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求学之路
两代人的高考
工农兵中专生
劳动就是课堂
1974年5月，告别插队五年半的山阴县，南下太原，到山西省电力学校报到。一起同车去上学的北京知青是3个人，1男2女， 2个女生一个姓丁一个姓俞，坐在火车上，忽然发现居然是一个“沙丁鱼”组合，所以印象至今深刻。
出了太原火车站，在车站广场报到点上了汽车，连学校都没进，就直接把我们一拨人拉到太原第二热电厂。原来这学校听起来牌子还可以，但此时正处在重新建校的艰难阶段，并没有足够的地方接纳新生。
为写回忆，我特地想查找一下学校沿革，却发现竟然已是一件并不太容易的事，其演变的眼花缭乱令人叹为观止。说起来这所学校算是1955年建校，最初的名称是“华北电业管理局太原电力工人技术学校”，而到1964年的十年间，从技校到大专竟来回改了5次名称。1966年起又因文革停止招生，1970年停办。1972年终于以“山西省电力学校”名称复校，再次从技校升格为中专，由山西省电力局管理，所以学校实际上等于从头再来。
我们毕业后，学校又先后成为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并于2000年并入山西大学，目前是山西大学的大东关校区。所以我们当年上的那所学校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连百度都很难再找到搜索痕迹。虽校址还在，却想当校友都找不到门了！作为当年的工农兵中专生，你总不好意思去说自己就是太原工业大学或山西大学的校友吧？
全国大中专学校从1971年少量招生开始逐步恢复招生，山西电校是1972年开始招生的，我们这级学生是复校后的第三次招生，由于是1974年春季入学，相当于在两届中间插了一届学生，这也是文革中的教育乱象吧。我们入学时，学校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初创阶段，原来的教室和宿舍不仅破破烂烂，而且已被前两届占满，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还在建设或拟建之中。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仍在继续招生，应该是当时的企业在文革中的混乱局面下，很难通过有计划招工补充生产人员不足，只能辅以招生方式变相招工有关。
到了电厂安顿下来进行入学教育，我们才知道由于这届学生不能直接进校上课，本学期只能先分成几个实习队安排在几个电厂，边上课边实习，以后回校再分专业班级，我们这是二电厂实习队。这下倒好，啥也没学呢就先实习，想想也就是和招工差不多吧。
说是边上课边实习，其实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没记得上过几次文化课，多数时间都在干活，而且主要是一种活，就是捅凝汽器管。电厂锅炉的凝汽器铜管长时间过水后，形成的水垢会降低冷凝效率，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凝汽器铜管人工除垢，十几个人一组，用带有磨头的旋转长钻杆逐根捅过去。铜管太多，高处的管子还要搭操作台，一台机组要干几天。全厂6台机组，挨个干完，前面干过的又有垢了，由此周而复始。其实当时也有胶球清洗等技术，但可能没有人工干得彻底吧，这些学生正好可以派用场。活倒不是很累，但紧张单调，毫无技术含量，我们就这样当了好几个月苦力民工。
暑假后终于可以回到学校了，不过在学校等着我们的仍然是劳动课，条件却比在电厂还要艰苦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住在未完工的宿舍楼里，宿舍的墙上都没来得及抹灰，窗户也安不了玻璃，只能用塑料薄膜挡挡风雨。
回校后按专业分班，我被分到汽轮机专业7407班，开始还是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住一间大宿舍。虽说要正式上课，但劳动的时间仍为主导，劳动内容则比在电厂又低了一个档次。当时学校唯一的五层教学楼刚封顶，进入内部施工，我们在几个月的寒冬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磨水磨石。大楼的地面、楼梯和踢脚板都是水磨石的，那时只能用手持磨石靠人工打磨而成，这应该是工地小工干的活吧？我们生生磨了几个月石头，五层楼里所有边角之处和楼梯的水磨石都是我们或蹲或坐在地上，用磨石沾水一下下磨出来的，所以我对那幢楼还真有点感情，毕竟付出过那么多劳动。
算起来在电校当了不到两年半的工农兵中专生，除了入学后第一年的以劳动为主，后来还到二电厂和运城电厂实习两次，再加上临时安排的劳动，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各种劳动，正规上课学习的时间加在一起不会超过10个月。基础课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上，学生水平又过于参差不齐，有些人上也是白上。很快就进入专业课学习，也只能说学多少算多少吧。
那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口号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学生是工农兵，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人。这个逻辑委婉点说是很费解，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道理。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就是潜在的主人，留了校就马上成了被改造对象？实际上这与人们内心的社会价值观是有很大冲突的，大多数人仍会认为从事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体面。
