”的意义,我解释一下。我们插红旗的意思就是要去海外建设POP点,POP是双方网络的连接点。一般来说,如一方的POP点越靠近对方的网络,其可控电路的能力就越强,电路成本也就越低。
比如美国的ATT, 在世界的许多大城市都建有POP,从而他们就可为其需求方,例如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大型航空公司等,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网络服务。
“插红旗”过去没人搞过,我们属于吃螃蟹。对我们部门来说,插红旗只有激情不行,需要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怎么插?经济效益如何?我原来是搞技术的,对于网络、产品还比较熟悉,但对财务、会计等方面则不大懂。怎么办?只有向人请教,进行恶补,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回家看书。
通过学习,我了解了什么是权责发生制,什么是损益表、收益率等。我们部门的周欣,清华博士毕业,曾在国家计委工作,擅长经济分析。在他的主持下,我们加班加点做出了一份完整的可行性报告。经过公司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核,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世界那么大,红旗从哪儿开始插呢?那时,公司提出了几个目标,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让公司“走向世界,服务全球华人。”所以,我们就把全球华人集中的地方,比如港台美日等地,作为首选目标进行建设。
东风吹,战鼓擂,我们就甩开膀子大干起来!
我们去插红旗的部分同事
多年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窗口,它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另两个是纽约和伦敦),也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另两个是旧金山港和里约热内卢港)。而且,从通信方面的数据来看,香港也是我们所有对外电路中,流量最大的地方。
我们从香港入手,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香港是我们的领土,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正好可以就近学习一下不同制度下的法律法规,提高我们在海外建设的能力。
实际上,我们在香港建的不仅仅是个POP,而是一个比较大的汇接中心,里面要装许多传输和交换设备。我和郭燕蓓等人专门去了香港,通过考察比较,把点选定了一个叫柴湾的地方,那里可以方便地与世界上的许多运营商直接相连。
起初,我们租用了一个挺大的机房,包括为值班人员提供休息的房间,后来为了节约成本,就把那些地方统统砍掉。那时公司对成本的控制相当严格。
香港机房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去港建设的人员是由我部的副总经理刘庚带队,刘曾任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经验丰富,主持过许多大型通信项目的建设。他们走前,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现原汁原味地抄录几句:“···所以,我真诚地期望,在以刘庚为首的港中央的领导下,赴港部队能充分发挥你们在工程建设方面的经验,按照预期的时间,以优异的质量和较低的成本,一炮打红,让网通的大旗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土地上高高飘扬。”哈哈,这就是我们那时的语言。
除了在港建点之外,我们还建设了两条直达香港的光缆。一条是我们与香港电力部门合作,一条是与铁路部门合作的。但沿着铁路敷设的那条光缆刚刚建好,就总有故障。怎么回事?原来是在港深边界的罗湖桥附近,老鼠活动猖獗,总把光缆咬断。后来我们更换了一种防鼠咬光缆,就没问题了。那次,我与当地的广东同事说,你们吃的老鼠还不够多,你们要把老鼠都吃光了,我们就不用换光缆啦!他们说一定努力(吃)!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机房很快建成,打响了第一炮。后续的POP也就接二连三,纷至杳来。
顺便说说我对那时香港的印象。香港高楼林立,住房很小。街上有如水泥森林,感觉很吵。街道虽窄,可交通不堵,许多单行线。店铺一个挨着一个,小吃很多,方便可口。那里经济繁荣,人们走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充满了活力,适于年轻人在那里打拼。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发达的国家。那里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地位最重要。
我们在美先后建了三个POP,第一个是在洛杉矶,以后因为美国地盘太大,我们又相继建设了旧金山和纽约两个地方。
在美建设POP,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成熟,照做就是了,但比较困难是法律方面。美国人干什么都讲法律,合同的谈判,人员的招聘等等,都要涉及美国的法律,比较麻烦的是他们各州的法律都不一样,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条款,有时觉得很头疼。
好在公司里海龟不少。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孙文龙,法律部总经理,我们都称他为孙大律师,他曾在美国公司担任律师,很有经验,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我们与他共事,受益匪浅。可惜的是他在几年前因病去世,我谨在此向他表示深切地哀悼!
