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夏玉和：1977年高考，我随便写的第一志愿，让我整整走了八年

文摘 2024-10-15 21:49 广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夏玉和，1958年5月出生。1975年3月下放到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新河大队综合场，以知青身份参加1977年12月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学习，1985年秋季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2016年夏天退休。

原题

我的1977年

高考实录

作者：夏玉和

2017年是中国大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40周年纪念。我参加了40年前的这次高考，成为了文革后首批凭考试分数上大学的学生之一，“有幸”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日记停了两个多月

我于1975年1月高中毕业（文革把所谓的旧制度都砸掉，其中包括学制。湖南省将小学六年改为五年，秋季招生改为春季，初高中由原来的六年改为四年。因此，我只上了五年半小学，一共四年的初中和高中），同年3月26日下放到了离市区五十多里的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新河大队综合场。

我在农村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从1977年10月28日至1978年元旦，我的日记中断了，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既要在综合场出工，参加公社组织的修水利会战，同时还要见缝插针地复习备考，实在太过忙碌和辛苦，因而无暇再记日记。

从1978年元旦起，我恢复了写日记。在我写这个高考实录时，这些日记帮我回忆起了考试后的许多细节和插曲。

我的知青岁月留影

书记决定我们听什么

我当年所在的农村虽然离市区只有60多里路，但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我们每次到公社开会、办事，去汽车站乘车往返市区，都靠双脚走十几里路才能抵达。全大队只有一部电话机，装在大队的代销店。这个代销店是大队的物资流通中心，所有社员都会去那里购买或交换维持生活的基本物品，比如说用鸡蛋换食盐。唯一一套广播设备安放在大队党支书陈如香家，各生产队都有广播线与这台设备相连。

知青所在综合场的喇叭也与书记连着，但时响时不响，有时能听到陈支书发出各种通知，或做春插双抢的动员或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偶尔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广播电台的节目，这将取决于陈支书想让全大队社员听什么。所有重大新闻（如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或政府大政方针（如高考）基本上都是从城里传来的或家人在往来信函中告知的。

1977年中央具体什么时候作出了高考的决定，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青都不太清楚。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搜索了当年的日期和详情。1977年10月21日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国家教育部9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从而终止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历史。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知青们蠢蠢欲动

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新河大队综合场是益阳地区文化教育系统的知青点，教育文化类的信息相对灵通一些，1977年9月份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准确无误的恢复高考消息。知青们都为此蠢蠢欲动，早已把刚下农村时“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开始琢磨着如何将三年前丢掉的课本知识捡起来以应对考试。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我们的复习过程会如此起伏，复习时间如此之少；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录取过程如此曲折，而最终进入到我高考第一志愿所填学校竟然是在八年之后。

知青点唯一一张“全家福”，1977年高考前摄于韶山

知青点共有18名知青，一位知青没参加这次韶山行，另一位之前还没有下去。前排男生中有一个是我弟弟，非知青，随行参观而已。后排左4为作者。

回城补习

1977年9月底，综合场的知青都回到城里过国庆节。这个国庆节期间，回到城里的知青格外多，我见到了不少老同学，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回到城里参加高考补习班。我们知青点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作为知青组长，我也不能带头这样做。于是国庆假期一结束，在万般纠结中，我带着从家翻出来的几本高中用过的课本回到了知青点。

我们是知青，更是农民，每天的生活不因高考即将举行而改变。我们依然是早上大约六点起来出早工，八点左右吃早饭。早饭之后就继续在地里干一整天的农活。白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闲暇看书，唯有晚上可以利用。但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复习效果可想而知。

到10月中旬，有的知青开始称病或家中有事请假回城，实际上是回去复习功课或参加补习班，负责给全场人做饭的知青也回去了，综合场领导便要我临时担当此任。

场里得知我们这些知青都在准备12月举行的高考后，决定知青每天不用出早工，把早上的时间用于复习。可我这个临时火头军就惨了：除了享受不到这个福利，我还必须比往常起得更早来为大家做饭。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望那两位做饭的知青早点回场。

