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
卢晓蓉，1946年生于重庆，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78级经济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最高职称副研究员。曾在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工作。
原题
作者：卢晓蓉
欢送同学参军时的合影。前排右一为彭云，二排中为作者
前些年，当“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江竹筠烈士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包”。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越狱”成功，摆脱“追兵”。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热”推至高潮。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
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
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与江竹筠烈士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1961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革”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黑帮”，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濒临绝境。
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同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左风”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
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大学校园的卢晓蓉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本文摘自卢晓蓉著《水咬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此时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幼时的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对着长媳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卢作孚先生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了我们重庆三中初62级2班。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独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同窗六载。初中时，彭云任团支书，晓蓉任中队长；高中65级时晓蓉任班长，彭云仍然任团支书。那时学生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爱乌及乌，我们班因有了他，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19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卢作孚去世后，他的妻子与孙辈们在一起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晓蓉问起：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第二个就是已经提到的我们班的彭云。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的前妻)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彭云和父母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
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彭云决心定下来后，问题就来了。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后来，了解了彭云的特殊情况后，学院院长刘居英少将一锤定音，破格录取彭云！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儿子这一根正苗红的特殊缘由外，还因为彭云是1965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状元，这个条件太过硬了！
江姐（左）中学毕业留影
1978年，彭云考取了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彭云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为何没回祖国发展？记者采访时，彭云说出了原因。
彭云在美国
我们都老了（今年75岁），盼望卢晓蓉和彭云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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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文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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