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原题
真相未明，要武仍在
作者：李亚斌
美东时间2024年9月16日，即今年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著名的红卫兵代表人物、根正苗红的官二代宋彬彬，在其美国纽约家中病故，终年77岁。
宋彬彬想必还想再看一眼今年的中秋明月，无奈人生有限，岁月无常。
宋彬彬人虽然走了，但是她的另一个中文名字——宋要武，却仍然存活于文革史当中，为那个疯狂年代，留下沉重的一笔。
可以说“要武”二字，早已成为文革史不可忽略的标志性符号之一，虽然，宋彬彬曾经很想把它遗忘，甚至还曾经想方设法，企图否认与它的紧密关联。
这张照片，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他们是谁，左边当然是毛泽东，右边是宋彬彬，也就是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时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目的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两天后，宋彬彬以“宋要武”之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紧接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纷纷转载此文。
截图拍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第二版。
文中写道：“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回来后，我心中一直平静不下来，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此后，宋彬彬声名大噪，以“宋要武”之名，迅速红遍全国，成为万众瞩目的红卫兵革命闯将。
当时的大字报等宣传工具，在介绍宋彬彬时，也是据此来说明“宋要武”这一名字的由来。比如下面这张截图——
截图文字摘录如下——
“附：宋要武同志简介
宋要武同志原名叫宋彬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因此，她就改名叫宋要武。......
红卫兵扬州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
毫无疑问，宋彬彬就是宋要武，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然而，令人深感意外的是，数十年之后，早已入籍美国的宋彬彬，却说当年《光明日报》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的文章，是别人写的，她也从未改名叫“宋要武”。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竟然说她从未改名叫“宋要武”，也不承认“宋要武”就是她。宋彬彬如此说法，肯定会让经历过文革或者了解文革历史的人大跌眼镜，顿感莫名其妙，难道当时为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不是宋彬彬吗？或者宋要武还另有其人？
“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宋彬彬如此辩解，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极端政治化的中国大陆，有可能发生吗？宋彬彬会不会拒绝、敢不敢拒绝来自最高统帅的“神来之言”？当然不会，更绝对不敢。宋彬彬显然在胡说八道。
还好，她的脑子并未全部进水，总算还承认“宋要武”是文革的“暴力符号”，与文革暴力斗争紧密相连。那么，她为何如此混淆事实，目的何在？
合理的逻辑是：正因为宋彬彬十分清楚“宋要武”乃是文革的“暴力符号”，所以，她才极力想撇清与它的关系，甚至不惜公然声称自己并不是宋要武。
是的，许多年以来，宋彬彬一直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洗白。
这一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在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中，再次得到了印证。
在该文中，宋彬彬回忆道——
1966年8月底，也就是她成为“宋要武”不久之后，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请求下，她与其他四位同学专程跑去武汉，试图保护当时的湖北省委领导。随后，湖北省委便以宋要武等五人的名义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激起当地的派性斗争。宋彬彬在文中声称，那张大字报也不是她写的，是湖北省委假借她们的名义发布的。接着她便接到其父病重的通知，急忙赶回家去。整个湖北行程，看起来也就几天时间而已。
按宋彬彬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中，她同样是无辜的：受王任重指使，大字报不是她写的，且过程十分短暂。
但是，宋彬彬显然忘了，当时，正因为她头上顶着“宋要武”这一来自伟大领袖亲自加持的巨大光环，湖北省委才会请她出面。如果她仅仅只是宋彬彬，那么她的影响力显然相形见绌，恐怕连自己学校都难以逾越，更遑论跨省串连，前去保护湖北省委。而且，她们所写的大字报实际上并不只有一张，而是至少四张以上。从时间上看，她们在湖北至少活动了一个多月，并不只是短短的几天。
下面是笔者所收藏的这些大字报的照片——
这是第一张大字报，题为“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时间是1966年9月6日。
这是第二张大字报，题为“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二）”，署名、日期与第一张相同。
这是第四张大字报，题为“宋要武等五人的第四封公开信”，署名一样，但顺序不同，时间是1966年10月13日。
这些资料，从数量上和时间上，一下子就可以戳穿宋彬彬的谎言，暴露其刻意回避，乃至于企图掩盖甚至歪曲历史真相的虚伪面目。
如果完全按照宋彬彬的说法，那么，她在文革之初就已别具慧眼，早就看穿了这场运动的黑暗本质，所以她对于领袖的亲自改名，丝毫不感兴趣，不但胆敢拒之千里之外，而且也没有借此参与文革的派性斗争，当然更不会去鼓动武斗，更遑论参与杀人之类的罪恶勾当了。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真无辜的受害少女，一切有悖于良心、有违人性的恶行，通通都与她无关。
那么，宋彬彬为何如此说谎？
笔者认为，宋彬彬在远赴美国多年，并且做了不少工作之后，她很可能觉得时间已经足够久了，岁月早已淡化、模糊了许多客观事实，一些历史资料，也都已消失殆尽，所以，她完全可以公开否认她不想面对、不敢面对的某些过往，比如“宋要武”等问题。
只是，难道她竟然忘记了她曾经写下的那些大字报？忘记了那些风光无限的峥嵘岁月？难道笔者所收藏的这些资料都是假的？都不曾真实存在过？
宋彬彬越是想要否认这些事实，就越是说明她相当的心虚和伪善。