10月底的时候，两位做饭的知青依然未归，我倒是盼到了我们知青点的带队干部曾老师从城里回场。我非常急切地向她打听更多更新的高考消息，但是没有。不过，她带来我妈妈的口信，让我回城看病。

国庆回农村之后，也许是高考之事让我心焦，也许是季节交替，我感冒得很厉害，咳嗽总是不好，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了这个事情。所以，妈妈趁曾老师回场之际，让她转告我，若咳嗽仍未痊愈，就回城看一次病。现在回想起来，三年农村生活，我家从未主动叫我回城，这次妈妈这样做实际上是叫我回城复习。

我以前就读的益阳市一中开办了各种补习班，专门面向以往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大多都是已下放农村的知青。妈妈还知道我们知青点也有知青在城里参加补习，她担心我考虑问题不周全，为了所谓的政治影响而因小失大，耽误前途。于是，她以要我回城看病为由，把我叫回了家。

我马上向综合场请假，第二天便回到了城里，然后马上开始自己看书。我首先找出高一的物理课本，开篇就是讲电磁场的原理。我看着书上的白纸黑字，脑子一片空白。

四年前学过的东西已经完全从脑子里删除干净，我怎么也看不懂书上说的是什么，磁场方向到底是左手定律还是右手定律，总也搞不清楚。一天下来，我头痛欲裂，情绪十分低落，极度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可能考上大学。

就在这么沮丧地看了一天物理课本之后，带队干部曾老师就通过大队唯一的电话，直接致电我父亲，催我回场，她同时还让我动员其他知青都回去。

我理解带队干部的难处，但我仍然十分难受，无助，也很愤怒。我觉得，曾老师是教育局派出的带队干部，她应该更加清楚考大学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她应该为我们知青的前途着想，支持我们复习考大学，在大队干部面前为我们说话，而不是催我们回场。

第二天，综合场领导晏和生专程来到城里，到了我家，态度很明确，场里支持你们参加高考，为了你们看书都不要求你们出早工了，你们应该边出工边复习，不能抛开场里的农活不管不顾，专门在城里上学。他说的也有道理，经过近三年的锻炼，我们已经是综合场的主劳力，我们维持着综合场的日常生产活动。

时值秋天，稻谷要收，茶叶要割、要晒、然后要送往城里的黑茶厂；还有茶园挖不完的土，养猪，种菜，再晚一点还要种冬小麦……但是，得知高考的恢复，我们这些知青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人生的金光大道，我们的心早已飞走，提前踏上了回城之途。

即使没有高考，在1975年3月一同下乡的九位知青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根据当时的政策，下乡两年后知青就有资格招工、参军或保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些家长也己经开始想办法将其农村的子女弄回城里。

高考的恢复让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绝不会在农村干一辈子，我们要走了，而且走得比预期的要早要快！因此，综合场生产的好坏根本不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下乡“接受再教育”成了将来回城就业而必走的“镀金”之旅。

被迫返回农村

我大概在城里补习了十来天的课程，这期间曾老师、场长晏和生、大队党支书陈如香轮番来人来电催促我们回综合场。最后，为了政治前途，为了万一考上大学或将来招工大队干部不从中作梗而给一个好看一点的政审材料，我无奈地决定回综合场。除了自己中断复习，我还动员其他知青退出补习班或中止在城里的复习，回到了乡下。

我们白天收割秋毛茶、晚稻、挖红薯、在茶园挖土施肥，晚上点着煤油灯熬夜看书复习。有一个知青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每天晚上以一盏灯的煤油为限，燃尽这些油方可睡觉。我们点灯的煤油由综合场出钱购买，这段时间由于熬夜看书，煤油消耗很快，综合场的个别社员颇有微词，在综合场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满爹面前抱怨知青烧油太多，应该由他们自己出钱买油。

不过，满爹对知青考大学非常支持，不同意这种做法，这个建议就被他老人家强压下来，没有实施。

就在大家逐渐适应了这种白天出工、晚上复习的辛苦生活节奏之时，大队党支部下达通知：公社党委决定冬天大修水利，在浮云铺大队修建从鱼形山水库引水的渠道，各大队到浮云铺大队参加大会战。我们大队的各生产队都派社员参加，所有知青全部上水渠工地。

