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璐，一个爱阅读和旅游且酷爱码字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省市级纸媒及刊物发表过逾百篇散文和小说。
从徊徨到离开
他的故事
作者：卢 璐
他是我的一个亲戚，嫂子的哥哥，五十年代中人。为方便叙述，又为尊重隐私，姑且把年轻时五官特征与岀道不久时的刘欢很有几分相像的他称为“歌星”吧。
“歌星”在京城那所专门培养外交官及外事从业人员的大学工作，且是某王牌专业的系主任，擅长两门外语。
既是亲戚，我当然能从不同的途径得知他的一些逸闻轶事。
还在上高中时，英语学习能力超强，或说很有语言天赋，口语极好的他，就被请去给参加暑期英语培训提高班的全县初、高中英语老师上辅导课。那时正值各行各业尤其文化科技等专业的饥荒时期，极需有专长的人才，他正好脱颖而出，应了急。“ 学生给老师当老师”，这事在当地被当作传奇谈了很久。
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了知识青年，下插到一个叫“古龙”的生产队，由于英语能力过人，家庭政治背景好（父亲是南下干部），自己又在高中毕业前夕入了党，遂成又红又专的人才，仅仅两年，他就得以招工安排到省外事部门工作。又两年，适逢高考恢复，他一举考上北京外交学院，入读英语系，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任教。读硕期间他同时修法语专业，故英语硕士毕业时，他的法语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也顺利到手。
原以为已在京城那么好的大学工作，又是系领导，该满足成家了，然，他并不跟吾辈一般见识，而是积极申请海外深造，远赴法国某大学做访问学者。
那时，出国的人多般不归来，无论公派还是自费。我便以为他亦然。然而，一年半后，他出乎我的意料回来了。他回国那年（1988年），我们夫妇正好携幼女到北京旅游，他得知，邀请我们到他位于外交学院的单身宿舍做客，并杀鸡招待。
去后方知，那晚杀鸡，既是为我们接风，更是为次日即飞赴法国巴黎留学的女朋友饯行。
晚饭过后，女朋友告辞，“歌星”拿了几盘录相带和几盒音乐磁带领我们走向一间教室（正值暑假，无人晩修）。到了教室，先让我们听《蓝色多瑙河》，普及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他算是找准了对象，我们一听就喜欢。见我们那么喜欢，他索性把刚听完的那盒磁带送给我们，还另外送了几盒从法国带回的世界金曲。在他所送的几盒音乐磁带中，听施特劳斯，成了我们日常的首选和保留节目，而且常听常新，每次听的感受都不尽相同。
欣赏完《蓝色多瑙河》，他接着为我们播放录像带（视频为他所摄），屏幕安置在教室一角，与黑板相接。播放内容：巴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以前在文学作品中对巴黎这些方面的了解仅为一鳞半爪，这回是全景式的，既有概貌，又有特写；以前是通过文字来想象和体会，这回镜头直观，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整个观看过程，我们激动而兴奋，满足又好奇。
“这是塞纳河，这是凯旋门，这就是香榭丽舍大街……”
“歌星”一边放录像，一边不厌其烦又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作介绍。那些传闻中的事物在我们面前一一褪去神秘的面纱。
看着屏幕上典雅美丽又现代繁华的景象，我问“歌星”：依你看，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大概有多少年？五六十年吗？
远不止， 依我看，一百年也有。“歌星”肯定地回答。
我以为你会像其他人一样不回来了，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我继续发问。
我确实有留下工作的机会，也曾犹豫过，已经有大学要聘用我，但想想，我是公派出国的，又是党员，要对得起党和国家的培养，所以婉拒了。
这次见面一年后，我却得到“歌星”应邀赴法某大学工作的消息，而且隐隐感到此去他将不再回还。我的猜测后来果真成为事实：在法国某大学授课若干年后，他辗转去了加拿大，并且移了民。
他即将出国的消息是嫂子告诉我的。并告知，哥哥要到他们这里辞行，住一晚，约我们见见面。