值得说一下的是,有关华为设备在美运营的情况。美国机房需要安装交换机,于是我们采用招标方式。当时华为、中兴、朗讯等公司都投了标。这个项目是由裘文荣具体负责。经过评审,最后我们选定华为。华为设备在美一直运转良好,以后还升级扩容,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然而,让人无法预料的是,由于华为的迅速崛起,2018年美国制裁华为,不许华为设备在美使用。
到了今年更加变本加厉,不仅制裁华为,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发布命令,以“安全风险”为由,要终止所有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美POP的运营和服务。对此我很关注,也很愤怒,眼看我们当年一腔热血插的红旗即将付之东流,我甚感心痛!
美国遏制我们在美的发展,是历史的倒退!不过,我相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说说我对美国的观感吧。一般景点我就不说了,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为什么先进?为什么强大?有关体制和历史等方面我没有研究,就不评论了。我只说说自己看到的几点:
首先,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走在街上,你可看到各色人种。世界上的许多精英,比如爱因斯坦,都移居到了美国。在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同行中,各种族裔的人都有,华裔、日裔、波兰裔等。美国取各民族之所长,集天下的英才而用之。
其次,美国大学很强。很多教授既是讲师又是学者,有的还是国家智囊,比如基辛格,他在担任政府要职之前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强,学生也就强。我在哈佛看到艺术学院学生的毕业设计,思想自由,很有创意。美国大学就是创新的摇篮,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就孕育出了许多世界顶级的高科技公司,比如微软、苹果等。
第三,美国人用的是英语,得天独厚。世界上所有的顶尖文献都是首先用英文发表。英文词汇更能体现出其原始的含义。我在看不懂新的词汇时,比如区块链(blockchain),一查英文解释,顿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使用英文,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能力和视野。我是特别赞同有志向的孩子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那时,我们常说“香港回归,占领台湾,杀向美国。”实际上,台湾也不是那么容易占领的。在几个POP的建设项目中,我觉得台湾最难。难点不是选址和技术,而是身份和资金问题,台湾不许陆资进入!
怎么办?法律部的胡衡立非常专业,他来帮助我们处理此事。后来,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白手套”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在开曼群岛设立一家公司(名字我就不说了),然后以此公司名义,申请台湾执照,从而避开了陆资问题,使我们可在台湾合法经营了。该公司成立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台的一个分公司,其所有事项都由我们管理。
但是,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几年之后,由于两岸关系紧张,为了规避双方的法律风险,我们又不得不与该公司进行了完全切割。后来,该公司就不由我们管理了,成为我们在台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为了在台建点,我和刘庚、胡衡立、还有香港的艾玛一起去了一趟台湾。那次去台,台湾的郑旗生帮了很大的忙。郑先生退休前曾任台国防部的办公室主任,少将。大家都称他为郑将军,他在台关系很多。我与他的相识,是我们为筹划两岸之间的海峡光缆,一起做过很多工作,那时每个月都会见面。
在郑将军的协助之下,我们访台期间,见了不少台湾分管通信的机构,包括交通部、运营商的相关负责人,对我们的建点工作促进很大。
经过实地考察比较,我们把POP点选在了台北的是方大厦。建设的施工方选用麟瑞公司。麟瑞公司是台湾最大的通信建设公司,力量雄厚。公司总裁是徐文瑞,人很豪爽,他与郑将军是老交情了。
我到麟瑞公司参观,看到员工都是穿着拖鞋上班,他们说是向美国科技公司学习。参观完了,徐总请吃午餐,拿出珍藏了30年的洋酒。我说太隆重了,不要打开,可他坚持,说我是郑将军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为了庆祝我们的合作,一定要喝。恭敬不如从命。他举杯说,“祝生日快乐!”我不知什么意思,问是有谁今天过生日吗?他解释道,台湾都是这么说,是祝大家有生之年快乐!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举杯相庆!
台湾人与我们同宗同族,语言一致,交流起来非常方便。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我恰好也在台湾,是参加一个中美海缆的会议。那天晚上,台湾同事专门把我们几个大陆人拉到台北附近的阳明山上聊天。一人说他们一家人每年都会在这天开车出去烧烤,吃食赏月。那天虽然有雾,月亮若隐若现,然而,一点不影响我们的闲聊畅谈。
聊到最后,你一句,我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台湾人的古文功底深厚,我们完全就是一家人呀!苏东坡可曾想到,近千年之后,我们会共吟他老人家的诗句?