这一消息将我们知青打入了绝望的深渊：一个月之后的12月17至18日是湖南省的高考日，上水利工地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强度会远大于在综合场，我们会没有精力复习；其二，水利工地上也不可能有时间复习，我们将集体借住在浮云铺大队的社员家，根本就不会有安静地看书的地方。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就是现实。

上了冬修水利工地

水渠工地在公社所在地的长（沙）益（阳）公路（今天的319国道）边，离我们知青点约12里路。和两年前的烂泥湖工地一样，我们知青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知青和其他社员一起都住在当地社员家。不同于烂泥湖工地的是，我们不用打地铺睡地上，当地社员腾出床来给修水渠的民工睡觉。

此外，我住的这个社员家通了电，有电灯。我和队上女青年睡的房间与堂屋相连，中间有一扇门，门框上挂了一个大约十五瓦的灯泡为相邻的两个房间提供照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收工，整天都在工地上挖沟、挑土。

晚饭之后，男社员就会跑到我住的这个有电灯的房子里来，在堂屋里开始扑克大战，还有不少围观者；女社员们就在我住的房间里聊天、打闹。而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门边，夹在两个喧闹的人群中间，就着昏黄的光看英语书。

湖南省招生办当时出台了一个政策：无论报考文科还是理科的考生都可以加试外语。我报考参加理科考试，但为了增加录取的机率，加上心中残留着高中时对英语的兴趣，我报名加试英语。在当时的环境里我根本看不进去数理化的书，所以主要看英语，唤醒对英语的模糊记忆。

父亲找到老同事罗祥生的二女儿罗菲，她当时已经是学英语的工农兵大学生，让她借给我几本英语书作为复习资料。于是我手上有了一本《灵格风（Linguaphone）》和一本英语语音的书。

到晚上，队里的社员们都在玩，就我一个人捧着一本书看。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不怕别人说我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怕他们对我印象不好，一门心思只想尽量多地看书复习，考上大学。我此时此刻最最想念的就是综合场只有三个知青合住的宿舍，那一盏我可以独自享用、点到半夜的煤油灯和那张可以把书本放平来看的桌子。

高考只剩7天了

我们在水利工地上干了将近1个月，离正式开考只剩下1个星期。引水渠的建设已近尾声，各生产队的主劳力均已回家，工地上没有什么重要的活可干了。但是，大队仍不发话让知青撤离。我们十分焦急，便请带队干部曾老师向大队党支书请求让知青回综合场。不知是曾老师说话的口吻不妥，还是一直与她关系不太顺畅的陈支书故意过不去，陈支书坚决不同意放知青回场。

陈支书说，尽管生产队的主劳力已经撤离回家，知青们也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陈支书还对曾老师说，就是你自己想回去，知青要回去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来跟我说？想考大学，我看一个都考不上！

听到这些话，大家再一次绝望，但还是聚在一起讨论对策，做最后的努力。大家一致推举我这个知青组长再去与陈支书谈一次，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在这工地上无所事事，却又无法复习的状况继续下去了。

于是，我硬着头皮，肩负众知青的委托，冒着也被训斥的危险去找了陈支书。我与陈支书谈了知青们积极参加了修水渠的会战，表现也不错。现在工地上已不需要太多劳力，我们知青也都报了名参加高考，而考试就在一个星期之后进行，大队能否让知青回到综合场，备战最后一个星期。我们这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参加高考，迎接祖国的挑选。陈支书听完后竟十分爽快地说，好，你们知青今天就回场，回去后抓紧时间好好复习，考出好成绩。知青们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都快高呼“陈支书万岁”了。

回到场里，一向支持知青考大学的满爹与晏和生场长决定，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在高考之前的这一个星期，知青可以不出工，全力以赴复习功课。满爹这种善解人意、充满爱心的做法令我们感动万分，到如今我们知青谈起满爹都依然充满深深的敬意。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年十二月十七和十八日，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仓促应战，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高考。