之所以会有此约定，是因为自从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后，发觉双方聊天十分投缘，很有共同话题，故离开他家时，我便说：“XX（对年龄相差不太大的亲戚和族人，我总是习惯于直呼其名），你以后只要回L，请务必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聊聊天。”
他还笑回我道：“想不到你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这么关心政治。” 我说：“古人不是有曰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吗？” 他颔首。并承诺，只要到妹妹家，一定约我们见面聊天。
那时，我们夫妇都在市郊一所大学的附中工作，与哥嫂家距离不远，得知“歌星”要来，放了学，骑上自行车，赶紧赴约。
时值仲冬，一只煤炉摆客厅窗下，炉膛里烧着自制的煤球，一只小铁锅坐在炉上，锅里炖着土鸡、淮山和蘑菇，外加几块排骨。热气和鲜香充溢在面积不甚宽大的空间，使人味蕾大开的同时，亦顿生一种由家带来的缱绻之情。
其他人或许只顾美食的享受，我则更多的在于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歌星” 聊天 。不过，这次的聊天内容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既有让人感动和振奋的，更有……（此处省略 11字）。
他跟我讲了当时特能体现民心的一件事。他说：我骑着我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一路上人很拥挤，我去时已近黄昏，地上满是丢弃的各种物品。见无望，我只好往回赶。走不多远，自行车爆胎了，无法骑，就推着走，到处找补胎的摊点，还真找到一家。摊主是个五十左右的中年男人，见我要补胎，二话不说，抄起家伙，立马动手，而且速度极快，完了我问多少钱，他挥挥手说免费，还让我快走。
回程路上，见沿途很多摊点，有修自行车的，有摆饮料茶点的，还有供应汤水饭菜的，无偿服务。一路走过，让人十分感动。
他有点沉重地说，我决计走了。
由此，我联想到生前任检察院检察长的舅舅，退休时，他执意把一套宽敞的住了没几年的房子退回给单位，只拿五六千补偿金，回到乡下住进父母留下的老房子，过起隐居的生活。问他，答：眼不见，心不烦。“歌星”走的理由大概也如此吧。
“歌星”去国之后，我逐步失去他的消息，只有一次，他又与我的生活有点交集。那是01还是02年的中秋之夜， 受嫂子委托我给他打过一个长话，用嫂子的话说，给远在北京的哥哥送去节日的问候和亲情的温暖。并说，他一定很孤寂和可怜的，家乡离得远，女朋友赴法留学之后，两人的关系又自动解除了。
彼时他受聘于国内的一家翻译公司，由加国返北京工作。例行的祝福语说完后，我和他又开始聊天，在交谈中完全感受不到如嫂子所担忧的他的孤寂甚至伤感的情绪，他是那么轻松和欢愉。
未了，我在电话中问他：“每当你从北京飞加拿大，飞机快落地的那一刻，心里是怎样一种感觉？”
我以为他会如浪迹天涯的离人般落入窠臼，答曰“人在他乡”或“无以言表”之类，未料他风平浪静淡淡一句：回家的感觉呀。看来，我如嫂子般想多了。
他见多识广，多年闯荡世界，我一直把他当成一扇窗户，通过他这扇窗，了解外部世界我所不知道的方方面面，或说了解一个真实的外面世界。
我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是新冠疫情之初，他回乡过年，原想过完年，再等到清明节为父母扫完墓即返加国。孰知，计划不如变化快，随着疫情的迅猛发展态势，又加出行的层层障碍，他动弹不得，犹如笼中困兽。我想象得到，一个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户外运动，又好探险和旅行的人，整日只能宅在家，跟兄妹打打牌，或自个刷刷手机，该怎样一个心焦了得。
终于，情势稍有松动，已被困半年的他，立马背上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乘机而去。
这次，我们本应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广泛深入的畅谈，然而——个中原因，读者诸君自明——奈何！
随着岁月老去和人生的不确定性，也许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有如1988年那个冬夜在哥嫂家围炉聊天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