文革中有一部很有名气的电影《决裂》，其中有一句当时听起来很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这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体现了一种体力劳动至上的民粹思想，而且是进一步推而极之罢了，就是只有优秀的体力劳动者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最成功的改造就是把优秀的脑力劳动者变成能干的体力劳动者。从文革前流传的几段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看，这种意味从不曾含糊过，而贯穿整个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实践，特别是在工农兵中选拔上大学的资格，无非都是这种精神的落实过程，由于与世界发展潮流和现代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注定了其间的种种荒谬。
我们作为中专生，倒是没人敢那么牛，但老师遇到要考试时，还是总会小心翼翼地向学生强调只做参考。所以这学上的就是取得了一个就业资格，学习上没有人也没有必要下什么功夫，与后来的职业生涯也没有多大关系。
即使如此，这一段电校生活对我仍很重要。进了电校就成了电力人，就与电力结了缘，从此竟在电力行业摸爬滚打了40多年，始终未曾离开，我的绝大多数电校同学也是如此。无论在山西还是在全国，中专生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电力行业各专业的基层骨干，很多同学都兢兢业业在电力企业干了一辈子。
对我来说，电校生活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从插队起就开始计算工龄，但在农村时我们其实始终是一种边缘身份，实际上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未来完全无法确定，只能视为人生的准备阶段。而一上电校，以后的路径马上变得清晰可辩，生活开始具备生存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人的人生方向。说起来，尽管并没能掌握多少专业理论，也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但我的第一个专业背景，就是汽轮机了，
电校的劳动课堂不过是那个动荡年代中，所有教育的一个缩影，无非程度不同而已，但那仍然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我已经很幸运地接受到的特殊教育，一段收获有限却仍然难忘的青春求学经历，也同样是人生的一个阶梯。
我的高考
劫后欣逢盛世
1976年9月，从电校分配到太原二电厂，开始了青工生活。
插过队的人进了工厂特别是国营大厂，你就会很快体会到“工厂是幸福花”这句话的内涵。工作稳定、收入尚可、福利全面，那时的大企业都是小社会，从幼儿园甚至中小学、商店、粮店、医院到食堂、澡堂、热水、班车一应俱全，青工住宿舍，结婚分住房；灯光球场经常有比赛，大礼堂不时有演出或放电影。只要塌下心来，这小日子一眼能望到头，而且个人发展也会有一定空间。有一次电厂总工程师还特地把我叫到家里吃饭，鼓励我在技术上要好好发展。恢复高考我去应考时，不少大嫂大姐劝我，这厂子多好啊，还瞎折腾什么呢？30多年后我有机会回厂看看，工厂早已风云变幻，不复当年场景，企业已转入大唐发电集团麾下，装机规模也已大大增加，而热工车间当年的一些年轻同事仍然还在原来的岗位上，已经熬到马上就要退休，不由让人心生感慨。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真有可能在这里会呆上很多年，或者由此出发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种最基层的生活状态，对人的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的，由于生活非常单纯，与周围的人关系很紧密，相互支持远大于利益冲突，那些人和事往往连结起纤密的神经，共同生成你的归属感。所以后来我在杂志写评论文章时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和行业外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就是行业中的一员，对于行业的所有喜怒哀乐，都会感同身受。
1977年10月21日，当天早晨恢复高考的新闻广播瞬间震动全国，到上班时，高考就已成为全厂上下的热议话题。从那天算起到走进考场，满打满算只有40多天，所有打算参加高考的人都在以冲刺精神努力备考，多少年来很少拿起过书本的人们又开始挑灯夜读，这实际上是此后全民追求知识热潮的真正起点。
不管当年考题水平高低如何评价，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由于考试科目不同，首先要决定的是报理科还是文科，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老三届初中生都没学过高中课程，这以后的学生都是教育革命的产物，学都没怎么好好上过，数理化更是普遍的弱项，只是大家都写过很多大批判稿，总觉得和文科还多少沾点边，所以报文科的人特别多。对我来说，文科是轻车熟路，文史地都有一定基础，用不着复习应该也有挺大把握。