借宿参加高考

我们知青点离考试地点槐奇岭中学位于公社所在地。如果考试当天我们从知青点走十几路去考试，很难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应对考试。于是，在头天下午，我们步行到了公社，找了公社领导和平时交往不错的公社干部，在他们那里借住两晚以参加高考。

我们公社至少有三个知青点，我们这个点的知青表现是最好的：我们知青点没有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现象，和当地社员的关系也很融洽；我们干活能吃苦，已经成为了大队综合场的主劳力，我们知青点还被评为益阳县和益阳地区的知青先进集体。所以，我们去求助，总会得到公社的大力支持。我记得我当时就借住在了公社广播员孙老师的宿舍。

槐奇岭中学坐落在公社对面小山坡上，1977年12月17至18日的两天高考就在这里进行。我对之前怎样报考并拿到准考证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考试当日，以回乡青年为主体的考生人流从公社四面八方汇入到通往槐奇岭中学的黄土路上。大家有些紧张，但表现出来的是有说有笑，就如去参加一个公社常常举行的社员大会。理工科考生考了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一张卷子，各占百分之五十），我多考了一门英语。

心神不宁的长叹

记得考理化时，监考老师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他可能是物理老师，在我解答那个倒霉的电磁场左右手定律时，他叹了一声气走开了，他这声长叹让我心神不宁。考试之后我查了书，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对的，但他为何叹气呢？也许我这辈子也解不开这个谜了。

我不太担心语文考试，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一看到这个题目，我便放下心来，这类歌功颂德的文章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全国科技大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抒情表忠心套话，信手拈来；数学没有复习好，没考好也在预料之中；我没把加试的英语放在心上，本来只在水渠工地上看了一点书，加试是为了增加录取机率，也不计入总分，考不好无所谓。

公社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为了让考生安心考试，公社中学提供午餐。考生太多，学校食堂容不下，两排考场教室中间的空地就成了我们考生的“餐厅”：彼此互不相识的考生八人一组，蹲在地上，就着中间放的两碗一荤一素的菜吃大米饭。

两天考试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综合场继续干活。我总的感觉是考砸了，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又对前因后果无能为力。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个知青的家长成功地将他们的子女运作到了城里当工人。这四个知青的离开在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这种失望、不安和迷茫中，我干了一件这辈子就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和另外几个知青打了一通宵的扑克。第二天我们出工没精打采，还引起了满爹责怪排工的社员不关心知青，让我们到北风口去挖土，被吹得感冒了。

很快，我得到了一个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的好消息。元月六日，知青李跃雄从城里回场，带来消息说，我的英语笔试成绩过线，可以参加即将举行的口试。我第二天就请假回到城里的家中，参加口试的消息得到进一步证实，而且在三天之后进行。兴奋的同时，我似乎又掉进了冰窖：上学时我虽然对英语感兴趣，但学到的东西实在有限，让我读几个简单的句子还能勉强应付，但要去考口试、说英语却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情！

父亲看到了我手足无措、六神无主的样子，特别请了教育局教研室的李润钦和南县的陈春安两位英语老师给我辅导。听完我磕磕巴巴的课文朗读，两位老师说我的发音还行。然后，他俩让我简单地用英语介绍自己，我根本开不了口。老师们见状，教我说了几个“我的名字是……”“我从……（什么地方）来”、“我是……（哪个中学）毕业的”之类的简单句子。

然后，陈老师用英文写了几句话让我背下来，内容大概是“我喜欢英语，我希望学英语，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解放全人类做贡献”云云。临时抱佛脚的英语课进行了一天，到下午辅导结束时，我已能把李老师教的句子和陈老师写的那几句话倒背如流。

原计划第二天进行的全地区英语口试被推迟了一天，原因是扩大了考生范围，这样我又多了一天来背诵李老师和陈老师教的那些句子。1月11日，英语口试在益阳县马良大队学校举行。尽管主考老师的有些问题我都没听懂，但我仍然按原来的准备把能说的都说了，能背的都背给主考老师听了。

