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原题
小学生经历的备战
作者：刘铁彦
1969年3月中苏的珍宝岛冲突，把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两国之间，东北地区首当其冲。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属于半懂不懂的年龄，没有太多担心，倒是隐约有点小兴奋。
可能是各种战争电影看多了的影响，自己默默盘算着有一天加入游击队，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者。因为传说边境省份是诱敌深入的地区，一旦开战黑龙江一定是敌后。当时有一部东欧的电影中的歌词就有一句：我们在春天加入了游击队。
三哥和我
01
深挖洞
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单位、学校、街道居民小组都开始了以挖防空洞为主要内容的备战。
防空洞标准不一，形式不同，但全民齐上阵是一致的。单位要挖，家庭也要挖。我们院子里多数人家都先挖了个一人多深的长方形深坑，上面用粗木杆、木板做盖子，再加一些树叶、盖上泥土。先做防空洞，冬天还可以做菜窖用。后来不知是哪一层组织提出这样还不够坚固，要在洞壁砌层砖。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的砖用来做这事呢？还是不知道从哪里来了经验，要求自己动手脱砖坯，然后集中起来由街道拉走烧制。街道给每户确定了砖坯的数量，于是各家各户纷纷动手脱砖坯。
记得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木板钉成的模子，就是按砖的尺寸制成一体的两个长方形，把和好的泥塞进去、压实，把模子拔出来就成了两块砖坯。
当时家里有男孩的具有优势，有多个男孩的优势更大。大哥在外地上大学，二哥已经下乡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家制砖的主力是三哥和我。院里有一家只剩张伯伯带一个小女儿，明显完不成任务，他们家的任务也由三哥和我承担了。那些天我们和泥、脱坯，虽然累，但是觉得很有意思，一有时间三哥就叫上我去和泥、脱坯，有点不须扬鞭自奋蹄的自觉。
原市委，现在的革委会机关和家属宿舍之间有一块地，大约有30多亩的样子，包括食堂、花园和部分空置土地。机关干部们避开花园和空地上的树木，开挖了交通壕一样的防空壕。他们那个比较简单，没有盖，拐了好多弯，个别地方还有一个凹进去的单人掩体。院子里的孩子们也经常去看看，在交通壕里跑来跑去。
在他们挖出的土里不时会找到人骨碎块、已经快成了丝的黄布片、日军的肩章。同伴们一开始猜测这里曾经是战场，想象着是抗联打败了日寇，还是在顽强抵抗后壮烈牺牲了。
后来听机关的干部们解释，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是侵华日军的墓地，还曾经立了个“忠灵塔”。解放后把所谓的“忠灵塔”炸了，墓地也平了，那些骨骸应该是侵略者留在异乡的。
当时的机关干部有很多转业军人，参加过战争，对挖堑壕很有心得，高兴了还给我们讲些小故事。院里的男孩没事就往那里跑。在我们心中早把战争的可能性忘记了，倒是觉得整天更有趣。不过，机关不脱砖坯，也没运来红砖，就是挖了一些曲曲折折的壕沟。
三哥带着我连续干了几天，两家的任务都完成了，不过迟迟没有人来拉砖坯，害得我们还要保护这些东西，下雨找雨衣、塑料布盖上。防空洞好办，就当冬天的菜窖，砖坯后来一律还原成了一堆泥土。
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比较整齐的院子，除了原有铺了地砖的人行路可走，其它地方都是横竖不整的土坑和砖坯变成的土堆。
民间的深挖洞在无声无息中就结束了。
珍宝岛对面俄罗斯一侧的瞭望哨
02
学校也响应号召带领学生们备战。
首先是教育。珍宝岛我们打了胜仗，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还缴获了苏军的坦克。印象中看了好多叫新闻简报的纪录片，那些片子的内容现在还隐约记得一些：苏军的快艇在乌苏里江中横冲直撞，用水龙头冲渔民的船；在封冻的江中围殴中方边民；我方的边防战士拿着语录本和苏联边防军对峙、后来是语录本加配棍棒、再后来是边防战士武装巡逻。
同学们都十分痛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尤其痛恨勃列日涅夫。具体的就是恨苏军“瘸子上尉”——在珍宝岛冲突中被打死的苏联边防军最高军官。