我父亲正好那段时间到山西出差，顺便到厂里来看看我，说起考大学的事，他当然很支持，但当我流露出也可以报文科的意思时，他马上表示坚决反对，甚至认为即使不上大学也不能去读文科。其实作为一名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我父亲的文科基础也相当扎实，很多古文古诗词烂熟于胸，长于律绝，有感即发，在书法上也造诣匪浅。但他不大瞧得起一般学文科的人，特别是建国后搞文科的人相对理工科更容易成为挨整对象，更令他觉得还是学技术保险。我很清楚他的想法，而从心里并不以为然，我很肯定自己喜爱文科并且知道已是自己的长项。不过后来还是决定要报工科，其中受父亲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确实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觉得这么多年来读的都是文科方面的书，文科可以靠自学，而工科训练可不是独自能完成的，读了工科可以使人生有一个比较扎实的立身之本。
全厂1500人，有好几十人报了名，那时的厂里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猜猜看谁考上的希望大？大家都在找资料玩命复习，其实相互稍有交流便可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电气车间的范淑萍大姐，原来是太原名校五中的老高三学生，数学竞赛冠军，入厂多年，早就有了孩子。而她那种基础扎实非同一般。多少年也没怎么摸过书本了，可她翻开从解放前到文革前的数学高考试卷，一道题一道题地讲解法，不带打一点磕巴。由于孩子还小不愿走远，虽然在全区名列前茅，还是选择只上了本省的太原工学院。最终那一年全厂只有3人被录取，还有一位是锅炉车间的老高中生。
那年高考，山西省共分2天考4张卷子，分别是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满分400分。我是不脱产复习，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我的语文、政治基本不用准备，大概只用了5天看数学，10天看物理，做了一堆到处收罗来的各种试卷。由于插队前刚上完初二，化学一点儿没学过，其余20多天全用来啃化学，从初中到高中的几本化学教材，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两遍，题都没来得及做几道。结果考完后自己估分，语文、政治、数学大约都考了90分，理化有点惨，也就50分，估计物理30分、化学20分。没办法，只能说每一点收获都源于过往的付出，临阵抱佛脚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
据后来的回忆文章披露，当时的高考试卷水平，很多省份是按初中和高中内容6:4的比例出题，现在看起来难度当然不算高。然而在那个学业已荒废许久，连在校生都基本没人好好学习的年代，就这个水平的试卷，交白卷的也大有人在。据说在不少考场，在熬够不许提前交卷的30分钟后，呼啦啦能走掉小一半人，我所在电厂的好几位老高中生，成绩都没能上线。
这次高考面向积蓄了12年的全国初高中毕业生，粗略统计有2000多万人。报考人数高达570万，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4.74%，史上空前并且也一定会绝后。每个考点都是人头攒动，按一间考场40名考生计，平均仅能考上不到2人。我参加考试的太原市北城区考生共6000多人，成绩出来后在区教育局张榜公布，只公布名次不公布分数，我考了全区第58名。看榜时意外发现，高居榜首的姜斯栋，正是在山阴县康庄插队的四中高中同学，当时已在山西省委研究室工作。
40多年后，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如此鲜明地感受到那次高考对每一个参与者的影响。40年的改革开放，在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为如此多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无数机会。有时是波涛汹涌的滚滚大潮，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沧桑巨变，一路走来，坎坷不断，惊喜不断。而那届高考，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起点。拂额追想，如果我当年选择了文科，或者我当年上了北钢，人生该会有多少不同的故事？
那是十二年一遇，曾经让无数人望穿秋水的头班车，横空出世，蔚为奇观，乃为盛世之先兆。能够赶上这班车的大约有三类人，除了当时应届毕业生中的少数幸运儿，其他两类人都来自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经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高考故事。一类人都会有一段时期或长期锲而不舍的学习经历；另一类人不一定自学过很多，但却足够聪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通过突击取得较好成绩。三类人之间年龄相差最多的达十四五岁，他们的故事是注定要载入历史的，而此时他们已经赢得了未来，有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1977年的恢复高考，作为中国当代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其决策过程和学生们的高考历程，都已是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当社会百废待兴之时，恢复高考实在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信号，预示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其影响迅速传递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项决策一出，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为之一变。