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们在日本的POP是设在东京,东京地皮很贵,机房寸土寸金。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租个很小的地方,把设备安装的很紧凑。然而,问题是不仅那里机房贵,人工也很贵。如果招聘日本人值班,费用高的吓人。
怎么办呢?对于机房的日常维护,我们就向日本同行学习。他们许多机房都不是自己维护,而是采用一种外包方式。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方式可以敷衍了事,其实外包的都是专业公司。他们有一房间,可以代管好几个POP。我们的POP是无人值守,一旦出现故障,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实际上,他们对于质量的要求更加严苛!
对于日本外包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和敬业精神,我是深有体会。有一次,我因其他工作去日本出差,外包公司知道我去了日本,就临时约我开个会。我不知什么事就去了。
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们拿出一沓记录,上面标有两国电路中断的详细数据,包括中断时间和时长等,精确到秒。说咱们之间的电路中断太多,应该想办法加以解决。我说当然。
他们说电路中断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的机房人员常常不及时回复,他们很着急,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原来他们是在抱怨我们工作不透明。他们说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能不能时时沟通,大家合理排除故障?对此我只能说,回国后会尽快了解情况。
后来经我了解,我们机房的有些员工只知埋头做事,不善交流,常常是工作干了,却没把情况及时通报,使得对方着急。我说不管怎样,处理故障时都应时时与对方交流,要换位思考,要不人家怎么与你配合?
另外,我还发现我们的有些规定也不合理,比如在考核故障率时,不分原因,一律扣除奖金,影响了员工收入,结果容易造成少报、瞞报。以后,我们强调相互通气,分清故障原因,及时向相关者通报,情况有所改观。
再说个小事吧。有一次我在日本开会,眼镜腿突然掉了。我很着急。会后,日本朋友立马带我去了一家眼镜店,店员非常热情,不仅帮我配上螺丝,还把眼镜的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不要一分钱。走时还送我出门,向我不断地鞠躬致谢。搞得我都不知是谁帮了谁?太周到了!
日本人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服务精神,对我印象很深。“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是的,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只有踏踏实实的努力!
我提出的口号“插红旗,护大网,保收入”,就是我们部门的主要工作。插红旗的人容易看到成绩,护大网的人则无人知晓。实际上,从事维护的同志,才是我们电路得以正常运行的幕后英雄!在海外的POP也是我们维护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们派了不少精兵强将去海外,他们都是英文好,技术精的骨干。比如去香港的王凌、田勇志,去美国的徐业炜等。
以后,我们还曾把在世界各地POP点的部分人员,请到北京进行交流。他们来总部了解公司文化,培训技术,相互认识,大家都很高兴,增强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记得他们在临别之际,依依不舍,互道珍重,有人还流下热泪。
“保收入”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国际业务部做销售,是前台,我们国际网络部做支撑,是后台。为了向业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落实具体实施方案,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团队,由王一兴负责。国际业务部美女多,我们网络部帅哥多,两个部门合作,非常愉快,也很高效。
说件趣事。国际业务部的总经理苏镇国(William So),香港人,是在英国上的学,普通话说的不大利落。一次,我们在一个酒店大堂,他过来说,你们去那边看看,有好几个妓女呢。我们过去一看,哪儿有哇?原来他是把鱼缸里面的“金鱼”说成了“妓女”,我们哈哈大笑!他思路广阔,爱开玩笑,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老外评价说我们是中国运营商中最具国际化的团队。
国际业务部的部分同事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插红旗,建POP点,除了上述几个地方之外,以后又去了英国、法国等不少地方,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我们那时干劲冲天,POP建设很快,从立项、选址、设备采购、工程实施等,通常几个月就完成了。但是,尽管我们建点很快,可仍然赶不上公司发展的速度。对于插红旗的工作,公司领导很关心,田总有时还会问我,“红旗插得怎么样了?”
田总(右一)和我们一起春节时去机房
以后,为了快速扩大POP数量,我们就采用一种建设VPOP的方式。VPOP的意思是虚拟POP,也就是我们不用建设实体POP,只要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达成相关协议,利用他们的机房,也可实现我们的POP功能。
到了现在,中国联通(经过几次重组,网通已与联通合并)所有的POP数量,包括VPOP,已有360个!我们当年建的绝大部分POP,现仍在使用,我很欣慰。
我们的网络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一步一步,遍布世界!
到世界各地去插红旗,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转眼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很想念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
幸运的是我去插红旗,既做了工作,也开了眼界。看的多了,就会以更加包容的眼光观察世界,看待人生。
人生的路上,不必在乎结果,只要走过努力了,就是最美的!对吗?“人生如逆旅(旅店),我亦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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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