考试结束后，我心中还是没有把握，感觉非常不好。三年的农村劳动已经把我的学习自信心化为乌有，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努力，我都会首先否定自己。我心中对上大学的渴望比天大，而现实似乎随时随地都会把我这种渴望从天空拽到地上摔个粉碎。

至此，我的1977年高考考试科目全部结束，接下来我在心情更为复杂、更为忐忑的状态下等待着考试成绩的出炉。

政审体检

这种等待很快就结束了。1月13日，还没有回到场里，我就知道了我的考试成绩，总分240多分（各科目的具体分数忘了），上了全国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英语笔试成绩很低（太差，羞于在此披露），但我的口试成绩是“优”。可以参加政审和体检的消息，无疑给自信心极差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

我不能说我当时是欣喜若狂，但毫无疑问地是欢喜过望。我父母也为我感到高兴，尤其是我父亲，以他对全地区甚至全省考生成绩的了解，他觉得我至少可以被录取到一个本科大学，但是后来的录取结果完全出乎我们全家人的预料。

带着可以参加政审和体检的好消息，我回到综合场。我们知青点共有四人可参加政审和体检，其中两人已被招工回城，知青点只有我和另一名知青。在体检之前，公社通知我俩去参加了一个大学录取初选青年学习班，主要任务是填写各种政审表格和学校志愿，同时还要向党表示决心：“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无论录取与否，都要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些豪言壮语对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所有人来说，是明摆着的说一套做一套。对我们知青点的另一个上线知青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直在城里逗留没下农村。恢复高考后，政策规定，不允许应下乡而没下乡的青年报考。于是，他在快要报考之前才下放到了我们知青点。所以，对他来说，上大学是志在必得，而且，他做到了，最终他成为了我们知青点唯一的博士，这都是后话。

按照省招办的要求，每个上了录取线的考生可以报考三所学校，但加试了外语的考生，第一志愿必须填写外语类学校。尽管我的英语笔试成绩很差，也没想过要学外语专业，但我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填写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三志愿是湖北水利电力学院”（我忘了填的是哪个系）。填写志愿之前，我没有征求父母和同学朋友的意见，也不知这些学校的要求怎样，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困难曲折的录取经历埋下了伏笔。

我在1978年1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参加了考生体检，心里悬着的石头暂时放下了，现在对于上大学来说，只剩下省里择优录取这一关了，但愿能过去。”我的心依然忐忑，那块悬着的石头一直没有放下。

等待录取的日子十分漫长。好在春节在即，1978年1月31日，我们知青在综合场吃完“年饭”（全场社员新年前最后一次聚餐）后，由地区新华书店（书店属于文教系统，有子弟在知青点）的汽车接回到城里。

由于父母和姐姐们都要上班，我是闲人，于是便帮着妈妈做过年的准备工作：拿着各种票证外出采购年货，回家后不是炒瓜子就是炒花生，磨糯米浆做汤圆；趁着晴天把床单被罩洗干净，在家里进行大扫除。

与此同时，我和知青点和中学同学频频聚会，见面时基本上都在谈未知的未来。已招工的伙伴们似乎对现状十分满意，而我们这些等待高考录取的人却惶惶不可终日。春节前，各地市已经完成高考阅卷，新年过后，录取工作将在省城长沙进行。

在城里过年呆了约半个月之后，我回到了综合场。没有大学录取通知，我还是知青，还是农民，还得去干活挣工分去买回当年的口粮。这期间，原来高中的一些同学和点上三个知青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我的分数与他们不相上下，却迟迟没有任何消息。

我认真地思考了我加试外语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湖南省招生办在考生报考时允许文理科考生都可以加试外语，于是我加试了英语；但是，在填报志愿时，省招办又作出规定，加试外语的考生必须将外语专业作为第一志愿，于是我填报了北京外语学院。到录取时，加试外语的考生，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省招办都会将他们的档案投到外语类专业，由他们先录取。

久久未收到录取通知的我深知我很可能就是这个录取流程规定的受害者，于是父亲在我的催促之下询问了省招生办。反馈的信息是，外语类院校提过我的档案，但可能是看我的笔试成绩，加上又是理科考生，就都放弃了。等到我的档案在外语类院校走一圈并被退回时，理科录取工作也基本结束了。所以，到省里录取工作截止，我仍然没有接到通知。