1978年3月，我有幸到位于河北保定的河北电力学院入学，其后，这所学校先后发展成为华北电力学院和华北电力大学，常被业内誉为“电力黄埔”。我在此渡过4年学生生涯，又当了12年教师，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当然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父亲的高考
国难中的大学
恢复高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恢复竞争性选拔，因为即使在工农兵大学生的招收中，仍然存在着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核心指标与知识的学习和进步相去太远。究其根本，恢复高考意味着国家即将重回正常建设发展的轨道。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教育都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十几年的社会动荡之后，这一天实在来之不易。抗日战争初期的救亡运动中，曾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做“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是国家的生死危亡时刻，书桌虽然还在，但热血的学生们已经不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去埋头读书。而从1966年起的多年之内，无论你想还是不想，以中国之大，放眼望去，所有的校园里竟然都已放不下一张可以平静读书的书桌。这又该是文化何等惨淡的时代！
细检中国历史，这样的时代恐怕少有。即使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教育事业也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坚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历经颠沛流离，辗转搬迁到西南西北的，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那些大学，都离不开中央与沿途政府，以及护送军队和民众的支持，因为所有相关的人们都很清楚，必须尽力保留这样一批读书种子，那关乎着国家的未来。
父亲已去世多年，我退休后有时间整理他的遗物，其中有他历年填写的履历表和思想汇报底稿。我不无惊异地发现，他是1937年考上大学，到1938年年中才入学，而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也要到1978年年初才能入学。相差整整40年后，居然都是头年考试，次年入学。两代人的高考，都是非正常年代的非正常入学，但却是两个含义迥然不同的故事。
我父亲的老家在江苏南通海门乡下，他幼年丧父，祖母靠家中十几亩薄田抚养他和姐姐，家境并不富裕，他靠奖学金一直上到高中毕业。1937年，他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当年被录取为土木系公费生，但因“七七事变”的影响，中央大学被迫撤离到武汉，录取通知要求他到汉口报到。祖母因为父亲没出过远门，又值兵荒马乱之时，不同意他去上学，因而未能成行。
1938年年中，中央大学第二次给他发去通知，说由于形势变化影响，上年录取学生的入学有效期可以延长1年，如果他愿意继续上学，可以到重庆新校址报到，过期不再保留学籍。看来上年没能报到的学生一定为数不少，这次父亲下决心到大后方求学，找亲戚筹措了路费，绕道香港，跋涉数千里，终于按时赶到重庆入学，并于1942年顺利毕业。
1927年到1937年，史称民国高等教育“黄金十年”，出现了多所国际高水平大学。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分布在西南、西北的10余所高校幸免于难外，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为保存教育国脉，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据记载， 除14所仍勉强在日占区维持，有70多所高校先后被迫踏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其中内迁大西南的高校多达56所。
高校内迁于1939年底基本完成，到1940年，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量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已有大学113所，在校学生52376人。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高校陆续都回到自己的故园。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教史上罕见的大迁徙，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文脉得以保存，使国家经济建设和战后恢复所需的精英人才培养不致中断，并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在战时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学文化和现代文明艰苦卓绝的长征。
说起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教育，西南联大如今几乎可谓家喻户晓。其实，西南联大固然确实是抗战时期的高校典范之一，但还并不算是当时最好的大学，而且几十所内迁高校，都有着各自可歌可泣的坚持办学实践。