敬佩的是珍宝岛战斗中的英雄，比如孙玉国、冷鹏飞等等。有一幅宣传画印象极深，一位叫于庆阳的战士握着冲锋枪，一手撕掉头上的绷带，继续冲锋，下面写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也深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
其次就是行动。学校的体育课改成了军训内容，投弹、刺杀。还有的时候组织我们急行军，沿着学校附近的江边大堤跑得气喘吁吁。还要讲如何防原子弹袭击，据说只要原子弹爆炸千万不能看，否则眼睛就瞎了。正确的做法是迎着爆炸方向找个土堆趴下，躲过冲击波就可以，如果有条件钻到地下的暖气沟里就更安全了。暖气沟学校没有组织钻，老师给大家做示范，我们找土堆趴过。
对于钻暖气沟我不陌生，住的院子里地下暖气沟是伙伴们藏猫猫常去的地方，完全了解哪里进、哪里出。放学以后的游戏也加入了备战的内容，大家制作弹弓，比着谁打的远、打的准；弄一根木棍大致做成步枪的模样，互相拼刺刀。少年不识愁滋味，慢慢地把备战玩成了游戏。
班里有位同学的家长是武装部的干部，这位同学时不时给我们讲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他自编的珍宝岛、吴八老岛、七里沁岛等地的战斗故事和我方未来的打算。什么我军的大炮已经打过江了，苏军死伤无数；什么战争一旦打响，解放军要撤到长春，那里的拖拉机厂可以造坦克，所以长春绝对不能放弃，黑龙江地区会成为敌后，主要是打游击战。
我们就看谁能成“小兵张嘎”，谁只能马马虎虎当“胖墩”了。班级里一位王姓同学自称从小练武术，经常给我们演示“扫堂腿”“旋风脚”。“扫堂腿”能转一圈，“旋风脚”经常半途而废。他认为敌人来了，他可以打倒几个。那位武装部干部子弟总是不屑地警告他：“你那武术一点用也没有，人家一枪就把你撂倒了。”但总是王同学在辩不明白的情况下把武装部子弟用“扫堂腿”撂倒。
同学之间不时传说某某人见到了火车站向北运送部队的专列，还有说某铁路工人好奇，揭开专列的苫布，结果被带走了等等。
03
疏散的事情记不得是那一年什么时候提出的，但是家里确实做了一番谋划。开始时讨论去哪里疏散？我们家的选择是到讷河农村大舅家，尽管离边境更近了几百里，但农村毕竟比城市安全，至少原子弹不会扔到农村去。
院里的张伯伯老家在河北，文革初期其妻子因对这场运动不理解而去世，张伯伯隔离期间两个大的女儿尚能独立，小女儿年纪小，常在我家住，所以两家来往很近。刚解除隔离的张伯伯提出由我母亲带上他的小女儿、三哥和我疏散到河北他的老家。多少年后，张伯伯的小女儿告诉我，当年他们老家把房子都准备了。
我当时非常渴望去河北疏散，一个是从来没出过远门，这是个机会；再一个是看各种演义类小说，知道河北、山东是武术之乡，借着疏散说不准遇上位民间高人，学一身功夫打游击一定有用。可惜，母亲不同意去，一个人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人地生疏，不可行。那个小女儿后来好像去了河南的姨家。
大概到了冬天，不知怎么突然紧张了起来。前几年，听三哥回忆是在北京上学的大哥得到了什么消息，连夜赶回来要我们尽快疏散。于是父亲把我和三哥送去讷河。
我们在讷河县火车站下了车，车站外很多驴车专门接送旅客，一辆车能乘七八人，这样的驴车一路小跑把我们载到了县城。直到这时，我还只感觉一些新奇，并未紧张。
县城有几家亲戚，当时的设想是住在大娘（伯母）家，但是大娘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城里的孩子习惯不了他们的条件。二姨家有六个比我还小的女儿，外加姑姥姥母女，房子很小，虽然二姨一再挽留，还具体设想怎么搭床，但是实在困难。县城外十几里地的大舅家可以住下，也很热情，大舅母一再说：就是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只是农村没有中学，父亲决定还是找一个能住校的学校，难以确定要疏散多久，不能耽误了上学。
父亲建国前曾在县里工作过，有很多熟悉的同志还在县里，希望找个熟人介绍和联系合适的学校。结果到县革委会转了一圈，他记得的熟人不是靠边站了，就是被打倒了，竟一个也没找到，忙了一上午，非常失望地回到大娘家。后来父亲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位从五七干校回来治病的老同志，帮我们联系了县中学和小学。三哥入中学，我进小学。我们两人都住中学的学生宿舍，算是安顿了下来。
父亲返回齐齐哈尔，我和三哥去送父亲。一路上父亲嘱咐了很多话。大概就是一旦真的发生战争，要我们立即去大舅家躲避，要学会独立生活一类的内容，这时候我开始才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看着父亲坐上去火车站的小驴车，一直有些不放心、不舍地看着我们，直到那驴车已经走得很远还在招手。三哥默不作声，眼神充满忧虑。我也开始胡思乱想，打起仗来我们还能不能再回家了？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父母？
