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 杨红生：新三届“重理轻文”现象浅析
文摘
2024-11-07 08:04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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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生，1962年出生，1977年就读于巩县六中，1979年考入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临床近40年，退休后返聘继续从事本专业。副主任医师，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原题
新三届“重理轻文”
现象浅析
我们六零后，从记事起到初中毕业，就没听说过“高考”二字，脑海里高考相关的知识一片空白，所以刚入巩县六中时，连文科、理科、师范的概念都不懂，入校后听老师讲一些，高二学长讲一点，才算明白了几分。小学、初中阶段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革命”和“斗争”，实践的都是“批判”和“劳动”，当时上大学也是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不必考试，更没听过文科理科的说法。1973年，“旧教育制度回潮”，好像有过一次大学考试，我们一位小学老师去参加过，后来没了下文，不知是分数不够，还是招生考试夭折了。老师或有文化的乡亲，偶尔说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听了也是半信半疑，半懂半懵，感觉数理化是所向披靡的利器，数理化的重要性在心里算划上了一道。1977年上高中时，各种媒体上的关键词都是“抓纲治国”，“实现四化”……当时的官媒，报纸、广播、电视，提起教育，谈到学习，激励青少年，口径非常一致:学好数理化，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数理化的重要性被媒体强调，地位也从民间提到了官方层面，这种导向，强化了学生“重理轻文”的理念，有意识地偏科，理科时间投入明显多于文科，这种局面的形成，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重理轻文”现象自高考恢复就有了，我们巩县六中77级复习班，78级的应届班、复习班，理科班总是人满为患，人气爆棚，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理科班，文科班里稀不啦啦的，人气不旺。吃饭或课余时间，学长们争论的讨论的，也都是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数学公式，理科生看起来有点高调，文科生低调、内敛。编班序号，理科班总在前面，文科班总在最后。传统因袭、舆论引导、社会影响、学长示范，使我们79级入校不久就有严重的“重理轻文”思想，数理化靠公式、定理，逻辑推理，文科靠死记硬背的多，大家认为理科是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心向往之，身亦必趋之，从课堂秩序就能看出，数理化课堂秩序好，安静，大家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很少有开小差的，课堂听讲认真，随堂笔记详细。数理化老师也常被学生团团围住，问这问那，史地老师就有点被冷落，上课时独自来，下课后孤身去。文理通用的政治、语文、数学，学习劲头也大，兴趣浓厚。那时课外复习资料奇缺，大多是刻蜡版油印的资料，字迹不清，刻错印错常有，要有“超强纠错”能力才能辨别。正式出版的理科复习资料是“香饽饽”，相互借阅，有时争抢着看，为排除干扰，有的同学，把数理化复习资料包上书皮，封面写的是“历史”“地理”，以遮人耳目，避免被争抢。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也是数理化。文科呢，高一就没有历史课，地理课大多同学也是私下看理科书，做理科题，一节课下来能记住的，也就是老师有个性色彩的口头禅。高一时，数理化是绝对的主课，其他都可称为副科，那时候对理化不感兴趣、不学理化的同学是另类的，是“不合时宜”的代名词，如果哪个同学说不学理化，老师就敢在课堂上公开批评:“不学理化，以后想干啥？以后能干啥？”而不学史地，就没什么，老师不会批评，师生都默认为是副科，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被严重边缘化。到高二文、理分科时，才彻底搞清文科理科的概念和内涵，但当时并不是按爱好或特长选的，升学是前提，理科是首选，只要预估能被录取，肯定报理科。文科成绩好、理科平平的同学，估摸报理科能走，哪怕是中专，也一定要报理科，即使报文科上的学校可能更好，也在所不惜；觉得报理科没把握走的，才报文科。所以当时我们巩县六中79级全年级四个班，200多学生，文科只有一个小班，三四十个同学。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学校小环境中，我个人也深受“重理轻文”的影响，因为语文成绩还不错，教化学的杨红高老师鼓励我报文科，说将来当作家。这个梦不是没做过，课余爱看小说，但自觉这个梦太过渺茫，没敢当真过，杨老师正式提出来，我心有所动，但看看77级78级学长们，一边倒地报理科 ，同年级理科也是呈压倒性优势，从众心理、随大流的习惯，让我没有勇气站在少数人的一边。而且成绩好的同学都在理科，离开了理科，缺乏竞争，感觉没有了奋斗的动力，又像离开了大部队，心里没了依托，没了底气。报文科的意愿本来就不强烈，杨老师提起，我才想到听听父亲的意见，父亲是学理工的，文革前郑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父亲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学文科有什么意思？就彻底打消了我报文科的念头。