父亲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父亲有一次谈话。也许他了解录取中的一些具体操作标准，他说，“你填政审表时，家庭出身要不填‘富农’可能会好一些。”听了父亲的话，我沉默了，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在我面前为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影响了子女的前途而感到内疚。

我何尝不知不填“富农”会好一些？我何尝不想填上“革命干部”来掩盖这个我和我们全家人都无法去除的“污点”？我在公社填政审表时，公社干部指导我们如何填表，明确要求，家庭出身一栏不要填什么“革命干部”、“人民教师”等等，应该“填你们父亲的家庭出身”。

父亲当时兼任益阳地区招生办主任，负责全区近十万考生的考务组织工作，至此他对自己女儿的录取没做任何工作。他深知我上大学心切，如果考不上继续报考的话，在农村复习条件几乎为零。尽管如此，他仍然坚定地对我说：今年考不上，明年考；明年考不上，后年考；后年考不上，再考虑招工之事。录取工作结束了，我名落孙山。

我下定决心回农村，准备边干活边复习，报考在夏天举行的78级考试。就在这时，从省招办传来消息：许多考生成绩不错，但由于名额所限或年龄偏大未能录取，人才难得，不招可惜。省招办向教育部请求扩招，教育部批准了这个请求，扩招工作将不日启动。父亲跟我说，无论在益阳地区还是在全省，分数像你这么高而没录取的考生已经很少了，扩招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大。我死了的心又活了过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啊！

放声大哭的录取

我又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扩招的好消息。一天，父亲回家来，脸色极难看，问我，“去不去？”“什么去不去，去哪里？”我问。父亲这才告诉我，他从省招办得到消息，我被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师专外语专业录取了。什么？这对我不吝是晴空霹雳！我从未想过去上专科学校，我要上本科，我要上正而八经的大学！我从未想过会去这个被视为湖南的西藏的湘西自治州，如果去那里上学，将来就有可能分配在大山区工作，一辈子也回不来了。这不是我所要的，不去！然后，我便放声痛哭。

父亲让我好好想想，由我自己决定到底去不去吉首师专，不去的后果会很严重。

第一，不去就是不听从党的召唤，不服从组织分配，78级的高考时很有可能不让这些不服从分配的人报考。77级的考试和招生工作是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许多规定和做法都不成熟，甚至无章可循，常常是走一步看一步，对加试外语的规定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77级考生虽然填了志愿，但录取时大多没有按志愿录取，哪所高校看中了哪个分数达标的考生，这所学校就可以录取。

对于省招办来说，被录取的学生越多越好，至于哪个学校无关紧要；所以，许多77级学生都没有录取到他们所填志愿的学校。他们对此也没有怨言，对这些学生而言，能上大学已求之不得；他们也不敢有怨言，因为必须一切听从党召唤，一切服从党安排，个人志愿一定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第二，不去就得参加78级的高考，而在农村的复习时间是我无法把控的。77年高考复习历经曲折，78年再参加高考，大队会允许吗，会给时间让我回城参加补习班吗？一切都是未知数。从加试外语，到加试外语考生必须报考外语类学校等等规定，都是临时出台的政策。若早知这些规定，我肯定不会加试外语而会去直接报考和填报理工科院校。一切都是加试外语造成的！父亲虽然是地区招生办主任，面对规定，他和我一样束手无策。

在后来的几天里，每每想到吉首师专，我都会失声痛哭。

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坚决地告诉父亲，我不去吉首师专，我要准备78级的考试。为了能够参加下一届的考试，不留下“不服从分配”而无法报考的尾巴，父亲也决定为自己的女儿走一次“后门”。他让在省里招生的地招办同事向省招办咨询，今年录取了不去的考生，78年夏天考试能否报考。第二，通过省招办让吉首师专把我的档案退回到益阳地区。

省招办回复说，被录取而不去的考生是否会在下一届考试中被禁考，目前尚无规定，也不知将来会如何规定。不过省招办与吉首招生办的干部进行了接触，问他为什么在等待扩招的空隙，把这个考生招了。现在这个考生不愿意来，你把她退回到益阳吧。