“走吧。”看不到父亲坐的那辆车很久了，三哥才拉了我一下，哥俩慢慢往回走，谁也不说话。那时正是冬季，很冷。路过一个小商店，三哥说进去暖和一会儿。县城的商店都不大，就是平房，门里挂着棉布帘子，商店一般都有生着火的炉子用来取暖。我们在炉边烤着手，还是不说话。
就这么沉默了好长时间，三哥到外边小摊床买了几个冻梨，我们吃了冻梨后回到了学校宿舍。那一个下午三哥话很少，我的心里也感到很不是滋味，“英雄豪气”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
几十年过去了，送父亲去讷河火车站的一幕，特别是父亲望着我们的眼神，渐行渐远的身影，现在还能回到眼前。
现在的珍宝岛
04
当年县城的中学条件很差。宿舍里搭的双层铺，横竖很不规则，有的能睡单人，有的能睡两三人，我和三哥挨着睡上铺。房间里有一个取暖的火炉，铁皮炉筒子曲里拐弯（为了更好地散热）地伸到窗外。隔一会儿就有人用铁通条捅一捅炉子，火更旺了，煤灰也自然满屋都是。厕所在室外，去一次要下定决心、一路奔跑才行。
食堂的伙食都有什么我基本记不得了，只记得那食堂昏昏暗暗，纸糊的窗户有很多处已经剥落，风吹进来还很硬，温度比室外高不了多少。一碗高粱米粥吃完，碗边残留的米汤已经结冰，到水槽洗碗也是一大折磨。
学校上了什么课程更记不得了，只记得上体育课时老师扔一个足球给大家，男同学们满操场胡乱地踢，一堂课过去也踢不到几次球。在那个学校多久我忘了，同学都是什么样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现在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操场，和满操场飞来飞去我很难追到的足球。
再有的记忆，就是二姨时常来学校把我们哥俩找到家里吃饭。但是二姨家人口多，收入少，我和三哥能不去就不去。大娘（伯母）家条件好一些，就在学校门口，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大娘年轻守寡，在家里说一不二，大姐一家三口每天吃了晚饭才回自己家，大哥、大嫂也非常客气，我和三哥常去他们那里吃晚饭。
记得最深刻的是，那年冬天在大娘家吃了一次正宗的杀猪菜，也是我六十多年来从内容到形式唯一一次正宗的杀猪菜。所说的正宗是指吃法，当天杀猪，街坊邻居帮忙，大嫂煮一大锅酸菜炖猪肉，街坊邻居、大人孩子都来，请的客人（关系密切的邻居）坐在炕桌边吃，多数邻居端一小盆回家吃，一些邻居的孩子们端着碗自己盛菜，站在门口或者院子里吃。所以那一锅酸菜猪肉要不断地添菜、添肉，不停地炖。
我和三哥属于客人，可以坐到炕桌边，能享受到拆骨肉、猪心、猪肝、血肠，外加酸菜炖大片肉。我和三哥不习惯那个做法，吃得少，大娘还不断地说我们，这城里的孩子就是毛病多。除了不希望我们住在她家，大娘实际并不吝啬。为什么不愿意我们住，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
钱和饭票都由三哥掌握，食堂的饭菜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我能记住的就是高粱米粥、馒头或者玉米面发糕，炒土豆丝、土豆片。
熟悉的同伴没有了，游戏也没了，这种生活的突然改变给人带来一种说不出的孤单和压抑。实在无聊只能上街走一走。当时的讷河县城很小，所有的商业店铺大都集中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街一带，我们的学校大概在北二、三道街，走几步就能到县城中心，隔一两天三哥就带我去转一圈，买几个冻梨，进家小铺，把冻梨放在火炉的铁皮盖子上烤化了再吃。
那段时间，哥俩儿恐怕都在想家，但是谁也不提这方面的事。三哥还要分心照顾我，晚上掖掖被子，鞋垫是不是放炉边烘烤了，早上洗脸、涮牙总是他去打水，衣服也好像要帮我洗。
有一天下午三哥对我说，我们回家看看吧。我当然愿意这个安排。说走就走，什么东西都不带，背个书包就去了火车站，好像也没乘驴车，走路去的。三哥按同宿舍他的一位同学传授的经验，买了两张到拉哈站（发车后的第一站）的票，我们就上了车。在车上他一直关注列车员的验票动态，发现前面车厢在验票，我们就往后面走，找个小站下车，立即往相反的方向再找车厢上去。一路还顺利。到了齐市，三哥又带着我沿着站台往火车进站的反方向走，大约几百米后就有一个豁口，出站也十分顺利。
可能经过这段时间，战备的紧张气氛有些松懈了。父母听了我们的情况后决定不再回去了，行李怎么拿回来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没有再去讷河。重回原来的学校后发现班级里少了一些还在外地疏散的同学。
战争没有发生，慢慢地一切又回归了常态。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中苏边界冲突