中国古代历来是重文的，历朝历代的国考，科举考试，考的都是“八股文”，属于文科的范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国力衰弱，受尽欺凌，才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接受现代科学，”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重视自然科学。七十年代末的”重理轻文”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新三届”的重理轻文是普遍现象，所以我们巩县六中的“重理轻文”具有代表性。当时十年“文革”结束，大学停考十多年，青少年的书本知识、基础理论，欠账太多，人才出现断层。国门初开，外面的世界眼花缭乱，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猛然发现，中国已落后几十年，政府、知识界乃至全社会都有紧迫感，都有奋起直追的愿望，要想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必须先行，培养理工科人才是当务之急，以需为重，合情合理。从供需关系来看，需求决定供给，当时开放窗口初开启，引进的都是自然科学技术，翻译的西方著作大多也是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因受意识形态影响，众多文科科目没有译介，更没有引进，文科学科较少，院系也少，学科覆盖面窄，全社会需求不足，就业门路少，也是重理轻文的原因。相对来说， 理工是硬件，人文是软件，理工的作用，看得见摸得着，人文的作用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理工是科技进步的动力，人文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维护社会秩序。技术发达则生活便利，社科发达，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两者不可偏废。长远来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重理轻文”对快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弥合人才断层，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重视理科的社会氛围，青少年几乎一边倒地喜欢数理化，钻研数理化，理工基础扎实，积累了难得的科技“人才红利”，其后造就的大批工程师和技能工人，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储备了宝贵的人才，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那一时期的学生，文哲史地知识欠缺，成为知识结构中最短的板，各科知识不能融会贯通，制约了理工优势的发挥，阻碍了理工科人才向更高层次的跃升，影响了理工人才的创造性和持久发展，几十年来没有出现文理并茂的大师，没有学贯中西的大师，也许与此有关。后来大学专门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由各学科顶级教授编写教材，就是一种弥补、纠偏。有学者提出，高中不搞文理分科，甚至大学低年级也不分文科理科，到大学高年级再分科，也是一种修正。第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政治、法律、管理等专业与国际接轨，更加科学、规范，需要大量高层次的社会科学人才，但此时最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人才，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大量理工科人才半路出家，进入政府机关、企业，从头学起，边干边学，从事管理工作，因此，各级领导中理工科出身的占比很大。因为需求旺盛，供应缺乏，社会上兴起一波又一波的自学“经济”“经营管理”“律师”等专业的热潮，以临时抱佛脚，弥补需求的不足。第三，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信仰缺失，急功近利，一切向钱看，道德滑坡，有外国学者撰文指出，前些年“重理轻文”是原因之一。此言不虚，社会科学构筑道德体系，塑造大众三观，形成道德规范，约束公民言行，虽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舆论的压力，环境的影响，对社会成员也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社会科学落后，制定规范不力，引领思潮作用弱化，三观跑偏，最终会带偏社会。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入，国外社科科目大量引进国内，五彩缤纷，又经过国内不断培育，文科科目越来越多，社会需求、就业门路也日益增多，文科不再是副科。尤其是随着大学扩容，扩大招，生，学科建设越来越完善，文科、艺术类专业大大增多，呈井喷之势，大学学科建设越来越合理、健康，文理已没有轻重之别。中国的社会架构逐渐和国际接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才比例趋于合理，各科人才的出口入口，能通过市场调节、流动，建立起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输送机制。文理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选择喜欢的专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必委曲求全，不必受制于环境，实乃学子的幸事，也是社会的包容和进步。![]()
河南巩县六中79级同学在郑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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