文革时期的宋彬彬，绝对想不到彼时红得发紫的荣光，有朝一日，竟然会变成自己不愿意承认甚至不敢承认的黑色记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而彼时的宋彬彬为何很快倒台，从高峰跌入谷底？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她在获得了“宋要武”这一飞来“横福”之后，就按耐不住跑去串连，可是却偏偏保错了对像！不论是王任重或是其他湖北省委诸领导，他们都属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恰恰就是文革所要打倒的对象。就连她的父亲宋任穷，开国上将、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在不久之后，也同样难逃被批斗的命运。
路线错了，当然得一棍子打倒，宋彬彬再红也不例外。说不定碰上硬茬的红卫兵小将，还会在其身上踩上一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文革。
王任重遭批斗
宋任穷被打倒
笔者收藏的部分宋任穷批判资料
1966年8月19日，就在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卫兵’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文章，其中写道：“主席希望我们‘红卫兵’要武，要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我们一定要大大地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造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造一切旧世界的反。”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全体革命同学”，当然也包括宋要武在内。
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何为“要武”的含义：即”敢“字当头，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敢于横扫一切，誓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随后，红卫兵们吹响“要武”号角，在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精神的鼓动下，像一匹脱缰野马，横冲直撞，肆意践踏人权和法律，犯下了累累罪行，正如宋彬彬所言，很快成为文革的“暴力符号”之一。
照片：题跋“要武”
照片：题跋“要武嘛！”
在北京，随着“要武”的示范效应，一场恐怖的“红八月”暴行很快上演。资料显示，仅1966年8-9月间，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详见 陈剑: 宋彬彬冤不冤? 历史可以原谅, 但不能忘记）
“红卫兵”像章
“造反有理”像章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像章
全国其他地方也都先后陷入了疯狂的暴力斗争之中，惨案连连，冤死者无数。
照片：题跋“毛主席的红卫兵”
照片：题跋“造反有理”
在此过程中，北师大附属女附中，即宋彬彬所在中学，更名为“红色要武战校”，北京右安门中学，改称“红要武中学”，全国其他地方的“要武”学校也纷纷出笼；各种以“要武”为名的小报层出不穷，“要武”照相馆等也应运而生......
有图为证——
文革小报“要武”创刊号
油印“要武战报”
纸质资料：山东某“要武”战斗队总部十大罪状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赴美留学，不久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人。
你很难想象这种场景：昔日曾经亲手给伟大领袖戴上红袖章的著名红卫兵闯将，如今却面对着美利坚国旗，发誓要捍卫美国。
以下是加入美国国籍时的宣誓词——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保佑我。”
据说，宋任穷有多个子女入籍美国。
曾经激烈反美反霸的“官二代”们，为何选择定居美国？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而在成为美国人之后，宋彬彬的日子过得颇为顺遂，她当然不愿意再提起文革往事，尤其是有关宋要武的黑色记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宋彬彬很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洗白了一切，于是就以杰出华人身份返回中国经商，并曾出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再次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不料，2007年，宋彬彬入选北师大女附中的“知名荣誉校友”，却又引起了一番较大的争议。
是的，人们并没有完全忘掉她曾经的过往，尤其是她涉嫌在文革中参与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一案。该案反反复复地让宋彬彬成为议论焦点。
2014年1月，或许是迫于压力，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出于洗白的目的，或许几种情况兼而有之，宋彬彬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回到母校，公开向卞仲耘等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师们道歉。但是，她的道歉，仍然令许多人不满。
宋彬彬道歉时说道："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等人向卞仲耘塑像鞠躬默哀
笔者相信，宋彬彬在面对着卞仲耘塑像低头默哀的那一刻，她的态度应该是真诚的，但是，她道歉时所说的那一句话——“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却又让人一下子窥见她的道歉，其实另有目的。
“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句话十分巧妙，简直就像是乾坤大挪移似的，一下子就把她从可能的加害者，转变成为有缺点的保护者，而这正是宋彬彬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目的。由此可见，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宋彬彬一直都在粉饰、洗白自己，一直都在企图回避、掩盖甚至歪曲文革中的某些真相。
而更为超越底线的是，她竟然荒唐到说自己从未改名叫“宋要武”。如此公然否认历史事实，逃避责任，其道歉的真诚度当然令人怀疑。
其实，在笔者看来，宋彬彬不仅仅要向卞仲耘等老师们道歉，而且更应该以“宋要武”的身份，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因为卞仲耘之死只是个案，而“宋要武”的流毒却遍及全国，为害深远。
不过话说回来，再不真诚的道歉，总比完全没有道歉来得好。面对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的无数罪恶，能够站出来道歉的红卫兵们，迄今为止，仍然屈指可数。宋彬彬敢于站出来道歉，这份勇气还是值得肯定。