不料，这位干部不同意，说我就是要招她，这样她就不可能被扩招到别的学校了。我多年来想调回到益阳，益阳都不接收。她父亲是教育局的局长，将来她从吉首师专毕业想分回益阳，就必须下两个指标，把我也调回去。

原来这位招生干部是益阳人，深受中国死板的户口和干部政策之害，在自然条件艰苦的湘西工作数年而不得调回到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益阳老家。看到我的政审材料后，他像抓住了一个回老家的极好机会，把我当了人质。

省招办的人见此情况，便向他透了底：这个考生肯定不来吉首，与其自治州浪费一个录取名额，还不如退了档案，在扩招时为吉首师专多招一个当地学生。最终，这个干部听从了省招办的意见，把我的档案退回到了益阳地区。

此时，扩招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各省内大专院校都在考生中寻找剩下的高分考生。长沙铁道学院（今合并至中南工大）、长沙工学院（今国防科技大学）招生人员看到我的档案，有意录取。父亲明确对在省里招生的干部说，不行，我女儿不能从一个专科学校退回，然后被录到本科院校，这会引起闲话。

当时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后更名为益阳师专，现为湖南城市学院）也在扩招，时任教务处主任陈笃钦此时正抽调在益阳地区招生办，派驻省招办负责此项工作。陈老师见父亲回绝了长沙铁道学院和长沙工学院的录取，便劝父亲允许将我录取到分院外语专业，理由是分院和吉首师专为同为专科学校，只是换了一个学校而已，如有人说闲话也没什么好说的，加之你女儿的成绩比许多分院录取学生高出不少；其二，分院的外语专业名额招不满，正需要考生。第三，你女儿在农村已经3年了，该回城了。第四，你女儿想继续参加考试，万一考不上怎么办？

总之，能录取到益阳分院是一个不宜错过的机会。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认真考虑了所处的环境：我们高考复习时大队不支持的态度和行为；在招工、征兵、考大学后，知青点人心涣散，我还有背负知青点组长之名要带头干活；最重要的是我对1978年再考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此时，我尽早尽快地离开农村的愿望占了上风。于是，我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去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上学。

益阳分院的通知书很快寄到了。手持这个通知书，我迅速地将户口从农村迁回到了城市，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与知青点的伙伴们、大队和综合场的社员告别，离开了我劳动生活了3年的农村。

1978年3月26日，也就是3年前我下乡的同一天，我乘车抵达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的所在地宁乡县城关镇。我站在校门口那条流淌着臭黑水的小溪旁，没有一丝兴奋，只有落魄和失望：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的样子。我知道我不得不来这里上学，可是我心不甘。

1977年高考被录取而没有入学（不止我一个人被录到不想去的学校）的考生，没有任何障碍地报名参加了78级的考试。

1978年整个上半年，我们知青点没有被招生、招工和参军的知青，都在城里复习，备战78级的高考。

1978年这一整年，我虽然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但整天都在想着是不是申请退学重考大学。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也无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现。直到1979年高考结束，我才彻底打消了退学重考、攻读理工科的念头，转而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学习之中。

八年后走进“第一志愿”

1980年底，我从益阳师专（已从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更名）毕业，留校任教。4年半之后的1985年秋天，我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终于进入我高考所填第一志愿的学校学习，3年后毕业留校工作。用我父亲的话说，我实现了高考时的“夙愿”。

其实对我来说，高考时我根本没有料到此生会以英语为谋生手段，北京外国语学院只不过是我根据当时政策要求而不得不填报的第一志愿，并非我的夙愿。但是，我最终被北外录为研究生，后来留校并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也许是我与北外命中注定的缘分。

许多回顾1977年高考的文章都提到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为570万，录取人数为27万，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四点八。湖南省共有63万人报考，录取人数为1100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七。

我们知青点18名知青都参加了考试，录取人数为4，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二，远远高于全国和湖南省的平均水平，我为我们知青点感到自豪。

这，就是我的1977年高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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