中央大学率先迁渝后，虽然战时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地处战时陪都和亚洲抗战指挥中心，名家云集、名师荟萃，全国优秀学子踊跃报考，使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办学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的最高学府，进入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正好看到一份1940年各国立大学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排名表，第一志愿报考中央大学的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二名到第五名（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大学、交通大学）第一志愿报考人数的总和，约为当年全国考生的近1/3，可见中央大学当年的地位之高。
1946年中央大学还址南京，已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以及全国1/3的“部聘教授”，是当时大学系科设置之最。194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立中央大学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1956年，原国立中央大学被分拆出19所高校，后来，其中有5所成为985大学，12所成为211大学。
不仅于此，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以一校之力，先后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5所高校共同办学，被称作“华西坝五大学”。专家学者荟萃一地，盛极一时，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规模之宏大，甚至超过当时赞誉颇丰的西南联大。五大学均为教会创办，虽合而办学，仍保持各大学独立建制，但教授可自由跨校授课，学分平等公认，学生自由选课，还有大量合作社团。1942年，顾颉刚和钱穆等人在华西坝创建东西文化学社，其后不少国际著名大腕纷纷加入，如爱因斯坦、罗素、杜威、蒲朗克、泰戈尔等，成为战时难得的世外桃源。
父亲这四年的求学期间，可以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尽管战局形势严重不利，日本飞机的大规模空袭频频光顾，有时甚至一日数惊，而教育事业仍在顽强地坚守。抗战八年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中坚。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就在此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赴美留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十年浩劫中，这显然完全不可想象。
钩沉这些史料，既有发自心底的敬佩，也有难以言说的黯然。那些国难中的远见卓识，战火里的不屈不挠，轰炸下的发愤苦读，无不令人铭记。
而放在历史的坐标中考量，恢复高考其实是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曾经失去过什么？怎么失去的？为什么要恢复？代价多大？教训何在？都是历史绝不可遗忘的重大课题。20世纪60年代是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刚从大跃进的灾难中缓过气的中国，却在3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匪夷所思地强行中止了所有的正规教育活动。继而又以教育革命的名义，在很多年里用政治标准取代学习成绩选拔，用实用知识替代基础训练，极大降低了中国各层级教育的质量。
历史不应该忘记，从1962年到1965年入学的50多万大学生，直到1970年才陆续正式分配工作，其中1962年前后入学的十几万大学生，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全部学业，却竟然被生生荒废了整整5年！而1977年初中知识不得不占到60%的恢复高考试卷，再清楚不过，也再痛苦不过地表明，十年浩劫之后，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这不是笑话，而是耻辱。遥想战火纷飞岁月中的大学群英，又情何以堪？
这个沉重话题在此当然不必也不便展开，只录得一组数据，供读者参考：1949年我国高校为205所，到1955年还有194所。1958年起的高校大跃进，高校数量最多时达到1289所，其后快速下降，到1965年只有434所。1971年恢复工农兵学员招生的高校为328所，1976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时为392所，恢复高考后77级入学时为598所。每一个数字都展示着恢复高考前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都有着无数背后的故事。
从1966年6月文革开始，所有的学生都不得不告别了课堂，到1974年5月，我回到尽管以劳动为主的课堂，已经虚掷8年。再到1978年终于走进正规大学课堂，12载光阴已逝。所幸，渡尽劫波，终有正果。
两代人的高考，在不同的年代分别见证着历史，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幸或不幸，都会长留史册，令人警醒。
沙亦强专列
血色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