宋彬彬在道歉时还说：“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这话没错，站的角度也很高，但是放眼全中国，有几人能够做到？
关键的问题是：没有真相，哪来和解？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到死都没有原谅宋彬彬等人。他说，在真相未查明之前，绝不接受任何道歉。
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在该校学生的批斗中被残酷殴打折磨致死，是为著名的“八五事件”。卞仲耘成为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年仅50岁。“八五事件”，成为文革中具有标志性的暴力事件之一，也成为宋彬彬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沉重阴影。
事发时，宋彬彬正是该校“学生革命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那时，“工作组”已撤离学校，“学代会”负有维持学校秩序的责任。
笔者综合宋彬彬、刘进、王友琴、冯敬兰等相关当事人、见证人的日后陈述及调查资料，认为卞仲耘之死，实际上经历了揪斗殴打、劳动体罚、侮辱折磨以及未能及时抢救等多个环节，时长数小时，有众多学生参与，而刘进和宋彬彬作为“学代会”的主要负责人，她们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殴打卞仲耘，但仍然负有放纵暴力或者阻止不力，漠视或者拖延救治等不可推卸的过失嫌疑责任。
据冯敬兰调查（详见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校长是怎么死的？》），”八五事件“的发起者，是当时学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按她的原话，”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其中，”打人最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也就是说，如果要追究”八五事件“的最主要责任人，那么，这些人就是当时高一（3）班的少数部队高干子女，而且她们读初中时，分别是在外校——女三中和女八中上学的，到高中时才转入女附中学习。这一结论，已被多名证人——包括学生和老师——所证实。
依照常理，如此有限的范围，完全可以查明她们具体是谁：高一（3）班少数高干子女——部队子女——初中时曾在女三中或女八中就读。
但是，就如同冯翔在《宋彬彬的人生符号》一文中所写的那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是的，迄今为止，不论是当事人或者调查者，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及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很显然，他们在害怕什么，避讳什么。在笔者看来，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因为发起者、参与者当中，有相当高级别的干部子弟。这样，整个事情才符合逻辑推理。
是的，只有更大的特权作祟，才能使得像宋彬彬、刘进这样已经拥有相当特权并很想自证清白的“官二代”们，最后不得不选择欲言又止，或者干脆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
当维护特权与寻求真相发生冲突时，宋彬彬他们最终选择了维护特权，于是，真相便只能止步不前，哪怕只剩下一步之遥。
这样的选择，与政府在文革后虽然为卞仲耘平反昭雪，但却又驳回卞仲耘丈夫上诉的做法，本质上大同小异，基本合拍。这就是“八五事件”迄今为止真相未明的最根本原因。
而从一开始，宋彬彬之所以能给最高统帅戴上红袖章，也是特权使然。“八一八”那天，当宋彬彬想要上前为伟大领袖戴上红袖章时，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公安拦住，因为执行安保工作、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正是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昔日同事。当他听说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时，便给予放行，宋彬彬于是才有了接近领袖、献上红袖章、化身为宋要武的机会。
再后来，宋彬彬，也就是宋要武，之所以前去武汉参与派性斗争，同样也是特权关系使然。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曾经是宋任穷的老部下，宋彬彬认为应该保护他们。
是的，特权作祟，正是导致宋彬彬人生悲剧的根源。又难道不是产生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宋彬彬虽然走了，但特权仍在，“宋要武”的恐怖影子，如同幽灵般依然在四处游荡。
有人说，“八五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还没有开始，“宋要武”尚未诞生，不能把“宋要武”与“八五事件”连在一起。错了，这样的观点错了，宋彬彬如果没有变成“宋要武”，那么，她和刘进一样，只是“八五事件”的众多当事人之一，她大概率可以排除参与打人致死的嫌疑，只不过需要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而已。为何宋彬彬会被许多人揪住不放，不断地成为“八五事件”的焦点？因为“八五事件”发生时，她是“学代会”副主席，8月8日学校新成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她仍然是副主任，这说明卞仲耘之死对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8月18日，突然间她又变成了光彩夺目的“宋要武”，可以说，这是对她之前革命行为的充分肯定。然后顺理成章地，“宋要武”一下子就把“八五事件”的残酷暴力斗争之恶，推广至北京，扩大到全国。这才是“宋要武”的真正意涵，也是宋彬彬无法从“八五事件”脱身的根本原因，更是她想方设法、急于要摆脱的梦魇所在。
由此可见，“八五事件”与“宋要武”二者密不可分。
很可惜，有众多证人证物、本来可以水落石出的“八五事件”，迄今真相未明，不禁让人唏嘘。
是的，没有真相，就不会有真正的反思，就没有公平正义，也就无法彻底铲除文革的遗毒。
而真相的缺失，又往往导致谎言盛行。
当谎言不断累积，有一天猖狂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时，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危机？
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
八五事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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